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6 08:03:05来源：法律常识
记者/祁彪
编辑/段文
2月16日，江歌母亲江秋莲起诉刘某曦(原名刘鑫)侵犯江歌生命权纠纷案，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开庭前夕，2月14日，刘鑫接受了记者专访，这是她沉默三年多后，首次公开面对媒体。这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但刘鑫称，这个节日早已经和她没关系，自从江歌案发生后，她对于感情问题发自内心地排斥，再没想过这些。而五年来她所经历的一切，让她早已经对生活没有了希望，所有的节日包括第二天的元宵节，对她来说都没有意义。
此次二审开庭，刘鑫选择出席庭审。对于一审为何没有出庭，刘鑫解释，一方面是“网暴”带给她的精神压力让她从心里打怵，另一方面也是律师对她的保护，想让她摆脱阴影，尽量过上归于平静的生活。所以一审她没有出庭。“但是目前（一审）这样的判决，二审我无论如何要站出来说明真相，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刘鑫说。
此前的2022年1月10日上午，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江秋莲诉刘鑫案一审判决。青岛市城阳区法院认定刘鑫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对于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江歌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江歌阻挡在自己居所门外被杀害，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最终，一审判决刘鑫赔偿原告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宣判后，判决书被公布，外界也由此得以了解判决中认定的江歌案发前后的诸多细节，包括事发前刘鑫曾阻止江歌报警的提议、事发当晚刘鑫要求江歌等她一起返回公寓、在凶手陈世峰与江歌发生争执时刘鑫“先行入室并将门锁闭”等等。
不过，刘鑫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以及认定的上述细节，表示完全没法接受。遂委托律师于1月24日递交了上诉状。
刘鑫称，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她就和律师为二审做准备，想尽一切办法联系日本方面想调取凶杀案的全部案卷。虽然因为此次二审开庭仓促，暂时没能调来日本的全部案卷，而且对日本法院来说，她只是江歌被害案的证人，原则上也没有资格调取全部案卷。但经过对江歌妈妈提供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勘误，她和律师依然找到了能还她清白的证据。
“这次开庭，我做的最大准备就是心态的准备，我认为我需要站起来面对，而不是懦弱地请求原谅。”刘鑫称，这五年来，她遭受了巨大的网络暴力，之所以选择一直沉默不言，并不是因为她错了，只是觉得她需要包容、忍耐，“无论如何，江歌妈妈毕竟失去了女儿，而且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和公正，因此哪怕舆论对于我有再多的谴责甚至谩骂，我都选择闭口不言，但是一审判决却狠狠地告诫我，我不能再沉默和忍耐，必须要站出来说清楚事实，否则我会坠入深渊，万劫不复，而这些却是我莫须有背负的。”
针对刘鑫的说法，记者同时也联系了江歌母亲江秋莲。因为身体抱恙的原因，江秋莲电话接受了专访。她对刘鑫的说法完全不予认可，并称生病很大程度是“生气给气的”，主要就是刘鑫的话让她觉得“卑鄙”。不过江秋莲表示，病情不会影响她参加二审开庭。江秋莲专访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另行发布的全文。（江歌母亲诉刘鑫案二审开庭，江秋莲开庭前一天到江歌墓前探望，接受专访称“五年来有许多人帮助我”)
江歌被害案发生至今已逾五年，这起悲剧后续引发诸多争议，余波至今未息。但无论如何，江歌母亲也好，刘鑫也罢，作为争议双方的当事人，给予充分表达的机会，是她们应有的权利。
2月16日，江秋莲起诉刘鑫侵犯江歌生命权纠纷案，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刘鑫出庭应诉
2016年11月3日凌晨，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在其租住的公寓中遇害，案发于日本东京中野区。案件旋即引发国人巨大的关注。
根据公开信息，2016年11月4日，江秋莲抵达东京，随后便展开了一系列签名请愿活动的准备工作，包括在社交网站与软件上发布信息等，十几位志愿者也加入其中，帮助制作展板、展示牌等用具。
2016年11月7日，陈世峰被警方逮捕，日本警方逮捕陈世峰的理由是他曾威胁过刘鑫。
2016年11月12日，江歌母亲江秋莲对签名现场的华人华侨说，如果没有好心人的帮助，自己很可能已随江歌而去，如今看到有这么多同胞鼓励和支持，她有信心继续走下去。
2016年11 月 19 日，江秋莲带着江歌骨灰回国。
2016年11 月 24 日，日本警方最终以杀人罪对陈世峰发布逮捕令。
而就在此案侦办过程中，刘鑫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于那段时间的经历，刘鑫称，“我时常想，当初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避免事件演化成这样。有些人说：在江秋莲3号曝光‘刘鑫’的那一刻，我就应该立刻站出来说明情况。”
“可是那时候我自己都未曾摆脱凶案嫌疑人的身份，还在警局里接受问询。警方在案情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要求我保密。我必须遵守警方的要求，然而却被别人发动舆论造谣污蔑搞得身败名裂。我当然知道家属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但必须通过官方通道，三叔妈妈逼问我这个证人只会使证词失效。”刘鑫说。
按照刘鑫的说法，案发之后警察赶到现场后，她一直被警察要求在屋里等候，直到警察进门要求她戴上类似帽子的头套和脚套之后，才与警察一起走出公寓门。“出门的时候，现场已经被清理过了，脚下铺了塑料隔板，墙上也铺了一层东西，警察没有让我停留，一直走到外面上了警车，这时候，我是作为嫌疑人被警方带走的。”
“到了四号下午，警方才解除我的嫌疑人身份，确定我为证人。同时，警方还带我去看了现场拍了照片。这之后，我就作为证人，一直在警方的监视之下，白天在警局，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那待着，有时会做一下笔录，晚上会去到警方安排的类似公寓的地方休息。这期间警方告诉我，为了保证证词的有效和真实，不能和外界谈论关于案件的任何信息。那时候我虽然能和外界联系，但是几乎不与外界沟通，而且对于案情，我刚开始知道的也并不多，甚至在配合警方调查的最初，我连江歌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还一直以为江歌受了重伤在医院治疗，多次问警官在哪个医院，想去照顾她。后来知道江歌死亡后，我更暗暗发誓一定要为江歌报仇，让凶手受到严惩，这时候我为了保证证人的身份，保证证词的有效性，更不会和外界联系，也更不会透露一点和案情有关的事情。”刘鑫说。
“从案发后，江歌妈妈就一直通过微信等方式联系我，问我和案件有关的情况，我向她解释了我当时的处境，同时也坚持没有和她说任何和案情有关的事情。这应该也是江歌妈妈对我不满意的开始。其实她从４号开始就一直对外发微博，在网上各种艾特大V小V，把案情部分细节透露出去，‘凶手怀疑是室友前男友’，并把我的名字公之于众，我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因为那时候警方还没有证据能够锁定陈世峰是凶手，陈世峰也一直通过网络等各种方式关注着案件进展，随时准备下一步行动，甚至我在警察局做笔录时，他还给我打了一个微信电话，当时警察并没有让我接。此外，其实还有一点，她把我的照片和名字公布的行为，我心里是比较介意的。我的生活圈子比较小，也不用微博，因此和她沟通过（希望她）删除这些微博，一是不想她透露案情给侦破工作带来麻烦，另一个就是不想让我的信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1月5日上午，江歌妈妈又在网上公布：凶手在逃，初步怀疑凶手是同室室友刘鑫的前男友。由于江歌妈妈不断在网上发布消息，惊动了陈世峰，他已经有想逃跑的迹象。他看到中国舆论场上的一切情况，彻底清空微博，注销了账号，在收拾行李和准备护照，这些都被监视他的便衣警察掌握了。这些迹象让日本警察非常着急，在指控陈世峰杀人证据不足无法逮捕的情况下，警察从我和陈世峰的微信聊天记录抠字眼找到威胁的信息后，建议我先以恐吓罪报案，我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隐私，立刻同意警察的建议，11月7日日本警方以恐吓罪（而不是杀人罪）抓捕陈世峰，从而避免了陈世峰的逃跑。”
“然而，当我忙于配合警察一步步将陈世峰绳之于法的时候，网络上对于我的谴责之声却越来越强烈，坦白来说，当时我没有想到舆论对于我的谴责会愈演愈烈，以为随着案件的侦破，以及后续的庭审，真相会被看到，大家对我的误会也会消除，但是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远超出我的预料。”
“当初父母花了毕生积蓄送我去日本留学，还有几个月就要研究生毕业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日本待的最后时日，总有媒体记者上门采访，也有至今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到学校和居住地骚扰，导致我无法继续学业，就想着回国工作赚钱弥补三叔妈妈赡养父母。”刘鑫说。
2017年春节，日本放了春假，刘鑫回到了国内，3月份左右找到了一份在语言学校的工作。“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当时找这份工作，一个是想尽快调整一下状态，能够稍微积极一点，毕竟我还要坚持到庭审去作证，让陈世峰受到惩罚；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份工作攒些钱。回国之前，我和木村警官约定好了，等到案件开庭的时候，我会去出庭作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往返等费用是由日本司法机关承担的，而且那时候也不知道具体开庭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想着靠这份工作攒一点，多攒一点，到时候去日本开庭的时候用，还想着江歌妈妈现在还年轻，将来总有老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还要攒钱给她养老，这些都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对于这份工作的工资，刘鑫至今还记得：第一个月2800，之后是3000、4000、6000，最高的时候拿到过8000。“每拿到一笔工资，都很欣慰，觉得离为江歌复仇就更近了一步。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我知道去日本要花很大一笔钱。”
到了8月份，刘鑫丢了工作。“那天正赶上我休班，不知道江秋莲怎么知道了我上班的地址，带着一帮记者去我们单位闹，要曝光我们校长，曝光我，还跟人事部要我的联系方式。人事部的同事没有给，然后她就在学校里面闹，让学校无法经营。学校没有办法，迫于舆论压力，就不让我去了。人事部的同事也被网暴了，后来也被迫辞职。”
刘鑫记得，学校被闹之后的一天，她那天是上下午半天班的。“8月份中午很热，我父亲送我去的单位，到了单位还没坐多久，人事部的同事就和我说了这个（江秋莲到学校的）事，说影响太大了，我可能不适合继续在这里上班了。”
最后，刘鑫父亲来到公司将刘鑫接回了家。“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很崩溃，很绝望，站都站不住了，根本没办法回家，只能让我爸爸来接我。其实，令我难过和绝望的并不仅是工作丢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对于我的意义是，我要用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钱，去日本法庭作证，让陈世峰绳之于法，这是我心里发誓要给江歌的一个交代，这是日本警方确定陈世峰是凶手之后，我心里就做出的决定。”
“虽然，我家里可以负担得起去日本作证的费用，但是与我自己挣钱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就是一个想法，只要能将陈世峰绳之于法，给江歌一个交代，别的我都不在乎，包括那时候外界对我愈演愈烈的谴责。那时候，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木村警官发邮件询问什么时候开庭，但是日期迟迟定不下来。”
在刘鑫丢掉工作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
2017年5月21日，江歌遇害200天的日子，江秋莲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泣血控诉刘鑫及刘鑫一家人的长文。2017年5月，丧女后悲痛欲绝的江秋莲声称刘鑫一家始终拒绝与其见面沟通，在网上公开了刘鑫全家的姓名、照片、住址、身份证号等，江母与刘鑫父母的通话录音也被爆出，引发大规模人肉与网暴。
众多网友在同情江歌母女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对刘鑫的谩骂。
刘鑫曾回应江秋莲，如果江秋莲不在一天之内删除这篇文章，她就算死也不会再继续为江歌案作证。
对此，刘鑫表示：“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要讲清楚，其实她曝光我们家隐私信息之前，我的父母曾经多次去江歌妈妈住处拜访，但是她家的门始终不开，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我父母都是很传统很老实的人，觉得不管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见了面总会好说一些，为此还拜托江歌妈妈村里的村主任以及当地一位警察作为中间人，希望能够促成见面，但是江歌妈妈始终回避，中间人和我们说的是让我们回去，不要刺激她。”
对于这点，江秋莲予以了否认，她表示刘鑫一家根本没有去过她家。“我从回国之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里不断人，（他们家）没有任何人到我家门上来。”
“我很不理解，我们去见她，就算她没在家，可她家里有监控，会看到谁来过，中间人也和她传达过，可她却一边在现实中拒绝与我们见面，一边在网上说我们拒绝见她，这到底是何用意？我们家的地址也是公开的，她也能找到我们，用得着只在网上喊吗？包括公开与我妈妈的通话记录，其中有一句话是‘她（江歌）命短了，她不是为了俺闺女’，这引发舆论谴责谩骂我们家很重要的一句话，可有谁知道这则录音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那些自以为正义的人只会去骂，背后发生的事有谁去在乎？其实，我妈妈说‘她（江歌）命短了，她不是为了俺闺女’，只是为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骂江歌命短。”刘鑫说。
刘鑫表示，这通电话打来之前，她们家、爷爷奶奶家、亲戚家包括周围都被贴满了“刘鑫还我女儿”以及全家人信息的“通缉令”，“我爷爷因为去撕‘通缉令’还崴了脚，全家人都被一种很焦躁的情绪笼罩着，也非常生气，觉得她为什么要这么干。正在这时她的电话打了过来，步步紧逼，话里话外就是为了激怒我爸妈，我妈妈被逼急了，才说出那样的一句话。虽然说完很后悔，但是说出去已经收不回来了。”
“后来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江歌毕竟去世了，江歌妈妈毕竟失去了女儿，等她发泄够了，情绪平静了，自然就不会在网上指责和针对我了，所以她再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选择沉默和忍让，可却事与愿违。”
“我们的沉默和忍让，换来的却是不断有人给我们寄丧葬用品以及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打扰电话，甚至有人去骚扰我爷爷奶奶两个八十岁的老人。总之，江歌妈妈那段时间用各种方式打击我，并让我承受了巨大的网络和现实暴力。如果不是我一直想着要去出庭作证让陈世峰绳之于法，给江歌一个交代，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而她那段时间这么做，用的理由也是说我不出庭作证，公开喊话让我去出庭作证。可是，她是受害人家属，她可以看到全部的案卷信息，其中就有我回国之前和警方签订的出庭作证的协议，她明知道我会出庭作证，还要这么做，污蔑我，引发舆论对我巨大的谴责，到底为什么？我面对铺天盖地甚至已经蔓延到现实当中的暴力，也感到崩溃绝望，希望她尽快删除文章，才说出了那样的话，但是我肯定会出庭作证的。”刘鑫说。
2017年12月11日，江歌被杀一案在日本东京开庭审理，江歌的妈妈、原告和被告的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陈世峰的家人均到庭。刘鑫也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了法庭上。
2017年12月20日下午3点，江歌被杀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顶格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陈世峰撤诉后，这份判决就此生效。
“判决生效后，我觉得我终于做到了，陈世峰被顶格处罚，总算可以给江歌一个交代，但是没想到刑事判决将所有事实查清楚之后，陈世峰为了脱罪所提出的‘锁门说’ ‘递刀说’‘我把江歌推出门外’等等已经被日本法庭不予采信的说法，却在国内成为了舆论指责我是罪人的证据，仿佛我成了凶手，该判处20年徒刑甚至死刑的是我，而不是陈世峰。”刘鑫表示。
“尤其是某媒体的视频栏目在开庭之前播出的专访，在专访过程中对我有许多诱导性的问题，我根本意识不到这里的坑，然后播出的时候也经过了有倾向性的剪辑，关键信息有的被剪掉了。这个专访的播出，让公众认定我就是个罪人，虽然后来日本刑事审判后，他们认识到了错误，并私下里对我进行了道歉，但是他们没有公开做出报道进行澄清，从而使舆论一直认为是我害死了江歌，我成为了公众眼中十恶不赦的‘毒闺蜜’。”
“而且在这次采访之前游说我和江歌妈妈见面的是另一个媒体的记者，但是当天拍摄的却是那个视频栏目的人，他们并没有告知他们的身份，哪怕在之后对我进行专访时，他们也没明确说明身份，而当时的我对于其中的套路和猫腻根本不知道，没有概念，觉得应该是专业的媒体，直到视频播出后我才搞清楚他们的身份，我感觉我受到了欺骗。现在看到这个视频栏目，我就很反感，很痛恨。”刘鑫说。
自此，刘鑫对媒体“非常抗拒”，再也没有接受过采访，包括不愿意借助网络渠道发声。
“2018年初，有一个网友一直在网上为我说话，还主动联系我，当我对他比较信任之后，他提出帮我打理微博账号和我在日本时用的微信号，我当时已经被网暴的接近崩溃，尤其是看到日本刑事判决之后，主流舆论根本不顾事实依旧不断攻击我，我彻底绝望，准备彻底断网，选择沉默，觉得有个人接管这两个账号，我甚至有些求之不得。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用这些账号不断发送刺激江歌妈妈的内容，等我知道的时候，网络上已经是铺天盖地的骂声，微博账号都已经注销，微信账号我进行了收回。事实就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些事情根本说不清楚了，如果非要将这期间这两个账号发布的言论怪到我身上，我认。因为我没有办法不认。那个网友自始至终不再在网上出现，我甚至都找不到那个人，我连质问都找不到人。”
“至于发送刺激的‘阖家欢乐’，这个确实是我发的，判决之后，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希望她能够走出来，就不要总是陷在这种悲伤的情绪里面，对她的身体也不好，精神也不好。于是想借着过年这个节日，给她发一条短信，希望她能这样，真的是快乐一点，才会发了这个消息，但是用词不当考虑欠周，这个我也认。”刘鑫说。
“经历了视频栏目和这个网友的事情之后，我没办法再相信任何人，我感觉接近我的人都给我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套，而我都傻傻地钻进去了。”
江歌案发生后，刘鑫就与以前的朋友甚至发小等都断绝了联系。“一开始是因为我作为证人，不能说案情，别人联系我，始终绕不开这些事，所以我干脆就不联系。后来舆论将我妖魔化之后，我更不想联系别人，与所有人都不来往，目前仅有的与外界的一些交流就是偶尔与一些关心的网友进行一些简单的生活点滴分享，仅限于此，不敢深入，怕再会落入圈套。”刘鑫说。
“丢了第一份工作，我消沉了很长时间，直到很久之后，网上一个关心我的姐姐想让我不要整天封闭自己，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我短暂地去别的城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赶上疫情，我很想家，就在疫情稍微缓解之后回来了。当时没敢说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有前车之鉴，大家都是做生意的，都忌讳这个事，都承担不起网暴的风险，包括后来几次短暂的工作经历都是，只要知道我是刘鑫之后，我就自动离开了。我也理解他们，不想给人家带来麻烦。我感觉自己已经被这个社会抛弃，没法过正常人的生活。次数多了，就从最初的绝望变得麻木了。”刘鑫说。
刘鑫表示，五年来，除了少数几次对于重新进入正常生活的尝试都被迫失败之外，她几乎都将自己封闭起来，很少出门，日常接触的几乎只有家人和亲戚。“这些年，只有他们相信我，支持我，如果没有他们，我早就撑不下去了。现在几乎不怎么外出，偶尔出去，也比较少碰到邻居，碰到了也不会打招呼。没法打招呼，不知道人家心里会怎么想我。”刘鑫说。
根据媒体报道，2017年12月20日陈世峰杀人案宣判后，江秋莲就曾表示，要回国起诉刘鑫，她认为刘鑫在江歌遇害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8年1月回国后第三天，江秋莲就经人介绍到上海见了律师，想对陈世峰、刘鑫追责。江秋莲说，日方的证据要想在中国法庭被认可，首先要逐字推敲，将日文案卷翻译成中文，然后经过日方的公证和中国驻日使馆的认证，过程非常繁杂。奔波了大半年，江秋莲才在日本律师大桥君平等人的帮助下，顺利收到相关材料，并在网络上公开宣称起诉刘鑫。
2018年11月，江秋莲委托青岛的律师办理此案，在律师要求下，江秋莲又花费了9个多月的时间从日本方面补充证据。2019年10月，江秋莲将这一案件委托给了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主任黄乐平。
2019年10月28日，江秋莲以生命权纠纷为由起诉刘鑫，立案成功。
从收到传票的那一刻起，刘鑫形容自己的感觉是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矛头一直要指向我，很不解，放着杀人凶手不去追究，不去追责，她却一直在打击我，打压我。我在日本作证期间，她在外面散播消息，我在家里等待开庭期间，她说我不出庭作证。我在日本法庭出庭作证了，江歌妈妈又说我在法庭上‘不清楚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有人还嘲讽我说我‘近乎失忆’，意思是我出庭作证毫无意义。但有网友帮我做了统计，在庭审第三日我共回答了150个问题，其中检方提问84个，我回答‘记不清’的为0个；辩方提问36个，我回答‘记不清’的为6个；法官提问30个，我回答‘记不清’的为1个（实际上我还是说明了部分情况）。屈指可数的几个‘记不清’还是回答与我立场相左的辩方律师，而且这也是警察告诉我对于印象稍有模糊的问题就一律回答不清楚免得被对方抓住破绽降低证词有效性。如果我的出庭真的毫无意义，日本警方为什么多此一举恳请我出庭呢？如果我的证词毫无信用，陈世峰为什么能被按求刑期限顶格判决？日本警方为什么要特意感谢我？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歌妈妈还开始拿着陈志峰的证词来指责我。我觉得她的所作所为也是自相矛盾的。她后来来起诉我，我很惊讶，尤其是她拿着陈志峰已经被日本庭审否决的证词来起诉我。在日本庭审期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陈世峰绳之于法。日本庭审结束之后，我发现她跟陈志峰的目标是一致的，让陈世峰脱罪，把罪责转移到我身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刘鑫说。
而在惊讶之余，刘鑫也慢慢觉得这次起诉反而有可能是一个机会。“其实网上的舆论究竟怎么说，我真的不在乎，因为我没法在乎，也在乎不了，但是这次起诉让我觉得终于可以还原事实还原清白了，所以对于这次审判，我从内心来说是很期待的。”
2022年1月10日，江秋莲诉刘某曦（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一审判决，刘某曦被判赔偿69.6万元。判决书中写道，“刘某曦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发之后，非但没有心怀感恩并对逝者亲属给予体恤和安慰，反而以不当言语相激，进一步加重了他人的伤痛，其行为有违常理人情，应予谴责。”同时，该判决还对认定江歌案案发经过进行了认定。
对于这份判决，刘鑫表示：“说实话到现在我依然没有从对城阳法院一审判决结果的震惊中走出来，当我看到我国的民事判决对基本事实的认定，竟然和日本刑事案件的判决完全相悖时，我最后的希望也随之破灭。锁门、拒绝报警这些细节，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细节竟然就这样被认定了。一审的判决一出，等于从法律认定了那些虚假的事实，让我遭受了更强力的谩骂和不公，让舆论更加以为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把江歌锁在门外，让陈世峰一刀一刀杀了江歌，我将她引入危险境地却不救助，我是有多恶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收到一审判决后，虽然我的父母一直在开导我，但是我能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到那种悲伤和绝望，但是我们谁都无法表现出来，那样我们一家都会崩溃。”刘鑫说。
对于一审为何没有选择出庭，刘鑫表示：“说实话，这么多年了，网暴给我的精神压力、给我的打击、给我全家的一些影响，让我看到江歌妈妈就从心里打怵。不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我有愧于她我害怕，我是看到她我想到她那些所作所为我都觉得难以置信。这个人，她曾经是我好朋友的妈妈，她现在居然对我做出这么多事情，我看到她，我感到很陌生，很可怕。同时不出庭也是我的律师出于对我的保护，他也是说想让我尽量摆脱这个阴影的笼罩，就是说让我尽量过上归于平静的生活，能不参与就不参与，所以一审我没有出庭，但是目前这样的判决，二审我无论如何要站出来说明真相，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曾天真地以为舆论对我的抹黑侮辱只是暂时的，相信祖国母亲的法律能够还我清白是我撑到现在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这个冰冷刺骨的寒冬里我没有迎来期冀的火把，却被推入了更遥远黑暗的深渊。要不是有身边的亲朋安慰我，网上的好友鼓励我，尽责的律师帮助我，一定要还原事实真相的梦想支撑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我就在和律师为二审做准备。尽管我想尽一切办法联系日本方面想调取凶杀案的全部案卷，但对日本法院来说我只是一个证人，没有资格调取全部案卷。在日本我是一个指控犯罪的证人，却要被江歌妈妈事后从日本调取的39斤证据里面精挑细选几百页，呈现给中国法官来定我的罪，判我担责。我倍感荒唐地意识到，作为证人的我成了‘罪人’，我能在日本指控犯罪，给罪犯最重的处罚，而在国内却连自己的清白都证明不了。”
刘鑫表示，由于二审突然决定开庭，时间仓促，虽然暂时没能调来日本的全部案卷，但经过对江歌妈妈提供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勘误，她和律师依然找到了能还原事实的证据，详细情况和理由都将在庭审中阐述，也会适时对外界公布。
“这次开庭，我做的最大准备就是心态的准备，我认为我需要站起来面对，而不是懦弱地请求原谅。我没有错。我把江歌视为亲姐妹，我恨陈世峰不比江歌妈妈轻，但江歌不是我害死的，我对江歌没有任何过错。恶魔陈世峰的杀人行为才是江歌被害的唯一原因。恶魔陈世峰的杀人行为，是我和江歌不能预见，也不能决定的。谈恋爱和分手，不能够创造，更不能带来我的好朋友的被害结果。”
对于二审的结果，刘鑫表示：“如果二审维持，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我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想法。我没有退路了，我现在已经站出来伸冤了，如果法律再对我进行一次确认，那我就只有死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你硬推给我，让我背负一生背负一辈子，我受得了吗？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没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我爸妈也都是普通的人，给我扣这样的帽子，让我怎么活下去？我活到今天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还是抱着对中国法律的一丝希望。我支撑到今天，如果二审给我维持的结果，我觉得光靠网上那些支持我的人，真的是很难再坚持下去了。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五年来我一直觉得事情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一直在等，可是一次次绝望，我一直避免成为‘刘学州’，但舆论却想置我于死地，希望下辈子我能生活在不是这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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