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2 19:21:51来源:法律常识
记者|陈龙 编辑|李克难
哈尔滨市对森耀律所四名主犯公开庭审后,森耀所更多的被告正陆续面临审判。6600多的受害者,被一份名单所分割。其中5500个名单上的人等待森耀案的全部审结,有望从公安追缴的资金中拿回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但剩下1000多名“2015年3月以前签订合同”、“代理律师为真律师”的被害人,尽管遭遇一样悲惨,却难以随刑事审判的进行而获得赔偿。在这其中,民间借贷纠纷占了其中很大部分。
尽管森耀也有一只名副其实的律师队伍,但结案后一些案件也未尽到律师职责。
71岁老人彭琴几年前,为好友儿子办的小额贷款公司放了126万,其中除了80多万退休金,她还借了40万。“我就相信他,因为他是朋友。他是白手起家,租了三层楼,又是车又是房什么的,红红火火的几年。虽说2分利,我百分之百相信了。”
但这朋友最后爆雷了。具体资产摸不清,彭琴想到了法律。当她来到了森耀,遇到的是执业律师纪长武。纪长武说,“我们优秀的律师团队,一群主任律师帮你排忧解难”,把彭琴说得心花怒放。彭琴问,要是对方没钱怎么办?对方回答,“我们挖地三尺,也能把他的资产给你拿出来拍卖。”纪长武还承诺,3到6个月内,全款到位。彭琴嫌太久,因为还背着借款的利息,但也只能咬牙忍着,接着签合同,交了7万。
然而钱一交,森耀方面就变了脸色。彭琴说,这官司不用打,只需要执行。纪长武说,没有判决书,没法执行。他私下问彭琴,“我要给你打赢了,你给我你怎么表示?”彭琴只能说,钱执行到位后另算一笔。事后彭琴气愤,“你看这就他们雇的这些个,这叫正规律师……”
一个又一个礼拜,一个又一个月,没有丝毫进展。年近七旬的彭琴一次次来找森耀。在森耀大厦六楼,她见到的是一幅幅“无赖嘴脸”、“流氓派头”。她质问为什么拖了好几个月,森耀的人威胁她,“你再这么的,我顺窗户给你撇出去。”彭琴不服软,“你试试。真吹你,那我可这真是找对地方了。”随后立刻冒出一帮打手,“我说干啥?你们黑社会啊?你们这什么地方……”
怕孩子责怪,彭琴至今瞒着两个孩子。有一天在医院,她听说纪长武受审,因敲诈罪被判15年,拍手称快。“敲诈当事人一百多少万。法官让他还钱,他说,我不还,我没有,我钱花了。这就是他们森耀的律师。”
田成香的丈夫2015年4月从小区三层高的天井里掉下去。丈夫住院期间,家人找物业赔偿遭拒,不得不问亲戚借钱看病。他们找到森耀,希望早点拿到赔偿,付医药费。8个月后,丈夫去世,物业的律师主动来和解,希望赔付20万后家人不再追究,田家希望赔偿金60万。
这时,“正规律师”名单上排第8位的森耀律师杨纯华打断调解,“他就拍着胸脯,说有我呢,这都准赢的,差好几十万。” 杨纯华保证,他能为他们拿到五六十万赔偿金。代理费商定3万,田成香先交了1万5。然而此事一直没有进展,他们不仅没得到60万,连20万也没了希望。森耀事件后期,刚毕业的儿子受到不明力量的威胁,不仅不为父亲伸冤,反而力劝母亲“这事不要再追究了,提也别提”。
虽然早已放弃了为丈夫申诉,但田成香有时候还是积极地跟着大伙一起跑各个部门,毕竟,丈夫出事后的一系列麻烦,都是因为森耀。有一天她跟难友们说笑,“老公死了四年,我一直在跟森耀斗,头发都等白了……”
姜秀云多年来一直做皮草生意,2014年,她先后发现丈夫在外面跟两个女人同居,她忍不了,决定离婚。
2015年11月,她找到森耀,希望离婚分割1000多万的财产,把丈夫占有的财产都拿回来。第二天签的合同结尾手写道,“甲方协助乙方做到王某净身出户。”分给她的律师,是纪长武,要价20万。“干哈这么多钱呢?你不是官司不赢分文不收吗?”姜秀云反问。对方回答,“我们打官司也需要钱啊,还得给人家法院点好处。”纪长武夸口,“我还能给你打回来一千三四百万。”姜秀云说,“一千万就行了,我不需要那么多。”
“一听这人说话,就是个律师,嘴岔子挺厉害的。”姜秀云信了森耀,交了20万。可没过几天,森耀又问她要了两次差旅费,她交了2千,又交了5千。12月1日纪长武通知会见,姜秀云去了森耀律所,纪长武说,“你这一千万的官司,20万不够啊,还得交5万。”姜秀云觉得20万都交了,也不差5万,又去财务窗口交了。没想到再上楼见到纪长武,他又说,“25万不够,还得再交50万。”
姜秀云脑子一下子炸了,“我一看,完了,上当了!”果然,一直到森耀事发,森耀没再找过她,她打电话给纪长武时,对方就以“嗓子坏了”等各种理由推脱。而2018年5月一审判决后给出5500个受害人名单,姜秀云不在其中。“警方就说我是正规律师办的案,不算被害人。”
森耀案的受害者中,相当比例的案件都是民间借贷导致纠纷的执行难问题。在森耀的受害者很多都相信,一家律所便能有“能量”为他们摆平执行的问题。
郑敏借给朋友9万4,钱不多,也被森耀一系列广告和“实力象征”给迷惑。“我当时就说,这官司我自己打也能打赢,因为有欠条的。但官司赢了以后,你能不能保证给我执行回来?”对方保证连带执行。于是她交了1万零5百元的代理费和差旅费,听从安排在家等。谁知法院开庭时没有任何人通知她,案件以自动撤诉处理。森耀案发后的2016年9月,她自己去立案,没请律师,赢了案子,却依然拿不回钱。“去找森耀的时候,欠钱的那家单位还在,后来就倒闭了。都是森耀给我拖黄了……”
张春燕2000年借给朋友29万,出于信任并没有打条子,但对方承认,2009年补了欠条。但没过一年,朋友两口子离婚。“他们是婚前找我借的钱,一审时,男的自己把债务揽过来,把有钱的媳妇给摘清了。”张春燕找到了森耀,商定代理费3万5,先交2万5。也同样是“什么事都没做,连个律师也没给我”。因为和森耀签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2月,她也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秦桂英同样是欠款问题,货款13万,找到森耀时,同样是听信了“这官司打不赢我们不接”的甜言蜜语,也信了罗景昕的广告,觉得森耀“有手段”。2015年5月签合同,她就交了1万代理费。派给她的律师宋洪文,在事后公安出具的森耀律所28名正规律师名单中,排第6位。秦桂英把证据相关的资料、光盘和U盘交给宋洪文。
开庭的前五天,秦桂英请宋洪文和他的朋友在森耀大厦旁的喜家德吃饭,当面给他1千元,晚上,宋洪文给她发来一个银行账号,又问她要1万,暗示需要行贿。开庭时,坐在辩护席上的宋洪文一句话没说,秦桂英完全不懂应对,案子竟然输了。森耀案发后,她找到宋洪文,要求退钱,宋洪文只退了1万1千元,但拒绝退还代理费,还说,“你爱哪告哪告去。”
2018年8月23日出炉的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四名主犯的一审判决书后面,附了5503个森耀案受害人的名单,长达98页。然而,也正是这份名单,让一大批受害人陷入困境。
一审判决书显示,检察机关起诉宋立国、宋立辉等人犯罪行为起讫时间为2015年3月到2016年7月;同时“公诉机关指控的是森耀律所非诉组实施的诈骗犯罪,而未指控在森耀律所注册的28名执业律师”。这样,“森耀案受害人”身份被划出了两个红线,剩下1100多名2015年3月以前签合同、代理律师在28名执业律师名单内的当事人,被排除在外。
至今,28名职业律师中,只有纪长武被以敲诈罪获刑十五年。
近一年以来,被排除的1100“没名人”陷入焦灼。他们认为森耀案是一个集体诈骗案,2015年3月以前也属于诈骗,“真律师”也实施了诈骗。他们多次给相关部门投公开信,呼吁政府一视同仁,将他们也纳入被害人名单,但始终无果。
而在案件起诉阶段,起诉书中便以排除了红线外的1100多人,而这些受害者也没有察觉,从而错过了最佳维权时机。
毫无疑问,检察机关要证明没有律师执照的人谎称是律师代理案件构成诈骗罪,要比证明有律师执照的人没有诚实代理构成诈骗罪要简单直接得多。而要证明后者,检察机关还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地去考察具体细节。
按照法院一审判决,这1000多个被害人的情况不属于刑事案件,可以走民事诉讼程序,通过民事赔偿维权。但受害者们大半年来却几乎无人立上案。2月底,《凤凰周刊》记者跟随一批被害人前往道外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哈尔滨市司法局、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看到的是各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
《凤凰周刊》所见的森耀合同,几乎千篇一律,条款看似正常,只在封面上写上大字体的“官司不赢分文不收”和“北京总部”的电话,合同结尾有手写的附加条款,一般都是森耀对办理时间和结果的承诺。但所有人的合同落款和印章都是森耀律所,没有填写律师。
“公安说受害人身份由法院认定,所以不给立案,检察院说立了案才接收,司法局说森耀案已交给公检法处理,道外经侦队躲我们,信访局直接不受理我们的事情,政法委、纪委开了协调会也没答复……”一位受害者告诉记者,因为所有合同都是和森耀律所签的,即使律师没有被抓,他们也不能起诉律师,而现在被排除在森耀集体诈骗案以外,他们没有了起诉对象,无法立案。而许多人的案子很快就要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了。
一个装饰公司老板,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用律所坑害6600多名受害人,重创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和秩序的信任,性质之恶劣,在中国司法史上创下了首例记录。森耀“祸患”还远未结束,数千名受害者虽然大部分被登记名册,等待案件的最终审结,但还有上千人不被认定为受害人,陷入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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