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7 11:49:54来源:法律常识
长宁路是上海市长宁区、静安区的一条东西走向交通干道,东起万航渡路、长寿路,西至北新泾哈密路、北翟路,全长 5653米。长宁路建于1901年,初名白利南路,系以清朝末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伦·白利南(Byron Brenan)名字命名。民国32年(1943年),汪精卫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同年10月10日起,将此路取地名四川省长宁县将道路改名为长宁路。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CN-J-001-III;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5945190000155 兆丰别墅 民国 华阳路街道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兆丰别墅;现名称/现使用单位:兆丰别墅
地址:长宁路712弄1-168号
层数:2至4层;结构类型:砖木结构;建造年代:1929-1935年;保护类别:三类
兆丰别墅是沪上高级住宅之一。由浙江兴业银行、交通银行等投资兴建。部分建筑由庄俊设计。解放前,兆丰别墅内住着一批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社会上层人士。如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老报人严谔声,旧上海市长俞鸿钧,旧上海影星李丽、李红等都曾在此居住。
兆丰别墅44号曾是德国明兴大学医学博士方子勤的住宅,方子勤是著名无线电专家方子卫的堂弟。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5945190000056 张治中旧居 民国 华阳路街道
地址:长宁路712弄77号
长宁路712弄77号,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的旧居。
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湖人,黄埔三期。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后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1940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主席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9年在北京病逝。
长宁路712弄115号,是旧上海市长俞鸿钧的旧居。
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曾任上海市长,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湾多家银行董事长,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
兆丰别墅126号,曾经住着一位纨绔子弟,他叫高振宜,是杭州绸业巨子高子若之子。
高振宜曾在南京路122号开设兴华银号,经营投机生意。高振宜时常涉足花间柳下,得与沪上名妓文弟老四应慧贞相识。他还流连于沪西好莱坞、荣生、秋月等著名赌窟,以致债台高筑,无法弥补。
这时他想到应慧贞手头富裕,便花言巧语,向应游说,说本人现拟经营棉花、米盐、海参、高丽参等生意,必能获利一倍以上,因我与你知交,故特以告,若有意合作,愿意效劳。应亦以为高乃富家子弟,且闻有如此厚利,心为之动,遂尽出其私蓄,以及钻戒等约计四万五千元,交给高振宜作为投资基金。同时代为拉拢其小姊妹一起投资,共八万四千余元,一并交给高。
高取得巨资之后,即又往各赌窟狂赌。同时,为了稳住应等人,曾先后交付应等四分五厘的利息,告诉她们此系盈余所得。但日久之后,高因无法归还应等的本金,骗局败露。应慧贞等报告老闸捕房,由华探长庞瑞卿等将高振宜逮捕。最后高振宜被判处徒刑二年,附带民事诉讼,移送民事庭审判。
长宁路712弄129号,是严谔声旧居。严谔声(1897~1969),浙江海宁人,报业人员。集资创办《立报》,任总经理。
严谔声长期居住兆丰别墅(据《申报》上记载严谔声的住宅地址是兆丰别墅114号)。解放后,历任市财委委员兼副秘书长、市工商局副局长、市文史馆副馆长。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市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市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市工商联常委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
据《申报》记载(见上图),白利南路兆丰别墅135号住所,曾是大都會舞女、“上海舞后”李丽的房产。1936年此处房产曾被法院查封,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在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北平李丽”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报纸花边新闻上的名字。她最早是一名红舞女,后来成为北平、上海交际场上的名交际花和电影明星。因为她的本名“李丽”太普通了,在舞女圈有很高的重名率,所以就加上了她的籍贯,而成为“北平李丽”。由于曾经主演过影片《一代尤物》,从此“一代尤物”也成了她的绰号。
1927年,李丽与福建人林更新结婚,随后林即赴法留学,李丽则来沪当舞女,竟即成名,几年下来,收入颇丰。而林更新回国后,不务正业,负债累累,导致李丽购置的兆丰别墅135号房产遭法院查封。而且林更新性情暴戾,时常将李丽殴打致伤。后又与名交际花朱文晖偕同出走,音讯全无。李丽忍无可忍,延请律师请求离婚,法院经审理判决离婚,并判被告应给付原告赡养费二千元。
与林更新离婚不久李丽加入中国游欧旅行团,出国游历。回国后出版了自己的海外游记,一时传为佳话。大陆解放后李丽赴台湾生活,并出版自传《风月误我三十年》。2002年去世,享年92岁。
关于李丽在兆丰别墅的住址,也有资料说是25号。据说作曲家陈歌辛曾在兆丰别墅看到当红影星李红开窗,触发灵感一气呵成写下了《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传世名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另一当红的电影明星李红也曾居住在兆丰别墅。1941年,李红和也是电影演员的余光结婚。余光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妻子是电影演员梅琳,二人婚后不久,即因不合而离异。余光在追求李红的过程中,经常去她住的兆丰别墅。但是,李红当时还与一位姓汪的同住一屋,余光去的时候,少不了两面都顾到一下,这是人情。而在两个心眼狭窄的女人眼里,是不能原谅的。所以,李红与汪某也曾因此常常发生口角。后来,汪某失踪,这下余光再去兆丰别墅,就不用一心二用了。
曾经居住在兆丰别墅的还有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
陈叔通(1876~1966),浙江杭州人,民主人士。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解放后担任全国人大、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
还有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著名建筑师陈植(陈叔通的侄子)、杨度(1875-1931)都曾经居住在兆丰别墅。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CN-J-026-III;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5945190000066 大理石亭 民国 华阳路街道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兆丰公园大理石亭;现名称/现使用单位:中山公园大理石亭
地址:长宁路780号中山公园内
层数:1层;结构类型:大理石;建造年代:1935年;保护类别:二类
中山公园内的大理石亭,前部敞开,宽台阶,大平台,饰塔司干式柱、藤架。后部为相对封闭的半圆形券廊。该亭全部采用白色大理石,做工精细。
亭内一对女性雕像系1997年用汉白玉按原样重塑。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CN-J-022-IV;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5945190000068 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旧址 民国 华阳路街道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实验大楼;现名称/现使用单位: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杏佛楼
地址:长宁路865号
层数:4层;结构类型:砖木结构;建造年代:1933年;保护类别:三类
在长宁路865号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大院内,有一大一小二幢优秀历史建筑。其中大的四层红色大楼,就是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的理工实验馆,也称“杏佛楼”。是以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总干事杨杏佛的名字命名的。
据资料记载,1928年6月9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院长蔡元培。1928年6月,在沪建立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含物理、化学、工程三组),周仁任工程组主任;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分开建所,所长周仁。所内设置陶瓷试验场,1930年增设钢铁试验场,1931年增设金工试验场,1934年接办化学研究所的玻璃工场,并与棉业统制委员会合办棉纺织染实验馆。1935年建窑业工场。
周仁(1892-1973),江苏南京人,冶金学家,陶瓷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1915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在筹建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的初期,周仁先在上海霞飞路899号与物理所、化学所合购一幢小楼房,作临时办事处。周仁首先确定了工程所的办所宗旨,根据当时的国情及财力物力条件,决定首先创办陶瓷及钢铁试验工场,陶瓷实验厂与中央大学工学院合办,暂设南京;钢铁试验场则建在上海白利南路(现长宁路)本部,单独集资筹建。周仁从国外订购了科研参考书数百余种,从美国进口了500磅莫屋式电弧炉、机电配件以及车床等金工设备。钢铁试验场还配备了退火炉、加热炉、一吨锻锤以及金相和化学分析仪器。
周仁的研究工作主要在陶瓷和钢铁冶金二个领域。在钢铁冶金方面,1930年,周仁开始钢铁研究,研制钢铁品种由普通的碳素钢、铸铁逐渐发展到耐磨铸铁及用于制作水泥装置的耐磨内衬;1932年,周仁研制成功的钢铁品种扩展到含铬、镍的特种铸铁,高硅铸铁,低碳韧性铸铁;1933年,周仁试制成功工具钢、高速钢,以及不锈钢、耐酸钢及瓷门钢;1951年,周仁研制成功球墨铸铁,并在全中国推广;1953年,周仁进行包头和大冶两大铁矿的冶炼及综合利用的研究工作。
从下面《申报》广告中也能反映出工程研究所钢铁试验场当时在钢铁冶金方面的新进展。
1931年7月17日《申报》的广告写道:“电炉铸钢请各工厂注意——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因谋国內工业之改进,特在沪西白利南路,兆丰公园对面,建设钢铁试验场,一部份设备,电力炼钢炉等,早已装置完竣,开始炼钢,自即日起,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若工业专家及对于钢铁冶金学有特殊兴味者,肯惠然降临,予以指导,尤所企盼。再该场除按照预定计划自做研究工作外,尚略有余力可应外界之需要,代制普通钢、合金钢或半钢铸件,或代为研究关于钢铁方面之繁难问题,国內工厂及企业机关如有事委托,请赴上海霞飞路八九九号工程研究所办公处(电话七〇三六三)或径向白利南路钢铁试验场接洽均可。”
1950年3月,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改组命名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周仁任馆长;1953年2月,改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周仁任所长;1959年2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周仁任所长;1970年10,回归地方更名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周仁任所长。
“杏佛楼”建成后,工程、物理、化学三所就从临时所址全部迁入。冶金所时期一直是实验楼,也是所里主要研究室的办公场所。
1961年,冶金所副所长吴自良领衔攻关,从冶金所、复旦大学等全国多家单位抽调的科研人员集聚于“杏佛楼”。经过四年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甲种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做出重要贡献。“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获得1984年国家发明一等奖。1980年,吴自良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1999年9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CN-J-022-IV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元培楼;现名称/现使用单位: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元培楼
地址:长宁路865号
层数:2层;结构类型:砖混结构;建造年代:1930年代初;保护类别:三类
另一幢小的二层红色建筑,就是原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的办公楼,也称“元培楼”。蔡元培先生在沪时曾在此楼办公。
在冶金所时期,楼里设有所长办公室和科技、人事、财务等主要办公机构。
在1933年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刚建成时,这里还曾作为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的展场,共展出了八千多件珍贵展品。随后情况突变,南京政府突然决定不参加芝加哥世博会,此时,已经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的出品人毅然决定,自组协会前赴芝加哥。就在这个展览场地内,“出品协会”正式成立,并推定蔡元培、王晓籁等15人为理事,还设立了负责参会一切预算与决算的经济委员会。由此,中国才没有缺席1933年的世博会。
在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结束后的1933年4月,为增进国人学识,蔡元培在这里组织了文物及标本展览,将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语言及心理两研究所南迁的所有文物、标本五百余箱,连同故宫运来的三批文物计三百余箱,一起进行展览。
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现为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5945190000069 蒋家花园 民国 华阳路街道
地址:长宁路877弄
蒋家花园位于白利南路(今长宁路)877弄内,建于民国21年。原有3层花园住宅3幢,建筑面积1040平方米。南首辟有大花园,建葡萄棚、菱塘、金鱼池诸景,雅致宜人。
1968年园地归中科院冶金研究所。今仅存一幢建筑,为私人住宅,花园已不存。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CN-J-023-IV;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5945190000153 圣玛利亚女子书院旧址 民国 周家桥街道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圣玛利亚女中;现名称/现使用单位:东华大学长宁路分校
地址:长宁路1187号
层数:2层/塔楼4层;结构类型:砖木结构;建造年代:1923年;保护类别:三类
长宁路1187号,原为圣玛利亚女中(St.Mary's Hall)。圣玛利亚女中,原名上海圣玛利亚女书院,1923年改名上海市私立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是上海著名的女子教会中学,由美国圣公会于1851年在大名路塘沽路创办,1881年迁至现址。校园建筑围绕中央草坪布局,砖木结构,1923年建。教堂和教学楼建筑多用半圆形券和塔司干柱式,校园建筑之间原有连廊相连,现局部保存。
185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琼斯女士在上海虹口礼拜堂后设立一座女校,命名为文纪。刚开始,文纪只有8名学生,上午学浅易的《圣经》和《四书》,其余时间学习纺织、缝纫、烹调、园艺等。10年后,另一名传教士——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格兰德女士,为纪念故世的丈夫俾文先生在上海又设立一座女校,并以其夫“俾文”名之。这里的女学生们除了学习圣经、国文、算术以外,还学习缝纫、刺绣。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珪贞(1869-1931)(也称倪桂珍),就毕业于裨文女子中学,并留校当了老师。
1881年6月,美国圣公会施主教(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施约瑟)将文纪、俾文两校合并,成立了圣玛利亚女书院,第一年招生28人,首任校长为中国人黄素娥女士。新校舍建在梵王渡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北面,即现在华东政法大学23号楼,与圣约翰连为一体,中间用篱笆相隔。虽然圣约翰书院和圣玛利亚女校仅一墙之隔,然而除了星期日在教堂分座“做礼拜”之外,男女学生从不允许交谈。学校开始时招生40余人,以后每年陆续增加。1885年女校附设育婴堂,黄素娥兼管其事。
1900年,学校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仅有一名学生朱静贞毕业。
1908年,添设师范科、图书馆。此后圣玛利亚女校有较大发展,正式成立英文部、中文部和音乐部,学制定为8年。学校校风正统保守,校规谨严。
1920年,由于学生增多,学校购买白利南路70亩地建造新校舍(今长宁路凯旋路口)。
1923年,圣玛利亚女校迁入白利南路65号新校舍,并改名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招生对象多为中上等家庭的女子。到了1925年,圣玛利亚女校校园整体完成,共12栋建筑,其中八栋建筑通过连廊连在一起,中间留有大草坪。
到1929年为止,学校共计有八年制毕业生100人,师范毕业生17人,初中毕业生137人,高中毕业生145人,中文特级毕业生63人。这时的圣玛利亚女校,已经成为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学校完全按照美国式方法教育:除必修课外,还有宗教活动,家政训练和音乐舞蹈表演等选修课,传授西方上层社会的礼仪、社交知识。它一年学费一般学生是84元,相当于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专学西文的一年学费是168元,其他伙食、杂费尚且不包括在内。这样高的费用,普通人家显然是难以支持的。自此,圣玛利亚女中开始成为继中西女中后的上海第二所贵族教会女校。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日趋剧烈,在沪西无法开课,在圣约翰大学协助下,学校借南京路大陆商场临时上课。当时的大陆商场,成了圣约翰大学、圣玛利亚女校、吴江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共用的校区。
1939年,圣玛利亚女校又在圣约翰大学校园里建斐蔚堂(Grave’s hall),学生全部走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重新迁回白利南路校址。
1952年7月,“上海市教育局”接管了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并把两校合并为全新的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此后,在原圣玛利亚女中的校址上则建立起了一所新的大专院校———上海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1999年8月,该校并入东华大学,成为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长宁分校区,共占地面积64000平方米,直至2006年7月。
2005年,东方海外房产集团联合上海新长宁集团公司以14.8亿元的价格竞得该地。随后,东方海外陆续就该地块进行了拆迁工作。
2009年,附近民众强烈反对,要求重新考虑规划方案。同年4月,沪文管委要求东方海外公司恢复圣玛利亚女中原貌无果。
2015年,在新加坡凯德集团子公司的参与下,该址被改建为长宁来福士广场。
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许多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将自己的女儿送进该校。练就淑女风范,踏进上层社交圈,嫁入豪门,当大使夫人,也成了不少圣校(校内师生对学校的简称)学生憧憬的目标。
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的校友中,不少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作为圣玛利亚女校历史上的最知名校友,要数著名作家张爱玲。张爱玲是1931年秋进入了圣玛利亚女校读初一,当时年仅11岁。1937年其高中毕业,可以说张爱玲把自己的少女时代留在了这所学校。
张爱玲在学生时期便显露其出众的才华,她曾经在校园刊物《风藻》上多次发表过自己的作品,走出校门没过几年,张爱玲就在文坛上一鸣惊人。
另一位圣玛利亚女校杰出校友是女外交家龚澎,她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首位司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位新闻发言人。
龚澎191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龚振洲是蒋介石的同班同学,母亲徐文是黄兴妻子的妹妹。她14岁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19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名校燕京大学。1937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曾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期间,回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任教员。
1938年,龚澎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有幸能够为毛主席做了一次翻译,同年9月,龚澎被留在了太行山抗日前线,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兼翻译,也是这个契机,让龚澎认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1940年,在彭德怀的促成下,俩人在太行山的一个小山村里结了婚。婚后不久,龚澎被调到重庆,正式开启了她的外交生涯。刘文华被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与司令员秦基伟共事。1942年病逝于太行山。
1943年,担任周恩来秘书的龚澎在重庆与在《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工作的乔冠华结婚。建国后,龚澎担任了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70年9月20日去世。
著名教育家俞庆棠(1897~1949)也是毕业于圣玛利亚女校的杰出校友。俞女士为太仓俞棣云(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之女,她与哥哥著名医学博士俞凤宾、著名报人俞颂华被称为太仓“俞氏三杰”。
1919年,“五・四”怒潮席卷上海,当时在圣玛利亚女校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俞庆棠积极响应,她和各校代表一起集中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公学,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决议罢课,组织游行,上街演讲。1919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学成归国后,俞庆棠在继承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生活即教育”这一命题。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指导、创办了140多所民众学校。1947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49年12月4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