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7 16:42:23来源：法律常识
霍乱，英文名称cholera，旧时译作“虎烈拉”，是一种由霍乱弧菌所致的肠道传染病。霍乱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为法定的甲级烈性传染病，规定在发现确诊或者疑似病例后两小时内上报。
1949年初夏，黑龙江省军警联合追逃队在追捕一名重要逃犯时，发现其是“虎烈拉”携菌者，一场具有双重意义的战斗由此打响……
一、最后一名逃犯
1949年6月10日，一辆美制小吉普在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近郊大柏屯翻车。车内乘客黑龙江省公安厅、嫩江军区军警联合追逃队第七组的三名便衣当场两死一伤。
黑龙江省公安厅长兼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长许西闻讯火速赶到医院看望负伤的追逃组长赵北坊。赵北坊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他认出了许西，强撑着用最后的力气说出了一句话：“还有一个逃犯没有抓到，我没有……完成任务。”说罢他永远合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黑龙江省公安厅侦查员张诚奉命率领两名军方组员继续完成第七追逃组的光荣使命。当时，这个新的三人小组不知道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逃犯，而且还有令人谈虎色变的“虎烈拉”。
旧时的东北匪患猖獗。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共正规军开过来，那些作恶多端的土匪终于末日来临。不过，匪窝虽然荡平，却还是有少数土匪漏网。这些土匪或单独作案，或结伙行恶，或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大搞破坏活动，继续危害人民。因此，东北军区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各军区、省组建军警联合追逃队，对土匪逃犯进行追捕。
当时还是嫩江省公安处长（1949年4月2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撤销嫩江省，并入黑龙江省）的许西接到命令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嫩江军区保卫部会商，双方指派优秀军警组建了一支军警联合追逃队。追逃队一共有十二个组，视各自领受的追逃任务设组员三至七人。这次出事的第七组共有三人，他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四处奔波，其足迹遍及东北诸省及关内华北地区，先后捉拿逃犯十七人，击毙八人。第七追逃组出事的前一天，刚从绥芬河抓捕了一名已经逃窜了三年的匪首押回齐齐哈尔。领导让他们就地休整，但是，次日他们就获得了一条情报，第七追逃组的最后一名追逃对象在哈尔滨出现。于是，组长赵北坊立刻带着两名军方组员驱车前往哈尔滨。没有想到的是，小吉普刚刚开出市区，就因避让一匹受惊的马而发生了车祸。现在，新的第七追逃组受命将该组追逃名单上的最后一名对象抓获归案。
次日，张诚和两位组员苗清源、史大斗阅读了赵北坊等人留下的材料，研究逃犯情况，制订行动方案。
这最后一名对象名叫隋先福，四十挂零，白城人氏。此人七岁放马，十三岁当盗马贼，十七岁开始当胡子，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黑道上绰号“马见愁”。此人马术、枪法极为了得，更兼心狠手辣，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光是有名有姓有苦主举报的人命，就欠下了二十七条之多。其他罪行如强奸民女、盗劫财物、纵火伤害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隋先福二十几年里曾参加过六个匪帮，但从未当过匪首。当然，凭他那份资历，无论到哪个匪帮都能够享受不低于中层骨干的待遇。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西满地区，中间有大约两年时间曾在哈尔滨以“马掮客”的名义主持过匪帮的情报、交通以及销赃活动。抗战胜利时，隋先福属于流窜活动于嫩江省与内蒙古交界处的“白王子”匪帮。该匪帮的实力在西满众多匪帮中属于中等偏上，于是就想乘机去劫收日军的武器装备。哪知日军接到的命令是向中国政府军缴械投降，坚持不交出武器装备，最后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白王子”匪帮伤亡百十人，占全部人马的四分之一。在随后两年里，“白王子”不断遭到正规军的打击，至1947年年底，东北大地上已经没了“白王子”的匪号。据被捕的土匪供述，该匪帮的全部匪首均已阵亡，但隋先福之类的惯匪却奇迹般地个个活着。军警联合追逃队组建后，隋先福的名字赫然登于榜首，前面打了五个大叉，这标记表明此人乃是最高级别的要犯。
赵北坊小组留下的材料中显示，隋先福最后一次露面是1947年11月上旬，当时他和七名土匪一起逃到了佳木斯市郊长发屯附近的一座破庙里，晚上烤着火喝了一顿酒，旁人没发现他有什么异样言行。他和平时一样大吃大喝了一通，倒头便睡。次日其他匪徒醒来时，他已经不见了，带走了自己的两把手枪、一匹坐骑。之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隋先福的消息了。
赵北坊小组针对隋先福曾在哈尔滨待过两年的情况分析此人可能隐藏于哈市，为此专门去了趟哈尔滨，但未能获得线索。不过，那次去哈尔滨时赵北坊给一位姓刘的大车店老板留下了话，如果听说隋先福的任何消息马上写信告知。刘老板当时是勉强点了头的，赵北坊三人因此觉得没有指望。但大车店老板还是言而有信，这次听说了隋先福的情况后，马上报了信。
张诚小组研究了上述情况后，认为应该立刻去哈尔滨走一趟。
当时的哈尔滨，刚刚被东北行政委员会由特别单列市转为松江省的省会。张诚三人到了哈市后，直接去香坊区那家大车店找了刘老板。刘老板听说上次曾来找过他的赵北坊三人出事的情况后，嗟叹不已。
据刘老板说，他跟隋先福见过两次面。那时，隋先福在哈尔滨做马掮客，表面上是替买卖马匹的双方当中介人赚点小钱，但江湖上都知道他是西满地区的惯匪“马见愁”，他做的买卖就是匪帮抢劫来的马匹销赃。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他。刘老板跟着朋友去谈买卖时曾见过隋先福一次。
十天前，刘老板出席一位好友的婚礼时，无意间听说隋先福的消息，说隋先福在关帝庙那里摆了个摊儿，专给牲口疗伤。刘老板马上想起了赵北坊的嘱托，于是决定先去关帝庙看一看，如果那个给牲口治病的人确实是隋先福的话，就往齐齐哈尔那边捎信。
次日，刘老板悄然前往关帝庙，那里有一溜儿给牲口治疗伤病的地摊，他混在人群里转悠了一圈，没有发现隋先福。出来之后，想想不放心，又去转了一圈。这回倒是有了收获，他无意间听见一个似曾相识的嗓音在跟人砍价，定睛一看，终于认出那人就是隋先福。也难怪先前没有认出来，因为隋先福已经改变了模样，一是体形由原先大烟鬼样的精瘦变成了胖子，二是他那张原本光光滑滑的脸现在已经布满了粗麻子样的疤痕。
刘老板认准那人确是隋先福后，马上离开。也不返回大车店，而是去了附近的一家邮电局。他不识字，得央求旁人代他给赵北坊写信。因为生怕走漏风声惊跑了隋先福，所以他的口述就显得模糊，当然，他相信赵北坊肯定会明白的。
张诚、苗清源、史大斗三人听刘老板如此这般一说，不禁大喜，寻思这还有什么说的，要不是此刻天黑了关帝庙那里早已收摊的话，立马赶去捉拿“马见愁”了！
但是，次日一早当三人化装一番后前往关帝庙时，却没有发现那个已变成麻子脸的“马见愁”。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得而复失
张诚三人悄悄商议后，决定向其他摆摊的牲口土郎中打听隋先福的去向。但没有人说得清这个麻脸汉今天为何没来摆摊。
这样，就只有向公安同行求助了。那时，哈尔滨市有公安分局，下面也有基层机构，但不叫派出所，而称为“公安所”。张诚三人就去了关帝庙所在地的公安所，要求了解那个一直在关帝庙摆摊的麻脸汉子的情况。但公安所说他们无法提供此人的情况。如果关帝庙是一个居民住宅区的话，哪怕只有一户人家住着，他们也得掌握此人全家的基本情况。但关帝庙是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去那里进行政府允许的合法活动，公安所没有这份人力物力对那些人进行调查。
搞调查有时是需要碰运气的。正当三人失望地准备告辞离开时，从里屋出来一个年轻民警，说，您三位打听哪位啊？那个麻脸汉子？哦！我知道。
张诚大喜过望，可能连声音都变调了：“你知道？那太好啦！”
那个民警说他有时去关帝庙进行例行治安巡查时，没事喜欢跟那些练摊的聊上几句，那个麻脸汉似乎也喜欢跟他聊天，几次下来，就知道了对方的基本情况：名叫张贤中，住在香坊区巴安里街，娶的老婆是个寡妇，有两个跟前夫生的儿子。
于是就去了巴安里街那边的公安所，一问，该所管段确实有一个名叫张贤中的麻脸汉子，以给牲口治伤病为生。张诚参加过多起政治、刑事案件的侦查，积累了若干经验。因此，此刻一开口就说到了点子上。他要求知道这个麻脸张贤中是何时向公安局申领居民证的。
这种居民证是当时哈尔滨公安局颁发的一种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户口本，又与现今的居民身份证有所区别的一种身份证明件。深蓝色封面，大小如同后来使用的工作证，内页有十页之多，第一页是证件的编号，上面有发证机关正副官的签名印鉴。后面各页分别标明持证人以及家庭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何时申领等，贴着照片。最后一页上印着六项注意事项，其中第一项是：“持本证在东北解放区之中心区通行有效，到新收复区及出解放区须向公安机关另行领取旅行证。”由此可见，这种证件同时还有着通行证的功能。
公安所当下一查，发现张贤中是“民国三十七年二月”申领的居民证，是持松江省密山县公安局出具的身份证明移居哈尔滨的。
张诚、苗清源、史大斗三人商议后，决定跟这个张贤中当面接触后再作计议。于是就请公安所方面协助，先找一个不会引起此人警觉的借口将其叫到公安所来。公安所就指派一名民警前往传唤张贤中。张诚想想不放心，生怕打草惊蛇这主儿立马脚底抹油，就叫上苗清源、史大斗一起过去，悄然在张贤中住处不远处守着。
那个民警进了张贤中的家门，一会儿就出来了。张诚瞅着心里就一凉，寻思那主儿不在家，上哪儿去了呢？民警说他被香坊公安分局抓去了，是昨晚十点多的事。
于是就去了香坊分局，却又是一个意外，据昨晚逮人的警察介绍，那个张贤中在被押往分局的路上，趁人不备逃掉了！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香坊分局公安大队的一支巡逻队在执行夜间巡逻任务时，接到群众报告说有人在一家白俄开的酒馆门口斗殴。警察过去时，那边正打得热闹，双方十几人以啤酒瓶、桌椅、砖头为武器，打成一团。警察喝止不住，就鸣枪示警，这才镇住了双方。于是下手拿人，一共逮了十四人，七副手铐两人一排铐了就往分局押。走没多远，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一个被捕者手腕上明明铐得牢牢的手铐不知怎么竟让他给卸脱了，然后这家伙拔腿就逃，还没等警察醒过神来就跑得不见影子了。在当时，这种喝酒斗殴的事屡见不鲜，即使把人逮进局子也不见得会关押，基本上都是训诫一番，写一纸悔过书就放人了。因此，警察对于此人的逃跑并不很在意。
这十三人到了分局后，在例行讯问中警察了解到张贤中的住址，就派员前往缉拿。但是，上门的警察却扑了个空，张贤中的老婆说丈夫没有回家。
对于分局公安大队来说，这种主儿他们碰到不是第一个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张贤中的家在香坊分局范围内，他总得回来，到时候算账就是了。但是，对于追逃组而言，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这家伙为何逃跑呢？按说，他应该知晓这种斗殴只要没有打死打残人的，警方通常是不会热情挽留他们在局子里住下吃免费饭的，可是，他明明知道这种处理惯例却又偏偏要逃跑，这就不得不使人要从其他方面考虑了。于是，追逃组就认为这个张贤中十有八九就是逃犯隋先福了。
三人商量下来，决定先去趟“张贤中”家，对其住所进行搜查。一番搜查之后，在灶膛里挖出了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坛子，打开里面是两支手枪、七十八发子弹以及金元宝四个。此外，发现“张贤中”的居民证没有随身携带，于是就扣押了。
“张贤中”的老婆王贾氏被带往分局，连夜接受讯问。这个妇人并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她是经人介绍跟隋先福结婚的，那个介绍人是跟隋先福一起在关帝庙做土兽医营生的。但是，王贾氏却向追逃组提供了重要线索：结婚以来，隋先福的三个外地朋友分别来哈尔滨她家做过客。这三人登门时都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品，一看就知道是混得不错的角色。三人中，两个姓陈一个姓关，隋先福唤他们“陈老板”、“关老板”，而他们则称隋先福为“大哥”。王贾氏从来人跟丈夫的谈话中得知，一个陈老板住在克东县，是做皮货生意的；另一个陈老板是依安县的，做山货生意；关老板是富裕县的，是个药材掮客。他们跟隋先福谈话时，都热情邀请隋先福抽个时间去他们那边做客。
追逃组认为，隋先福没有居民证，是不可能到处乱转的，这就首先排除了他有胆量往关内闯的可能。为了避免各地公安机关的盘查，以及解决住宿等问题，他只有暂时投奔江湖朋友。这样，王贾氏提供的那三个老板就很有可能被隋先福选为投奔对象。所以，事不宜迟，应该马上奔克东、依安、富裕三地。
追逃组驱车前往克东县。克东县距哈尔滨大约不到三百公里，以现在的公路状况行车大约四个小时就到了，但六十年前的路况就不是这等算法了，美制小吉普七拐八弯，走走停停，一直到太阳落山时分方才抵达。
张诚三人直接去了县公安局，说了情况，请求协助。县局接待他们的那位警察是克东县城人，熟悉情况。他说听说过这个人，名叫陈振龙，据说很讲义气，江湖上各路朋友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路路走得通。县公安局就有一位刑警以前跟他拜过把子。
于是就干脆请那位刑警先去探探路子。那刑警一会儿回来说，没见着陈振龙，他出去办事了，一会儿就回来，听陈妻说，家里确实来了一位客人，是当家的以前在江湖上结交的朋友，一脸的麻子，贼难看。
张诚三人听着就跳了起来：正是此人！张诚问：“这会儿在不在？”
刑警说那人这会儿不在陈家，说是跟陈振龙一起出去了，一会儿就要回来的，陈妻已经给他们准备了一桌酒菜。
张诚决定立马去陈家守候，县局这边便派了四名刑警，一律便衣，怀揣家伙，分头前往陈家两侧邻里藏着，准备配合追逃组捉拿隋先福。
张诚、苗清源、史大斗三人到了陈家，也不亮明身份，只说是来找陈振龙的。陈振龙江湖上的朋友实在数不胜数，陈妻根本不清楚，反正凡是上门的，都是热情接待，当下就沏茶递烟。三人抽了一支烟，刚要喝茶的时候，陈振龙回来了，背后却没有人。
双方都是脱口而出——
“隋先福呢？”
“哦，他走了。”
追逃组三位大惊：“走啦？”
陈振龙这才作揖：“敢问三位朋友何方大驾？”
追逃组此刻哪里还顾得上跟陈振龙啰唆，急问：“隋先福去哪里了？”
陈振龙说：“我俩在茶馆喝茶，忽然他说有点急事要去办，不便在此久留，问我借了些钱就告辞了。没说去哪里，也没说是否再回来。”
“那是几时的事？”
“两个小时前。”
张诚暗暗松了一口气，两小时前追逃组的小吉普还没进县城，不存在打草惊蛇的问题。于是就请陈振龙去局子走一趟。
陈振龙虽然交友很广，但他本人的历史是清白的，一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这在当地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他面对追逃组的询问能够保持从容镇定。他说跟隋先福已经结识十多年了，隋先福是他上百个结义弟兄中的一个，因比他大了一岁，故以“大哥”相称。据他所知，隋先福曾经在土匪帮中待过，不过是养马的马夫。上次他去哈尔滨是送一批皮货给客户的，因为前不久隋先福给他捎信说已经在哈尔滨成家，这个义弟自然要顺便去拜访祝贺，如此而已！这次隋先福是当天中午到克东的，说是顺道搭了解放军的一辆军车从哈尔滨过来的，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溜达溜达。中午两人就在外面随便吃了点，陈振龙猜想隋先福会在克东住上几天的，已经吩咐老婆准备晚餐，哪知隋先福突然就离开了。
三、目标消失了
隋先福离开克东后会往哪里去？看来是另外两处目标中的一处了。
另外两处目标是依安县、富裕县，追逃人员于是考虑采取什么方式跟踪追捕隋先福。最稳妥的法子是兵分两路，各奔一处。可是，组长张诚考虑到人员只有三个，兵分两路其中一处就只有一个人了，尽管他们都是手里拿得出点东西来的角色，尤其那两个军方组员，都曾是部队里的侦察兵，精选出来参加追逃的。但他们的对手实在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惯匪，不但身手出众，江湖经验更是他们三人绑在一起也没法比的，追逃人员如若一对一跟他较量，只怕没多少胜算。为了这个逃犯，他们已经搭上了三位战友的生命，张诚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出现此类悲剧了。因此，为稳妥计，他们决定还是三人集中追踪为好。
该先奔哪里呢？这当然要分析隋先福的思路，他去哪里，追逃人员也就奔哪里。从地图上看，克东到依安的距离大约八十公里，到富裕是一百五十公里。从隋先福的角度来看，此刻他犹如惊弓之鸟，飞一处稍稍落脚就要离开的，所以通常的心理应该是先去比较近的地方。于是，追逃人员就决定奔依安县。
三人次日上午便到了依安县城，还是先去县公安局。这县城不大，一打听做山货生意的陈老板，公安局方面只打了两个电话就弄清楚了。
这个陈老板名叫陈大臻，三十三岁，当地人，他倒是当过土匪的，但后来跟着大当家的投奔了抗联，还被委任为连长。在抗联队伍里待了两个年头后，跟关东军作战时受了伤，断了一条腿，抗联就让他回家了。于是，他就做起了山货生意。东北光复后，民主政府是知晓陈大臻的这些经历的。公安局对他说，我们知道你当过土匪，也干过抗联，抗日是有功的。但是，如若有人举报你隐瞒了血债，查实后那就没有宽大之说了。说这话距今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没有群众举报陈大臻，倒是有几个蒙古族穷牧民给县公安局写信说陈大臻曾从关东军手里救过他们。因此，公安局对陈大臻没有戒心。
追逃组请依安警方先从侧面悄悄了解一下陈大臻是否在家，家里是否来了客人。县局领导派了个三十来岁叫曹和的刑警去了解下来，陈在家，这一阵没有来过客人。张诚想了想，对县局领导说要去陈大臻家附近蹲守。领导就让曹和给安排，曹和说那你们就住尤家老店吧，就在陈大臻的山货行斜对面。县局领导吩咐曹和从此刻起寸步不离一直跟着追逃组配合工作。
这时是下午两点，追逃组和曹和四人选了一个临街靠窗的房间，拉上窗帘，轮流从缝隙间监视陈记山货行。一直监视到晚上，没见隋先福出现，那个陈老板也稳稳地坐在账台上拨着算盘，几个伙计不时拿着账单样的纸张向他报告什么，估计是在盘账。天黑后，曹和说咱们去伙房吃饭吧。张诚想想总归不大放心，说让伙房把饭送到房间来吃吧，我们再盯一会儿。曹和说一会儿城门就要关了，关城门后目标即使匆匆赶到城外了，也进不来。
这顿饭由曹和做东，尽管有酒有肉有山珍，但张诚吃得并不爽，因为他心里已经产生了一个疙瘩：从克东到依安不过八十公里，隋先福过来的话沿途有汽车、马车可搭，他身上有钱，搭车是不成问题的。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已经有三十来个小时了，这家伙怎么还不到呢？难道我们判断有误，隋先福没来依安而去了富裕县？
吃完晚饭，已经九点了。曹和说现在可以放心休息了，城门已经关了两个小时了，目标不可能进城了。于是四人便歇息，张诚因为心里那个疙瘩，一晚上迷迷糊糊没睡好。
其实，这时逃犯隋先福已经进了“陈记山货行”。这家伙昨天下午离开克东后，搭了一辆马车走了五十里地，在一个小镇的大车店里住了一宿。住大车店是需要出示证件的，隋先福拿出了哈尔滨的居民证。这里需要说一下哈尔滨隋先福住所管段的那个公安所的一个疏忽：隋先福在最初领取居民证后，就考虑过要为自己留一条万一暴露身份时的后路，于是他就在两个多月后向公安所谎称自己的居民证丢失了，要求补领。这是规定允许的，于是就让他补领了一个证。隋先福把一个证件放在家里，另一个证件昼夜不离身。公安所发证的民警没将此节在居民证档案中予以记录。这样，就使追逃组认为隋先福的居民证不在身上，所以他的逃窜就只能是投奔朋友。而隋先福去克东找陈振龙，不是为了躲藏，而是为了借钱。同样，他到依安来，也是为了向陈大臻借钱。后来，他去富裕县找药材掮客关吉利，同样还是为了借钱。
隋先福多年为匪，具有比较丰富的防范经验。他的行事原则是：不管有事没事，先防范着没错。他在克东露了露脸立马就离开，就是在执行这个原则。现在，隋先福来到依安，同样照这一原则行事。他是下午一时许抵达县城的，先在城里转悠了一圈，然后就去一家小旅馆凭那个哈尔滨的居民证登记住宿，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色已黑，便去外面找了家馆子喝酒吃饭。回到旅馆又磨蹭了一会儿，到了九点多钟忽然出门，直奔“陈记山货行”。当晚，他就留宿于山货行，次日一早，向陈大臻借了一笔钱后当即出城。
隋先福出城的时候，追逃组刚开始新一天的监视。新一天的监视跟上一天一样，仍是那么枯燥无味。这种枯燥无味一直继续到第三天，追逃组终于忍耐不住了，张诚端出了他心里那块已经存在了几天的疙瘩，说看来我们的判断可能有问题了，那家伙没来依安，而是去了富裕。于是就商量去富裕追踪。这时，刑警曹和提出了一个猜测：你们去了富裕，如果正好隋先福离开富裕来依安了呢？张诚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要么这样，我们留下一人，和曹和同志一起继续蹲守，遂指定史大斗留下，自己和苗清源两人即刻驱车去富裕。
依安到富裕九十公里，张诚、苗清源两人驾车赶到时，天色已晚，城门关了。两人不想惊动城内，就在城外一家大车店歇了一夜。次日进城，仍是走了去县公安局的老路。公安局派去药材掮客关吉利那边暗暗探查情况的那个刑警回来报称：前天下午关家来了个客人，是个麻脸汉子，昨晚关吉利在茂富馆请客人吃饭，两人喝得有点高了，是趔趔趄趄互相搀扶着出了门的，茂富馆老板看着不放心，派了两个伙计护送他们回到了关家。此刻那关吉利还没有露面，估计两人还在睡觉呢。
张诚、苗清源两人听了窃喜。县局领导指派了六名刑警，一律荷枪实弹，直奔关家。关妻正在门口水井旁洗衣服，见这阵势吓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问她什么也不回答。众人也不跟她啰唆，直扑屋里。冲进后院，见有三间屋子，便两人一间分头扑进去。三间屋子里只有东首那间的炕上躺着人，却是户主关吉利。这家伙兀自沉沉大睡，被刑警一把揪起来，喝问：“你家的客人呢？”
关吉利睁眼一看，一脸的惊恐，迷迷糊糊的眼神里却透着不解，转脸往炕的两侧看了看，自言自语道：“人呢？他上哪去了？”
据关吉利说，隋先福是前天下午来到他家的，说最近闲着没事，出来走走，会会朋友，顺便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的。关吉利跟隋先福的关系，是因其堂兄关吉秋而结下的。关吉秋是个浪荡子，不务正业，专喜吃喝赌嫖，后来混不下去，把心一横就投奔了土匪，跟隋先福是一伙的。一次，他们跟另一伙土匪发生武装冲突，隋先福挂了彩，关吉秋冒死救出了他，但关自己身负重伤不治身亡。隋先福脱险后去富裕县城向关吉秋家人拜谢，但关吉秋父母双亡，也无兄弟姐妹，隋先福就打听到了关吉利，登门酬谢，结为弟兄。
以前，关吉利跟隋先福每次见面，隋先福总会赠送钱财，上次关吉利去哈尔滨时，隋先福还送给他一块瑞士金表。只有这次没有赠送钱财，反而还开口向他借钱。因此，他觉得隋先福好像有点落泊。想想这位义兄多年来对他的关照，他就挽留隋先福多住几天。隋先福也答应了，说先住上十天半月再说吧。昨天正好是隋先福的生日，关吉利就请义兄上馆子吃了顿饭。两人都喝高了，糊里糊涂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他睡下后就没醒过，根本不知道隋先福是何时离开的，去了哪里。
于是就去问关吉利的老婆，她说隋先福是早晨六点多起来的，吃了她擀的面条后，说弟妹我告辞了，吉利老弟还在睡觉呢，他醒来你替我说一声就是了，说着就出门而去。
张诚还不知道隋先福其实已经去过依安陈大臻那里了，想到依安那里有史大斗与曹和蹲守着，心里还算有底。于是决定也去依安跟史大斗会合，抓捕隋先福。
追逃组在依安又守了三天，没候到隋先福，这才觉得出了问题。请曹和通过户籍警设法向陈大臻了解后，这才知道隋先福早已来过了。这下，张诚又气又悔，真想撞墙。没奈何，追捕还得进行下去。按照追逃的老规矩，在没有新线索的情况下，只有去逃犯最后一次露面的地方寻找踪迹了，于是，追逃组又去了富裕。
在富裕，追逃组辛苦了五天，走访了各方人士，又用了十天时间在富裕周边地区查访，而逃犯隋先福就像人间蒸发似的，没了影踪。
屈指算来，追逃组为追捕隋先福已经花费了整整二十五天时间，但转来转去却把目标给转没了。张诚三人无奈之下，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齐齐哈尔。张诚花了大半夜写了一份《追逃隋先福的情况报告》，次日准备去交给领导时，忽然传来了一条关于隋先福的消息！
四、一个令人惊悚的事实
黑龙江省甘南县公安局往设在省厅的军警联合追逃指挥部发来一份急件，说该县拘押了一名可疑者，其身上携带的哈尔滨市居民证表明此人名叫张贤中，与追逃指挥部下发的逃犯材料中的一名“五叉要犯”隋先福的化名相同，年龄、体态特征也相符，而且也是麻脸，但该可疑者却拒不承认他是隋先福，故请求追逃指挥部对此进行核实。
第七追逃组得此消息，真是大喜过望。张诚立刻以省厅名义命令对该拘押人严加看管。追逃组抵达甘南县城甘南镇后，立刻去看守所跟隋先福见面。看守所方面已经将隋先福作为“五叉要犯”看待了，单独关押，严加看管。但他本人被看守员押进讯问室时，却显出一副从容的样子。讯问开始了，但追逃人员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虎烈拉”菌携带者。
几个回合较量下来，当追逃人员说他们赴哈尔滨、克东、依安、富裕向相关人员查访他的过程后，隋先福知道这种把戏已经没有再演下去的必要了，把手一伸道：“算了！你们说是就是吧。废话就不说了，给烟！”
张诚所讯问的内容集中在隋先福那将近二十天的潜逃经历。隋先福扳着指头一天一天地细细道来，追逃组这才知道原来这家伙是在去富裕县前就已经到过依安了，然后也知道了隋先福那天早上忽然离开关吉利家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没有原因，隋先福的逃窜原则完全是职业土匪的思路，不管是否有危险，每到一地的停留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三天，而且说走就走，不能预先暴露意图。
那么，后来在甘南又怎么会落网的呢？隋先福说他想偷一匹马作为交通工具，需要时卖掉也是一笔小钱。盗窃马匹乃是他的强项，他根本没把这当回事，遇到灵性有限的马时，他甚至只要吹几下口哨，那马就会自己乖乖地跑过来。哪知，他这个江湖上著名的“马见愁”这回却在甘南翻了船。他看中的是一匹白马，看着主人将它拴在一棵树上去一旁的店铺选购东西了，于是就上前去，一刀削断缰绳，翻身上马就跑。没有想到的是，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蒙古族的程咬金，二话不说跃马就追，套马竿只一伸，就把他拉下马来。
然后，隋先福就说到了他逃离富裕县城后的经历。他其实并没有跑得很远，他是准备往内蒙古跑的，他擅长骑术，精通蒙古语，到了内蒙草原上冒充蒙古族人是没有问题的。但若从富裕县城直接去内蒙古的话，要经过大片大片的沼泽地，这个季节正是容易陷人的时候，他想来想去不敢冒那份险，于是就选择了另一条路线：沿着沼泽地的边缘走到卧牛吐，再经甘南县城去扎兰屯进入内蒙古。
这条路线算是绕道，但也不过百把公里路，隋先福怎么竟然走了将近半个月呢？隋先福解释说，他生病了，病得还很重，差点就死掉，在铁甲屯休息了七八天。
三名追逃人员听到这里，忽然一齐站立起来，用一种大惊失色的眼光看着隋先福。隋先福被他们看得心里直发毛。
别责怪追逃组三位失态，这事摊在谁身上恐怕都不可能保持原先的那份从容镇定。因为铁甲屯的名字听上去似乎很平常，但该屯子的实际情况却使人谈虎色变：
半个多月前，铁甲屯发现有人患了“虎烈拉”。幸亏发现得早，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立刻采取措施，把全屯二十多户人家隔离检查，本来可能会使全屯灭绝的疫情得到了控制，只死了十三人。铁甲屯这边，在全部村民撤离的当天就由卫生防疫人员对全屯进行了全面的消毒，然后实施封屯，设立了由武装部队和其他村子调集的民兵组成的三道隔离线，严禁任何人进入。不可思议的是，眼前这个逃犯竟然悄然潜入了铁甲屯，在该屯停留了十几天，患上了很有可能就是“虎烈拉”的疾病，而且居然不治而愈，活着走了出来。
现在，第七追逃组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眼前这个落网的要犯竟然是从疫区逃出来的，而且看来已经患上了“虎烈拉”，此刻是否痊愈还难说。
张诚问：“你去过铁甲屯？几时去的？是怎么进去的？”
“我是6月23日半夜到铁甲屯庄外的，这个地方以前我经常去。摸黑就进了屯，连敲了几家门都没人答应，觉得像是有些不对头，不过那时太疲累了，也就没有想什么，随便就进了一户人家，屋里也没人。点了油灯看了看，倒是有面有米有菜，灶上还挂着风干的兽肉，就自己动手弄了些吃的，然后上炕倒头就睡。”
“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倒霉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午后才醒。醒后感到渴得厉害，也来不及烧水了，就往院里水井打了冷水喝了个痛快。喝过水后，我往外走，想看看这屯子究竟有没有人。结果全屯转下来，一个人也没有，连牲口、鸡狗的影子也没见一个。我就知道不对头了，赶紧离开吧。但我走到屯口就看见了前面路口站岗的解放军，不敢往外走了，就回了屯子。这种情况我是知道的，那肯定是铁甲屯遭瘟疫了。”
隋先福发觉铁甲屯被封屯后，知道这里肯定不是善地，但白天看来是无法逃离该屯的，只好等到晚上再往外溜了。但还没等到晚上他就发病了，上吐下泻。于是知道染上了“虎烈拉”，寻思现在别说摸黑往外溜了，就是人家愿意放他出屯，他也走不动。怎么办？那就只好等死了。当然，说等死不过是一种心里闪过的模糊念头，常年为匪具有丰富野外生存经验的隋先福知晓感染上“虎烈拉”后严重脱水的痛苦，所以得准备一些饮用水，而且必须是烧开的，最好再加点食盐。因此，他挣扎着烧了一大锅开水，加了一点食盐，又看见有红糖，顺手也倒进了锅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隋先福就是凭着这一大锅水在“虎烈拉”病菌的折磨中勉强维持了下来。
“虎烈拉”分轻、中、重和暴发型四种，隋先福体质好，感染的是轻型，两天里虽然又吐又泻，还发了高烧，但他毕竟喝了那一大锅加了盐和糖的开水。这等于是在输液治疗，补充了体内丧失的电解质，所以两天过后，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隋先福发现自己的吐泻症状渐渐减少，最后基本停止后，便意识到自己去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爷开恩没有收留，又让他回到阳间来了。于是就挣扎着又去烧了一大锅开水，仍旧放入了食盐和红糖，又喝了两天。到第五天，所有症状已经全部消失，人已有了饥饿感觉。从医学临床上来说，隋先福这时已经进入了恢复期。他就在屯子里逐家走了走，找到了一些鸡蛋、干蘑菇、肉干，还有粮食，就各取一些煮了点。数日没有进食了，饿得厉害也不敢多吃，只是稍稍嚼几口，过个把小时再吃几口，逐渐增多。这样数日下来，渐渐恢复了体力。铁甲屯当然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乘黑夜的掩护，悄悄溜出了部队和民兵组成的封锁线。
追逃组三位听了隋先福的这番交代，又惊又怕。因为“虎烈拉”感染者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体内还携带着“虎烈拉”病菌，这种病菌随着携带者的排泄物排出人体后，在自然环境中就会传播开去，健康人只要感染上“虎烈拉”病菌，就会爆发新的疫情。张诚身为组长，知道自己此刻肩负着的责任之大，甚至已经超过了追捕隋先福。他把苗清源、史大斗叫到隔壁屋子，商量如何应对这一紧急情况。一番紧张的讨论后，他们作出了以下决定：
严密封锁这一情况，即使看守所内部也仅限于两位所领导知晓，两人即刻轮流值班，随时准备处置各种情况；立刻向当地政府卫生部门报告此事，请求迅速对隋先福进行“虎烈拉”病情鉴定；将原已单独关押的隋先福予以隔离，其排泄物暂不处置，按卫生防疫人员的指令办；向省军警联合追逃指挥部领导报告，听取指示后再决定如何走下一步。
当地政府接到报告，随即向省政府紧急汇报。省领导立刻指令卫生厅火速核实并处置逃犯携带“虎烈拉”病菌之事。当时东北诸省的卫生管理部门，对于处理疫情都是有一定的经验，黑龙江省卫生厅当即派遣一个专家小组星夜赶赴甘南县。
专家小组抵达甘南后，立刻对隋先福的排泄物进行了化验，确认隋先福体内确实还存在着埃尔托生物型弧菌。霍乱弧菌有古生物型和埃尔托生物型两种类型，当时的医学界将古生物型弧菌所引起的疾病称为霍乱，把埃尔托生物型弧菌引起的疾病称为副霍乱。按照当时学术界的习惯称谓，也就是“虎烈拉”和“副虎烈拉”。“虎烈拉”和“副虎烈拉”其实是相同的烈性传染病，具有同等程度的危险性，区别仅仅是病菌的不同。
专家小组确认隋先福确实感染了烈性传染病而且还没有康复的情况之后，提出了建议：对看守所进行严格的消毒，所有人员包括隋先福入所以后上过班的看守所工作人员，一律予以隔离，立即进行检疫化验。对于隋先福本人进行封闭式隔离，由看守所医生按照专家小组指定的方案进行康复式治疗。该病人在未曾完全康复之前，不宜移押他处。
这样，隋先福就交上了好运，不但没有人来提审他，甚至也没有看守员来烦他，任他在单人牢房里干什么。而他的伙食，则大大得到了改善。看守所方面为了使他尽快康复，好早早把这尊瘟神送走，让伙房一天给他开四餐，餐餐有肉有蛋，主食管饱，每天还有一瓶牛奶喝。当时，除了隋先福自己，哪方也没有想到，隋先福在享受这种待遇后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来。
五、越狱作案
享受了三天的优待后，隋先福越狱逃跑了。
当时，甘南县公安局看守所是沿用日伪时期留下的那套设施，牢房是土墙木栅栏门。囚禁隋先福的那个牢房在看守所后院，依墙而建，因为那墙壁是看守所的砖砌围墙，据说砌墙的泥浆里还掺了糯米粉，所以被认为是很坚固的。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坚固碰上了隋先福之后，就没有防范效用了，因为这道坚墙遇到了一件“宝器”。
这件“宝器”是隋先福这样的惯匪的必备用品，黑道上称为“保太平”。“保太平”是用东北虎后腿的虎筋制作的，在猎得成年东北虎之后，虎血尚未流尽时，割开后腿，抽取最粗的一根筋，截成一段段，然后放入根据不传秘方配制的特殊药液中，浸泡七七四十九天，取出后阴干。经过这种处理的虎筋，既硬又韧，能捅开手铐，对付狱墙缝隙间掺了糯米的粘连物更是不在话下。缝于衣襟、鞋底里，被捕后搜身时通常不会被发现，入狱后就能伺机使用。
隋先福身上就藏着这么一件“宝器”。他在享受三天优待后，体力恢复得很快，于是那天晚上就乘下着大雨来了个不辞而别。
看守所直到下半夜三点钟大雨停后方才发现隋先福已经越狱。公安局接到报告后，立刻检查城门、城墙，结果发现西门城墙上留着挂在城墙垛口上的绳索，于是就判断隋先福已经连夜逃离甘南城了。
张诚、苗清源、史大斗此刻还没有离开甘南，三人下榻于县城大车店的一个小房间，过着休整式的日子。他们为什么还不回省城呢？这是因为追逃指挥部有规定，追捕逃犯的任务是以把逃犯抓住后押解到省城，向追逃指挥部交割后才被认可为完成。隋先福由于被省卫生厅专家小组认定为“虎烈拉”病人，需要在当地看守所隔离到完全康复后方才可以移押，他们就只好在甘南这边等着。这一等，就等着了一个最不愿意听见的消息：隋先福越狱逃跑了。
张诚三人获悉这个消息后，气得破口大骂。他们知道，再次追捕隋先福的活儿肯定是由第七追逃组干了，而这个逃犯已经被确认为“虎烈拉”病人，潜逃在外那就像一尊瘟神，逃到哪里就有可能把“虎烈拉”病菌带到那里。
三人都很理智，破口大骂发泄一通，思维就迅速转到了案情分析上。他们这时掌握的情况仅仅是隋先福交代的潜逃情况。三人像六十年后的高考学生做语文阅读分析那样对笔录进行了仔细分析，最后得出两点推断——
一点是：从隋先福原先的潜逃计划来看，他准备逃出黑龙江省，进入内蒙古隐藏，综合他的各种情况来看，这个交代应该是真实的。况且，隋先福是从西门城墙上出城的，那个方向正冲着内蒙古。因此，隋先福这次越狱之后很有可能按照原计划实施。当时内蒙古的许多区域人烟稀少，逃犯潜入后，追踪起来就更是困难重重了。当然也有相对来说可以使人稍稍轻松的方面，隋先福如果确是逃入内蒙古，因为人烟稀少，所以传播“虎烈拉”病菌的可能性也可以降到最低的限度。
另一点是：隋先福也有可能重新返回铁甲屯躲藏。因为他在接受专家小组的调查讯问时，曾经向专家提出过一个问题：生过“虎烈拉”后是否会再度传染上？专家的回答是：一般说来，患上“虎烈拉”的人得以存活下来，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因此不大会再度患病。这样，隋先福对铁甲屯就不会有恐惧了，而该屯至今还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正是隋先福的安全区域。
这两种可能中，隋先福会选择哪一种，此刻谁也不清楚。追逃组考虑下来，认为兵分两路同时追踪似乎是目前情况下的最好选择了。但是，他们总共只有三个人，是无法实施兵分两路的，于是就向指挥部报告请求增派人员。
军警联合指挥部接到第七追逃组的急电后，当即决定派遣一支包括一名防疫专家在内的五人小组前往甘南指导追逃工作。当天下午，五人小组抵达甘南，立即会合第七追逃组三人兵分两路同时追寻逃犯行踪。
张诚、苗清源、史大斗三人受命往内蒙古方向那一路追踪，铁甲屯那边，由五人小组中的两名侦查员和那位防疫专家前往搜查。
鉴于隋先福曾经交代过准备逃往扎兰屯，追逃组此刻就怀疑他在那里可能有类似前面“二陈一关”之类的朋友，按照之前他前往克东、依安、富裕三地找“二陈一关”借钱的思路来看，此番他越狱后又回到了身无分文的状态，所以很有可能去扎兰屯找朋友借钱。从甘南到扎兰屯直线距离不过百里，隋先福越狱后如果偷盗一匹马骑着过去的话，这会儿应该已经到扎兰屯了。所以，追逃组首先得奔扎兰屯，到了那里再作计议。
加满了汽油的小吉普上路了，出了甘南西门，驾车的苗清源刚要加速，汽车突然熄火了。两位侦察兵都能开车、修车，当下就原地检修。张诚对汽车陌生，不会开车也不会修理，看看自己待在旁边插不上手，就想溜达溜达。他攀上了城墙，见上面城楼里有人值守，就想起今晨隋先福用绳索坠下城墙的情节，想顺便去看看现场。
事后回想起来，也幸亏小吉普发生故障，否则只怕要在内蒙古奔波十天半月后才有可能回过头来留心甘南这里是否出现了漏洞。
张诚先去城楼跟执勤人员聊了一会儿，得知值守人员分为日夜两班，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开关城门、打扫城门口地面，以及夜晚关闭城门后手持一根哨棍在城墙上巡逻。昨晚值守西门的是老薛，这是一个五十岁的汉子，年轻时习武，一把单刀耍得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没人不晓，被人称为“单刀薛”。老薛以前是开店谋生的，后来儿子大了就把店铺交给了儿子经营，自己享享福。去年公安局决定将警察值守城门改为雇佣老百姓后，老薛的几个在公安局工作的弟子就想到了师傅，请老薛上班了。老薛工作得很认真，夜晚值守很少瞌睡，一个晚上要在属于西门范围的巡逻路线上走好几趟，没想到昨晚逃犯竟然就是乘他巡逻时在西门城墙上坠下去的。为此，老薛难过得差点掉泪。
隋先福跟老薛聊了一会儿，了解到了以下情况：老薛昨晚在城墙上巡逻时，城楼里是没人的，因为里面没有值钱的物品，所以从来不上锁。逃犯就乘机潜入，从屋角盛放救火设备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根绳索，拴在外面城墙的垛口上，坠了下去。老薛巡逻时，睁大了眼睛留意的只是是否有人，没有留心垛口上拴了一根绳索。回到城楼里，更没有想到打开柜子去检查一下是否短缺了什么东西。老薛说着，恨恨地从柜子里拽出那根绳索，扔在地上：“就是这根绳子惹的祸！”
张诚下意识地蹲下去仔细察看了绳子，没有看出什么。本来也就算了，但老薛又热情地提出要领张诚去那个拴绳索的垛口看看。张诚寻思反正汽车还没修好，去看看就看看吧。
这一看，看出了名堂！张诚从那个拴绳索的垛口位置探身出去俯视城墙脚下，竟然意外发现了问题：城墙脚下是一片泥地，寸草不生，按说昨晚下着那么大的雨，隋先福从城头坠下去，是应当在泥地上踩出脚印来的，但泥地看上去却是一片平整。
张诚心里一动，遂问老薛：“这下面的地面你们处理过吗？”
“没有啊！”
“肯定没有吗？”
老薛就叫来了值白天班的老汪，问了问也说没有处理过城脚下的那片地面。于是，张诚点点头：“我明白了！”
这个发现很重要：隋先福昨晚越狱后，到过西门城墙上，但他并没有坠下城去，而只是用绳索伪装了一个已经坠城而出的假现场，企图使追逃人员判断失误，进行南辕北辙式的追逃行动，好让他有一个安全逃离甘南的机会。
这时，苗清源在下面喊张诚，说汽车已经修好了，可以走了。张诚一脸兴奋地下去，说了他的发现。苗清源、史大斗两人听着又惊又喜，连说“狡猾”。三人遂去拴绳索的那个垛口的位置，察看了城墙脚下那片泥地，因为还要请省城来的五人小组过来勘查，所以他们没有走进去，隔着五六米距离站着。而他们的脚下，已经踩出了明显的脚印。
张诚把老薛从城墙上唤下来，说老薛同志得麻烦你一下，你替我们待在这里守着，以此刻我的脚印为界线，不准任何人超越。即使你们的县长来，没有我的许可，也不准走过去。然后张诚三人掉转方向返回城里，到县公安局对坐镇那里的五人小组组长老席一汇报，老席马上一跃而起：“竟有此事？走，去看看现场！”
看过现场后，老席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个逃犯厉害，简直是一只老狐狸啊！”第七追逃组加上五人小组留在甘南县城的老席两人，随即举行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新发现的情况进行了以下分析：隋先福明明有能够逃出城去的机会，却宁可放弃了不出城，那看来他已经考虑到追逃组必定会往内蒙古方向追踪。从隋先福的这一思维逻辑进行合理推断，他也不可能去铁甲屯躲藏。
那么，隋先福逃往哪里了呢？张诚认为隋先福还没有逃离甘南县城，他此刻躲藏在城里的某个地方，一是继续休整体力，二是因为不去内蒙古了，那就只好掉过头来往相反方向跑，很有可能会用十天半月的时间绕上一个大大的圈子从另外方向进入内蒙古，甚至越境逃往蒙古国。对于一个精骑术、能医马且会蒙语的逃犯来说，蒙古草原是他的最好逃亡地了。隋先福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需要一笔钱钞，因此，他暂时留在甘南县城不走的原因是想伺机作案，盗劫钱财后方才正式踏上逃亡之路。
老席是延安出来的老公安，具有比较丰富的侦查经验，他赞同张诚的推测，说事不宜迟，那我们现在就行动，请县公安局和民兵出动，封锁四门，在全城进行大搜查。
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老席他们进行上述案情分析的时候，狡猾的逃犯隋先福已经实施了他的作案计划，然后化装逃离了县城。
隋先福于凌晨逃出看守所后，先去西门城墙上故布疑阵，然后在城内幽灵样地潜行了大约半个小时，两次避开了执行夜间巡逻任务的警民联防队，最后从后院墙爬进了一家住户。
这家住户姓丁，就夫妇两人，丈夫丁太兴是汉族人，妻子是蒙古族人，用了“丁蒙氏”的汉名。丁太兴是贩马客出身，以前是否跟隋先福相识就不清楚了，常年经营很是赚了些钱钞，抗战胜利后的次年不再经营，说是从此在家养老了，其实这年他也不过四十三岁。他与丁蒙氏生有一子，已去国外留学。当晚，隋先福冒着大雨潜入丁宅后，杀死了丁氏夫妇，将丁宅找得到的金银现钞席卷一空。
从现场勘查判断，隋先福作案之后并未离开，而是喝了瓶烧酒，然后上了主人的床睡了一觉。醒来后，他又去厨房自己动手烙了饼，炖了肉汤，饱餐一顿后，估计还带了些烙饼作为干粮，最后化装了一番，骑了丁太兴的那匹黑马离开了。
发现丁宅血案时，已是下午五点多。老席等人接到报告，立刻和公安局长一起前往。进门不问别的，先把已经进入丁宅的四个警察、民兵集中起来，逐个询问是否接触过那些可以作为“虎烈拉”病菌传播媒介的物品。参加行动的人员事先已经被告知追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逃犯，应该严格注意些什么事项，因此大家都很注意。尽管这样，还是让这四人就地休息，等待卫生防疫人员过来消毒。
老席等人察看了现场，还寄希望这是另外案犯作的案。但过了一小时全城搜查结束后，没有发现逃犯影踪，这才意识到该案确系隋先福所作，而且这个惯匪已经逃出甘南县城了。
这样，不单是第七追逃组三人，就是老席也觉得自己的头像是大了一圈！
六、曲折追踪
一干人返回县公安局，老席和张诚等人交换了意见，认为隋先福既然是骑了丁太兴的那匹黑马离开县城的，那么目标就有点明显，可以以此作为调查重点，立刻在全县城进行周密查摸。于是，追逃人员和县局警察立刻开始分头进行调查。两个多小时后，几条线索汇集到追逃人员面前：
丁太兴贩了几十年马，自然积累了丰富的辨别马匹的经验，他退出这一行业时，从内蒙古草原上带回的那匹黑马，是一匹良驹，身长体高，通体漆黑，脖颈处却长着一圈寸宽的白色皮毛。据说他刚把这匹名唤“黑风”的骏马骑回甘南时，被四野一支路过甘南的骑兵部队团长一眼看中，亲自登门要求转让，遭到拒绝后，又提出任丁太兴到他的部队去挑选五匹良驹，以一换五，丁太兴仍是摇头。这样，“黑风”的名气就不单单在甘南响了，还传遍了方圆百里。不难理解，以“黑风”的名气和体征，它在当地不管跑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这就是线索了。当天下午，县城里有不少于十二位的目击者看到一个用黑呢大檐帽遮住了几乎整张脸面、身披黑色斗篷的男子，骑着“黑风”匆匆出了南门。不用说，这个骑马人肯定就是逃犯隋先福了。
追逃人员随即分析：甘南往南，就是齐齐哈尔方向了，照“黑风”这样的脚力，不用三个小时就能赶到齐齐哈尔。但是，隋先福身上没有证件，也没有路条，而且，他应当考虑到自己已被公安厅列为重点追缉的要犯以及有不可改变的麻脸特征这两点，因此不会选择走齐齐哈尔那个方向，而只能考虑从偏僻的小镇、乡村走，估计最终还是要奔内蒙古去的。现在可以做的是，以“黑风”为线索，用汽车一路追踪下去。鉴于隋先福是“虎烈拉”病菌携带者，所以只要沿途发现其曾经落脚过的地方，就必须通知当地政府采取防疫措施。
这个任务，自然是第七追逃组三位承担了。美制小吉普连夜上路，开得不快，一路开一路打听。凡是看到路旁有住家的，都要停车上前去叩门。深更半夜，一般住家都心存戒意，不肯开门，那就得费一番口舌。不开门也罢，隔着门打听看到“黑风”了没有就是。最初没有收获，后来到了一个大约有着五六十户住家的村子，叩开了村长家的大门后，由这位热心的村长领着挨家逐户询问情况。问到村口一个孤老头时，他说傍晚曾看见有个穿黑衣戴黑帽的人骑着一匹黑马从村口经过，往西南而去。
追逃组三君闻之一阵兴奋，暗忖总算有了着落。张诚于是写了一纸条子，请村长辛苦一下去甘南县城跑一趟向老席报告，又另写了一纸条子让农会主席向区政府报告情况，让区里立刻查摸隋先福逃经之地后进行防疫。
追逃组三人拿出干粮边吃边议情况，地图上显示，这个村庄前面有两条路，一条往南朝齐齐哈尔方向去，另一条朝西南是往中兴镇方向去的。中兴镇离内蒙古不远，以“黑风”的脚力，不用半天就可以进入内蒙古区域了。莫非隋先福稍稍绕了些道后，准备就近扎向内蒙古草原了？当然，以隋先福那老狐狸般的狡猾，不能排除这是故布疑阵，他即使要去内蒙古，也得兜一个数百里地的大圈子后再过去。先前经过该村庄时，他已经考虑到会被人看见，甚至是故意让人看见，然后朝西南方向去。走出一程后，再改变方向，继续向南逃窜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此刻最好的追踪方式是兵分两路，但事实上由于受交通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分为两路。他们也想到过向老乡借一匹马，可是这村里有哪匹马的脚力赶得上“黑风”呢？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往西南方向追去，到了中兴镇如果打听到隋先福的踪迹，那说明逃犯没有故布疑阵，反之，那就得改变追逃方向，把小吉普往齐齐哈尔方向开了。
天亮时分，小吉普开到了中兴镇。这个镇上有一个只有五名警员的小小公安所，追逃组亮明身份后，把五个警察召集来，向他们简单介绍了情况，张诚以省公安厅的名义下达了命令，立刻在全镇进行秘密调查，如果发现逃犯隋先福，立刻实施抓捕；如果隋先福曾到过镇上但已经离开了，必须把发现情况的整个过程查摸清楚，并把目击者带到公安所来询问。
两小时后，调查结果反馈到了张诚的面前：镇口一家大车店的掌柜朱三在昨天天刚黑的时候，正在大车店门看着伙计小牛扫地时，随着一阵笃笃蹄声，一匹黑色高头大马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马上那位头戴宽檐毡帽，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面，身上那件斗篷式风衣的领子高高竖立，这样，就只能见到那人的半个鼻子至下巴颏。那人下了马，朱二以为是来住店的，便叫小牛上去接缰绳。但那人却摇头，说他有急事赶路，不住店，让给他弄点现成的吃食，再喂喂马就行了。
朱二开了多年大车店，这种门前就地打尖的情况经常碰到，于是就照办，给那人送上了三斤烙饼、一斤咸牛肉，又给他的皮水囊灌满了水。人马吃喝一阵后，那人付钱，又让给他拿了些牛肉，还有一瓶酒，然后上马往镇外去，转眼就消失在黑暗中。
查摸情况的那个警察把朱二、小牛带来了，张诚问：“那人脸上有麻子样的疤痕吗？”
朱二说：“他的帽子压住了大半张脸，风衣的领子又竖得高，天又黑了，看不清楚。”
张诚又问小牛，回答说也没看清。
张诚稍一沉思，又问道：“那人付了多少钱？”
朱二说：“他出手很大方，一给就是两枚大洋。”
“大洋呢？”
朱二从兜里掏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眼里透出的神色像是有点害怕大洋被没收似的。张诚笑了，说朱掌柜的你尽管放心，你这是做买卖，这大洋该当是你得的，我们不会没收的。张诚拿起大洋察看，心里窃喜：这是两枚鹰洋，正是甘南县城那对受害夫妇被劫去的金银中的。受害者之一丁太兴常年经商，养成了记账的习惯，他藏于家中的金银现钞，都有账本记录着，上面注明着银洋是鹰洋。鹰洋是外国大洋，可以在中国市场上流通，但数量不多，中国人通常都使用上有袁世凯头像的银洋，也有少量上有孙中山头像的银洋。现在，这个骑者付的是鹰洋，加上那匹出色的黑马，以及那身装束和故意对脸部的掩饰，那已经可以肯定此人就是逃犯隋先福了。
接着，另一个警察又带来了一个绰号“三癞子”的叫花子。叫花子说：那个骑黑马的汉子昨晚宿于镇外往南三里地的那所破庙里，今晨离开破庙时正好看见“三癞子”从庙前经过，就叫住了给了一块烙饼，打听往碾子山怎么走。“三癞子”给他指了路，见他从庙里牵出一匹黑马，动作利索地翻身跃上，朝他指点的那个方向绝尘而去。
追逃组三位一听，头就有点大了：碾子山，那是离内蒙古很近的一个镇子，紧靠着雅鲁河，顺河北上，就是内蒙古的扎兰屯了。如果说隋先福到中兴镇是为了迷惑追逃人员的话，那他再往碾子山就不像是迷惑，而是真的要扎进内蒙古大草原了。
不过，追逃组三人仔细一想，又觉得情况似乎还不似最初时那样沮丧，因为隋先福从越狱出来到现在，除了在丁太兴家停留外，其他地方没有住宿，吃饭也没进店铺，所以他体内的“虎烈拉”病菌传播给他人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另外，也幸亏隋先福昨晚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中兴镇外的那座破庙里住了一宿，如果他连夜逃窜的话，这会儿别说碾子山了，只怕已经进入内蒙古了。
从中兴镇到碾子山大约百里距离，追逃组的小吉普还没开到目的地时，汽油没了。这时，远处跑来了一匹白马，骑马的是一个乡干部模样的男子。张诚向这人一打听，得知距此五里地处驻有一支解放军部队，部队有汽车，有车就有汽油，可以向部队求援。于是，就请那人下马休息，借用一下白马。
前后也不过半个多小时，问题就解决了，部队不但提供了汽油，还送给追逃组一些干粮。小吉普抵达碾子山后，还是照搬在中兴镇的那套做法，请公安所的警察出面调查“黑风”这个明显的目标。这回，运气似乎没有在中兴镇时好，一直忙碌到晚上，还没有查摸到什么线索。
当地镇长来公安所请追逃组去吃晚饭，张诚三人没有心思，婉拒了。镇长于是就派人把晚饭送到公安所来，说工作再忙，饭还是要吃的，否则哪有力气奔波折腾呢。
三人吃晚饭时，议论着各人心里的担忧：隋先福会不会在中兴虚晃一枪后，没来碾子山，而是直接往西去了内蒙古？
正说着，当地警察带来了一个老妇人，说她在一小时前曾见到那匹脖颈处有一条寸宽带状白毛的黑马从镇后缓缓而过，马上的骑者头戴黑色宽檐帽、身穿同样颜色的风衣。
张诚问：“是朝哪个方向来？到哪个方向去？”
老妇回答：“从东北方向的那条路上过来，走到我家屋后的那条小河边上，停了下来，下了马，牵着马饮水，那人自己坐在一棵树下抽烟，还靠着树身一动不动像是打盹样的歇了一会儿。后来，就上马走了，是拐了个弯朝东南方向去的。”
张诚想了想，说：“麻烦你老人家带我们去你家看看好吗？”
到了老妇家，张诚等人按照老妇的指点在当时她所待的位置察看，外面漆黑一片，已经看不清什么了。出门走了二十多米，就到了小河边，手电光下，靠近河畔的湿泥上，马蹄印清晰可见；那株大树下的草地上，留着一个烟头。
追逃组三人返回公安所时，另一个警察带着一个十三岁的放牛娃已经等着他们了。放牛娃也遇到了跟老妇所说的一模一样的骑者，而且有近距离的接触。当时，他在镇子外放牛，看到有人骑着一匹黑马从小河那里的那条土路上过来。这里离内蒙古很近，又是扎兰屯进黑龙江的必经之路，每天来来往往经过的马、骡、毛驴不在少数，有时还有骆驼，放牛娃从小就见惯了，不足为奇。但他还是盯着那匹马看，因为这匹马的脖颈处有一条白色皮毛天然形成的“带子”，很是奇特。正看着，那人催马朝他这边走来了，在他面前驻步，提了一个问题。“去富拉尔基往哪条路走？”前面是一条官道，官道往前不远形成了三条路，分别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骑者吃不准应该往哪条道上走。放牛娃告诉对方：应该走中间那条路。那人接着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从这里到富拉尔基有多远？”放牛娃没有去过富拉尔基，但他听大人说过，于是回答：“听说有一百多里地。”然后，那人又有了第三个问题：“富拉尔基那边有个五圣观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放牛娃就不清楚了。那人冲他点点头，算是致谢，然后策马而去。
张诚问放牛娃：“那人的脸你看清楚了？”
之前的目击者，没有一个真切地见到过骑在那匹黑马背上的那个汉子的脸，这回放牛娃是大白天与对方近距离接触，应该是看清了的。
放牛娃回答：“他的帽檐很宽，压住了大半张脸，我只看清了他的鼻子、嘴巴那一块的位置。”
“你看见他脸上有什么吗？”
“那人的脸很脏，还闪着油光。”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什么样子的脏？比如，我抓一把土往脸上蹭，也是脏；吃烧鸡时，手上的卤在脸上碰了下，也是脏。那人的脸是一种什么样的脏？”
放牛娃想了想，说：“他脸上的脏是有油光，有土，油和土的下面，还有比油、土颜色要深一些的密密麻麻的小点子。”
三位追逃人员松了一口气，这就是麻子了。土，是一路骑马逃窜时吹上的灰尘；油，是皮肤里分泌出来的脂肪。如此，这个骑者果然就是逃犯隋先福。
追逃组对情况进行了分析，隋先福打听富拉尔基五圣观，看来那里是他此番奔逃的一个目的地，至于是准备在那里出家当道士以逃避追捕，还是去找该观的道士熟人办什么事，那就不得而知了。但看来今晚隋先福是会在富拉尔基那里过夜了，因此，尽管追逃组三人已经疲惫不堪，但还是得支撑着连夜赶去。
七、逃犯是这样落网的
富拉尔基，是达斡尔语“呼兰额日格”的转音，意为“红色的江岸”。故富拉尔基又有一个别称叫“红岸”。现在，富拉基尔是齐齐哈尔市的一个区。
追捕“虎烈拉”逃犯隋先福的那个年代，富拉尔基是一个镇子，属于黑龙江省龙江县管辖，该镇当时是龙江县的县城所在地。
这段道路的路况很不好，一路上小吉普发生了数次故障，都是苗清源、史大斗两人修好的。幸亏这个季节已经算是进入了夏天，尽管夜晚还有点凉，但总算能够熬过。如若是冬天，那后果就不敢设想了。这样一路行车一路修理，抵达富拉尔基时已是清晨七点了。
三人在镇子外的一条小河旁洗了脸，然后进镇去吃早餐，顺便向店家打听了五圣观，店家说出了镇子往南步行三四里地就是。
这回已经有了明确目标，追逃组也就不麻烦当地公安局了，三人议了议，决定先把小吉普停放在那家小饭馆旁边的大车店院子里，步行前往五圣观。
富拉尔基的历史很短，三百年前这里什么也没有，直到1649年才由达斡尔族人在这里建了一个屯子。最初当然是以达斡尔族人为主，后来渐渐地也有了其他民族过来定居了。到清朝末，富拉尔基的居民中以汉族人为多。民国十八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道士，在富拉尔基镇子南侧三里多地的一条小河旁选了一块无主土地，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建造一座道观。那时的政府对于兴建寺庙庵观是比较支持的，那个道士据说很快就获得了准许。政府准许的用地面积还超过了他的申请，他提出批三亩地，批给了七亩。其实，三亩也已经是多报了，因为那座道观建造起来只占了半亩多地。余下的土地怎么办呢？退回去？那就是对政府的不尊重了，再说政府也已经换了领导班子，那就留下吧。寻常寺庙庵观都喜欢把土地出租，挣些租金补贴日常开支。但这个道士对此却没有兴趣，他是个环保主义者，就在道观周围大种树木。二十余年过去，当年栽下的树苗已经长大了，现在这座名唤“五圣观”的道观远远望去就像是在森林里似的。
追逃组三位行不多久就到了五圣观的树林外面，两个侦察兵眼尖，瞅见树林深处有个影子在缓缓移动，定睛细看，那影子是黑色的，再仔细辨认，竟是一匹马。
黑马！是不是丁太兴的那匹名驹“黑风”呢？
三人闪到树后观察，先是发现这匹马有人牵着。牵缰绳的是哪位？是不是逃犯隋先福？细看下来，发现不是隋先福，而是一个小道士。正好这时小道士把马牵着转了个方向，脖颈就露了出来，那上面一圈寸宽的白色皮毛赫然醒目——正是“黑风”。
这就行了！张诚便让苗清源去道观后面围墙下守着，如若隋先福跳墙出来，不必警告，撩枪先赏他一颗子弹，最好打他的腿。然后，张诚和史大斗两人就进了林子，先不奔道观大门，而是冲那个小道士而去。近前，先仔细看了黑马，确认是丁太兴的那匹“黑风”后，史大斗便喝一声彩，连说“好马”。
张诚就开口发问：“小道长，这是哪位的好马？实在是一匹名驹啊！”
那小道士说：“是一位施主送给本观的。”
原本应该打听“施主”此刻在哪里，但生怕打草惊蛇，先不问，而是打听道观有几名道士。小道士说连他一共有五名道士。
张诚说：“哦！怪不得名唤‘五圣观’！”
小道士笑了，说不是这个意思，本观原有十一位道士，后来抗战胜利光复后先后走了八位，他和师弟是去年才出家的。
“贵观住持怎么称呼？”
“住持法号松清。”
“我们可以见见他吗？”
“当然可以，您二位进了大门，问一下扫地的师弟，他会领你们去的。”
张诚让史大斗守在大门口，他一个人进去，跟史大斗约定，如若听见里面动静不对，立马冲入增援。
松清就是民国十八年建造五圣观的那个道士，他接待了张诚。张诚因不知对方跟隋先福是什么关系，没有亮明真实身份，佯称是商人，看破红尘后想寻找一个出家之处，此番途经富拉尔基，听说有一座五圣观，就来看看，不知能否结缘。
松清盯着张诚凝视良久，微微一笑，合掌道：“善哉！善哉！阁下六根未净，心存异志，还不到出家的时候啊。”
“不瞒老道长说，在下多年经商，颇有积蓄，如若与哪座寺观有缘牵连，愿将全部家产捐赠！”
松清又是一笑：“善哉！阁下刚才进来时，不知是否看见树林子里我的一位弟子正在遛马？”
“看见了。”
“阁下认为那匹马如何？”
“那是一匹好马，堪称名驹。”
“这匹黑马，是昨天有人长途行程数百里地骑过来的，他也想出家，把马赠予敝观。本道细观之下，此人此刻不宜出家，也谢绝了。善哉！善哉！”
张诚乘机提出要求：“那人呢？我倒是想跟他聊聊，同是意欲出家，必有几句共同语言的。”
松清说：“走啦！昨晚就走了，那匹马，他坚持要留下，也就由他吧。”
张诚大吃一惊，看着松清一阵沉默后，终于亮出了证件：“这位道爷，看准了，我是省公安厅的侦查员，现在执行公务！”
松清没看证件，还是微微一笑：“本道一看阁下脸容，就知非等闲之辈。”
“昨天来人呢？”
“昨天那位访客真的已经走了，如若不信，本观甘愿任阁下搜查。”
张诚正有此意，于是就由这个老道士陪同着查看了整座道观，果真没有发现除五个道士外的第六个人。
张诚于是把苗清源、史大斗叫进来，三人稍稍议了议，决定分头对五个道士进行个别询问，了解相关情况。
这番询问汇总起来的情况使第七追逃组三位好不沮丧：
原来，昨天那个骑着“黑风”过来的人并非隋先福本人，他抵达五圣观后求见了松清道长，说奉“马见愁”之命给松清道长送来这匹马，希望道长笑纳。据松清道长说，“马见愁”其人，大约在十六七年前曾打过交道，知道是一个颇有名气的马贼。当时五圣观刚刚落成，一天晚上忽然来了一伙江湖人士，说是来请松清道长推算流年的，其中一位就是“马见愁”，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来往了。
松清道长说，这种突然把财物差人送到寺庙道观的事情，通常并非好事，而是盗匪暂时藏匿赃物的一种方式。他当时分析，五圣观跟“马见愁”向无来往，多年前那伙土匪来请他推算流年时，他记得“马见愁”没有开口说要求推算，因此现在也说不上酬谢。
这样，这匹黑马应该是“马见愁”寄存过来的。尽管松清道长不知道“马见愁”后来在江湖上活动得如何，但寻思肯定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听来人一说之后便坚辞不受。那人反复说了一阵，见没有效果，也就不说了。松清道长见他没有离开的意思，就吩咐安排饮食。当晚，来人住在道观的客房里。但今天早上道士们起来时，发现那人已经不辞而别了。
松清道长于是对如何处置那匹马感到为难，想来想去，还是暂时不处置为好，于是就让小道士把马牵出去遛遛，看来得把这匹马喂养好，否则日后“马见愁”来索讨时，就不好交代了。
张诚三人意识到中了隋先福的调虎离山之计了。看来这个家伙在从甘南县看守所越狱潜逃之前，就已经考虑过越狱成功之后应该怎样对付追逃了。当他从丁太兴宅第劫得“黑风”后，眼下这个“调虎离山”计也就成熟了。于是，他就在甘南县城附近物色到了一个替身，估计是见钱眼开的无赖汉，给一笔钱钞，命其把“黑风”骑到富拉尔基五圣观交给松清道长，所行的路线是指定的，一路上的装束打扮也是规定的。凭着“黑风”那醒目的特征，追逃组是会追踪而至的。而隋先福则从另一条目前还是未知的路线逃之夭夭。
张诚、苗清源、史大斗意识到中了隋先福的计谋之后，自是大大恼火。不过这火一会儿就熄了，张诚对苗清源、史大斗说：“看来，我们得去找那个送马的家伙，隋先福的线索也许可以从他嘴里掏挖到。”
送马的家伙姓什么叫什么，松清道长没有问过。但五圣观最小的那个道士给他送饭时倒是听他说过的，不过也只说了个村名，叫三狗屯。张诚说三狗屯肯定是在甘南县城附近的，因为隋先福那计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台了，可能出城就是。
于是，立刻驱车往甘南返。甘南县城的老席正焦急万分地等待着他们的消息，另一路去铁甲屯的人马已经扑空后返回甘南了。张诚心里也燃着一把火，连水也顾不上喝，就把追逃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
老席说：“尽管白跑了一趟，但看来线索还没有断掉，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就找那个送马的主儿。三狗屯在哪儿？问公安局就是！”
但是，问了县公安局的局长、书记，竟然谁也不知道三狗屯！
老席一想，局长、书记都不是本地人，是从四野转业下来的关外人，不清楚三狗屯是有可能的。那就问是甘南本地人的副局长吧。可是，副局长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三狗屯。
公安局长说，我马上布置下去，只要本县有这个村子，一定迅速打听到。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公安局出动了十几名警察，分赴县城所在地甘南镇全镇各处，专找老人打听三狗屯，忙碌到晚上八九点钟收兵，没有任何收获。
老席坐不住了，说有县志吗，我估摸可能是一个土名之类的，另有正式名称。
众人想想也是，于是就让县公安局方面去找县志。但是，甘南没有县志。因为甘南在清朝时还是布特哈游牧地，清末时朝廷放荒招垦，设立荒务机构。1905年11月28日，于郭尔罗斯后旗巡防局启用“总理甘井子荒务之关防”，翌年于二站（由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驿道的第二站，故名二站）附近勘定城基。1907年“街基落成”，1908年4月，撤销荒务行局设置甘井子巡防局，隶属西布特哈总管，办理民政事务，管理地方治安——若论建县，直到这时，方才算是开始。至1949年，不过四十来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县志？
于是，只好次日继续调查了。追逃人员根据那匹黑马在丁宅血案发生被盗后重新露面的时间推断，这个三狗屯应当离甘南镇不远。老席说，找屯子，应当到乡下去打听，明天大伙儿都去城外，四面八方分散打听，见人就问，哪有找不着的道理？
这话还真给老席说着了，第二天众人出城去，见人就问，在北门外的一个茶馆里遇到一拨银须老者，个个摇头，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三狗屯，其中一人忽若有所思地说：“什么三狗屯？别是三个屯吧？”
离这个老者最近的是苗清源，马上追问：“有三个屯吗？在哪里？”
老者指了指北面：“离甘南镇五十里地，往北一直走，阿伦河边上。那个屯子很小，最初听说是只有三个人，他们自己起名叫三个屯，如今大概也不过三户人家二十来个人吧。”
老者这一说，旁边马上有人附和，都说敢情就是三个屯；又有人说去三个屯的路难走，弄不好就会陷进沼泽地去，把性命搞没了，连屯子里的村民自己也不大出来，那里就像是与世隔绝似的。
张诚一行返回县公安局，对老席一说，老席说看来就是这个屯子了，是那个小道士听错了，鹦鹉学舌没有学准。别着急，你们先坐着喝杯茶歇歇，听其他几路访查回来怎么说，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中午，所有派出去查访的人马都回来了，仍是一无所获。老席跟张诚商量后，决定去三个屯。老席像是有预感似的，说咱们一共八人，这回全体出动。去那里的路难走，可能还有危险，那就请一位向导吧。
从甘南县城去三个屯，说难走确实难走。确切地说，除了出城后的七八里地是有土路之外，再往前就没有路了，全是荒野、草地、沼泽以及小河。请来的向导以前挑过十年货郎担，对于全县大大小小村镇屯子了如指掌，因此这五十里地走得还算轻松，不过抵达三个屯时也已是傍晚时分了。
最先发现三个屯情况异常的就是这个向导。离屯子还有几十米时，他就一脸迷惑地说：“怎么都不冒烟呢？这时候应该是做晚饭的时间呀！”
向导这一说，众人想想也是，整个屯子寂静无声，就像是一个没有人的空屯似的。于是，大家都把手枪掏在手里。那位防疫专家告诫大家：“进屯后，大家要严格执行防疫规定。”
进了这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屯子，逐家看去，惊心动魄：三家男女老少一共二十二个人，全部躺在炕上，有几个已经不动弹了，有的还有一口气，但脸已经瘦得不成形了，有几个好些的，见有人进门，挣扎着用轻微的声音唤着“救命”。
一干人都呆了，防疫专家最先反应过来：“‘虎烈拉！’”
老席马上对防疫专家说：“现在，现场指挥权转交给你，你说，应当怎么办？”
防疫专家说：“马上分工，消毒、救治，注意，都必须戴上口罩和医用手套！向导立刻骑马回县城，向县政府报告疫情，请他们按照省里下达的防疫措施办。所有同志千万不能喝水，凡是接触过病人的都必须随时消毒，不能将自己身上的任何部位接触自己或者他人的口鼻。”
张诚说：“我补充一点，从时间推算，那个去富拉尔基送马的家伙快返回这个屯子了，请设立封锁线的警察注意拦截，当场拿下！”
一干人来时带了三匹马，按照防疫专家的意见驮了些医疗用具和治疗“虎烈拉”的药品，还有消毒器械和药物，幸亏这个职业性的措施，又有专家在场，立刻实施抢救，总算赢得了时间，未使三个屯全屯覆没。
半夜时分，县里组织的医疗防疫队赶到屯子，检查之下，二十二个村民中，有八人在追逃人员抵达前已经死亡；接受抢救的十四人中，有七人得以生还，另外七人终告不治。
调查是在天亮前外围设立封锁线的警察抓获了那个前往富拉尔基送马的家伙后开始的。
此人名叫马荣，三十二岁，三个屯村民，日伪时期干过土匪，所投的匪帮正是“马见愁”隋先福当时所在的那股。入伙伊始，就是隋先福带着他四处作案的。因此，隋先福可以说是马荣的黑道师父。后来，隋先福离开了那股土匪，不久该匪帮就在跟另一股土匪火并时被打散，马荣回到了三个屯老家。从此不再涉足江湖，用当土匪时攒下的钱财娶了一房媳妇，生了两个子女，种地打鱼，过着平稳的日子。
这种平稳，随着四天前隋先福突然出现在三个屯结束了。马荣在见到隋先福的时候，那份震惊是无法形容的，几乎怀疑身处梦境之中。这个季节，没有到过三个屯的人要从甘南县城方向进来，那就等同于自寻死路了，沼泽地中遍布的天然陷阱随时都会导致灭顶之灾，不露痕迹地吞没一条条生命。只有对沼泽地熟悉的人，才能踩着隐藏于沼泽地中的那条曲曲弯弯的暗路，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而眼前这个“马见愁”，从未来过三个屯，也没听马荣介绍过这条生死之路的奥秘，却骑着一匹黑马若无其事地进来了。要不是马身上溅满的泥浆，马荣真以为隋先福是顺着阿伦河绕了个大大的圈子走安全通道进来的呢！
三个屯难得有外人来访，凡外来人必定被当做贵客接待，哪怕对方是一个乞丐。而此刻来的是马荣的师父，又是一度名声赫赫的“马见愁”，而且是自己从甘南方向摸索进来的，因此全屯男女老少都表示出一份真挚的热情。
隋先福接受了村民们的热情款待，喝了茶，抽了烟，然后乘大伙儿忙着张罗丰盛的伙食时，把马荣扯到了一边，悄悄对他作了一番交代，让他化装一番，即刻穿上自己进来时的那身装束，骑上黑马，离开三个屯，绕过甘南镇往南骑行，经中兴镇、碾子山到富拉尔基，把黑马交给五圣观住持松清道长。一路上要做到的是必须隐藏脸容、不住客店、少跟人说话。这趟特殊的旅行，马荣可获得若干金银、现钞的报酬，但是拿了钱财后，在途中必须使用鹰洋。
对于马荣来说，隋先福当年的那份残暴、专断已经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中了，面对着这个惯匪，无论何时何地，他只有一个选择：服从。否则，后果不但严重，而且立显。隋先福说翻脸就翻脸，前一分钟还在欢笑碰杯，后一分钟已经拔出刀枪血溅当堂的场面他没少见过。因此，马荣没有什么犹豫，立刻骑着黑马上路了。
之后三个屯发生了什么情况，马荣就不知道了。
好在这时那七个活过来的病人中已经有人可以说话了，于是，追逃人员就知晓了“虎烈拉”是怎样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屯子中暴发的：隋先福把马荣作为替身打发走后，在三个屯当了两天贵宾，在没有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的情况下，忽然消失了。差不多就在隋先福消失的同时，第一个“虎烈拉”病人就出现了。
防疫专家分析，隋先福体内的“虎烈拉”病菌可以存活大约三个月时间，他本人因为已经患过该病，体内产生了抗体，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次出现症状。但是，“虎烈拉”病菌可以随着排泄物从其体内转移到自然界，再通过各种媒介传染给其他人。三个屯的“虎烈拉”疫情就是这样引发的。
那么，隋先福去了哪里呢？追逃人员跟那七个生还者逐个进行细致的谈话后，从其喝酒时不时打听阿伦河看来，他离开三个屯后，已经逆河而上，去了内蒙古。
于是，追逃人员就不得不面临着他们最不愿意面临的情况。老席和张诚作为追逃行动的负责人，交换意见后，认为必须立刻追踪。于是举行全体会议，分析案情。
先说隋先福的逃跑方向和路线，他是逆阿伦河而上的。阿伦河是嫩江支流，上中游为林区，下游为农业区。目前已经进入夏季，是阿伦河最温柔的时候，也是其流域比较适宜野外生存的季节。这对于逃犯隋先福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隋先福的特长是跟马相关的，阿伦河流域的内蒙古境内属于林区，而非牧区，因此，他的这一谋生特长难以发挥。所以，隋先福可能不大愿意在林区停留，而会急着去草原。当然，这仅仅是隋先福的主观愿望，他在阿伦河流域林区的行动肯定不可能像在草原上那样迅疾。因此，此刻隋先福应该还在林区徘徊。而且，由于林区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其行动必须得紧挨着阿伦河，一旦没了阿伦河这个天然坐标，他就得迷失方向。
这样分析下来，追逃人员信心倍增。隋先福离开三个屯还不到三天，沿着阿伦河步行而上，阿伦河曲曲弯弯，他也得拐着弯走，这样，一天就走不了多少公里。此刻骑着快马追踪，估计两天之内是有希望发现他的。
于是追讨人员就马上行动，也不回甘南了，先沿着阿伦河逆行，抵达阿荣旗自治政府所在地那吉后，跟当地公安局联系，借得八匹马和民族服装，化装成蒙古族人连夜上路。一路上只要遇到人——渔民、猎人、放羊娃，就打听逃犯影踪，很快就获得了线索，不止一人见到过隋先福，其情况跟追逃人员所估计的完全相同：单身步行，始终沿河而走，不熟悉地理，不断打听进入草原的方向和路径。
使追逃人员稍稍放心的是，还没有发现隋先福跟人共进饮食的情况，这样，其携带的“虎烈拉”病菌的传播可能就大大降低了。
往下就没有悬念了，追逃人员在进入内蒙古境内的第二天傍晚，见阿伦河边停着一条渔船，就上前打听逃犯情况。渔翁说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人，见他们一行风尘仆仆，就拿了两条大鱼送给他们，让他们补充一下体力。追逃人员要付钱，渔翁不肯收，于是就拿了两瓶烧酒赠送。
一干人在河畔生起一堆篝火烤鱼，刚要开始吃喝时，从不远处的树林里闪出一条人影。侦察兵史大斗尽管只跟隋先福打过一次交道，但还是马上认出了那熟悉的身形，悄然拔出了手枪。
那人正是隋先福，此刻又累又饿，见一群“蒙古人”燃着篝火在吃喝，就想过来占个便宜。他走到十几米开外，忽然听见有人说话，是汉语，马上驻步。就在这时，史大斗已经扑了过去。隋先福回身便逃，但没奔出多远就给史大斗和后面赶来的其他追逃人员摁倒了。
“五叉要犯”隋先福终于落网。一个月后，这个已经被治愈了“虎烈拉”传染病的惯匪在齐齐哈尔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