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5 18:57:36来源：法律常识
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曾写有一本名叫《大问题》的书，这是一本脍炙人口的哲学导论，书名的“大问题”，不仅显示了这些哲学命题的“根本性”，同样也喻示了这些问题并非囿于哲学专业内部，而是所有关心人类智识生活的人都绕不开的问题。不过，在学科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小而精”的专家式研究备受青睐，对“大问题”的探讨，常常需要承担来自多方的质疑。这一点，从读者们对大卫·克里斯蒂安、尤瓦尔·赫拉利等“大历史”作者的评价中便不难发现。
在中国思想界，金观涛关注的议题常常都是这类“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尝试将科学方法引入社科研究，到上世纪90年代利用数据库开展的观念史研究，他不仅著述颇丰，且视野常常贯通古今，融贯文理，瞄准根本性的议题，完全反学科专业分工之道而行。如今，年过古稀的他将思考的关注点聚焦到了哲学。今年，金观涛的新著《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出版，在其中，他提出了有关“真实性哲学”的构想。
这是在思想的抽象阶梯继续向上的攀爬，但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最具体的现实关切。2020年，新冠病毒的暴发致使世界进入“大封锁”状态。这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同样也使得许多深层次的政治、社会问题暴露。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正难以阻挡，“后真相”日益成为一种另类的“共识”。正如金观涛在书的开篇所言，“很多人的心态都回到了19世纪”。
不过在他看来，这种心灵的倒退并非全因一场病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20世纪发生在哲学思想中的语言学转向，这场转向对符号与经验的区分，摧毁了人类文化中的宏大叙事，导致了“真实心灵”的瓦解，进而引发了科学乌托邦对人文主义的征服、终极关怀的失落等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问题。而为了更好地面对这些人类的根本困境，需要重建一种找回真实心灵的哲学。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消失的真实》导论部分，有删改。
《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作者: 金观涛，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3月
科学乌托邦，
人文精神的衰落与“真实心灵”的解体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顾20世纪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20世纪科学革命，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二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见证了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相继发生，从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彻底变革似乎成了科学发展的常态。大家一度乐观地相信，进入21世纪以后还会有新的科学革命，但事实上并没有。换言之，科学理论虽然仍在不断进步，但是告别了革命。为什么20世纪会发生科学革命呢？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为什么科学理论不再出现“范式转移”？对此，哲学家知之甚少。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从鲁道夫·卡尔纳普、卡尔·波普尔到托马斯·库恩，他们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最后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他们对“什么是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也都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人类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科学知识进步，掌握了越来越发达的技术，但在整体上理解现代科学碰到了巨大的困难。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失败与第二轮全球化的价值基础遭受挫折是一对孪生兄弟。
20世纪人类思想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自从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之后，基督教在西方一天天退出公共生活。在价值多元主义的背后，是人文精神的沦丧。自17世纪现代社会在天主教文明的土壤中起源以来，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人文价值一直是和科学并列的存在。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共同维系着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但20世纪人文精神面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次又一次的轰炸。即使在极权主义消弭后，人文精神仍不断受到虚无主义浪潮的冲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批判的人文精神再一次尝试重振力量，却没能恢复自己的活力。后现代主义退潮之后，人文精神终于伴随20世纪的终结一起寿终正寝。
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世界必定是畸形的，其后果是科学乌托邦的兴起，它除了为新形态的极权主义在21世纪提供正当性外，还意味着技术压倒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当人们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而只有具体的科技知识时，科学乌托邦的泛滥也就不可阻挡。什么是科学乌托邦？我们可以以生命科学为例进行说明。今天，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的新进展引发了人类生活前所未有的巨变，然而人对生命的宏观理解，远远跟不上对生物细节知识的了解和操纵。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技术主宰了整个科学，人类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谷歌的首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甚至预言人类在2045年将实现永生。科学乌托邦指的正是这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迷信。
在社会事实公共性消失，人们不能理解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文精神衰落这三件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增长一日千里的今天，人对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所谓真实性判断力的“狭窄”，指的是当下只有具体的科学技术才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而对社会事实的公共性以及“什么是科学”这些整体性问题，大多数人失去了判别能力。所谓真实性判断力的“模糊”，指的是真实性反思能力的丧失。为什么人文精神会衰落？原因是很多人认为过去的信仰和道德是假的。那么为什么过去人们视其为真呢？对此，大多数人不去思考或没有能力思考。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时代，正是源于人们失去了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我们把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称为真实的心灵，这样，上述种种现象的思想根源可以统称为真实心灵的解体。
金观涛,1947年生于浙江义乌，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著有《消失的真实》、《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 、《系统的哲学》《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系统医学原理》（合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与刘青峰合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与刘青峰合著）等。
半途而废的认识论革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失去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居然和20世纪哲学革命有关。众所周知，人类通过语言即符号系统把握世界，但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人可以使用符号？这就相当于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不可能认识水给其带来了怎样的限制。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用如下比喻来形容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如鱼可以跃出水面观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学家发现世界和语言同构，认识到形而上学是语言误用带来的错觉。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和20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认识论革命。不同于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建立，这是一场禁锢人思想的革命。在维特根斯坦这位公认的天才作为哲学革命代表的背后，是哲学被阉割，其创造性被束缚在牢笼之中。我们可以用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的兴起来说明这一点，正如卡尔纳普所主张的，哲学家的唯一工作变成了语言分析，一方面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分拣出来，另一方面，剩余的有意义的句子被分成两类：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前者交给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分析，后者则交给科学家。这样一来，人类似乎就可以找出语言是如何把握对象的，从而勾勒出思想运作的大结构。这确实是一种很精彩的哲学想象，但结果是哲学再也不能承担起重建人文精神的任务，“大写的人”萎缩了。人的理想也随着哲学的死亡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说，无论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还是人类不能理解现代科学，都对应20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和认识论困境，语言学转向则意味着哲学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从而取消了自身所背负的重担，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这种貌似有理的观点忽视了哲学革命对真实性判据的巨大冲击。自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明确认识到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约定，符号串用自身结构来表达对象的结构。因符号串本身没有真实性，它只能从经验那里获得真实性，这样一来，只有科学和逻辑为真。人文精神失去了真实基础，因此必然走向衰落。换言之，科学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能被经验证明且符合逻辑。符号的发现不仅将真实性窄化为科学事实，还取消了符号和任何整体的真实性研究的意义。这不是正好证明了上文提出的人们对世界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吗？
我要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民族主义的反思和科学哲学同时产生，又同时失败，这并不是偶然巧合！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人类退回19世纪的思想状态，使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回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第二次全球化价值基础的各种信念不堪一击，好比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第二次全球化的基本观念没有17世纪现代思想那样的真实性基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兴起，虽然促使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现代价值的基础，但这一反思的对象过于狭窄，仅限于社会制度、政治哲学和相应的价值层面。例如，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用市场经济来为现代社会辩护；无论是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哲学，还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都只能在法律和政治哲学领域论证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一旦社会问题超过专业领域，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必定束手无策。
为什么支持第二次全球化的新观念系统如此狭窄呢？原因正是哲学革命摧毁了一切宏大叙事的真实性。哲学革命之后，人文领域普遍的理论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依旧模糊不清。在很多人看来，如同早期自由主义那样广阔宏大的理论在学术上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改进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让人类对现代性、科学和生命意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努力无功而返，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哲学被困在语言分析的牢笼中。事实上，哲学革命不仅没有用新的符号真实观来为现代社会建立更坚实的价值基础，反而否定了符号系统本身的真实性，从而加剧了真实心灵解体的趋势。
《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作者: 金观涛，版本: 东方出版社 2021年6月
现在我们可以对20世纪社会思想的危机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做一总结。自现代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对真实性的整体判断能力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就存在不断狭窄化和模糊化的趋势。哲学革命摧毁了符号系统本身具有真实性的根据。这样一来，任何一种为现代价值提供正当性的理论必须建立在科学之上，而这又不可能实现。因此，除了具体的科学技术外，宗教、道德和普遍的人文理论都没有真实性。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真实心灵完全解体了。
现代性和真实心灵
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吗？为了剖析真实心灵走向解体的历史过程，必须先严格界定真实性。21世纪人类知识爆炸，事物各式各样的细节都有准确定义。只有一件事情在专门化研究之外，那就是真实性本身。我认为，真实性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它规定了主体对这一对象是忽略还是注意。这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是进一步评价对象、规定自己和对象关系的前提。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对科学和政治社会、哲学领域进行探索的认识论基石。
真实心灵的形成可追溯至轴心文明的起源。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最早注意到，公元前数百年间出现了与消逝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截然不同的不死的文化。此后，西方学术界用“超越突破”的概念来深化这一发现。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研究。我认为“超越突破”的本质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生命终极意义。一种非社会的主体性由此起源。我把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称作“轴心文明”。因为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为了克服死亡，人必须寻找能够超越死亡的意义，即“终极关怀”。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证明：超越突破只存在4种不同的类型。我称之为4种超越视野，它们分别是：（1）希伯来救赎宗教；（2）印度解脱宗教；（3）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4）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传统文明。任何一种超越视野都包含相应的终极关怀及其规定的价值和经验，它们回答了生死问题并给出了“应然社会”的组织蓝图。从此以后，不死的文明和独立于社会的主体产生了，它们一直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其中，认知理性（发现自然法则）因无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义，最终与希伯来救赎宗教结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
自轴心时代以来，人一直是三种真实性之载体。第一，每个人时刻面对外部世界，可区分对象是否真实并对其做出判断和反应，我称之为经验（包括通过广义的技术感受到）的真实性；第二，主体每天面对自己，自我作为一个行动和价值的载体，存在着行动意义和价值的真实感，我称之为价值的真实性；第三，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在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主体会对生命终极意义之拷问做出回答，并伴随有相应的思考和行动，我称之为终极关怀的真实性。
在各个轴心文明，上述三种真实性都是互相整合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真实的心灵，真实心灵是传统文化的基石。现代性起源于希伯来宗教和认知理性的分离并存，在这一过程中，认知理性进一步演变为现代科学。我在第一编中会详细论述这一过程。从此以后，互相整合的三种真实性开始分离，并在各自的展开中走向对自身的理解。这是真实性的大解放，但人们不知道，这三种真实性本来是互相维系的；一旦发生分裂，每一种真实性会随着社会发展（现代性展开）和各自依据的认识论逻辑而变化。只有在现代社会的早期，三种互相分离的真实性仍然存在，即人还具有真实的心灵。随着三种真实性互相维系机制的消失，其长程后果只能是三种真实性分别基于不同的认识论。这三种认识论因缺乏高层次的反思而不能建立互相维系的机制，并在发展中各自趋于畸变甚至消失，结果就是真实心灵的解体。也就是说，真实心灵的解体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
卡尔·雅斯贝尔斯。德国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观点。
最先发生动摇的是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基础。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个人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因为它和三种真实性互相维系的机制是矛盾的。个人权利来自自然法，它是天主教文明中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互相分离的结果。现代社会的诞生，是自然法向个人权利的转化。个人权利成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这意味着人可以从某一种终极关怀中走出来，甚至自由地选择终极关怀。这时，维系终极关怀稳定的基础已经不再存在，其真实性之丧失是迟早的事。
一旦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分离并存，不断扩张的认知理性迟早会认识到经验事实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结果是主观价值论兴起。加之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终极关怀，价值和终极关怀的联系自此断裂，后果是两者都丧失真实性。这一真实心灵的解体在现代性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亦更波澜壮阔。现代性起源于加尔文宗社会，美国宪法本来基于圣约，即人在上帝面前的誓约，它和对上帝的信仰（终极关怀）直接相关。其他文明要学习现代性、建立现代社会，不可能立足于圣约，因此民族主义作为整合现代价值的前提兴起了。然而，民族主义不可能成为独立个人的终极关怀，其后果必定是终极关怀和价值真实性的丧失。事实上，随着民族至高无上的主张引起世界大战，人们开始反思民族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灾难，这时他们会再一次把现代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作为现代性起源地的英美社会。然而，这些社会也只能用功利主义的主观价值论作为现代价值的基础，价值公共性的消失必定导致真实心灵的解体。
由此可见，20世纪哲学革命是多么重要，它从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一全新视角来考察真实性，意味着人类真实观的大解放，这本应该成为重建现代真实心灵的前提。新的哲学应该再一次论证终极关怀和人文世界的意义，指出其真实性并非科学真实所能取代，然而它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废除了哲学的功能。因此，轴心时代以来形成的真实心灵被摧毁之后，迟迟不能进行重建。
当终极关怀和价值真实性不存在时，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成为人类唯一的目标，但科学技术所依赖的真实性能一直存在下去吗？启蒙运动以来，经验真实性进一步蜕变为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真实。进入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虚拟真实的扩张，导致客观真实也处于瓦解中。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真假信息的边界日益模糊，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必然是混沌和动荡的。
真实心灵丧失带来的困境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今世界在真实性判断上的混乱。一个例子是科学领域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的混淆。2019年4月，全球多位科学家同时公布了黑洞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由200多名科研人员历时十余年，从四大洲8个观测点“捕获”的视觉证据，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对黑洞存在的预见。
发现黑洞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此，我要分析的不是这一发现的真实性，而是黑洞的照片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以往的经验，照片上拍到的东西都是经验真实。这张照片无疑是科学界向大众展示黑洞存在的证据，但我要问：这张照片真的如通常的照片那样证明了未知对象的存在吗？它是真的吗？事实上，黑洞是时空奇异点，它是数学符号真实而不是科学经验真实。所谓的黑洞照片“捕获”的也仅仅是黑洞边上的光环。我们在理解这张照片的意义时，混淆了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或许科学家拿出照片时是知道这一点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大众对这种混淆毫无感觉。
《后真相时代：当真相被操纵、利用，我们该如何看、如何听、如何思考》，作者: [英] 赫克托·麦克唐纳，版本: 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7月
根据20世纪语言哲学，符号的真实性必须来自经验，否则便无意义。这种意识已经深入人文、社会和宗教领域。数学是一种符号系统，自然语言是另一种符号系统，如果我们把上述黑洞的例子换成自然语言的例子，人们就很容易意识到混淆符号和经验是不妥的。根据《圣经》，上帝是存在的。在很多哲学家看来，上帝只是一个自然语言的符号。在阅读自然语言文本时，必须严格区分纯符号和代表经验对象的符号。前者不是真的，后者才是真的。我要追问：为什么在科学领域，我们认同纯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可以混淆，并拿出黑洞的照片，而在人文社会领域，在用自然语言表达对象时，纯符号和代表经验真实的符号却要区分开来呢？黑洞作为数学符号真实是存在的，为什么同样作为符号的上帝不存在呢？这里我无意探讨宗教的问题，只是想借这个例子来说明：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误区，正是造成各种思想困境的内在根源。
人类正陷于严重的精神分裂。一些人对科学极端推崇，他们将数学符号视作新的上帝，认为人类极有可能生活在高级文明创造的虚拟世界中。在另一些人心中，宗教信仰无疑是真实的，它不仅不受理性的约束，反而是反理性的，各种极端主义思想在此观念支配下兴起。今日我们应如何认识符号和经验的关系？在什么情况下，符号可以嵌入经验世界？在什么情况下不能？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做出回答。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用数字说话”。近年来人们几乎在大数据和真相之间画了等号，但大数据真的能使我们更深刻地洞察世界吗？在2019年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大数据发挥了奇怪的作用。有时，那些实时更新的、精确的数字确实指出不同社会疫情的状况，但很多情况下，其反而会使人看不到真相。美国天普大学的一位数学系教授指出，表面上精密的疫情数据其实包含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一是基本数据的不确定，如死亡率和感染率，到底有多少人因疫情而死亡？考虑到存在大量未经检测就接受治疗的人，以及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如何确证实际感染人数？二是医疗机构和媒体报道这些数据的方式可能带来的歪曲，比如某日某地新增病例数一夜增加了10倍，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之前疫情检测不足，一旦扩大病毒测试范围，自然会带来病例数的成倍增长。这些统计数字最终带来的是社会日益加重的撕裂和恐惧。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大数据之间并不自洽。这一切表明：不同的大数据背后隐藏着不同文化、制度之下传染病的不同互动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真正影响不仅是人命损失，还作为一种催化剂导致不同社会观念的巨变。这一点是当今所有大数据分析都难以看到的。
上述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当“真”和“假”、经验和符号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时，我们还能判断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吗？还能对那些不断异化、出乎我们意料的计划和构想做出合理的修正吗？如果说在人文和历史中根本不存在真实性，那历史的教训还有什么意义呢？20世纪，人们一度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结果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导致极权主义兴起。21世纪，人们否定了历史的规律，却诡异地发现历史正在重复。
真实性哲学的研究
今天，我们有繁华的物质文明，但反观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脆弱、害怕死亡、懦弱和怯于反抗。人类当代的科技已经足以支撑我们到火星上去生活——只要我们有勇气。但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我们有包含这样技术的心灵吗？没有！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灵，不仅惨痛的历史教训会被漠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灾难会重演，而且我们的科学技术成就在100多年后也会被遗忘。所以，今天人文学者要做的事情，是重建人类真实而宏大的心灵，这个心灵可以与我们的科学技术相匹配，而这绝对不会从技术本身或从科学专业研究中产生出来。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建立一个人有尊严的社会？只有存在有尊严的人生，才会存在一个人有尊严的社会。一个人只有具备真实的心灵，才能获得有尊严的人生。因此，文化和社会重建的核心，是重建现代社会的真实心灵。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社会的真实心灵是不可能恢复的。在现代社会，如何恢复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并使其和价值与经验的真实性互相维系，使人再一次成为三种真实性的载体，这是时代向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真实性哲学的探讨。
“真实性哲学”一词是我提出的。我之所以将真实性和哲学研究相提并论，是想从更高的层次来把握今天哲学研究的方向。其实，只要从西方哲学史中走出来，分析各轴心文明价值系统的问题，哲学就会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的“爱智”中走出来，转向其隐藏在深处的本质即真实性的探讨。不同轴心文明有着不同的超越视野，每一种超越视野都有各自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以及由终极关怀、价值整合的经验。也就是说，不同轴心文明的真实心灵并不相同，古希腊文明的“爱智”对理性和真实的追求，只是轴心文明的真实心灵之一。正因如此，今日轴心文明及其现代转型的文化研究，应该以真实性哲学作为框架。相应的研究问题是传统社会真实心灵的结构，以及现代性展开如何导致传统社会真实心灵的解体。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研究真实心灵是否必定与现代性相矛盾，以及如何建立现代的真实心灵。
摘编、导语 | 刘亚光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