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婚姻法律师(国际婚姻法律师 上海)

时间:2023-04-12 00:04:55来源:法律常识

国际婚姻法律师(国际婚姻法律师 上海)

婚姻家事领域常被视为律师界的“低端业务”,行内流传着一种说法,“刑诉律师见证人性的善,婚姻家事律师见证人性的恶。”(受访者供图)

一桩离婚官司是从当事人走进咨询室开始的,律师邹露璐对这套流程不陌生:当事人携带着各自灰败的婚姻经历,坐在婚姻家事律师面前,带着不甘、愤怒和眼泪。邹露璐通常承担倾听者的角色,她知道,对于下定决心要离婚的人来说,一切刚刚开始。

婚姻家事律师面对的是一道道长线战争。那些隐秘的家事,原本发生在房门之内,如今需要外人审视,依托法律解决争端。

一对夫妻想要离婚,通常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去民政局协议离婚,有30天的“离婚冷静期”;第二条路是去法院诉讼离婚,如果调解不了,流程将会拖得更加漫长。邹露璐手里同时转着13个案子,时间跨度的标准单位是“年”。她手头有一桩案子,两年前的夏天接到咨询,2022年上半年刚刚结束二审。

律师莫珣珣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诉讼离婚,一般会有一个月的诉前调解,调解不成,则进入法院的审理程序,简单的案件三个月,复杂的要六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第一次诉讼离婚,法院大概率判不离。

莫珣珣说,婚姻法中支持离婚的依据是“感情破裂”,但现实中“感情破裂”的情形难以判定,除非存在家暴、重婚、遗弃、虐待等情况。莫珣珣接待过一位女士,长期遭受丈夫家暴,法院第一次还是判不离。莫珣珣说,家暴的取证确实很难,但也没有离不了的婚。

按照规定,第一次判决不离后,除非另一方起诉离婚,否则必须六个月到一年以后才能第二次起诉。第二次起诉,法院大概率判离。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就会开始做转移财产的准备——有人每个月买一只奢侈品包,有人开始做有风险的投资。即使申请了财产保全,一审结束后也会面临解冻。“事前防不住,事后也难以证明是恶意转移,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夫妻俩辛苦积累下的财富,有人宁愿花掉,也不愿意对方多分一些,莫珣珣很难理解那种心态。

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一对难以调和的夫妻会走向不同的岔道。

对簿公堂时,有人锱铢必较——一对为了五块钱离婚的夫妻,会计较一包纸巾、一瓶矿泉水的钱;有人老死不相往来,夫妻开庭全程避开,说走到诉讼时才终于看清了伴侣的真面目;也有人被律师拉进调解室,剧烈争吵,几乎要出动法警维持秩序,走出调解室后两人却决定放下,相逢一笑泯恩仇,所有先前的矛盾都顺利达成共识,连律师都感觉讶异。

经济实力旗鼓相当的一对夫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时,列表一样举出房产、经济状况、夫妻二人的父母是否有余裕带孩子,发现所有条件都几乎打平。最后,一方拿出高德地图导航,以距离孩子的幼儿园更近一些作为优势。一位律师解释,这不过是68分和70分的区别,法院不会因为这两分就倾向某一方。有时,共同财产不止囊括房子和股票,宠物的所属也会导致整个谈判的失败——一位律师曾碰见一对高净值夫妻,“几个亿的资产都谈下来,最后因为一条狗谈崩了”。

“家事婚姻律师碰到的案件,从民法典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一位知名律所合伙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行内流传一句话:“刑诉律师见证人性的善,婚姻家事律师见证人性的恶。”看遍了婚姻家事纠纷,“见过了很多挑战三观的事情”,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梁瑛说,做婚姻家事律师,是一个不断对人性降低预期的过程。

2022年7月,首部讲述婚姻家事律师的纪录片《亲爱的敌人》上线,跟拍了二三十个婚姻家事案例。导演肖姝说,拍摄时她的第一感觉是惊讶,“我没有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人真的愿意来找律师打离婚官司,因为中国有一句老话,家丑不可外扬”。

《亲爱的敌人》监制唐剑聪起初受邀拍“高大上”的商事律师,团队成员却做得提不起兴致——那些涉及经济贸易的案子“离普通人太远了”。有同事提议改做离婚律师,唐剑聪想到,影视剧里对这个群体的刻画的确很悬浮,拍一部以婚姻家事律师为主角的纪录片,或许能反映出真实的现代婚姻生活。

“婚姻这个事情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因为它让人琢磨不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有一千种不同的婚姻和爱情。”唐剑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难靠几条铁律,就把家庭经营好。

片子拍完后,肖姝的同事问她,“你们拍这个片子,是不是越拍越对婚姻失望?”肖姝团队里的一位90后女生原本单身,拍完后结婚了。肖姝问过原因,对方回答:“我在拍片的过程当中确实看到很多爱恨情仇,把婚姻说得很恐怖。但是我也学会了一点:所有最终走向决裂的人,他们曾经都是相爱的。”

纪录片《亲爱的敌人》跟拍了包括邹露璐在内的四位婚姻家事律师,试图反映真实的现代婚姻生活。(受访者供图)

其实就是在赌一口气

一年前,郭静走进邹露璐的咨询室。结婚四周年纪念日那天,丈夫提出离婚,理由是她无法生育。她同意协议离婚,两人分居。

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事情来了巨大的转折:亲戚在一家医院里,撞见丈夫带着一个年轻女子做流产手术。多年婚姻建立的信任轰然崩塌,郭静和女方联系,才得知丈夫早已出轨。咨询过程中,郭静数度哽咽激动,邹露璐问她是不是还爱丈夫,她泪如雨下。

申请法院调令取证时,邹露璐发现,男方在第三者手术同意书上签署的身份是“丈夫”。郭静回到曾经的家中,发现自己搬走以后,家里都是丈夫和其他人生活的痕迹。直到这一刻,郭静才彻底清醒。她提出诉求:男方必须道歉;追回男方向年轻女子转账的夫妻共同财产。

直面婚姻里的不体面,是婚姻家事律师的工作常态。

邹露璐始终忘不掉一个案例:妻子常年在乡下老家,在外工作的丈夫安置了另一个家,长达二十余年。儿子、女儿都知道第三者的存在,甚至起过正面冲突,只有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防止妻子知道真相后崩溃,邹露璐提前设计了很多问题,引导她一步步猜测丈夫的状况。到最后,当事人终于说出:“他外面肯定是有人了,是不是还有了孩子?”

熊麒做了十多年婚姻家事律师,他用六个字总结大部分离婚夫妻心里的台词:“你不配,我不甘。”他代理的一个案件,开了八次庭,几成僵局。离婚原因也是丈夫出轨,熊麒代理女方,分割房产时,男方提出将其中一套房卖了折现,但需要三个月时间售出。女方故意掐架式地拒绝,“不行,马上”。

曾捷代理过一桩离婚官司,夫妻双方同样因房产归属陷入僵局。有一套房在妻子名下,丈夫提出过户给孩子,妻子不肯。曾捷劝说她,即使同意,也得等到二三十年后还完贷款才能过户,对她目前的生活没有影响。

女方终于退让,但要求男方写下遗嘱,承诺死后另一套房子也归孩子所有。男方死活不同意,他担心万一未来房子要变卖或置换,“我以后怎么面对小孩?”曾捷劝他,写这份遗嘱其实没有实质意义,“今天写的,明天就可以变更”,只不过是女方在要一个态度。

“两个人为了这个争半天,差点没离掉。”曾捷说,两个人其实就是在赌一口气。

婚姻家事律师更像一个调停者,很少拱火。当事人控诉对方“是个王八蛋、是个无赖”,律师在法庭上不能顺着说,熊麒会自动切换成法律用语,“双方确实感情破裂”“原告离婚态度坚决”。他感觉到婚姻家事律师和其他领域的律师在思路上的确不同,在官司里偶尔碰上其他领域的律师来代理,对方容易忽略离婚双方曾是亲密伴侣,仅仅着眼于财产分割,锱铢必较、寸步不让,更容易激化矛盾。

锦天城高级合伙人郭璇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家事婚姻案件不同于商事谈判,不是压低价格、利益最大化就能了事。“商业案件又没有什么感情,大家做完这一单如果不满意,就不再做了。但是家庭关系不同,有血缘、亲情,特别是夫妻,哪怕没有共同的小孩,你有这么一段感情。”

“法律不会保护你的感情

初次见面时,邹露璐即向南方周末记者申明“关于婚姻法的最大误区”:伴侣出轨,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吗?“答案是否定的。”从业五年,邹露璐语速带有律师特有的条理和迅疾。有当事人询问,是否需要找私家侦探查找出轨的证据,她直接劝对方放弃,“因为没有意义”。

一位婚姻家事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出轨的成本很小,法律规定财产少分和不分的情形,只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只有当对方与他人同居、重婚、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而且损害赔偿不高,一般只有几万元,他代理过一件轻伤家暴的离婚案,才赔了一万元。民法典之后,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中存在过错,分割财产时可能更照顾无过错方的权益。

熊麒90%的客户是女性,其中很多是家庭主妇,她们经历婚姻里的失意,走进律所却不一定更青睐女律师。“男律师更懂男人的心思”,“我老公那个人很强势,女律师不行”。

邹露璐总结,全职太太和事业男性的结合,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婚姻结构,因为两人的发展太不同步了。当全职太太走到离婚的关口,会发现自己很难分走丈夫职业发展的收益。每当全职太太上门来咨询,她首先会劝对方,先找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

90后律师詹赛男遇到过一位全职太太,离婚的导火索是和丈夫的一次争吵。一次,围绕着一日三餐打转的妻子,询问丈夫什么时候回来吃饭,丈夫在外应酬,回复的语气恶劣:“你是猪吗?就知道吃!”“你就是在家带孩子做饭,让你做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吗,让你吃什么苦了吗?”两人最终调解离婚。詹赛男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丈夫对妻子的不理解,“他不会觉得家庭主妇这个工作也创造了很多价值,所以对她恶语相向”。

偶尔,也会有全职太太展开“反击”。邹露璐接待过一位全职太太,打离婚官司时整个人“人间蒸发”, 把孩子塞给丈夫后就“消失”了,行程连律师也保密,邹露璐只知道她确实在“搞事业”,不是玩票性质。孩子和爸爸不亲,丈夫叫苦不迭。邹露璐推测她的动机:或许是想让丈夫尝尝带孩子的滋味,以正视她过去为家庭的付出。

熊麒遇到很多家庭主妇对离婚都有些胆怯,这来源于婚姻中不平等导致的精神控制。“你离开我之后,能给孩子带来这么好的教育条件吗?”“现在每个月我能给你三五万元,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是。”他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也确实有不少全职太太被这样的话语劝退。

在处理全职太太的离婚案件时,熊麒发现,她们把孩子的抚养权看得极重。一位当事人解答了他的困惑:“一个女人离婚之后,婚姻没有了,男人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如果孩子也没有了,那婚姻就是失败。”他和很多身陷离婚漩涡中的全职太太们分享这句话,对面无一不泪流满面。

如果说婚姻的本质是感情,邹露璐的一句话却让肖姝印象深刻,“法律不会保护你的感情,它只能够保护你的财产。”

作为女性,肖姝起初也对婚姻抱有感性的想法:你要是对不起我,就应该净身出户;你家暴了我,就应该一无所有。做完片子后,她发现,人性是有弹性的,“一个人的行为有时候连他自己都规避不了,但是法律有一个红线的标准。就算一个丈夫或者妻子出轨了,但是出轨这种行为和他前期为家庭所作的贡献,其实是两码事”。

有一位全职太太,老公出轨多次,她害怕又沮丧,不敢主动联系那些第三者。她和律师沟通时反复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在肖姝看来,“很多时候当事人来找律师,他总觉得律师要全部站在他的角度,同情他,安慰他。但是律师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情绪垃圾筒,更多的是帮助当事人取得合法权益、重新站起来,走出困境”。

律师只好反复劝这位全职太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能够沉迷于当下,你要勇敢一点,你要寻找自己的出路。”

如果婚姻是一支股票,有人血本无归

曾捷处理过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法官对当事人说了一句话,让他印象很深。“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你借钱给他是有风险的,利息是你的收益,有收益就有相应的风险。”曾捷觉得婚姻也同样,如果婚姻是一支股票,有人投入了全副身家,结果“大跌,血本无归,那怎么办?”

在曾捷看来,对风险要做好预期管理,“有人说我要精神损失费,要几百万,这个预期就太高。”

虽然婚前协议能提供事前保障,但很多人不愿意写,认为婚前协议相当于等着婚姻结束。“感情这种东西确实会有变化,变化有好有坏,但是我们见到很多离婚的是变坏的。”曾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些婚姻终结于不够了解。詹赛男曾有一个客户,和丈夫相亲认识,在父母催促下结婚,婚后才发现,丈夫一直靠信用卡维持生活,背了一身债。

她还接触过一对闪婚夫妻,丈夫是农村出身的蓝领,妻子做奢侈品相关工作,两人从结婚到起诉离婚,中间不到半年,总共才见面四五次。二人消费观念差异巨大,婚后丈夫提出搬到一起住,妻子拒绝了,宁可在单位附近租房住。詹赛男说,法官大概也看出来两人确实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第一次就判了离婚。

即使感情深厚,漫长的岁月里也难保不生变化。曾捷接过一个案子,一对中年夫妻结婚多年,从大学就相识。妻子坚决要离婚,丈夫找到曾捷,他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于丈母娘的挑唆,夫妻俩本身没有矛盾。

曾捷去和丈夫口中那个强势的妻子碰面,却发现对方其实是很传统的女性——上班之余,还要照料家庭。她告诉曾捷,自己并非心血来潮要离婚,现在一看到男方就很反感,已经演变成心理问题。

这位妻子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以前丈夫忙着做生意,夫妻相处和睦,后来丈夫公司解散,换了份收入更低的工作,他始终觉得女方家人看不起他。他帮忙做家务,碗洗得不太干净,丈母娘说了两句,他就认为女方一家都在排挤他。曾捷觉得他臆测过头了。

曾捷感慨,两人分开可能真是因为价值观不合。“感情本来就是有变化的,婚后,生了小孩,或者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婚姻可能就会有变。”

让肖姝最惋惜的一个案例,是一对起诉离婚三次的夫妻。两人都是80后,男方学历不高,女方大学毕业,女方顶住家庭的压力和他结婚。婚后,两人的事业逐渐有了落差,女方越来越好,销售工作需要接触不同的男性。男方想抓住女方,经常怀疑甚至恐吓威胁她,女方越来越害怕,躲着丈夫,闹到后来经常报警。

肖姝听了很多男方发给妻子的语音信息,全都是不堪入耳的脏话。“其实他们曾经也是相爱的,婚前男方一无所有的时候,女生一定要嫁给他,她图他什么呢?也是一份感情。为什么他们彼此越走越远?”肖姝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

并非所有的离婚都有关背叛和暴力,哪怕时间再长,也有人因为不堪忍受而选择结束婚姻。

詹赛男曾经调解过一个案子,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家庭条件殷实,拆迁后分了几套房,丈夫爱打麻将,两人长期分开住。妻子受不了丈夫的个性,一直很强势,“大男子主义”,以前孩子小,她有顾虑。等孩子长大成了家,有了孙辈,她帮忙带着,也不用丈夫帮忙,离婚的念头变得强烈而坚决。

詹赛男还有一位年纪相当的当事人阿姨,家人一直反对她离婚,父母去世后,她终于找到律师咨询离婚。“她说,以前我是为我父母而活,现在既然父母都不在了,我要为自己活一次。”

一段离婚纠纷可能会经过调解、谈判、诉讼等漫长过程,律师熊麒正在接待当事人。(受访者供图)

离婚律师们

对熊麒来说,成为一名婚姻家事律师,更多是一种巧合。

十多年前,还是新人的熊麒进入律师事务所时,业务不太饱和,当时湖南有一些家庭调解类电视节目,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他经常在节目里露脸。陆续有人在电视上看到他,找上门来。他说,自己起初是被媒体筛选进入这个领域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也慢慢爱上了这个行业。

婚姻家事领域一直被视作律师界的“低端业务”,处理的都是家常里短的琐事,案件的收入通常也不会像商事律师那么高。

年轻律师刚入行,担心被当事人轻视,有人刻意戴上戒指,以示自己离婚姻生活并不远。詹赛男刚入行时,一次出庭,其他律师都是男性,只有她一个女律师,当事人的母亲像遇到了救星,抓住她大倒苦水,控诉媳妇如何不孝顺、不做家务。“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做离婚律师要听人家讲这么多这样的东西,就会觉得你不要再拉着我说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东西了。”

周旋在家长里短中间,难免会投入情绪。十几年前,熊麒接受一位大姐的委托,她的丈夫是吸毒人员,离婚庭审在戒毒所里举办,不算正规,大家拉几个凳子坐在一起。法官和孩子都在场,男方一直骂骂咧咧,态度恶劣。熊麒一时头脑发热,指着男方说,“你敢动她一下试试,你有种来找我。”他看对方一下被说懵了。

这事后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大约在前年,三伏天,熊麒去看守所办一个案件,走出来时,有个人朝他打招呼,“熊律师,你还记得我吗?”是当年那个大姐的儿子,原来他后来学了法律,“只有学法律才能保护妈妈,法律人是有能量的”。

如今熊麒说,自己早已进化成一个“即抛式”律师——有时当事人打来电话,他不太能立马想起对方是谁。他的办公室一派整洁,十来件正装妥帖地备在办公桌后的柜子里,买来的律师袍挂在办公室打眼的位置。他有满意的婚姻,始终觉得那些离婚案件里的细节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工作对生活为数不多的入侵,是他偶尔需要给当事人“出招”时,他会避开家人通话。

但是在纪录片《亲爱的敌人》中,那个情绪激动的熊麒再一次出现了:在谈判桌两侧,夫妻双方激烈争吵,男方提出放弃孩子的抚养权。熊麒拍着桌子对自己的当事人怒吼,“当时你在委托律师的时候,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只要孩子,要不要钱无所谓。但是现在,你为了这几万块钱可以不要孩子。”

邹露璐从不避讳展露真实的情绪和价值观。有次,对方律师责怪,女方不应该把家里的锁换掉,因为房子的产权是男方父母所有。邹露璐一下火冒三丈,怼了回去:“这不是他们的家?双方结婚后哪天不是生活在这里的?女方当时辛辛苦苦装修的时候怎么没说这不是他们的家?难道家是以产权证来衡量的吗?”

一位当事人坚持让邹露璐去开一份法官明确拒绝的调令,而这会大大延迟整个诉讼环节的进程——前一天,当事人百度法条,让她照着其中完全不适用于这个案子的条文,调整官司的方向——她差点和当事人吵起来,“如果百度能解决问题,你还请律师干嘛?”

但遇到聊得来的人,她也从来不回避和当事人成为朋友。有人质疑,律师和当事人走得太近是不专业。邹露璐不在意这些。她有过一段世俗意义上“失败”的婚姻,现在她坦然拿自己的经历劝解旁人。南方周末记者跟访的几天里,她时不时询问郭静的心理状况,得知对方真的已经调适好心态,连连称好。

放过你自己”

婚姻家事律师几乎都会面临一个困境:第三者或者婚姻过错方上门来,到底要不要帮忙代理?

尽管被称“原配保护伞”,邹露璐也接过几起婚姻过错方的案例。其中一位是出轨的丈夫,妻子和他摊牌时,他很快签下了对他不利的财产分割协议。事后他后悔,找到邹露璐咨询想撤回协议,邹露璐直接说,“你别打这个主意了,如果你是喊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做不了。”

“我说你在外面胡搞,你怪谁?”对方还算配合,邹露璐帮他找到了还可以争取的财产空间,但她也强调,自己是有底线的,像郭静丈夫那样“严重违背了自己价值观”的男人,她绝对不会代理。

不止一位女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婚姻家事律师,价值观一定要“正”。 “如果你是‘知三当三’,你该争取的法律权益我当然可以帮你争取,但是不该是你的就不应该是你的。”梁瑛说。

离婚案件涉及的关系有时相当复杂,拿捏人心也是律师必备的技能。

2020年夏末秋初,一位女当事人找到邹露璐,她和丈夫早已离婚,却无意中在社会新闻上看到,离婚前,前夫曾豪掷百万追求一个空姐,离婚后空姐悔婚,前夫向空姐讨要自己花出去的巨款。从热搜上,这位妻子才知道,前夫在婚姻期间为别人花了那么多钱。

她决定起诉空姐和前夫,追回夫妻婚内共同财产。但难点在于,需要前夫提供证据,邹露璐从情感和法理层面上说服前夫,让他考虑前妻从热搜上知道这件事的感受。“不管你认为这笔钱的性质是什么,但它客观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笔钱,拿出来给孩子做教育基金,不好吗?”前夫最终答应。

诉讼过程中,需要提供证据原件,前夫只肯提供复印件,不愿出庭。邹露璐提出,若他不出庭,将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前夫来还这笔巨款。前夫辩称自己没有财产,邹露璐随即拿出他最近注册的一家公司的资料,表示可以向法院申请冻结。

前夫急了,邹露璐再次强调,这笔钱会用作孩子的教育基金,前夫最终答应。邹露璐说,每一次谈判都得掌握时机,因为“人的愧疚、柔情以及对亲情的各种想法,稍纵即逝”。

一桩离婚官司,最终会以判决书结尾。判决下来后,有的律师会当面对当事人读出判决书,有些会通过电话告知。大多数时候,律师和当事人的交集就到此为止了。有人因为顾虑律师知道了自己太多的隐私和秘密,会将律师的微信删除、拉黑。有人案件结束后还陷在情绪里,几年后才突然意识到律师的帮助,主动上门表达感谢。很偶然的情况下,当事人会和律师成为常常见面的朋友。

肖姝说,以前自己对婚姻的想法和很多人类似: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但是我做了这个片子才发现,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要与自己和解,你不是放过别人,其实你就是放过你自己。”

郭静没有等到丈夫的道歉,但她也释然了,她对邹露璐说,“为什么我一定要依赖一个别人给我的‘对不起’让我走下去呢?”

(文中郭静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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