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8 23:07:26来源：法律常识
作者丨祁彪
编辑丨江淼
“部分案卷和血液、毛发、指纹、脚印等关键样本证据都找不到了，这么重要的能够证明我和哥哥清白的东西怎么能找不到呢？没办法了，我只能选择实名举报了。”
2021年9月13日，梅吉扬发出了实名举报微博，“请求查明案卷和关键证据去向，追查相关人员责任”。
两天前的9月11日，梅吉扬再一次收到了最高检察院的《答复函》，该答复函载明：因案情疑难复杂，需要延期办理一个月至10月11日。这已经是自2019 年12月最高检正式立案复查以来的第九次延期。
“每收到一次延期办理通知，心中的焦虑就增加一分，可能这是我和我哥最后一次希望了。”梅吉扬说。
1995年7月6日早上，时年39岁的被害人顾敏黎在上海的家中被人砍成重伤，不久之后丈夫梅吉祥（大梅）回到家中发现重伤的顾敏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四个月后，梅吉祥和弟弟梅吉扬（小梅）被指控为凶手。最终，梅吉祥被判死缓，梅吉扬被判12年。这就是曾经震惊上海滩的梅吉祥、梅吉扬孪生两兄弟“杀妻”案。
自被指控为凶手的那一刻起，“两梅”就不断喊冤，历经曲折后，终于由最高检立案复查。
“这个案子之所以复查了近两年时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部分案卷和在现场提取的血液指纹等关键证据都找不到了。我在大概四五个月之前知道了这个消息，其间向上海市公检法以及纪检部门都反映过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找到丢失的案卷和关键证据，从而还我们清白，但寄出去的信都石沉大海。”梅吉扬说。
2021年9月13日，梅吉扬发出了实名举报微博，“请求查明案卷和关键证据去向，追查相关人员责任”。
1995年7月6日早上8时许，大雨滂沱，39岁的被害人顾敏黎在家中被人砍成重伤。
案发现场的情况，南市区公安分局刑侦队制作的案发地《现场勘查笔录》是如此记载的：“现场位于人民路169号内，系二层砖木结构，呈东西走向。中心现场位于该号底层进入总门的东西向走道及进入总门右侧的第一间房间内，走道门（即总门）上未发现异常痕迹。紧靠着走道南侧墙壁，从靠近走道门处开始由东向西连续停放着三辆自行车，在第三辆自行车下方的地面上发现留有一只痰盂盖及一只女式黑皮鞋。同时在该自行车的网兜内留有一件带有血迹的灰色雨披及一条带血的裙子，紧靠该自行车网兜下方的地面上留有少量滴血。房内的床头柜上发现留存有一件带血的男式白色T恤衫，在沙发上还发现两只留有血指纹的装衣服的马夹袋（已提取，上留有的血指纹条件极差）；紧靠沙发靠背的墙面上发现留有少量血迹及毛发；在冰箱冷藏室的门上发现留有大量血迹及若干毛发；在进房门右侧的南墙距地约30厘米的墙面上留有血痕及血手套印；在洗衣机南端前侧的地面上发现留有若干毛发。”
当天上午10时许，丈夫梅吉祥因患眼疾请假回家休息，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妻子，立即拨打120呼救，并同时通知梅吉扬赶往医院。
第一时间收诊顾敏黎的上海仁济医院《首次病程录（1995年7月6日）》记录了顾敏黎当时的伤情：患者顾敏黎，女，39岁，头面部多处刀砍伤伴出血3小时入院，头面部多处刀砍伤，全身血迹，随后救护车送我院，入院检查：神志恍惚，全身血迹，血压零，心率142次/分，律齐，心音尚有力，两肺（一），腹平软，肝脾未及，无压痛。头面部多处皮肤裂伤，有外伤及颅骨、双瞳等，92.5CM对光好，四肢有力。诊断头面部皮肤裂伤，失血性休克，在急诊室予抗休克治疗，同时头部加压包扎，随头颅CT检查，颅内未见明显异常，送手术室予清创缝合治疗。
在住院期间，顾敏黎经医院两次手术抢救脱离危险。
“住院期间，我哥哥一直在照顾陪护，我们全家人也都经常去医院探视，但是想不到顾敏黎出院之后，却突然指控我哥哥为凶手。”梅吉扬说。
案发4个月后，顾敏黎的母亲向警方报案，称梅吉祥便是凶手。案子被定性为故意杀人，经过长时间的审讯，梅吉祥供出作案同伙孪生兄弟梅吉扬。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我嫂子顾敏黎都没指控过我是凶手，只是因为我哥哥遭遇了六天六夜的疲劳审讯，扛不住了才按办案人员的意思说我也参与了作案。同时，本案也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能够证明我和哥哥实施了犯罪，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俩都被定罪了。”梅吉扬说。
1995年12月4日和6日，梅吉祥、梅吉扬两兄弟先后被南市区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996年1月，案件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梅吉扬首先翻供。在看守所与律师会见时，他抱头痛哭，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12月1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不公开审理两梅杀人案。1997年2月，法院一审判决“两梅”故意杀人罪成立，梅吉祥被判死缓，梅吉扬被判12年。
1997年年末，二审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两梅上诉，维持原判。
两梅从被逮捕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喊冤，梅吉祥至今仍在狱中服刑，几乎每周都要写一封申诉信的频率，至今已写了2100多封。
此外，“两梅案”的判决结果一直是两梅案的辩护人、上海著名刑辩律师郑传本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件“无杀人动机，无作案时间，无任何人证、物证、作案工具、现场痕迹可证明‘两梅’杀人犯罪的‘三无案件’，当事人梅吉祥、梅吉扬是怎么被定罪量刑的”。
从案发至今，梅吉祥已经写了2100多封申诉信
二审维持原判后，郑传本与王文正（上海市司法局原副局长、全国律协原副会长、上海市律协原会长）、朱洪超（全国律协原副会长、上海律协原会长）、翟建（1996年全国十大刑辩律师）、王湘堡（特聘律师、上海高级法院刑庭原副庭长）等律师联名提出了申诉。
然而，郑传本没想到的是，这条申诉之路他一走就是十多年，直到2009年12月6日在中山医院病逝，他都没看到“两梅案”有任何转机。“在他生前的最后时刻，他还把氧气罩拔下说：‘两梅案查不出真相，我比死都难过。’”王文正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语气低落。
2006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退休检察官刘炳华开始为“两梅案”奔走调查，并陆续通过信访、向有关部门领导等提交证明“两梅案”是冤案的申诉材料，向上海市相关部门实名举报疑似真凶等方式，使“两梅案”更加为人所熟知，引发了“两梅案到底是不是冤案”等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探讨。
此外，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葛剑雄以及一批著名的法律界人士也都为“两梅案”不断发声，认为这是一件疑似冤案。
在此期间，官方也曾有所回应。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曾经复查此案，但最后裁定此案不符合再审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于2006年决定不予抗诉。
两高的决定，让该案的法律程序已基本全部走完，但这并没有减缓梅家以及两代法律人为该案奔走的脚步。
2014年1月29日，上海法院网公布“上海‘两梅案’核查结果”：“经对‘梅吉祥、梅吉杨案’（‘两梅案’）全面认真核查，未发现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错误。”内容仅33个汉字，并将“扬”字误写作“杨”。
“这三次复查，没有一家司法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找到我们询问了解案情，不知道他们的复查结论是怎么做出的！更离谱的是2014年上海法院网公布的结果，竟然把我的名字都写错了！这样的结果能让人信服吗？”梅吉扬说。
2018年，上海著名刑辩律师叶杭生接棒代理“两梅案”的申诉工作，案件迎来了进一步的转机。
“我早就听说过‘两梅案’，大致有些了解。后来刘炳华找到我，仔细查阅了相关案卷，认为这起案件确实有问题，而且鉴于梅家的实际情况，我决定免费为梅吉祥代理申诉。”叶杭生说。
叶杭生认为，“两梅案”原审判决认定梅吉祥、梅吉扬兄弟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侦查阶段取得的被告人口供程序违法，涉嫌刑讯逼供；本案除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指控外，无其他任何物证和证人证言能直接证明梅吉祥、梅吉扬二人的犯罪事实。
而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结论，叶杭生列出了“作案动机不明，没有作案时间，被害人在案发四个月后才指控凶手的行为反常，涉嫌刑讯逼供，被告人供述、被害人指控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作案工具与被害人伤情鉴定报告不符，现场勘验及遗留物证不能证明两梅就是凶手，有人实名举报涉嫌真凶报案后警方不予立案”等八点理由。
叶杭生会见了梅吉祥，搜集了“两梅案”的全部原始卷宗，仔细研读了一个多月后，形成了超万字的《关于梅吉祥申诉案的律师代理意见》，并于2018年4月25日连同两梅的申诉状及其他证据材料，一起送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但一直没有等到结果。
直到2019年12月，经过多方努力，最高检决定正式立案复查此案。
“两梅”的母亲经历两次脑梗，如今长期住院卧床，情况非常不好，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案件平反
“两梅案”立案复查后不久，新冠疫情来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案的复查进展。
“2020年6月9日，疫情刚刚缓解，最高检的调查组就来到了上海向我调查了解案情，还去监狱会见了我的哥哥，调查组一位上海口音的领导一句‘老阿哥，相信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更是让我差点忍不住掉眼泪。这是案发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有调查组的人向我们了解情况，可想而知我们的心情当时有多高兴，觉得终于见到了曙光。”梅吉扬说。
此后，最高检还针对“两梅案”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听取法学专家对于两梅案的意见。
北大法学院教授，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刑事侦查学领域的权威法学专家陈永生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综合目前的卷宗材料以及相关媒体报道来看，两梅案疑点重重，大概率是冤案，相信最高检此次复查会有积极的结果出现。
对于这起案件，陈永生表示，这起案件可以称作标准的“三无案件”，即无作案时间、无作案动机、无支撑指控的证据。
“法院判决认定两梅的作案时间从8点开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时间，而能证明8点半左右大梅在工厂上班的证人至少有8人，证明小梅没有作案时间的证人也至少有2人。而从工厂到梅吉祥家里，骑自行车以非常快的时间往返，也得用半个小时，留给作案的时间几乎没有。”陈永生教授表示。
对于作案动机，陈永生教授表示，综合该案的证据材料和当时媒体的报道，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顾敏黎管钱管得比较紧，大梅经常因为要钱和顾敏黎发生争执，久而久之产生了杀死顾敏黎的想法。然而当时梅吉祥两夫妻的月收入是700元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收入，为钱杀人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法院判决并没有对于小梅作案动机的明确认定，只说大梅产生杀妻念头后便找小梅共谋，小梅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哥哥要杀嫂子，弟弟也不问原因，更不加劝阻说和，反而立马同意一起杀人，这是非常违反常理的。”
关于定罪证据，陈永生教授表示，问题最大的就是小梅。全案指控小梅犯罪的，只有大梅一份口供，再有就是小梅自己的有罪供述，其他再无相关证据证明小梅犯罪，甚至被害人顾敏黎从头到尾都没指控过小梅。而且，两梅的口供是非常不稳定的，有罪供述和无罪辩解都有，但警方只选取了有罪供述作为证据。因此，对于小梅的定罪可以说十分牵强，违反了仅凭口供不能定案的证据法规则，即口供补强规则。
“更关键的是，警方在现场也没有提取到任何可以证明两梅犯罪的证据，现场没有任何与他们吻合的指纹、脚印、血迹或毛发。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都是可以做DNA鉴定的，而且当时公安部也发过通知，案发现场的生物检材是要做DNA鉴定的，但是警方却没有做，这也是非常奇怪的。”陈永生教授说。
“两梅”的父亲也因罹患多种疾病，活动不便，半年多没法下楼了
最高检对于案件复查作出的努力，让梅吉扬看到了希望，但是此后的进展却又让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实话实说，对于最高检作出的努力，我是非常感激的，但是随着一张张延期通知的到来，心里也越来越急。直到今年4月份，经过我们以及叶律师不断的沟通催问，我们才知道这个案子之所以一次次延期，迟迟没有结论，是因为上海方面说部分案卷和血液指纹毛发脚印等在现场提取到的关键证据都弄丢了，找不到了。因为这些关键证据的缺失，复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梅吉扬说。
叶杭生律师表示，现场提取的血液指纹等等证据，都是可以直接证明“两梅”无罪的关键证据，哪怕当时没有做DNA鉴定，现在只要重新进行鉴定，将会直接证明“两梅”无罪，但就是这么关键的证据，却在该案复查的关键时刻找不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找不到了，还是故意隐瞒不提供给最高检，甚至毁灭了？我们希望上海市的司法机关能够给我们、给法律、给全社会一个交代。这些重要证据属于有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的，只要查肯定能查得清。”梅吉扬说。
今年9月初，梅吉扬接连向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上海市纪委、政法委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反映了部分案卷和关键证据丢失问题，希望查明案卷和证据去向，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这么久了，我寄出的信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回音。我曾经在工厂里管过档案，档案保管有着严格的制度，每一份档案都有详细的保管记录，司法档案的保管肯定会更加严格，关乎生命和自由的案卷材料怎么会丢呢？我相信只要去查，肯定能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发现有人故意隐藏或者销毁这些证据，我希望能够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梅吉扬说。
前两天，梅吉扬第九次收到了延期通知，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梅吉扬最后选择了实名公开举报。“等不起了，我们全家人都等不起了。”
9月11日，梅吉扬第九次收到了最高检察院的《答复函》
“我的哥哥在监狱里身体很不好，牙齿几乎掉光了，吃饭都成问题，食物几乎都是吞下去的。为了我们的案子，我们的父母常年奔走申诉，也落下了一身的病。母亲近两年连着两次脑梗，现在只能长期住院，医生说情况非常不好，可能随时会去世。我的父亲现在在家中由我照顾，也有好几种病，已经半年多没有下楼了。他们都盼着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的案子平反。”梅吉扬说。
“我感激最高检为我们的案子所做的一切工作，也希望能够尽快查清丢失的案卷和证据的去向，尽快还我们清白。”梅吉扬说。
记者就此事联系采访了上海市高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纪委，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得正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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