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婚姻法律（秦始皇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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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继续来谈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推行的宏伟蓝图。在《资治通鉴》的记载里，制度上的整齐划一，这个在今天看来相当重要的事情，却被记载得过于简略了，只有这样一句话：“一法度、衡、石、丈尺”，意思是说，法律制度和度量衡标准从此都统一了。

记载虽然简略，但不难想见，这种事情实施起来注定会遇到天大的阻力。

古代社会一来交通不便，二来信息传播能力极其有限，所以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间生态自然就会呈现多样性，而专制帝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多样性，只有把多样性简化为单一性，使每一个帝国子民共享同一种价值观，遵守同一套法律，服从同一个皇帝，分享同样的生活方式，却又彼此提防，互不信任，这才是理想状态。而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首先就要把同一套法律制度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件事到底有多难呢？即便在今天，虽然一套法律通行全国，谁都没有异议，但我们只要看看城乡差异就不难举一反三：法定结婚年龄，《民法典》第1047条的规定是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这是全国统一标准，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大别山区，一视同仁。然而现实当中的情况是，很多农村地区，女孩子读完初中就会被拉去相亲了，在法定婚龄之前就会举办婚礼，同居生子，等到了法定婚龄，再去补办结婚手续，给孩子上户口。

这就给政府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到底应该降低法定婚龄，让法律去匹配广大农村地区的现实状况呢，还是加强农村地区的普法建设和执法力度，依据现行法律来扭转农村人口的行为方式呢？

这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很能够体会秦始皇的不易了。

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有一篇《语书》，可以让我们切身感受一下在新占领区推行秦法的难度。那是始皇帝二十年（前227年），统一六国的6年之前，秦国的南郡，一个名叫腾的郡守向郡内县一级的地方政府颁布公文，三令五申要求各级官吏严格执法。前边讲过，南郡原先是楚国的地盘，后来白起伐楚，秦国把新占领区纳入自己的郡县系统，设置南郡，而到《语书》颁布的时代，秦国对南郡的统治都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了。这就意味着，南郡的绝大部分中青年人自从一出生就已经是秦国人了。按说秦国的法律制度在南郡早就应该畅通无阻了，但从《语书》的内容来看，显然远远没有。

郡守腾通告郡内各级官吏，说古时候没有法律，老百姓各有各的好恶，其中很有一些是既不利于人民，也不利于国家的，所以圣王才会制定法律，统一思想，清除社会上的种种恶行和不良风俗。由于萌芽时期的法律不够完备，刁民们可没少钻法律的空子作奸犯科。现在法律已经完备了，但仍有一些官吏和百姓漠视法律，坏人坏事依旧猖獗。所以我先前才会把全套的法律法规通通整理出来，公布于众，让官吏和百姓都看清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可结果呢，听说还有不少官吏和百姓不加收敛，不良风俗依然没改，从县令、县丞以下的官员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岂不是公然违背君上的大法，包庇坏人坏事吗?作为臣子，这就叫不忠。现在我要派人四处巡察，严厉惩办违法乱纪之人，对县令、县丞也不例外。巡查组还要考核各县的下级官吏，如果发现哪个县的下级官吏多有违法乱纪而县令、县丞未加查处的，巡查组就要将县令、县丞上报处理。这份文书要在各县依次传阅，还要抄写一份副本，由驿站送到江陵公布。

这位名叫腾的郡守看来已经伤透了脑筋，法令总是推行不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思前想后，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吏，只要各级地方官吏既忠于皇帝，又忠于职守，估计早就可以移风易俗了。所以郡守腾在公文之后又附了一篇文字，苦口婆心大谈为吏之道，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加强个人修养，要廉洁奉公，忠诚老实，等等等等。

很遗憾的是，基层官吏的心声我们已经听不到了，但如果可以大胆推测一下的话，估计他们想说的是：郡守大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楚地风俗本来就很特殊，不但跟中原诸侯不一样，跟秦国本土也不一样。只要看看《楚辞》就能明白，人家的文化自成一体，祖祖辈辈养成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哪是说改就改得了的呢？

通过强制手段移风易俗，古代中国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的剃发令。只是改个发型，就能搞得地动山摇，人头滚滚，而如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改，都要和秦国本土保持一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以秦始皇出台了两项配套措施：一是新旧有别，在新占领区实施一些比较宽松的过渡性政策；二是，移民，或者说是迁居工程。

第一项措施，《资治通鉴》完全没讲，我们是从各种出土文献解读出来的，看得出这种措施虽然主观意图不错，能够承认并尊重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但实施力度似乎不大，效果也很糟糕，难怪在传世文献当中没能留下什么记载；《资治通鉴》记载了第二项措施：天下豪杰12万户被强制迁居咸阳。

这种强制迁居，政治目的大约有3个：一是让帝国首都看上去特别繁华，二是把潜在的危险人物就近看管，三是让地方精英脱离原生土壤，就算对新政权不服气，也翻不出多大的浪花。

从《史记》的记载和出土文献来看，迁居工程的规模还要大得多，大体上是把全国人民拆散之后重新安排，就像洗牌一样，尽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脱离原生土壤，到陌生地带和一群陌生人杂居。这在管理学上的意义是：人和人再难抱团了，人也更容易摆脱传统，接受全新的秩序了。把秦国本土百姓迁徙到新占领区，也有助于移风易俗。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因为在此之前，要想在新占领区安定人心，常规办法是笼络当地有威望的人物，借助他们的影响力，通过这些代理人来行使管理权。秦始皇反着来，先是通过迁居工程使地方百姓难以抱团，给郡具管理消除了相当多的阻力，再由地方政府推行全新的管理模式，要使天下各地整齐划一，不仅仅是书同文、车同轨而已。只有彻底消除多样化，集权统治才能做到自上而下如臂使指，皇帝即时发布的一道命令，可以不打折扣地迅速贯彻到帝国任意一个哪怕是最边缘的角落。

帝国既然万象更新，当然还少不得大兴土木。咸阳的宫殿都集中在渭水南岸，而秦国每消灭一个国家，就把人家的宫殿复刻一套，修建在渭水北岸。这就见出集邮家一般的野心，收藏一旦开了个头，就总惦记着赶紧集齐全套。就这样，宫殿越修越多，一个个小型建筑群组合成了一个大型建筑群。房子太多，不能没有人气，正好把抢来的各国美女和钟鼓都安置进去。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战国历史，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一口一口蚕食山东六国，过程并不轻松；而到了嬴政亲政以后，终于瓜熟蒂落一般，一口就能吞掉一个大国，转眼之间就已经兼并天下了。

这段过程实在太快，最后这几口吞得太猛，而在统一之后，又是强制拆迁，又是强推秦法，每一个动作都如同翻江倒海，让天下百姓经历着一轮又一轮前所未有的折腾。六国百姓本来就对秦国既怕又恨，做了秦朝子民之后又饱经折腾，积怨当然更深。秦始皇必须有点非常手段，否则恐怕压不住天下人心。那么，秦始皇会怎么解决这个痛点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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