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找暴力案件辩护律师,蒋溪林为深圳市司法局局长

时间:2022-11-29 02:17:53来源:法律常识

地市局长说丨蒋溪林:深圳要成为大湾区法律服务高地

深圳

指尖轻轻一点,

就可在深圳法治地图上

“找律师、办公证、求法援、寻调解、做鉴定”

让法律服务与市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今年,省司法厅委托深圳法治地图的基础上组建了12348广东法网APP——全省公共法律服务移动平台。这是深圳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先行区的一个缩影。

“深圳的司法行政工作要在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品质、服务创新创业等七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深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蒋溪林表示,深圳市司法局要当好政府和社会的“法务部”,以公共法律服务作为总抓手,把深圳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律服务高地,通过司法所“大榕树”计划完善基层基础建设,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法治化上走在全国前列。

地市局长说丨蒋溪林:深圳要成为大湾区法律服务高地

日前,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及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在深圳召开,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深圳司法行政系统如何走在全国前列?为此,《南方日报》专访深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蒋溪林。

地市局长说丨蒋溪林:深圳要成为大湾区法律服务高地

要在多个司法领域走在“最前列”

南方日报

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深圳市司法局如何贯彻“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在落实“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中走在最前列,落实好深圳打造法治先行区的要求?

蒋溪林:上规模的企业都设有法务部,负责公司风控及涉法事务。深圳市司法局也要有宏大的格局,争取做好深圳市的“法务部”。其中,司法行政工作的衣领就是公共法律服务,这是“牛鼻子”、总抓手。

司法局作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端的统筹方,致力于建立普惠性、公益性、可选择的公共法律服务。比如法律援助由政府进行补贴,让低收入的市民也能打得起官司。对应深圳众多的律师资源,深圳的法律援助总量占到全省40%,办案质量较高。此前,很多刑事案件庭审中被告人没有律师,现在深圳已经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如果在庭审中有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

地市局长说丨蒋溪林:深圳要成为大湾区法律服务高地

深圳近年来在省司法厅指导下努力做好社区法律服务,任何一个市民有法律服务基本需求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律师,这是兜底服务,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普惠服务。深圳法治地图作为在移动端基于微信平台搭建的服务,解决了法律服务职能碎片化、条线化等瓶颈,有效整合了各种法律服务资源,包括律所、法律援助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公证机构、社区法律顾问点、司法局(所)、其它政法机关等,实现“线上集客、线下分流”,线上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引导市民在线下实体法律服务机构获取不同类别的法律服务。今年深圳法治地图升级为12348广东法网APP,为市民集中提供“找律师、办公证、求法援、寻调解、做鉴定”等公共法律服务产品,通过互联网推送,实现“线上30秒,线下半小时”,让公共法律服务引导社会走向共建共治共享法治化轨道。

在深圳发展早期,很多市场主体并不重视法务,一些企业吃了亏、跌了跟头。现在重视法务的深圳企业越来越多。企业法务一般涉及劳资纠纷、投融资审查、合同审查、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涉外业务等。深圳市司法局作为“法务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市民要找法律服务就会想到司法局,比如房屋销售摇号经过公证,部分学位抽签经过公证,都能让市民感受到程序公正。

如何服务好“三大攻坚战”,我们提出打造服务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服务生态圈。司法鉴定是“白衣法官”,行使了部分国家证明权,为诉讼公正、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境资源案件审判中经常出现环境损害无法准确估量的问题,这需要专业的证据服务机构。此前,广东省首批3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在深圳成立,这些机构有良好的设备和专家资源。我们深圳律所开展环保领域的法律服务创新,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多元化法律服务。

开展“大榕树计划”,壮大基层司法所

南方日报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上走在前列,您觉得深圳司法行政系统应重点做好哪方面工作?

蒋溪林:我觉得最应该做好的是基层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我们国家基层政法机构是“两所一庭”,派出所、司法所与人民法庭,派出所很强势,基层法庭的建设也很顺利,但是基层司法所的现状令人堪忧。特别是近年来街道拆分、不少司法所跟其他部门合署办公,大大影响了司法所的职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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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法出台在即,而社区矫正的实施主体就是司法所。社区服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德国90%的罪犯在社区服刑,美国也有60%在社区服刑,目前中国只有20%左右。如果基层司法所设置不规范,很难规范实施社区矫正,也不能有效及时推送公共法律服务。

华南村头一般都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还是村民议政、邻里唠嗑、纠纷解决的场所。我们将推出深圳司法所“大榕树计划”,深圳的74个司法所都要做强做大,让每个司法所都成长壮大为一棵根系发达、树冠硕大的“大榕树”,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美好生活体验,最终形成公共法律服务森林。在国家层面,司法部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司法所建设,《司法所工作条例》也在草拟征求意见中。

各级政府都设置了法制办和司法行政部门,不过基层只设置了司法所,深圳的一些基层司法所为党委、政府把了很多关,司法所要承担基层党委政府法律顾问的角色。在我看来,避免基层党委政府决策出现偏差有两道防火墙,第一道防火墙就是纪检监察,第二道防火墙就是决策合法性审查,如果这两道防火墙都能正常发挥作用,可以大大提高基层治理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创新法治,打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南方日报

深圳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之都。司法行政部门在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有哪些新举措?如何为深圳创新驱动提供法治保障?

蒋溪林: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深圳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密码可归结为四个字:创新法治。创新创业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深圳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深圳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要打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公平、透明可以增加投资者舒适感,可预期表明这个地方值得长线投资,能够有效保护产权。

法治化营商环境更讲规则、更讲程序、更加透明,生产要素的配置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前些年有些地方来深圳招商引资,打土地低成本、零地价的“牌”,但是企业去了之后发现虽然土地、劳动力成本不高,但综合营商成本很高,法治环境欠佳,不少企业又回流深圳。深圳政务服务更好,更讲规则程序,所以创新创业的环境才这么好。

企业退出市场有不可抗力的原因、有技术迭代的原因,更多是风险控制的原因。尽管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规则程序变化快。公司法务是企业的风险控制部门,深圳90%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深圳市司法局要努力引导、帮助企业做好法务。

深圳要打造法治先行区,营商环境是着力点。传统意义上司法局和企业联系不多,近年来我们在为企业“真服务”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一是要服务好企业的法务。企业法务一直是司法局的服务重点,建立企业法务的标准,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建立不同的法务标准,提供法务流程服务、信息服务。我们下半年准备打造一个“公司法务工程”,每周定期向深圳市所有企业推送法律信息,比如出口合规要注意什么、证券发行有什么新变化、最高法院又有什么新案例等等,另外要加大对公司法务人才的培养,提供法务人才服务。

二是服务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到异国他乡打拼很不容易,法律风险大,不遵守贸易规则会带来巨额罚款。我们找专业人士就企业出口、反商业贿赂、知识产权编了3本合规,送给有需要的企业。在前海,搭建了“一带一路”法治地图平台,创建国际化中文法律数据库。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到64个国家,前海“一带一路”法治地图以域外法查明为切入点,以商贸投资为侧重点,将沿线国家和地区关于贸易投资、基建、劳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制度和法务实践与企业分享,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与投资风险。

地市局长说丨蒋溪林:深圳要成为大湾区法律服务高地

三是要把国外优质的法律服务资源请进来,把国外的律师大所引到深圳。律师服务作为高端服务业,外国律所驻华代表处上海有118家,北京有88家,广州市有7家,而深圳只有1家。深圳以前找涉外律师很多都去香港。去年,美国百年律所布林克斯落户前海,这是深圳首家外国律所驻华代表处,让深圳企业享受无时差的涉外法律服务。引进国外知名律师和律所到深圳有利于提升深圳法律服务的国际化水平,我们希望未来5年能够吸引2到5家外国律所驻华代表处落地深圳。

补齐短板,着力培养涉外律师团队

南方日报

法律服务业的发展体现依法治国的完善程度,也体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和国内大城市相比,深圳法律服务业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您认为应如何提升深圳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加强国际化程度?

蒋溪林:律师兴则法治兴。法律是最接地气、从业人员多的法律服务职业,一个城市的律师总量也代表一个城市的法治综合实力。深圳有1万两千多名律师,每万人有8名律师,全国每万人有2名律师,美国每万人则有37名律师。律师行业收入占GDP比重全国是0.11%,深圳是0.25%,美国是1.6%。律师行业的收入规模也反映一个城市法律服务的品质效率,去年深圳律师行业收入达到了56.4亿,2021年要争取达到100亿。

深圳律师业有优势也有短板,和北京、上海比是大而不强。深圳无论是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学历结构、非诉服务、品牌影响力、业务国际化等方面,与北京、上海存在全方位的差距。深圳在知识产权,海事海商,涉外业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领域的服务能力还比较薄弱。比如深圳上市公司市值总量超过上海,但为上市IPO服务的律师主要在北京。下一步希望能够壮大IPO律师的规模,为本土企业特别是“独角兽”企业上市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

深圳进出口总额高,外向依存度大,涉外法律服务需求量大,专门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少。国内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大约3000多人,能单独办理涉外仲裁、贸易诉讼的律师不足200人,一旦在国外发生纠纷,企业往往聘请外国律师进行诉讼,风险较大。我们将按司法部要求,探索建立国内律师参与涉外诉讼、仲裁制度。我们希望到2022年本土能培养成规模有质量的涉外律师团队,近期我们在研究成立涉外法律服务研究院及国际律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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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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