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1 21:19:05来源：法律常识
1920年7月1日，22岁的周恩来在大牢里提笔，给北平城的大律师刘崇佑写了这样一封信：
崇佑先生：
……从此点上，我们愿意与先生声明数事：
1.我们请愿省长的目的，检厅既认为合法……2.我们要求往见省长，邢副官长屡次传达，均言省长可以接见，但是让大家退出辕门外……
以上四项，或者于先生辩护时有补助。略举如前，以供先生采择。
并颂
先生健康！
这封信刘律师的后人保存了多年，现被博物馆收藏着。（声明一共是有4项，因篇幅问题，以上只截取了其中两项的部分内容）
这一年，距离周恩来在课堂上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还不到10年。
这10年里，少年周恩来从东关模范学校到南开学校，再到留学日本，一刻都不敢懈怠。可是如今，才回到天津上大学不久，他就因和同学们参加请愿活动，被当局逮捕。
到写这封信时，他和另3名同学已经被关了5个多月。
5个多月的牢狱生活，足已让一个年轻人失去斗志，但这4位大学生，没有一个认怂的。他们坚决不认当局给扣的各项罪名，坚称同学们是合理合法地向政府请愿，抗议日本人的暴行。
在牢里，4个年轻人甚至想到了绝食抗议的办法。而在牢房外，一群关心着他们的老师和进步人士们，都在为他们四处奔走。但不管大家怎么努力，直隶省长曹锐就是不肯放了他们，他认为要想让这些进步人士以后都乖乖听话，就得杀几个人、见几滴血，而这几个学生很显然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图：周恩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4个年轻人已经无法确定，到底还能不能有出狱的那一天？直到有一天，在外四处奔走的同学们，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天津学联请到了大律师刘崇佑来给你们打官司！
牢里的4位同学，包括周恩来在内，听到这个消息都是无比欣喜的。虽然他们没见过这位律师，但这个名字他们很熟悉，他们也很清楚：刘大律师肯出手了，他们就还有希望。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这封信。周恩来代表另3名同学，在信里把被捕当天发生的事，以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律师，希望能有助于他起草辩词。
从这封信里，我们能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周恩来对这位律师很信任。
周恩来在这封信的末尾部分表示“略举如前，以供先生采择”，可见他在极力回想当时被捕的情形，他对刘律师的专业水准非常有信心，相信对方能从中找到可辩驳的点。
颇令人奇怪的是，这封信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客套的话。因为在周恩来看来，对这样一位睿智的律师，根本不需要来什么虚的。
那么这位刘崇佑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天津的大学生被捕，学联组织要跑到北平请个大律师来呢？他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这一切，就要从刘崇佑接案子的“任性”上说起。
刘崇佑是福建人，出生于显赫的福州刘氏家族，17岁就中了举人，后来又曾在赫赫有名的日本明治政学堂学法律，在律师界大家都叫他“双榜举人”。1911年，他退出官场后，与好友安心地办起了福建法政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全国最大的3所私立法政大学之一。
刘崇佑接案子的最大特点是：任性！这种“任性”体现在他接案子的3大特点上：
第一个“任性”之处在于：他不怕权贵，没有他不敢接的案子，没有他不敢打的官司。这里说的“权贵”不只是有权有势的个人，也包括当时的军阀和政府部门。他曾在五四运动中，公然与当局作对，为北京大学的学子们辩护。他也曾为《国民公报》的小编辑孙几伊出头，公然与北洋军阀政府为敌。
这两个案子让他有了名气，也让他成为了小人们躲都来不及的律师。正是因为什么样的案子他都敢接，所以天津学联才会找他来为周恩来等人辩护。毕竟这一次他要得罪的是直隶省政府，省长是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弟弟曹锐。
第二个“任性”之处在于：他打官司不图钱，经常打一些出力却没报酬的官司。刘崇佑最爱为进步青年辩护，这些年轻人基本上都给不起高昂的律师费，这一点他很清楚，但他不在乎。当初顺利地保住北大学子时，学生们心里很感激他，却给不起贵重的礼物，就合伙儿打了一个纪念银杯送给他，对此他高兴得很，他把银杯放在办公室里最显眼的位置。
第三个“任性”之处在于：但凡他接下的案子，必事事躬亲，不打赢不罢休！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刘崇佑救过不少进步青年，他的认知里没有妥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他打官司认死理，很少让当事人妥协什么。
这么“任性”的律师，遇到4名天津大学生被省政府关起来的案子，当然是要管的！所以当天津学联找到他时，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案子。至于费用，他一毛都不要。
图：刘崇佑
刘崇佑对这个在天津、北平，甚至是全国都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很清楚。其实说到底，就是20多所高校的大学生，数万人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到直隶公署门前请愿。学生们针对日本人提出的4点要求，都是合理的。只是因为他们这么做让省长曹锐实在下不来台，才下令逮捕了带头的这4名学生代表。
这种案子刘崇佑不是头一回接，但此次他的压力仍然不小。
一方面，这关系到4个年轻人的前程甚至是性命，如果不能让他们堂堂正正地从牢里走出来，他无法给天津城甚至全国的学子一个交代。
另一方面，如果这场官司打不赢，岂不是让躲在背后看热闹的日本人笑话？中国民众受到了日本人的欺凌，这群勇敢的年轻人挺身而出，本是大义。如果这样的年轻人，要受到本国法律的制裁，那司法界的脸往哪搁？堂堂中华的脸往哪搁？所以，这是一场不能输的官司。
既然不能输，就得认真对待，刘崇佑觉得写信讲细节太麻烦了，他得亲自去天津才行。为此刘崇佑多次往返于北平和天津两地，他走入狱中，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又四处周旋，找到相关各种证据。
建国后，同样参与了这次学生运动的邓颖超，仍能记得当初刘律师认真工作的样子，那是一个职业律师该有的样子。
这位43岁的大律师，让周恩来等人见识了什么叫专业！而4名学生的骨气，也同样让刘崇佑打心底佩服。
刘崇佑见到这些年轻人时，内心是很震撼的。5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哪怕一个个熬得面黄肌瘦，仍然在牢房里坚持写诗、写文，和敌人斗争。在他们身上，刘崇佑看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7月6日，案件终于进入了庭审阶段。这一天，审判厅前被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等4名同学，端端正正地在被告人席上坐着。当时学联除了邀请了刘崇佑任辩护人外，还请了两名天津当地的律师帮忙，3名律师开始了精彩的辩护。这场辩护，后来成为了法史上的经典案例。
几位律师把当局提出扣在学生头上的每一项罪名，一条一条地深入分析，让它们不攻自破。每一次他们的发言，都让当局请来的法官不知如何是好。到了刘崇佑辩护时，他很从容地说出了这样的两句话：
爱国救国本是合乎公理民意之壮举，根本说不上触犯刑律。
如果政府认为触犯了小日本的刑律，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此话一出，人群里发出阵阵掌声。刘崇佑把学生们的义举定义为“合乎公理民意之壮举”，言语间没有丝毫地妥协意味。而后一句话，则把当局的丑恶嘴脸揭了下来，这话的言下之意是：咱们奉行的到底是中国人的法，还是小日本的法，就看你们怎么判了。
听完这话，法官的脸色立马就不好看了，他们请来的那些所谓的“名嘴”硬是说不出话来。
但这还没完，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刘崇佑仍不依不饶，他用略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军警奉命肆残，遂以人民之血肉，为锋镝之的，见人即捕，不问是非，而收诸警厅之中半年之久，幽系不顾。
试问法律何条，官厅乃具此权力，人民乃受此凌践?官吏不法，则视为当然；平民无辜，乃供其泄愤！
这番话就不只是针对日本人了，而是针对当时在场的当局官员。我们现在读这番话，仍会觉得入木三分。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刘崇佑在庭审中，铿锵有力地说出这番话时，是何等气势！这番话无一字多余，无一字不精准，既专业又充满了同理心，一气呵成。
刘崇佑的这场辩护，成为了近代法制史上最经典的案例之一，直到现在仍为业内人士津津乐道。
图：周恩来
因为刘崇佑等律师的努力，加上天津各界的抗议，周恩来等人被释放。学生们出狱当天，天津各界人士乘9辆彩车迎接。在他们眼里，这4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是英雄。
英雄自有他们的历史责任，而守护英雄的刘崇佑则默默地回到北平。那时候，刘崇佑还想不到他救下的穷学生周恩来，将来会给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带来怎样的未来；他也想不到，在几十年后，他当初的这项义举，会成为自己一生的高光时刻。
数日后，刘崇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个景泰蓝大花瓶
这不是周恩来个人买的，那时候他没这个钱。这是天津学联的学生们一起出钱买的，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刘大律师喜欢什么东西，他又不肯收律师费，大家想来想去就想到送他一个大花瓶。在学生们看来，这种雅致配得上他。
这个礼物，刘崇佑喜欢得很，他一直珍藏着。虽然他一生拿过很多大奖，但对他来说学子们送的这些东西，才是最有意义的。刘崇佑离世后，刘家后人一直保存着它，直到建国后才把它交给了博物馆。
案子结束了，但刘崇佑和周恩来的友情却才刚刚开始。因为这个案子，刘崇佑看到了周恩来身上的不凡之气，而周恩来也对这位大律师佩服得很。相差21岁，不影响他们成为知己。他们会一起讨论民族的命运，会一起谈论这世间的公义，每一次谈话都让刘崇佑更欣赏周恩来。他很庆幸，当初接了这个案子。
周恩来回到学校后，南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选择开除他。此时22岁的周恩来，内心是迷茫的，刘崇佑得知这一消息后给了他一个建议：
出国深造
刘崇佑自己曾出去留学过，在他看来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他应该出去四处看看。于是这一年11月，周恩来下定决心去欧洲留学。出发前，周恩来收到了两份资助，每一份都是500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第一份是南开大学校董严修给的。当初他把周恩来开除是迫于无奈，这几个月他一直在帮周恩来联系欧洲的学校，也正是因为他的出力，周恩来才能顺利留学。
这第二份就是刘崇佑的。替他打官司，刘崇佑分文未收，如今还送500元给他出国留学，这让周恩来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很清楚，刘崇佑虽然名气很大，但他帮进步人士打官司很少要钱，所以其实他自己也不富裕。可不管周恩来怎么推托，刘崇佑坚持要这么做，在他看来能帮上这样一个年轻人，是挺有面子的事。能交上这样一个年轻的朋友，钱，不重要。他希望周恩来有一天，能办成他们这一代人没办成的事。
带着刘崇佑和恩师严修的期许，这一年的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在异国他乡，周恩来见识到了新思想。10年前的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一直牢记在心，他的成绩一直很好。
图：周恩来
而在国内的刘崇佑也始终没忘记这个年轻人，自从周恩来出国后，刘崇佑的夫人廖孟同每个月就多了一项“工作”：
去银行给周恩来汇生活费
当时和周恩来一起去留学的，还有一名叫张若茗的同学，这名同学也是当初被关的4名同学之一。刘崇佑按一人十几块银元的标准，叫夫人每个月给他们汇去20余块银元，这样的资助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后来周恩来在国外获得了助学金，就赶紧写信给刘崇佑，告诉他自己的生活费已经有了着落。收到周恩来的来信，刘崇佑这才放下心来，也更坚定地相信自己没有帮错人，因为这孩子实诚。钱谁会嫌多？但周恩来明白不该再拿恩人的钱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周恩来和刘崇佑的交集虽然不多，但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理想拼命。
周恩来的理想很大，他要和战友们一起，誓要这个民族一个崭新的未来。所以回国后他投身于革命队伍里，成为了一个让敌人又怕又敬的大人物。
与周恩来相比，刘崇佑的理想没有那么大，他平生所愿就是扬一扬律政界的浊气。所以他仍像从前一样，秉着一个职业律师该有的良知，在属于他的“战场”上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官司，成为了他的领域里的大人物。
多年后，周恩来再次听到刘崇佑的消息，是在1937年。这一年，已年过花甲的刘崇佑又办了一件大事：
他担任了“七君子”的首席辩护人
1936年11月23日，救国会的7名负责人邹韬奋、李公朴等人，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苏州监狱，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当时国民党给他们安的罪名是“危害民国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
图：“七君子”
当时60岁的刘崇佑，其实已经很久不打官司了，那时的律政界基本上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一门心思都在办他的学校上。但对于国民党对“七君子”如此不负责的罪名，他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在义愤填膺之下，他又出山了！
他自愿加入了保护英雄们的律师团，因为德高望重，大家推他为首席辩护人。当这位头发花白的银须老人，出现在律师席上时，人们又一次看到了正义的力量。
虽然庭辩时，他的声音不再如年轻时那般洪亮，但他的腰板却依然笔直，陈辞也如从前那般从容有力。又是一番精彩的辩护，又是一场正义胜出的战役，他让律政界的晚辈们明白了4个字：
宝刀未老！
这一年的7月31日，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七君子被释放。 这场完美的辩护，成为了老爷子的收官之战。
功成身退，刘老爷子在掌声中，回归了平淡的生活。真正的智者，就是懂得在该出手时就出手，也懂得什么时候该低调，这是老爷子一贯的行事作风。
可能读到这里，很多读者会问，这样的人为何敌人能容得下他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刘家是福建的名门，他的好友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另一方面，老爷子一生桃李满天下，动他一个人，就等于得罪了律师界的一群人。这种人，还真不是敌人想动就能动得了的！
遗憾的是，1941年，64岁的老爷子因病在上海离世了。
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伤怀不已，他对身边的战友说了这样一句话：
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
这句话，就是对老爷子一生最准确地概括。老爷子只是一名律师，但他在属于他的战场上，为民族出了力。
图：周恩来
很多人说老爷子是仗着家族的名气，所以才敢接别人不敢接的案子，得罪别人不敢得罪的人。但在笔者看来，这所谓的“任性”都是源于他内心的那份正义感，在那样的岁月里，他是一个活明白了的人。
从年轻时无偿为进步学生打官司，到资助周恩来，再到60岁又一次站在了律师席上，他所作的这些事都是出于其始终坚守“正义”二字。这是他赢得世人尊重的原因，也是周恩来一直感怀他的原因。
建国后，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刘崇佑对自己的帮助。1957年，周总理专门去了一次上海，登门致谢。在刘家，他见到了刘崇佑的夫人，也就是当年给他寄生活费的廖孟同女士。
周总理仔细地问起老夫人的生活情况，问她生活上是否有什么困难，他都一一帮忙。后来缅甸送了一些上好的糯米给周总理，他也第一时间想到了老夫人，让人给她送了过去。1960年11月，老夫人逝世，周总理致电上海吊唁。
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无数人曾一遍又一遍地问：中国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通过梳理周恩来和刘崇佑相处的这些点滴，或许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像周恩来这样有志气的年轻人，给了我们这个民族希望；而像刘崇佑这样在各行各业努力的义士，则让我们这个民族有了变好的因子。他们二人，身份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差了21岁，却能成为知己，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都装着对这个民族最美好的期待，并愿意为之努力。谨以此文，纪念刘崇佑和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