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侯雪琪 史东旭

编辑丨雪梨王

编者按：

26年前的一桩案件，让河南人谢哲海深陷囹圄。

按照判决书的说法，时年25岁的谢哲海埋伏在路边，欲对隔壁村一个22岁女青年不轨，遭到反抗后恼羞成怒，用一根压水井上的铁井杆将该女子打晕，致人死亡。

上述被认定的事实让谢哲海受到了严厉惩处——2000年2月，周口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谢哲海无期徒刑。谢哲海不服，提出上诉。2000年6月，河南省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终，谢哲海在监狱里服刑22年，2018年9月刑满释放。

谢哲海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出狱后的这些年，他不断“申诉”、“喊冤”。除此之外，他打工、看病、恋爱，试图重新接轨社会，但处处碰壁，时时艰难。

在谢哲海看来，“冤”洗不掉，他就没办法开始新生活。

谢哲海的愿望是给父母盖一间新房子（摄影：史东旭）

进入11月，谢哲海又焦灼起来——85岁的父亲重病瘫痪在床，极少数清醒的时刻，总会问起儿子的案子何时开庭。

“我不想让父亲在临死前还看不到我洗白冤屈。”这个51岁的男人枯瘦，面色蜡黄，手指甲盖发黑发青，头发不染时几乎全白。他操着浓重的河南方言，谈话间总止不住叹长气。在江苏昆山一家玩具厂打了50多天工后，今年8月，谢哲海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他带着女友赶回到河南老家。这段时间，他住在父母家——这几乎是村里最破的房子，哥哥结婚用的偏房已经废弃，墙上巨大的裂缝和掉下的泥土堆满了大半个房间，只留下可以做饭的灶台。

大多数时候，他沉默寡言，只有和律师、记者对话时，才会滔滔不绝，内容大多围绕一桩陈年旧案。在媒体报道中，这桩旧案常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谢哲海案”。

“谢哲海案”发生在1996年5月30日。彼时25岁的谢哲海被认定和一桩杀人案有关，被周口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服刑22年后，于2018年出狱。

但谢哲海坚称自己无罪。在狱中，他持续喊冤。出狱后，也继续为自己申诉。2019年，经历了一次申诉被驳回后，谢哲海再次提起上诉，2020年，终于收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再往后的一年多里，他又经历了两次开庭取消和延期。他所认为的“冤”迟迟没有得以洗掉。

“谢哲海故意杀人”再审案将在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冤”洗不掉，他就没法开始新生活。今年2月，得知即将开庭的谢哲海辞掉江苏昆山的工作，退掉新租好的房子回到老家等开庭。一天晚上，电话响了。一听是派出所，电话这头，谢哲海吓出一身冷汗，他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事。壮着胆子听下去，原来是疫情流调电话。

开庭时间不确定，他一直不敢去太远的地方打工，即使是去郑州，也害怕开庭时无法及时赶回太康县。所以他只能待在村子里，在亲戚的帮助下，做一些乡村房屋施工的零活。每到深夜，他才能在自己的“避难所”里“喘”上一口气——在村口的桥墩上坐一会儿，或是四处走走，看看今年新播种的东北玉米长势如何。

直到现在，“等待下一次开庭通知”，仍是他平淡生活中最重要的盼头。

“杀人犯”

成为“杀人犯”之前，谢哲海原本和家乡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困窘而平淡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初，谢哲海出生在豫东农村——河南太康县五里庙村。家里兄弟姐妹八个，谢哲海在男孩中年纪最小，排名老五，因此又被唤作谢五孩。

谢五孩读完小学一年级就辍学了，“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几乎毫无悬念地成了“文盲”。十几岁起，他开始辗转于山西、新疆等多地打工。

案发那年，谢哲海25岁。他说自己当时原本在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还在广州谈了个河南老乡女朋友。在他原本的设想中，接下来的人生就和那些像他一样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样——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妻生子——听起来兴许有些平淡，但绝不会如今天这样荒诞。

但就在1996年的那个初夏，为了纪念奶奶去世三周年，谢哲海回了老家。一个寻常的日子，他去朋友家喝酒，下半生的命运就此改写。

再度提起26年前的那个夜晚，谢哲海眉头紧蹙。

他讲述的故事版本和判决书中截然不同——那天，他在隔壁村的朋友王高升家喝酒，晚上出去还看了戏，然后回朋友家睡觉。睡着后，他被窗外人的争吵声惊醒，提议出去看看，王高升没同意，让他别去凑这个热闹。

夜更深了，他们被外面的动静再度吵醒。一出门，看到一名头上淌着血的女子被人抬进旁边一家诊所。谢哲海回忆，当时自己纯粹是围观心态，“看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二十多年过去，遇害女孩所在的村庄已发生很大变化，谢哲海的哥哥所指的方向，大致就是女孩被人发现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几个警察到谢哲海家将他带走。谢哲海说自己当时并不紧张，以为只是去配合问个话，临走前还拿了个馍边走边吃。四哥谢哲河至今也还记得这个画面，他跑上前去问弟弟怎么回事，弟弟只是平静地回答：“这事，咱不知道的”。

据案卷中警方破案报告记录，案发当日，活动于附近的18位18-30岁男青年都曾被带走调查，列为怀疑对象。经过数日的侦查和审讯，公安机关最终将嫌疑人锁定为谢哲海。

谢哲海并不认这个罪名。他说自己当年在公安局，是“被打迷糊了”，才落下了认罪的口供，变成了“杀人犯”。谢哲河也觉得弟弟老实敦厚，“不可能杀人”。但那个年代，这家人一没文化二没钱，眼看着人被抓走，只能干着急。后来，几位兄长想过法子，甚至卖掉家中宅基地，换来2000多元钱，为弟弟去郑州请律师，却终究无力回天。

被认定为“杀人犯”后，谢哲海被关进河南商丘豫东监狱。

谢哲河记得，弟弟进监狱后，他曾收到狱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谢哲海在这里经常发牢骚，睡不着觉，经常做梦，不服从领导，天天喊冤。拜托家人来一趟，安慰他的情绪。

那是谢家人的第一次探监，谢哲河印象深刻。玻璃那头的弟弟泣不成声，他很心疼，但只能硬着头皮劝：“好好改造，早日出去”。谢哲海不服气，情绪激动地扯着嗓子回：“出去个屁，我没杀人，就要天天告状！”

但对于彼时的谢哲海而言，“告状”是件难事。

他不识字，只能请狱友帮忙写申诉状，但毕竟是别人代笔，表达总不够准确。再往后，他干脆硬着头皮在监狱里上课，一笔一划练习，直到能独立写出陈述自己“冤情”的信件。

在商丘服刑的八年半期间，谢哲海拒不认罪，每个月都往外递申诉书。也因此，他隐隐感受到，狱方将他看成了一个麻烦。2009年，他被转至辽宁省凌源第五监狱。那年秋天，他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再次驳回申诉的通知。

因为没有钱，谢哲海把宅基地以2000多元卖掉。他身后的这栋房屋已是别人的家（摄影：史东旭）

由于不适应东北的严寒，转狱后谢哲海身体每况愈下，经常打针、住院，还染上了肝病。谢哲河记得，那段时间弟弟给家里打过电话，说“活得艰难，都不一定能活着走出监狱”。路途遥远，家境又窘迫，谢家人很少去凌源探监，谢哲河印象最深的，是每两个月给弟弟在老家医院开点治肝病的药寄去，每次两三百块钱。

但再怎么难，谢哲海仍不忘申诉。他记得在凌源，一次大病后，有监狱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对他的持续喊冤表示同情，但却爱莫能助。他们建议他“先认罪服法，争取减刑”，“活着出去，才有希望到外面找人帮忙，一起申诉”。

也就是那段时间，谢哲海从家信中得知，最疼爱他的长姐因病离世。他突然意识到，活着出去或许是比申诉更重要的事。从那时起，他试着“认罪服法”、努力改造，以争取减刑。但每次减刑后，他还是继续申诉。如此往复，一共减刑了四次，共3年8个月。

直到今日，提及当年的“认罪”，谢哲海依然痛心和委屈，他说，每次签字都“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是被环境逼的，真的怕死在里面，也怕再也见不到亲人。”

谢哲海父母至今仍居住的老屋，二十多年前，谢哲海就是在这间屋子被警方带走（摄影：史东旭）

马拉松式的“战斗”

2018年9月，谢哲海刑满释放。家人提出去辽宁接他出狱。但谢哲海拒绝了，他知道家中生活原本窘迫，来一趟起码得花一千来块。

在狱中的最后一段时间，谢哲海常常整夜不眠，人越来越瘦，一米七的个子，只剩九十多斤。有狱警问他怎么不睡觉，是太激动了吗？谢哲海说，是很激动，但也痛苦，“我和别的服刑人员不一样，别人服完刑出去心里踏实了，可以开始新生活。我不一样，我没罪”。

出狱当天，狱警把谢哲海送到大门口。他签完字，一脚门内一脚门外时，恍如隔世，泪流不断。走出大门一米远时，他干脆跪在监狱门口，放声大哭了半小时。有狱方人员看不下去，上前把他扶起，掏出钱塞给他，教他如何坐车，嘱咐他找地方吃点儿东西。

就这样，谢哲海带着几页材料，手里攥着在北京打工的外甥的手机号码，独自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大巴。到北京时，已是夜深，他谎称手机丢了，找路人帮忙打电话。

谢哲海的外甥张强在北京做水果生意，案发时才八九岁，如今已步入中年。那一天，他好不容易和谢哲海见上面，却发现印象中的年轻舅舅已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北京的秋夜里，两个男人互相认出，相拥痛哭。

晚上睡不着觉的谢哲海，经常会一个人在村口附近散步，回忆自己过去的遭遇（摄影：史东旭）

张强记得，当天晚上，他陪舅舅住在宾馆。二人喝着酒聊了一整夜，舅舅反复说着“要申诉，要想办法联系律师”。

河南乾元昭义律师事务所的张乾，是谢哲海最先想到的救命稻草。

这也是多年前在本案中为他做过无罪辩护的律师。二十多年过去了，年近七旬的张乾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这个案子，他告诉谢哲海，自己还愿意继续援助他。

2019年2月，张乾为谢哲海写了新的申诉状，递交到河南省高院。两个月后，高院受理立案。但随之而来的意外打乱了后续的计划——正在北京打工的谢哲海收到了张乾脑出血住进ICU的消息。他赶回郑州，张乾的儿子告诉他，父亲已经无力继续代理这个案子了。

谢哲海又找了本地的几个律师，没人能接。走投无路之下，他学着上网，寻找其他能帮他的人。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了刘忠林案，相似的情节戳中了他——同是入狱二十余载，同是被控“强奸”“故意杀人”。刘忠林在2018年4月被改判无罪。谢哲海隐约觉得，要是能找到帮刘忠林伸冤的律师，自己肯定也有希望。

2019年春夏之交，他辗转联系上刘忠林的代理律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屈振红。屈振红向《凤凰周刊》回忆，电话里，谢哲海一直哭着说“很冤”，“人不是我杀的”、“求你一定要帮帮我”。而当她第一次看到谢哲海寄来的判决书时，内心已经基本有了判断：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第一，案子三四年才判下来；第二，此案曾因证据不足退回侦查，但后来也没补充新的证据。结合判决书中列出的所谓证据，都比较简单，我认为应该是一个‘证据不足且留有余地’的判决。”

后来，屈振红在谢哲海陪同下去河南省高院阅卷，得知了更多侦查细节和疑点——比如，谢哲海的几次有罪供述都发生在进看守所前，且存在反复。在警方的破案报告中，谢哲海在一次突审中交代了犯罪经过，这被警方描述为“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后的结果。

屈振红还发现，此案中警方侦查更多靠的是多名嫌疑人的互相指认和口供推断，“就像我们玩的‘杀人游戏’一样”，“会说、有逻辑的人往往容易‘脱罪’，不会自我辩护的人就很吃亏”。除此之外，此案缺乏直接的客观证据，屈振红发现，“现场没有谢哲海的脚印、手印，凶器上也没有他的生物痕迹，就连定案的‘带血白衬衫’也根本没有找到。”

那次阅卷，是屈振红第一次与谢哲海见面。在她印象中，眼前这个“瘦瘦小小”的男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大，对于法院和法律程序几乎没有概念，“就是很典型的农民，淳朴、老实，不太会说话”。

当天一起吃饭的时候，谢哲海坐在一旁，神色紧张又焦虑，怎么劝也不动筷子。后来屈振红回忆起来，猜测大概是因为谢哲海知道自己有肝病，担心传染到她。

2019年8月，谢哲海收到了河南省高院驳回申诉的通知，巨大的失落再次将他笼罩。屈振红鼓励他，以她介入类似案件的经验来看，长期而反复的申诉和等待都在所难免。这注定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战斗”。

2020年初，谢哲海再次递交了申诉书。2020年11月，他收到了河南高院决定再审的通知。屈振红记得，那天谢哲海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电话那头的这个男人再一次哭了出来。

兴奋、期待、如释重负，屈振红觉得，这一次他的哭声里有了些不一样的含义。

前科

在监狱度过22年后，谢哲海总感觉自己“和正常人不同”。

村里的同龄人过着和他天差地别的生活，“别人都有房、有车、有楼，有儿女，甚至有孙子，一家人过得多幸福。我呢？回来后一个人，没钱，有病，还得靠家里老父母才能活。”

当年的案发地王大营村，与谢家所在的五里庙村仅一桥之隔。王大营村是个大村庄，人多，热闹，年轻时谢哲海最喜欢去那里找朋友玩。后来，这桩杀人案震动河流两岸，谢哲海的名字，成为传言中的关键词。

出狱后，谢哲海近乎本能地回避对面的村庄，“那既是我伤心的地方，也是毁我一生的地方”。 他得知，那一夜命案发生后，死者一家也发生了很多变故。他也从村里人口中得知死者的尸骨埋在了哪里，他曾远远地望向过那里。

一年夏天，谢哲海去村口买西瓜，遇到了王大营村的一个旧友。他别过头想躲起来，但对方主动叫住他，和他打招呼。谢哲海至今还记得那位朋友说的话，“他说你不用躲了，都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你干的，要不你肯定早被枪毙了。”和他最初想象的不同，回村后的谢哲海并没有遭遇太多歧视或偏见，一些毫无血缘关系的村民会对他表示同情——给他买衣服，或是提供生活上的帮助，甚至还有过自发的为谢哲海捐款的行为。

王大营村与谢哲海的家仅一河之隔，但出狱后的谢哲海始终不愿意再踏上案发地（摄影：史东旭）

尽管如此，谢哲海仍然觉得抬不起头。他不想和别人聊这事，因为心里没底气，“等我案子翻了，上新闻了，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说，这不是我干的。但现在我说不是我有什么用呢？”

自卑，没有底气，持续侵蚀着谢哲海的生活。他最怕过年，因为一到春节，外面打工的人都会回到老家，走家串户。有次大年三十早上，家人喊他贴春联，他不愿意出来，缩在被子里不起床，自己生闷气；有时甚至一个人躲到不起眼的田间地头，一坐坐到晚上十二点。

他离开过家乡，可离开家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出狱后这几年，谢哲海在北京、河北、湖北、江苏、浙江辗转打零工，每个地方待几个月。去过饭店、进过服装厂，做过屋顶防水，但待得最多的还是工地。在工地上当小工，每天能赚百来块钱。但他年纪大了，身体又虚弱有病，加砖、打灰的活总是吃不消。大多数时候，都是通过熟人带着他一起找工作。有几次碰上黑心的工头，拖欠好几千块工资，最后也没要回来。

当年王大营村的王高升现如今在浙江义乌开餐馆。谢哲海过去帮忙，王高升觉得，谢哲海在外处处碰壁，在他那里工作更像是一种保护和学习。但谢哲海过意不去，总觉得给朋友添了麻烦，不久就离开了。那之后，王高升经常会给谢哲海转一些钱帮助他。

外面的世界飞速运转，可谢哲海的认知还停在二十多年前。他怀念当时的社会环境——那时候他也在外地打工，但周遭人似乎更实在，不像现在，“就是金钱社会”。

出狱第二年，谢哲海在浙江打工，遇到过没有腿的残疾人推着小车乞讨，“我想我比他们强一点，就掏了10块钱给他。”朋友提醒他：这些人很可能是骗子，实际上比你过得好多了。谢哲海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安慰自己：骗就骗吧，如果不给他钱，我心里更难受。

疫情以来，零工活越来越少，工钱一降再降。谢哲海珍惜每一次零工机会。有一次，他感冒发烧到38.5度，工厂为了防疫，需要测温才能进。没了法子，他只好找地方用冰凉的水疯狂冲脸，好不容易才混进厂区干活。

谢哲海渴望做一份长期的工作。在江苏打工那段时间，有一次，他看到一家化妆品工厂招工，报了名，进流水线试操作了三个半小时。工厂的人对他满意，告诉他，“你先干，要是干得好可以转正式”。

然而，这份短期工还是卡在了登记身份信息的环节。谢哲海记得，登记信息的人拿走了他的身份证，一刷完，便面露惊讶和难色。谢哲海感到尴尬，他坦白，“对，我是有前科的”。对方很为难，说这可不行。他故作轻松：“没事，那我就走吧。”

“一起去了三个工人，别人都留下了，就我走了。你想想，我心里是啥滋味？”谢哲海孤零零走到工厂门口，脑海里开始不断闪现出自己因案子被改变的人生，忍不住大哭起来。

谢哲海父母所居住的另一间房子的墙体已经出现裂缝，房间的一角只能用作厨房（摄影：史东旭）

恋爱

过去留下的痕迹，在谢哲海身上永远无法抹去。

今年2月，从江苏昆山返回河南老家的谢哲海在晚上十点多接到派出所民警的流调电话。熟睡的他被手机铃声惊醒，一听对方是警察，谢哲海不由地吓出一身冷汗，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得知只是疫情流调后，他松了口气。

除了学习如何生活、赚钱以外，他还要学习如何谈恋爱。他从家人口中得知，初恋女友如今早已嫁人生子。20多年过去，他的辈分已经是孩子口中的“五爷爷”，差出去几代人。

去年，谢哲海在江苏打工认识了一个同乡的女人。女人离过婚，带着个5岁的小孩，她看上了谢哲海老实，觉得他对人好。而对谢哲海来说，这个女人相信自己，不嫌弃他的“前科”和“一无所有”，就足够令他感恩。

两人交往一阵后，女友很快发现，这个男人嘴笨，不懂表达感情，而且“脑子反应慢，讲话要讲好几遍，有时让人气得不得了”。一次，两人闹矛盾，女友要分手。谢哲海不知所措，哭着给律师、记者打电话，求他们帮忙。

屈振红觉得这很像她曾经的一些当事人，比如刘忠林，即使沉冤昭雪后，面对女性仍然局促不安，结婚7个月又离婚，还和妻子闹得对簿公堂。在她看来，这是因为在那场漫长的牢狱过后，他们脱离社会太长时间，既极度渴望与他人建立情感连接，又不懂得如火如荼处理情感关系，因此患得患失，很没有安全感。

这段恋情很快演变成两个家庭的事，女友的家人没法接受谢哲海的窘境。谢哲海当然能够理解对方的担忧，两人分开一段时间后，女友还是不顾家人反对，和谢哲海生活在一起。

在村子里，谢哲海哥哥们的房子几乎都挨着，大哥家的儿子在外打工，房子始终闲置，谢哲海就和女友及孩子住在里面。经过简单的布置，借住的房子让谢哲海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有人洗衣做饭，那种被照顾的感觉真好。”过去失去的东西，谢哲海在一点点找回，凌乱的生活开始变得充满秩序。

住在整洁的家里，有人洗衣做饭，谢哲海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摄影：史东旭）

女友也孝顺，每次谢哲海去镇上买东西，她都会让谢哲海给他父母买些吃的用的，有时自己包饺子，也会多包出一些，让谢哲海给父母送去。去年中秋和今年春节，谢哲海曾让侄子开车，领着女友回娘家过节和探亲。两家人的走动开始变得频繁，“女婿”谢哲海开始逐渐被女方家人接受。

女友能近距离感知到谢哲海的痛苦和焦虑。尤其是夜里，她总会被他“啊”的一声惊叫吓醒，梦境也大都是过去在监狱里发生的事情。在外打工时，一个宿舍的工友也时常被谢哲海的惊叫声吓醒，谢哲海不想告诉工友们自己真实的经历，就谎称自己曾经出过车祸。

这其中，女友5岁的孩子更像是一剂良药，些许治愈着谢哲海。平时，男孩都称呼谢哲海“爸爸”。他喜欢和谢哲海闹着玩——跳上床，捏住他的鼻子，用这样的方式叫醒他吃饭。

和儿子相处时，谢哲海难得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只有和女友的儿子在一起相处时，谢哲海才会露出难得的笑容（摄影：史东旭）

心病

2020年9月，河南省高院决定再审此案。最开始，谢哲海和律师想象着，这个案子也许能在2021年内了结。命运的拐点也许已近在眼前。

2021年12月，正在江苏打工的谢哲海收到了法院当月23日开庭的短信和电话通知。电话那头问他人在哪，能回老家吗？谢哲海又喜又急，连忙应着“能能能，这个事情最重要”。

那天，他先请人帮忙用手机买了最快的火车票，130元；然后把消息发给之前报道此案的媒体记者，恳求大家继续关注；另一边，他忙着退掉当时在江苏租住的房子。为了尽快回去，之前给房东的1000元押金他也顾不上要了。

但谢哲海刚准备动身，法院那头传来了推迟开庭的消息。

电话那头解释称，有法官身体抱恙，需要换个时间。谢哲海不理解，但又不得不接受，“怎么还没两小时就变卦了？一顿饭都没吃完，可我房子都退了。”

在火车站徘徊了一夜，谢哲海思虑再三，总觉得开庭时间应该不会往后推很久。于是决定先回河南，在离郑州近的地方等消息。

再次收到开庭通知，是2022年2月。

这一次，谢哲海和律师都收到了河南省高院邮寄来的书面开庭通知，通知上标明了开庭时间：2月23日，写了审判长和审判员姓名，还加盖了公章。屈振红也当即买了从北京到郑州的火车票。谢哲海暗自思忖，这次应该稳妥了。

彼时过完春节不久，谢哲海在老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找来老花眼镜，把开庭通知拿给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看，父亲激动得和他抱头大哭。然而，当天下午，谢哲海再次收到了二次延期开庭的消息。父子二人坐在一起又哭了一通。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白纸黑字的决定，也能如此随意地更改。

最近几个月，为了等开庭，谢哲海不敢离开河南。一场暴雨过后，老屋漏水了，一家人只能用塑料布撑着屋顶度日。再后来，女友带着孩子和谢哲海一起借住在亲戚家。但很快，又赶上河南持续的疫情，谢哲海只能整日闷在家中，断了营生。倒是女友，每天在家做些手工，还能赚点微薄收入。

谢哲海心里总是有愧。他说自己很想多赚点钱，给家人买些吃的用的，让他们过得体面。但4月初，他的微信账户余额一度只剩下五块钱，话费欠费，打电话也打不通，最后外甥看不过去，给他充了100元话费。

他也学着种地，虽然只有不到三亩地，但也还是很精心地照看着。今年，他和女友在网上买了150元的东北玉米种子，这个品种比其他玉米个头儿高出很多，远远望去很容易分辨。类似网上购物、购火车票这些，谢哲海还是没办法学会。家人们照顾他，更像是照顾一个未成年人，悉心且不求回报。

谢哲海不会网购，他今年种下的玉米是他的女友在网上买来的东北玉米种子（摄影：史东旭）

生活的艰难还不止如此。最近，谢哲海的父亲病重住院，偏瘫，兄弟几个轮流一个月在父母家中照顾。老人偶尔清醒的时候就和儿子念叨案子。谢哲海宽慰父亲先好好养病，父亲只是叹气，“这案子，也是我的心病啊”。

3月，河南省高院和周口法院的相关人员曾专程到谢哲海老家看望他，并向他解释此次延期的原因：法院需要协调受害方家属的法律援助，希望他能理解。

谢哲海只能继续等待。他觉得，二十多年来，自己始终生活在暗处，而前方可能出现的“无罪判决”，或许才是能重启光明的真正按键。对于女友和孩子，谢哲海想许下些承诺，但他担心承诺没法兑现。 “她是个过日子的人。”谢哲海说，家里平时吃剩的饭菜，即使没有冰箱，女友也不舍得扔。他想结婚，可没钱没房子，开空头支票又怕辜负对方。

谢哲海和哥哥在修理母亲所使用的老式洗衣机（摄影：史东旭）

而如今，再审迟迟未开庭，谢哲海的生活就只能一直围着案子打转，“一天不平反，我就一天不能回到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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