时间：2022-11-22 19:53:11来源：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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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有生之年，重获新生。”年近九旬的老人朱某17岁被父母包办婚姻，嫁给素昧平生的李某，婚后双方感情一直不和，争吵打骂不断。长达70余年的无爱婚姻里，她尝尽苦楚和辛酸，落下一身病痛。迈入耄耋之年，她再也不想忍受，先后三次起诉离婚。终于在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和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帮助下得以如愿。
迫于社会压力和儿女期望 她选择忍受
70余年的婚姻，不一定是“钻石婚”“白金婚”，也可能是令人唏嘘的悲剧人生。1948年，朱某与李某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婚后育有三女一子，但双方感情不睦，常为琐事产生矛盾，朱某更是长期饱受身体和精神虐待，但迫于社会压力和儿女期望选择忍受。
没有正式工作的朱某一直靠做临时工和摆摊维持生计，常年繁重的劳动让朱某疾病缠身。2016年初，朱某经医院诊断患有肾功能衰竭、慢性衰竭尿毒症等严重疾病，需每周进行血透析治疗。李某对此态度漠然，甚至在医院继续打骂朱某阻扰其治疗，无奈，三女儿将朱某接入家中照料。
第三次提起离婚诉讼
2016年7月，朱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在法院调解下，也不想让子女难过，朱某撤回起诉。这期间，李某变本加厉，朱某忍无可忍于2017年3月再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许离婚。此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朱某甚至感觉生命受到威胁。2018年5月，在与李某分居两年多后，朱某第三次提起离婚诉讼，并申请了法律援助。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依法批准了其法律援助申请，指派赵蕊律师具体办理。
赵蕊律师第一时间联系了朱某，朱某对律师说道：“在我们几十年的婚姻中，他从没有把我当人看，他说娶老婆回来就是为他生孩子，伺候他的。我辛苦几十年，换来的却是他无休止的打骂和凌辱，我们之间毫无感情可言，不幸的婚姻让我受尽了欺压与痛苦。我坚决要和他一刀两断，解除婚姻关系。”
了解朱某的离婚决心和相关诉求后，赵蕊律师认真梳理案件材料和相关证据，向法院提出朱某和李某双方感情已彻底破裂，应准许离婚，且朱某遭受长期虐待并身患重症，应本着照顾女方的原则进行财产分割等代理意见。
一审判离 男方不服上诉
李某坚决不同意离婚，他在庭审中辩称，两人分居并非因感情不和，而是便于三女儿照顾朱某。朱某在多年婚姻生活中付出较多，也是夫妻共同生活应有之义。他平时言语粗鲁、感情不够细腻，是所受文化程度和成长环境所致，而非如朱某所述对其是无尽的折磨虐待。他自身疾病缠身，无法自理，由女儿照顾朱某并不代表他对其不尽扶养义务。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某与李某在长达70余年的婚姻中，常为琐事产生矛盾，以致分居逾2年，且朱某曾先后三次提起离婚诉讼，其对离婚的态度坚决且明确，故李某不应再坚持维系这不能带给晚年生活愉快感觉的婚姻关系。法院于2019年8月判决朱某和李某解除婚姻关系，并将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本着照顾女方的原则予以分割。
但李某不服提起上诉，他认为朱某所述感情破裂缺乏证据，故一审判决离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不当；关于财产分割，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应当査明事实，予以平均分割。
二审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二审前，朱某向市法援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市法援中心了解情况后依法批准其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叶文佳、严睿两位律师具体办理此案。两位律师在详细了解案件情况和相关证据后，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提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三女儿代替朱某出庭表达了相关诉求。鉴于老人年事已高且身体欠佳，为尽快达成老人的愿望，叶文佳、严睿两位律师积极沟通协调，以促成双方以调解方式快速协商解决。最终在法院和两位律师的努力下，朱某和李某于2019年12月正式达成调解协议，双方离婚并对共同财产进行合理分割。历经三次离婚诉讼，87岁的朱某终于得偿所愿，结束了长达70余年的不幸婚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晓玲
编辑/白龙
□十多年遭受家暴欺凌，直至起诉离婚都不敢去法庭，离婚诉求被法院驳回。
□通过援助律师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她终于走上了法庭，结束了噩梦般的婚姻。
□该案不仅彰显了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作用，更向公众传递了遭受家暴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积极寻求法律支持的重要信号。
办案人员在讨论案情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还好，我一个人带孩子过呢。”
“离婚以后，你是否要求过与他复婚，或者他是否要求过与你复婚？”
“没有。我们离婚没几天他就再婚了，好像几个月后又离婚了。”
……
这是河北省武邑县检察院民事检察官近日与一起离婚纠纷支持起诉案当事人张某的一段通话记录。尽管距离办结案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检察官仍一直牵挂着张某的情况。
女子遭受家暴
起诉离婚未获法院支持
“求你们救救我女儿吧！”2019年6月的一天，张某的母亲打电话报警，称女儿张某经常遭受家庭暴力，这次从家里逃出来后又被其丈夫强行带走。老人请求民警能够解救被女婿“绑架”的女儿。
老人的求助痛苦而无奈。在女儿的这段婚姻关系中，家庭暴力这一恐怖的阴影，几乎从未消散过。
2006年，张某经人介绍与王伟（化名）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由于性格不合，两人经常因为琐事争吵，王伟动不动就殴打张某，还限制张某人身自由，不让其单独出门，也不让张某带身份证和手机……终于，张某忍无可忍，从家里逃出，结果还是被丈夫发现并被强行带走。
接警记录显示：派出所民警接到张某母亲的报警后，立即与张某的丈夫王伟取得联系。王伟却称，他是带张某外出打工，并拒绝让张某返回。民警使用张某母亲的电话联系张某询问其所在位置，张某不敢说出实情。民警要求让王伟接听电话时，电话立即被挂断，并一直处于拒绝接听状态。民警驾车在武邑县县城附近寻找未果，后到刑警大队寻求帮助。刑警大队通过查询发现，王伟正驾驶车辆沿高速公路往辽宁方向行驶。为劝说王伟返回，民警找到王伟的父母进行电话劝说。最终，在民警和父母的共同劝说下，王伟这才驾车返回武邑。
2019年6月26日，张某向武邑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丈夫离婚。同年8月14日，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张某因为害怕被丈夫抓住殴打和失去行动自由，以“有病无法参与庭审”为由，向法院递交了书面材料，由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
“婚姻乃人生大事，并非儿戏。男女双方出于自愿登记结婚，理应珍惜彼此之间的夫妻感情，相互理解、相敬如宾。”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结婚时间长达十多年，彼此携手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婚姻生活。虽然双方因家庭生活琐事关系暂时不睦，但不会因此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双方理应互谅互让，和睦相处，加强沟通和交流，努力改善夫妻关系。同时，双方婚后育有子女且尚未成年，父母离婚会对孩子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极需要父母共同关爱才能健康成长。庭审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夫妻感情确实彻底破裂。故为顾及子女之利益，家庭关系之稳定，社会之和谐，对原告离婚之请求，不予准许。
2019年8月23日，法院判决不准张某与丈夫离婚，这令十几年遭受丈夫殴打和恐吓的张某痛不欲生，她来到武邑县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法律援助。2020年4月，张某以夫妻感情破裂已无和好可能为由再次起诉离婚。
律师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调查后决定支持
“家庭暴力案件你们检察机关能不能介入？”2020年4月初的一天，时任武邑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的李延灵，依据该院联合县司法局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共同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的实施意见》，到辖区某律师事务所搜集农民工讨要欠薪案件线索时，一位法律援助律师向他咨询。
在李延灵的询问下，律师讲述了张某长时间遭受家庭暴力和威胁，以致法庭开庭时都不敢出庭的遭遇。“这一次她又因为家暴起诉离婚，武邑县司法局指定我们所进行法律援助。这样的案子，要是检察机关能支持起诉，从诉权平衡、指控效果上应该更好一点儿。”法律援助律师充满期待地对李延灵说。
回到院里后，李延灵向同行前辈请教，查询法律依据，并向衡水市检察院请示汇报。该院经初步研究后认为，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方系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正常保护时，检察机关应予支持，保护其合法权益。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延灵等办案检察官吃了颗定心丸。随后，他们及时与张某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
“为什么要起诉离婚？”
“丈夫经常殴打我，夫妻感情无和好的可能。”
“你是否有遭受殴打的证据？”
“有。”
“你还有什么要求？”
“请检察机关保护弱势群体，支持我起诉。”
在认真查阅原一审法院卷宗，并与张某离婚纠纷案原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进行沟通后，办案检察官又向张某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通过查阅张某受伤的照片、微信通话记录、张某母亲的报警材料、公安派出所出警记录等证据证实：张某的丈夫王伟多次对张某实施殴打，造成张某面部、颈部多处淤青、眼球充血；王伟所实施的经常性恐吓等精神强制，致使张某在第一次离婚诉讼时不敢出庭。
“我局受理张某离婚一案，为切实有力维护弱势群体，望你单位支持起诉并帮助维护弱势群体权益。”2020年4月12日，武邑县司法局向武邑县检察院发函表示。
综上，武邑县检察院研究认为：武邑县法院第一次庭审未认定张某丈夫的家暴行为，判决双方不准离婚，判决生效后张某与丈夫的夫妻关系并未得到缓解。张某丈夫多次对张某实施家暴行为，已经造成其面部、颈部多处淤青、眼球充血等身体伤害，在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张某丈夫未悔改，并对张某实行恐吓、威胁等精神伤害。张某系弱势群体，其婚生子女均未成年，理应维护妇女及儿童等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应予支持起诉。
依法支持起诉
助弱女子勇敢走上法庭
“在研究张某案能否认定为婚姻法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时，起初，检察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李延灵介绍说，家庭暴力简称家暴，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表现形式为直接暴力和精神暴力（又称软暴力）。家庭暴力侵害的对象是受害人的人身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包括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通讯自由等权利。在办案工作中，检察官在咨询法院员额法官、资深律师后，发现对该案中家庭暴力行为，是否能够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家庭暴力”的程度，各方也有不同的意见。
经过多次研究，检察机关认为，张某被殴打的证据仅有两次被打后的照片、一次报警记录，以及张某丈夫承认殴打过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些零散的证据难以形成张某“多次”被打的证据链，其被强行带回被困家中无行动自由更是缺乏关键证据，认定其受到的伤害程度和被伤害频率次数是否达到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有一定困难。但为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武邑县检察院认为，张某遭受了殴打和威胁、恐吓，其诉讼权利行使受到限制，可以被认定为弱势群体，检察机关可以进行支持起诉。
决定受理此案后，该院向张某发出通知书，通知书除告知张某检察院已决定受理此案以外，还注明了负责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姓名及联系电话，并附有一份《权利义务告知书》。
“张某与丈夫离婚纠纷，武邑县司法局移送我院支持起诉，本院决定受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2020年4月16日，武邑县检察院向武邑县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认为张某属于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应予支持。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支持起诉。
“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时，还附有一册检察卷宗，后装在法院卷中，检察卷宗里有张某遭受丈夫家暴的主要证据：检察官询问张某的笔录、张某丈夫的微信语音文字整理、张某母亲报警记录及张某两次被打受伤后的4张照片。”李延灵说，张某的询问笔录证明其丈夫经常殴打她，她本人的意愿是希望检察机关支持她起诉；张某母亲于2019年6月2日向派出所报警记录证明张某被其丈夫经常殴打，并在当日被强行接走的情况；张某两次被打后的照片证明其在2019年4月4日和5月27日被打后的情况；张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某丈夫在2019年8月13日与其微信聊天时承认曾动手打过张某。
在提交法律文书及证据时，办案检察官还将办案中了解到的张某因受威胁、恐吓在第一次起诉庭审时不能出席法庭的情况向主审法官进行了沟通和提醒。
2020年5月26日，武邑县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法庭上，宣读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意见书》。张某因武邑县检察院支持起诉，不再像以前一样害怕不敢露面，而是挺直腰板勇敢地与丈夫对簿公堂。
法院判决离婚
家暴受害人摆脱噩梦
“原、被告虽然结婚时间较长，但婚后因性格、脾气不和，时有纠纷，无法在一起生活，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原告坚持离婚，被告同意离婚，应予准许。”法院对于张某及其丈夫的财产情况、债务情况、婚生子情况、婚姻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核实后认为，双方于2009年5月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婚内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归被告所有，婚内所有的夫妻共同债务由原告偿还，该两份婚内财产、债务约定的协议显失公平，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被告提供的两份协议，依法不予采纳。
2020年5月28日，法院一审判决准予张某与丈夫王伟离婚；张某负责监护抚养儿子，王伟负责监护抚养女儿；对其他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同年7月1日，王伟提起上诉。2020年7月15日，衡水市中级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张某负责监护抚养女儿，王伟负责监护抚养儿子，双方就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达成协议。
“支持起诉后，我们积极主动联系法院，密切关注案件审理情况，特别是张某丈夫上诉后，分析研判案件走势，及时掌握最终裁判或调解结果。”办案检察官分析说，在武邑县法院的判决书中，对于检察机关提供的受伤照片、张某家人报警记录等，法院认为均系书证，有较高的证明力，予以采信；结合家暴照片以及电话录音等多重证据，武邑县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维护了弱势妇女的合法权益。在法院判决书中援引了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财产分配上对张某进行了照顾和保护。
“我已摆脱噩梦，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2021年夏天，办案检察官两次对张某进行电话跟踪回访。一是了解其离婚一年后，生活是否恢复了常态，是否有工资性收入，两个孩子是否得到了合理安排；二是了解其前夫是否对其生活进行骚扰，其精神状态是否得到了改善。张某告诉检察官，她现在外地生活，也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没有检察机关及时介入支持起诉，就没有我现在平静的生活。”张某感慨地说。
反家暴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河北省武邑县检察院检察长 李延青
倡导和谐文明婚姻关系、反对家庭暴力，是建设文明社会、法治国家的应有之意。在充分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对惧于家庭暴力不敢起诉、未获得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帮助的，依申请支持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维权，是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的重要职能作用。在履职过程中，检察机关应遵循以下方法和原则。
一是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依申请支持其起诉维权。家庭暴力受害人享有婚姻自主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家庭暴力受害人因害怕本人、父母、子女遭受报复等而不敢起诉维权，在获得妇女联合会等部门帮助下仍未能实现维权目标的，在充分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依其申请支持起诉，维护其合法权益。履职中，应重点关注那些笼罩在家暴阴影下不敢、不能反抗的“弱势群体”。
二是注重释法说理，引导家暴受害人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提供协助，适时启动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家庭暴力的发生往往与家庭、个人隐私紧密相连，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观念影响，受害方因顾及家庭名声而极力掩饰家暴，助长了施暴者气焰，造成家暴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应当向受害人释法说理，鼓励其说出真相和证据线索，引导其收集遭受家暴的证据；受害人收集证据存在困难的，可以依法协助。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应第一时间询问申请人，也就是案件中的受害人，引导或者协助受害人掌握潜在的证据或者证据痕迹，进行甄别、固定，并对接警人、劝架人、送医人等与案情可能相关的人员进行逐一笔录、录音等固定，对于证人不愿作证的，可以用谈心谈话的方式了解案件真相，确保证据收集到位、掌握到位、了解到位，确保办理具体案件检察官、法官的内心确认一致，避免出现证据不到位、保护不力的情形。
三是加强协作配合，形成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强大合力。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法不入家门”已成为历史，反对家庭暴力不仅是家事，更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反家庭暴力法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第六条至第十条、第十四条等诸多条款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在反家暴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家暴线索的，应当先行协调相关责任单位履职尽责。检察机关除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宣讲、心理疏导外，可以与民政部门联系，将家庭暴力受害人安置到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提供的临时庇护场所，提供临时生活帮助；可以引导家庭暴力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保护其人身安全；对于涉嫌虐待犯罪的，可以引导家庭暴力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加害人的刑事及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肖俊林 李延青）
渭南政法网（通讯员 王静楠）2022年3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临渭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如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工作，一名女士将锦旗递交到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手中，对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的周到服务表示认可和由衷的感谢。
原来，杨女士和陈某于2019年登记结婚，婚后因生活种种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破裂。2021年12月21日，杨女士来到临渭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杨女士因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且持有经济困难证明，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确定符合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为其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并在当日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律师为其免费援助。在办理过程中，律师详细了解案情，全力收集证据材料，为杨女士的诉讼做好了充分准备。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该案尘埃落定。
这面锦旗不仅承载着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认可，更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临渭区法律援助中心将继续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按照应援尽援的要求，发挥好法律援助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作用，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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