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贤县找债权债务合同律师哪个好，宋小女的悲喜半生：张玉环入狱后她独闯深圳谋生，患癌症曾想自杀

时间：2022-12-04 18:31:57来源：法律常识

8月7日下午，时隔27年，张玉环一家12口人在家门口拍摄全家福合影。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8月7日下午四点半，对宋小女来说是个极其隆重的时刻。

在江西进贤县张家村那栋二层红砖房的堂屋门口，宋小女、张玉环和佝偻着背的老母亲坐在褪色的长条木凳上，儿子儿媳四人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孙子孙女们或抱或站，倚靠在长辈身边——这个离散了27年的家庭，要在合影里完成团圆。

宋小女不到1米6的个子，头发在后脑束成低矮的发髻，夏日的江西暑气蒸腾，汗水浸湿了她的刘海和衣衫。心里感到紧张时，她会下意识地抿嘴、大口呼气或用力揉搓掌心。二儿子张保刚看出她的拘谨，轻拍母亲肩头几下，提醒她朝前看。怀抱着7岁的孙子，宋小女对着一排镜头咧开了嘴。

这样的相聚场景，宋小女过去想象过无数遍。张玉环入狱的20多年里，她总会特意带着孩子们去家附近的相馆拍照，“就是为了留下点照片，以后好拿给张玉环看”。

每隔一段时间，宋小女都会带着孩子们去拍照，是为了保留给张玉环看。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那一沓被她视为珍贵之物的照片记录着她的过往人生。年轻时，她烫着黄卷的短发，身边的几个孩子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再后来，头发长过了肩，儿子们长成壮实的男人模样，画面里也新增了儿媳和孙子，她做了奶奶。

在外人看来，51岁的宋小女，几乎经历了一个女人在传统世俗里最煎熬的半生：丈夫入狱、遭受非议、改嫁求生、抚养幼子、奔走鸣冤、身患恶疾。

跌到谷底的日子，她躲进被子里偷偷抹眼泪，也会跑到山上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但伤害和痛苦，终归没能击垮她，“我知道命运不公，”她转念又自我安慰，“但对张玉环，对孩子们更不公。”

张玉环无罪归来后，别人反复追问她，“有想过放弃的时候吗？”

她每次都答得干脆，“没有，从来没有。”末了，再笑着补上一句，“今天的这个结果，就是我最满意，最想要的。”

“我要给他完完整整的八个人”

回到江西的这些天，宋小女很疲惫。她大多在清晨五点多醒来，采访从上午排到深夜，电话、信息几乎从未间断。她不太会拒绝人，除了睡觉和上厕所，她全天都被陌生人和摄像机包围。儿子担心她的身体，干脆拿走了她的手机，替她应付各种杂事。

面对媒体，她总说，“1993年，张玉环给我留下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现在张玉环回来了，我要给他完完整整的八个人。”

这“八个人”是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四个孙子女。8月7日这天，宋小女要把这“八个人”带给张玉环。

为了中午的团圆饭，她与儿子儿媳钻进不太通风的厨房里，在土灶上烧出7道家常菜——家常煎豆腐、黄瓜炒肉片、清炒空心菜、油爆虾和猪蹄、卤蛋、鱼。

8月7日中午，宋小女提前与儿子儿媳做好的团圆饭菜。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还没等到张玉环回家，村里干部便传来话，要带着张家人去县里团聚。这与宋小女预想中的团聚不太一样。

宴席上，张玉环挨个抱抱几个孙子，听他们叫“爷爷”，脸上的笑容都多了起来。他还没能完全适应这个角色，开心写在脸上，但也有些不好意思，“我舍不得他们走，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说是不是？”

宋小女没有哭，她全程都开心笑着。一直以来，宋小女的情绪都比张玉环更显露一些，她情感丰沛，高兴了就笑，难过了就哭出声。早在张玉环回家之前，她曾对着镜头动容说，只求张玉环能在无罪获释那天，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我非要他抱着我转”、“从1993年欠到今天他应该抱。”

网友们从这段视频里看到了宋小女“眼里的光”，说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后还仍然保持天真和善良。

但从张玉环回家至今，家里一直被热闹拥簇，两人很难得有机会说上几句话。两人交流最近的一次，是吃饭席间，张玉环走过来对她说的那句，“小女，吃饱没？多夹菜哈。”

宋小女很是心疼，看到牢狱生活对张玉环的改变，“不是以前的张玉环了，看起来笨笨的，对什么都很陌生，感受不到往日的热情，可能是在里面吃得苦太多了。”她给张玉环买了一部手机，但张玉环完全不会用，这对他来说，是个新鲜事物。

“我虽然没坐过牢，但是我看过电影。”她也说不上来那些苦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张玉环是怎么熬过那些日子的，只是觉得“看到电影里别人坐牢，就仿佛看到张玉环一样。”

现在，宋小女终于觉得身上的“石头”放下了，再也不用去想他在里面“吃饭了吗？”“在干吗？”让孩子们回来陪伴张玉环，也是她做的决定，“我忍痛割爱，主要就是为了他高兴，他现在最需要陪伴。”

张玉环拿着无罪的判决书与老宅合影。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相隔27年的重逢

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出来后，宋小女哭了好几场。在法院旁听，她哭得手脚发麻，儿子们一个劲劝她别激动；7月9日得知张玉环可能出狱，她天没亮就起来梳头，编了个麻花辫打算见张玉环。

但最难抑制情绪的是8月4日——迎接张玉环回家。

那天张玉环回到村里时，已经是傍晚六点四十分。车门还没有打开，宋小女已经不能自已。“我不激动！我不激动！”嘴上喊着这句话，声音却已经因情绪失控而近乎失真，她哭着挣脱了两个儿子的手臂，在张玉环走出车门的一刹那，从数米外扑了上去。

但是，第一个抱住张玉环的是他的妹妹，宋小女只能和他的母亲在外围与二人相拥，抱头痛哭。哭声无法停下，张玉环和母亲、妹妹被人群搀扶进了屋里，门口被争相拍摄的记者堵住，宋小女和两个儿子也被堵在了外面。

宋小女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被两个儿子搀扶着坐在了门口，她时而痛哭，时而大笑，母子三人的头紧紧挨在一起。

“小女在哪儿呢？小女在哪儿？”情绪稍微稳定后，张玉环回过神来，拨开人群，找到了门口的宋小女，然而，大儿子保仁突然跳起，一把推开了他，冲他大吼，“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三母子？”张玉环愣住了，再次被架回屋里。

数分钟后，众人抬着宋小女坐到了屋里的躺椅上，她已几乎昏厥，鼓起腮帮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见张玉环之前，她已经吞下两倍于平时剂量的降压药，也没能抵消重逢时的激动。

8月4日，看到张玉环回家后，宋小女喜极而泣，险些晕倒，两个儿子搀扶住了她。新京报记者张胜坡摄

“低压60，高压187。” 早已等候在门外的120医护人员为她测量了血压，旁边有人掐她的人中，有人为她扇扇子，有人给她按摩四肢。

19点17分，宋小女的血压仍居高不下，她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打了镇定剂。第一次和张玉环的重逢，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见面，是在次日的清晨。宋小女从进贤县人民医院出院后，就赶到张家村。两人靠墙面对面站着，张玉环穿着黑灰色的条纹上衣，右手握着宋小女的双手，左手扶着她的肘部。宋小女向他再次表达，“我一直等着你，每次去看你都想拥抱你，你不拥抱不要紧，但是你知道，你欠我一个拥抱就可以了。”

事后，当媒体问到为什么不拥抱？不善言辞的张玉环说，“是担心宋小女情绪激动再次昏倒”。

“我以前好幸福”

1993年那场变故之前，宋小女一直都被宠爱着。

她在家排行老七，是家中姐妹里最小的一个。幼时，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炎，她每十天半月就要住一次院，小学一年级，因为多次休病假，她上了四年，最终因此辍学。医生曾一度告诫她父母，尽量让女儿吃好喝好，不要让她结婚，没准儿哪一天她就会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

直到14岁，宋小女突然发现，自己的心脏病似乎好了。父母也发觉，一向胆儿小的小女儿，以前听到他们吵架都会吓得躲进被窝里，现在即使看着他们吵架，也不怕了。他们带女儿去医院检查，被告知，宋小女的心脏病确实已几乎痊愈，接下来，只要治好她的肾炎就可以了。宋小女18岁那年，医生说，她可以结婚了。

结婚前，母亲跟她说，“你是老实人，嫁人也要嫁个老实人。”母亲为她挑中了张玉环：一个性格老实、个子高、长相端正、离娘家两里地的男人。

1988年，宋小女和比自己大两岁的张玉环结婚，大儿子保仁和二儿子保刚在婚后第二年和第三年相继出生。在她的记忆里，婚后的五年间，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左上：张保仁和张保刚幼年合影。右上：宋小女母子三人合影。左下：宋小女的结婚照。右下：宋小女和张玉环早年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和很多农村女孩儿不同，因为身子弱，宋小女从小就没干过什么农活儿，结婚后，地里的活儿基本全归了张玉环，偶尔两人一起下地，她也是坐在田埂上看着张玉环耕作。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负责照顾两个儿子。

入狱多年以后，和宋小女一起下地的场景是张玉环对“家”留存为数不多的记忆。

农闲时，张玉环凭着一手木匠手艺，偶尔会去福建、上海接几单木工活儿，补贴家用。她平时不关心丈夫能挣多少钱，也不会操心家里要花多少钱，她只知道，婚前，两人没像村里很多年轻人那样，因为结婚欠下外债；结婚时，同龄新人多用旧家具布置新房，她已经能用上张玉环亲手打造的清一色新家具；婚后，丈夫一个人靠种田、做木工、打零工，足有能力养活一家四口。

有一次，她跟张玉环说，自己生完孩子就胖了，结婚时买的很多衣服穿不下了，张玉环听完之后，没有多说什么，过了几天，就给她从县城买了几套新衣服，尺寸都丝毫不差。她最喜欢一条紫色的松紧带长裙，胸前有一排竖着的扣子，连着穿了两年多。

那时，家里的几个姐姐都羡慕她嫁对了人，男人足够疼她，“每次吵完架也都是他来哄我，我俩的感情那是周围人里最好的一对，你想想，早上都是他做好了饭再来叫我起床，以前我真的好幸福，我得到他的爱太多了。”

在宋小女的眼里，张玉环是她的丈夫，也像她的父亲。她试图用这种评价告诉外人，张玉环曾是她最爱的人，也是最爱她的人。

突如其来的变故

张玉环被带走调查那天，宋小女正在家里给两个孩子喂饭。不久前村子里有两个男童遇害，宋小女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整个村子里的男性，只有张玉环一人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带走，终归不是好事。

宋小女慌了神，信仰基督教的婆婆劝她一起信教，两人一起替张玉环向神灵祈福。得知张玉环被定为凶手时，宋小女正在去教堂祷告的路上，她哭着瘫软在了路边。

直到今天，她回想当年听到“张玉环杀人”的第一反应时，仍然是“那是不可能的，你们不懂他那个人。他爱我们三母子，一个做了父亲的人会做那个事吗？”

她不断说服周边人去相信自己的丈夫，“别人做爸爸容易，等着生产的几个小时就好，张玉环做爸爸没那么容易啊，我有心脏病，还没生就口吐白沫，他不会做这种事啊。”

丈夫出事时，宋小女的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她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超过想象的复杂事”。为了张玉环的案子，那些年她跑过法院、公安局，每次进到看守所，见不到张玉环就哭，见到了也哭。从县里、市里，再到省里她都找了一遍，但都无功而返。

8月6日22时，宋小女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疲惫是她最近生活的常态。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张玉环的大哥张民强，更多地承担了为弟弟申诉的工作。他记得在监狱里会见张玉环时，每次都问，“是不是你杀的人？”得到的答复都非常肯定，“我没杀，我是被冤枉的。”

那时，每隔一两个月，张民强就会在礼拜五去探望张玉环，一次见面30分钟，每次见面又高兴又难过，两人交谈的内容也大多是关于家中母亲和两个儿子。

张民强也开导张玉环，让他尝试写申诉信寄往最高院、最高检等部门，他也帮着弟弟把信的内容打印出来，更换抬头地址，一封一封寄出去。寄信申诉的日子一直坚持到2008年。最高检控告厅回函，说已收到张玉环案件来信，转至江西省高院，请耐心等待。

“就宋小女来说，帮助张玉环申诉，她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张民强说，因为当年出事的时候，宋小女比其他亲友更清楚一点案情，因此当律师、媒体需要了解案情时，宋小女能做的，便是配合流程所需，从福建赶回江西讲述当年的事情。

“她一个女人只能做这么多，在她力所能及范围里，她做得很好了。”张民强说，对弟弟的家庭，宋小女算是尽了最大的责任。

阴影与非议

张玉环入狱后，宋小女感觉“天快塌了”。

起先，被害男孩父母的骚扰，同村人的冷眼接踵而来。“人家看到我们都绕道走，白眼太多了。”

当年的村医张幼铃回忆，案件侦破以后，警方在村子里公开宣读了破案经过，所有村民，包括他，都相信张玉环就是凶手。“事发以后，村里人对他家人看法很不好，没人再愿意和他家来往。”张家村村民张丁玲说。

宋小女不敢再带着两个儿子在张家村生活下去。张玉环被抓后的大半年里，她和两个儿子辗转于娘家和几位亲戚家，“这家待两个月，那家待两个月，过着一种流浪生活。”

那段时间，宋小女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一个人默默流泪，张民强的妻子觉得母子三人这样生活不是办法，就建议宋小女摆摊卖菜，她负责帮宋小女进菜，宋小女只负责卖完就行，一是让她有些收入，维持生活，二是希望她有个生计忙着，不至于每天都胡思乱想。

张保仁（左）、宋小女（中）、张保刚（右）母子三人。受访者供图

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宋小女每天卖完菜挣的钱居然还不够进菜的钱。带着疑惑，她在宋小女的菜摊旁观察了一天，才发现，宋小女卖菜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发呆，客人买多少菜，要找多少零钱，她都不清楚，找钱时常常把菜钱也找给客人。

卖菜不是办法，她又把宋小女介绍给一位在深圳开餐馆的老乡，让宋小女去做服务员。1994年下半年，宋小女把大儿子留给父亲照顾，把二儿子留给婆婆照顾，一个人去了深圳。

当时，宋小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服务员，去了之后那位老乡也才发现，宋小女不会写字，不能帮客人点菜，当不了服务员。碍于情面，他留下宋小女刷洗餐具，打点后厨。

在餐馆的工资一个月有三百块，为了多挣些钱寄回老家，宋小女揽下了清洗餐馆五六个厕所的活儿，这是一份其他员工都不愿意干的活儿，老板很高兴地给她每月加了一百块的工资。

打工期间，宋小女不想让身边人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每当别人问起，她丈夫为何让她一个人跑到深圳打工，她都谎称丈夫在上海打工，两个人要一起攒钱回老家盖房。

1997年的一天，家人打电话告诉宋小女，张玉环的案子有了进展，让她赶紧回家。当时正是下午，餐馆没有客人，很多员工坐在大厅休息，听到这个消息，她高兴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声喊道：“我再也不会出来打工了，我丈夫出狱了……”

一时间，所有同事都知道了宋小女的秘密：她的丈夫正在坐牢。

回到老家的宋小女发现自己“被骗”了，等待她的不是即将出狱的丈夫，而是已经去世的父亲。家人怕她因为伤心，在路上碰到什么意外，才编了一个能让她安心回家的消息。

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宋小女又回了深圳，她想继续以前的工作，但是很快就发现，以前和她和睦相处的同事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一个先前对她颇为和善的男厨师甚至对她动手动脚，她警告对方，再有下次，自己就不客气了。

在把一个盘子砸向那位第二次非礼她的男厨师后，宋小女辞职了。这次，她决定要在南昌一边打工，一边为张玉环伸冤。找工作时，她告诉老板，自己可以少要一些工资，但有一个要求：老板要允许她每周一请一次假。

“因为周一找政府的人最好找。”宋小女说。

只会写拼音的她，对伸冤的概念就是跑到不同政府单位的窗口，和窗口工作人员说，张玉环是冤枉的。

一开始，她连一份伸冤材料都不知道带，直到有接待员告诉她，反映问题就留下材料。不会写字，就买本字典现学，用了将近四天的时间，宋小女才写出了一封自己满意的伸冤信。

从南昌市公安局，到政法委，再到法院……所有能打听到跟张玉环案子有关的单位，她都跑了个遍。有人告诉她一个北京的地址，说那里专为人伸冤，她也寄了一封信过去。到了邮政局，工作人员提醒她，她才知道寄信要贴邮票。

她一直相信，张玉环终有一天会被无罪释放，自己要养大两个儿子，等张玉环出来，“他什么都没有了，我要给他留住一个家。”

但父亲的缺位，也给两个儿子心里留下阴影。因为是“杀人凶手”的儿子，他们在学校常常被排挤。

“虽然他是被迫蒙冤，但他确实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二儿子张保刚感慨，”就算我能理解、我也敬佩他，因为设身处地我可能还不如他，我如果站在那个位置，也是对我的小孩满怀愧疚，有的东西不能改变。但这个失职这个必须得承认。”

患病改嫁

对宋小女而言，生活给她最沉重的一击来自于身体的病痛。这也成为她后来选择与张玉环结束婚姻，改嫁他人的最实际原因。

1999年，宋小女查出了子宫瘤，医生说只有做手术才能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她没有选择马上做手术，怕自己下不了手术台，两个儿子将无人照料。她动了改嫁的念头。

两年前，弟弟就给她介绍过一个人，对方是弟弟在福建打工认识的工友，老家也在江西，发妻在1994年因白血病去世，之后便一直单身，带着一个儿子。当时弟弟告诉她，这位朋友也出身普通农家，曾为了给妻子治病散尽家财，还欠了很多外债，他看重对方是个重情义的人，才介绍给姐姐。

一开始，宋小女拒绝了弟弟的好意，她想等张玉环回家。后来，她拨通了弟弟的电话，让弟弟帮忙约着见一次面。见面后，宋小女和现任丈夫吴国胜坦白了再婚的用意，并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要允许她心里装着张玉环，无论她何时想去探望张玉环，都不能阻拦；二、要真心对自己两个儿子好，自己也会对他的儿子好；三、不能阻拦她去看望张玉环的母亲。吴国胜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宋小女回到张家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儿子保仁，她拿出吴国胜的照片，想让儿子看一下。儿子没有说话，拿过照片，撕碎，扔进了正在煮饭的灶膛。“我当时还不理解我妈。”张保仁说。

1999年，宋小女和吴国胜去了福建。初到福建的日子里，宋小女对张玉环的思念充斥了她和吴国胜的生活。一次，吴国胜请朋友在家吃饭，宋小女在叫他时，脱口而出叫出了张玉环的小名，朋友走后，他和宋小女说，“小女，你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怎么能接受我？”宋小女则回他说，“我压根就没有接受你，我也没有办法，我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不是有意要叫的，你不能怪我。”

晚上睡觉时，宋小女常常独自一人蜷缩在床角哭泣，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吴国胜发现了，劝她放下张玉环，好好过日子。

1999年，在福建生活两个月后，宋小女再次回到了南昌，一边打工，一边跑张玉环的案子。后来，她到监狱见到了张玉环，告诉了他自己改嫁的想法儿，但隐瞒了子宫瘤的事情，“和他说了也是给他增加负担。”

“他说自己是冤枉的，让我等他，说他没有勇气和我离婚，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宋小女说，那次见面，张玉环始终没有同意正式离婚，只是最后松口说，“只要他对你好，你们能好好带孩子就行。”

吴国胜还是想让宋小女能回福建和他一起生活。1999年春节，趁着回老家过年，他和宋小女说，自己一个人养活三个孩子压力太大，希望她能回去，两人一起挣钱养家。宋小女答应了。

2011年，宋小女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她被确诊为宫颈癌。

“不是治不好，那是不可能好，癌症哪个能活？”那一年，宋小女刚和丈夫在老家盖好新房，欠下了11万多的外债，“为什么要弄个人财两空呢？”

宋小女想自杀。趁着丈夫出海，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不吃饭，只喝水，“我把丈夫给我买的衣服都扔了，把我给他织得毛衣也扔了。”

三天后，她去找医生，开门就问“三天三夜不吃饭我怎么没死？”医生没反应过来，开玩笑说，喝了水还得等几天才能死。

没能死在家里，宋小女想去跳海。要到能跳海的地方，需要坐一路公交车，她没有想到，就在她低头上车的间隙，吴国胜从那辆车上下来了。

简单对话后，吴国胜便发现不对劲，此时的宋小女因为三天没吃饭，已有些站不稳，他知道妻子今天会去医院检查，想看她的报告单。

宋小女骗他说，检查结果只是有些炎症，自己已经把报告单撕了。吴国胜不再追问，立即把她推上了路边的出租三轮车，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吴国胜才从医生口中得知，妻子得了癌症。回到家后，宋小女直言，她不想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