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1 12:05:36来源：法律常识
陈培德，福建晋江人。改革开放后历任中共金华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浙江省体育局局长，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陈培德
改革开放让我可以大胆说真话
中新社 严 格
我敢说真话，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得到领导的肯定。我想，改革开放一个重大成果就是让人大胆讲真话。千万不要让讲真话的人吃亏。
1993年，我调任浙江体委(即后来的浙江体育局)主任前，与体育几无交集，也根本没想到后来成为所谓的“打黑斗士”。过去站在圈子外面，觉得非常的纯真，非常的纯洁，非常的公平公正，到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体育，特别是体育赛事，有时候很脏很黑，尤其表现在兴奋剂上、足球上、全国运动会上。
进入体育界之后，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让我这个外行越看越看不懂。
有些比赛，赛前就内定金牌得主;有些比赛拿到名次的个个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没人敢去参加世界性的比赛。
我记得一件最荒唐的事，当年一次自行车比赛上，有个运动员第一个快冲过终点时，突然调转车头往后骑。
为啥？
原来赛前教练给他打了兴奋剂，说好只争名次不能进前三，因为前三要检查小便。但他吃下去后控制不住自己，快到终点才想起教练的话，不得不倒转骑。
还有一年全国田径比赛，万米长跑居然前九名都破了世界纪录，更可笑这几个选手都不敢参加国际比赛。
兴奋剂、送红包、打假球、吹黑哨……这些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这层窗户纸谁都不捅破。
这些在体育系统内部，意见也很多。当时国家体育总局也看到了，但是感到没有办法，查不下去。我当时就说，全国都在反腐，但这里反腐静悄悄。
作为体育官员，我觉得有责任为净化体坛尽自己的一份力。全国改变不了的，我无能为力，但是我管辖的区域，我就有责任把浙江的小环境搞好。所以在浙江体育界，我提出两条要求，第一要出成绩，不能无所作为;第二，要保持绝对干净，这个成绩必须真实，不能有半点作假。
这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所以2000年我面对媒体作出公开承诺，在全国运动会上，浙江绝不出现问题。假如出了兴奋剂事件，惟我是问，我会请求省委、省政府给我党纪处分，然后自己引咎辞职。
许多外省的同仁，包括国家体育局的领导都对我说：“你做这样的公开承诺风险太大，你自己能做到，你能保证底下的人做到吗？”
我说，为了实现这个承诺，为了避免浙江出现问题，我对下面还有一系列非常严厉的要求和措施来作前提，作保证。
首先是教育，然后是处罚力度，比国家规定的还要严。所以我们上下齐心，思想高度统一，有个别蠢蠢欲动的，我们一发现苗头就马上采取措施，马上制止。
我在任这十年，浙江在全运会上没有出过丑闻。但下面的温州和台州就出过。一个田径运动员被检出服用兴奋剂，发现后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对他进行停赛两年、罚款的处罚，主教练也停止执教、罚款。
按国家规定，这种事如果在全运会上出现两例，那么你整个运动队全部取消资格，取得的成绩也全部抹掉。浙江的标准更严格，我们不要两例，只要出现1例，整个队，包括其他项目的成绩，全部抹掉。当时我们坚决按照规定来处理，台州的李局长跑到我这里来“吵”，我们也不动摇，说真话，动真格。
在2001年的广东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上，《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我，我跟他说，如果全运会的赛风得不到根本好转，浙江今后将不再参加全国运动会，我们专心搞全民健身。当时震动太大，以至于当天晚上，对我的采访登上网后，像炸开锅一样。
如果掺假，金牌可能会多一些，但是浙江没有掺假，并且成绩一直在往上走。我用事实来说明吧。我刚到省体委的时候，赶上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当时浙江的金牌数排在第12位，总分第13位。到第八届时，浙江的金牌数排在第9位，总分第10位，进入了前十名。到第九届时，浙江的金牌数排在第8位，总分第9位。到第十届，浙江的金牌数排在第6位，总分第8位。这一系列变化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而且我们的成绩都是真实的。
在广东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上，罗雪娟拿了金牌以后，一触终点，话筒马上递到她嘴边，她说：“这个池水是不干净的，但是我是干干净净地游过来的。”
我赛前来到游泳队，说了两句话，第一，全运会上，浙江的金牌主要是靠你们，你们是金牌大户，一定要多争金牌;第二，一定要保持池水的干净，谁把池水弄脏，我将拿他是问，会让他身败名裂。
我这话主要是对教练说的，运动员没地方去买兴奋剂，教练员会去找、会花钱去买。我又讲了一句真话，如果说其他行业的腐败是个人行为，那么体育竞赛中的腐败，特别是兴奋剂，肯定是领导行为、组织行为，是领导让他们做的。做这些事情，也是经过研究的，偷偷摸摸的。兴奋剂很贵，在20世纪90年代，一针100美元。要打多少针才能起作用，个人掏得起这个钱吗？都是以科研经费的名义，拨款拨下去的。
2002年，我59岁，作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是一个时间到点、船靠岸的年纪了。然而，一场因足球假球、黑哨引起的狂潮把我推向了风口浪尖。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说“透过摄像机，我看到了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正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
图为陈培德。 受访者本人供图
假球黑哨横行是在2001—2002年，所以我在2002年讲得最多，公开抨击体坛的黑幕。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自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水平没见有大提高，可是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球员收黑钱踢假球的水平却是不断提高。到2001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本来大家就是为了快乐，为着一种精神去踢足球。但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尤其是足球进入职业化以后呢，那就是功利足球了。踢赢了，有奖金可拿，踢输了可能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职业生涯都断送。
所以水平上不去怎么办，有的人就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现在都是企业在办足球俱乐部，企业更是以功利为目的，他们简单地把足球看成是一种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当中的一些“潜规则”就进入到足球场上了，足球运动就变味了，这个利益的诱惑是很大的。
足球的腐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地下赌球，地下赌博公司主要是境外的，它想要赢不想亏，它就一定要私下买通俱乐部，或者买通那几个关键球员，使最终比赛结果和投注不一样，这样赌博公司就赢了。
所以赌球就带出了“黑哨”，它可以收买裁判，还能收买球员，收买俱乐部。还有联赛当中的俱乐部之间，他们都想赢球，如果自己实力不够，想赢但是又赢不了人家怎么办，那就做假收买裁判，甚至收买对方的球员，收买球员踢假球更简单，只要买通三个球员就可以搞定：后卫、前锋、守门员。后卫漏球，前锋偏球，守门员失球。
那么谁容许这样做的呢？背后有官员，所以四个领域当中都有腐败，就是赌球、黑哨、假球，还有贪官。
在联赛中买通裁判和球员已是公开的秘密。俱乐部一般是通过职业中介人与裁判取得联系，起步价为6万元，关键场次30万元，买通裁判，自然也少不了中介人和巡边员。裁判通过不该罚球的罚球，不该吹越位吹越位的方法来影响整个赛事，其中最致命的是点球。双方都是事前商议，事后兑现。
裁判一般会在赛前衡量一下两支球队的实力和主客队关系，实力太悬殊，裁判也不敢，一般是在实力接近时收主场俱乐部的钱，如果客队想要赢球的话就要付出加倍的钱，收两边钱的惟一可能是在平局时。当时有家俱乐部主场连赢十几场，客场居然连输十几场。
杭州有一个不太起眼的裁判，当时开个宝马车，那时候私家车很少啊，不要说开宝马车了，那就是他在当裁判时，在绿茵场上发不义之财了。当时的国家体委，后来的国家体育总局，有车族就是从中国足协开始。那时候私家车很少，总局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最先买私家车，因为他们有钱，但是工资大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能够买得起，别人买不起，就是因为油水多。
当时俱乐部主场买黑，客场被黑，俱乐部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者。
浙江绿城老总宋卫平起初以为做裁判工作就是请请客，吃吃饭，顶多再送几斤茶叶。
那场风波导火索是2001年甲B联赛最后一轮两场比赛，被媒体称作“甲B五鼠案”，浙江绿城、成都五牛等五个队之间互相踢假球，引起一片哗然。
赛后，2001年10月，吉利的李书福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吉利俱乐部退出甲B联赛，退出中国足球。会上，李书福本是根据法律顾问撰写的文稿照本宣读，可是说到裁判不公时摔开讲稿冲口而出，我们吉利就给裁判送过钱，我们就给裁判做过工作。
绿城俱乐部的老板宋卫平在杭州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幕，饱受足球潜规则之苦的他马上致电李书福，邀请他到杭州联手反黑打假，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杭州黄龙饭店的联合新闻发布会。
图为打假发布会上的陈培德与宋卫平。
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宋卫平联络我，希望我能撑腰。我正在外地开会，明确表示支持，同时马上打电话给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当时阎世铎非常感谢我们能及时通报那么重要的消息。
2001年11月1日，我和宋卫平到北京与阎世铎会面。
当时我有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和宋卫平联手向中国足协负责人阎世铎请愿，希望浙江掀起的“反黑打假”能得到阎世铎及中国足协的支持;第二个角色则是和阎世铎一起做宋卫平的工作，希望宋卫平能拿出行贿裁判货真价实的证据来。
阎世铎态度很明确，认为只要有证据，杀无赦，斩立决，而宋卫平此时表现犹豫，只表示回杭州后先拿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龚建平。
图为龚建平。 资料图
在全国媒体面前，宋卫平揭竿而起，但他坐上反黑英雄这把交椅后发现，他另外一个身份“行贿者”也将不可避免地坐实，李书福就曾对我说，陈局长，我一个人进去不要紧，但还有一千多人要跟着我吃饭，李后来也以退出足坛为名三缄其口从而远离了这场风波。
作为同样身家过亿的企业家，宋卫平同样面临和李一样地担忧，更何况宋又是学历史科班出身的。
在我们反复做工作之下，宋决定继续往前走。应该说，当时宋是有相当勇气的。
图为宋卫平。 资料图
此时宋手里的证据是足球裁判龚建平的忏悔信和退款，据了解，在此之前，宋和龚已进行了充分的沟通，龚的忏悔信和退款有良心发现的一面，更是宋做工作的结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宋卫平是想救龚建平，宋这时还打了点埋伏，绿城和龚建平交易的是8万块钱，而宋打了个对折，只说是4万，他想把龚说得轻一点，同时自己也轻一点，虽然事实上最后也没救得了龚建平。
2001年12月17日，宋卫平把龚建平的忏悔信和4万元退款送到我的办公室，我立马转送国家体育总局。
2002年春节后，我接到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通知，总局监察局将有一行4人调查组到浙江了解足球“反黑打假”情况。
2月4日，调查组抵杭，听取了我代表浙江省体育局党组所作的汇报，我阐述了“反黑打假”的原因、所做的工作、所掌握的证据以及因中国足协无所作为而带来的压力，强烈要求司法介入，认为单靠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已经无法解决问题。
会后，我了解到调查组成员的真实身份，他们并不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组长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某室的主任，副组长是铁道部纪检组的负责人，组员是总局监察局的梁效平和中国足协的李东升。这一次来是根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体育的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批示，由中纪委派遣而来的。
中纪委调查组在浙江、上海、江苏、辽宁对多家足球俱乐部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最后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从此“反黑打假”进入了司法程序。
裁判龚建平最后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入狱10年，而这场风波也匪夷所思地戛然而止。
龚建平不冤，因为他有罪，但很亏，龚建平不应该是最后，更不应该是惟一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
这场风波牵涉面很大，而且黑哨假球背后的利益团体的势力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只能说，这场风波及其结果反映出中国法制化的进程的确还很漫长。
在这场风波中，阎世铎一开始就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为何“坦白从宽”，却再次“牢底坐穿”？抗拒的却仍旧“回家过年”？除坦白的龚建平外，没见中国足协处理过其他任何裁判及官员，揭竿而起的绿城，最后在所有俱乐部里遭到了最严厉的处罚，罚款80万，多名球员被禁赛。
我事后曾致信中国足协讨说法，“功不能抵过。”中国足协一言以蔽之。
风波过去后，2004年 5月 ，还在中国足协位上的阎世铎来到杭州，约当年的几位“老朋友”见见面，我这时已离开浙江省体育局，“无官一身轻”坦然赴约，宋卫平则借故回避，“见面还能说什么呢，多点尴尬。”后来宋卫平告诉我。
在酒座上，“老朋友”们谈笑风生，我从头到尾，就等阎世铎提足球的事，可阎就是从头到尾不提这回事，他不提，我也就不提了，就像鲁迅先生说得那样，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哈哈，那一面，就在哈哈哈中过去了。
之后，我有幸两次面见李岚清同志，每次我都想问为啥足球打黑半途而废，可我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不敢问。
在这场风波中，直接的压力是没有的，没有哪位领导就此事公开批评过我，但间接的压力是很大的。上面有人请我吃饭，给我做工作，从北京专程赶过来，暗示我不要再说了。
一位高层领导劝我一句话，见好就收。见好就收说明两个问题，肯定说是好的，但不能老是说，适可而止。
还有一次，一位中央领导到浙江，我陪他去西湖国宾馆打桥牌，他说，你说真话就不怕丢乌纱帽呀。我回答说，首长，怕丢乌纱帽我就不说真话了。可想而知，说真话还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后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问我，你怎么有勇气讲真话？我反问他们，我说你这问得有点怪，讲真话不需要勇气，我讲真话不需要勇气，讲假话倒是需要勇气。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打黑不了了之也是正常的，可以说从足球运动员，到俱乐部，到裁判，到经纪人，一直到足协的最高层的官员以至于国家体育局副局长，层层都有腐败份子。这些黑幕，这些铁幕，一道一道地设立在那边，难怪足球的腐败难以攻破。
直到习近平同志到了中央工作以后，下了决心，铁幕才被打破。
2004年，我已转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习书记想找你谈一谈关于足球打假扫黑的事情。
我听得当时很激动，他这么关心足球，我觉得很不容易，我就等着这一天，但是那天，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陈局长，非常抱歉，今天习书记有重要的活动，不能参加，下次再约。
这一等就是一年，到第二年的时候，秘书又给我打电话，说习书记再约你谈足球。可是不久，电话又来了，说陈局长，非常抱歉，习书记今天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又不能来了。
搁置两年，直到2006年才谈成，这一约就是前后三年的时间。
我第三次接到电话后，在约定的时间秘书领我到习书记办公室，这时习书记已经迎在门口了。
握手间我说，“习书记，您公务繁忙还一直记着约我谈话这桩小事，一等就是两年。”他客气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入座后，习书记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知道你。”我说“因为足球？”他微笑地点头说，“我当时就一直在关注足球打假扫黑的进展情况，关注你的举动。到浙江后，我们又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我听过你在常委会上的两次发言，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直率，有思想，敢讲真话的领导干部。今天就请你给我详细讲讲足球打假扫黑的全过程。”
得到习书记的肯定，一种信任感油然而生，就从事件的起因，过程到突然被叫停的结果以及我对事件夭折的原因分析和盘向他详细作了汇报。
习书记很认真地听，还不时地插问一些细节。还几次给我茶杯里加开水。我们像拉家常似的促膝谈心。我把本来决定“烂在肚子里的话”都无保留地对他说了。他饶有兴致地听着，插问，时间不知不觉过了12点，我抱歉地说“习书记，不好意思，耽误您吃饭的时间了。”他笑笑地说“不要紧，天天如此。谢谢你给我介绍这么多这么详细。”
后来大家也知道，他到中央后的工作，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赌球假球黑哨贪腐发动强大攻势，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重大战果。
之后，我又给他写信提出四条建议。在足球打假扫黑反贪取得阶段性胜利以后，应该未雨绸缪，考虑下一步足球怎么改革怎么发展，我当时提四条，包括要反省当年中途叫停的教训;要举一反三，其它运动项目也存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腐败，所以不能是足球反腐败，其它项目不反腐败;要启动问责制，国家体育总局和总局领导对足球和体育界存在的诸多的腐败现象他们历来是什么态度？现在社会影响这么大，难道他们没有责任吗？还有就是要深化改革。我建议，对足球一定要建立起管办分离这样的体制，因为中国足协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就没有了监督。
习近平同志把我的信转给当时分管体育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刘延东副总理在信上作了批示：“陈培德同志写给习近平副主席关于足球问题的信，体现了一位老体育工作者对体育事业的高尚情怀，很值得大家学习和尊敬……”
这个批示是我应邀参加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举行的足球管办分离改革方案的论证会上，梁小龙司长透露的。
在这一次论证会上，我很荣幸地参加了专家组的设计论证工作。后来中国足协召开全国足球会议，我是唯一一个特邀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当时中国足协拿出了一个足球改革的规划，改革的方案，还有足球发展的规划，当时提出20年以后，中国成为亚洲足球强国。
可见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在地方的时候，就掌握了大量足球的这些情况，所以到中央以后，他下决心要改变中国足球的面貌，要给中国足球以新生，我觉得这不是他的一念之想，也不是心血来潮，他早就运筹帷幄在心中了。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时，评了一批优秀校友，我被评上了。我作为北京大学学生，给自己定的是这样一条底线，要说就说真话，决不说假话，如果真话不好说，甚至不能说，我就闭口不说，总之，不说违心的话。
图为陈培德著书《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 受访者本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