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31 08:29:49来源：法律常识
想要从“村霸”手中要回一千块钱，父亲投入了三千块钱找律师打官司。在村民眼中，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父亲心里清楚，比起那一千块钱，他更希望为我们家讨回一个公道。
1
2006年9月的一天上午，母亲照常去菜地摘菜，路过那片“老红薯床”时，发现我家的四棵泡桐树不见了。
红薯床其实就是在地里建的温床，用来培育红薯苗，为了便于理解，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每年春季是培育红薯苗的最佳时期，首先要把红薯床的底层用水浇湿，再在上面撒一层大粪作为红薯苗的营养来源。然后在大粪上面铺一层土，把挑选好的红薯整齐地摆在土上，再继续用土把红薯埋好，土上面再撒一层大粪，这样可以保证温床内部的热量不会过多流失，最后用塑料纸盖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想让红薯苗顺利地生长出来，需要每天天黑前，在下面的床洞里烧火，给温床提供足够的热量，以便迎接寒冷的夜晚。温床末端的两个顶角处分别盖有一个小小的烟囱，它们与温床内部设计好的通道连在一起，具有通风的作用。木柴燃烧时产生的热量和浓烟，会迅速在温床的通道里四散开来，之后，两个小烟囱都会冒出黑色或白色的烟。有烟出来就说明温床内部通风正常，温度也在上升，这些都是保证红薯苗能正常发育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红薯是主要粮食之一，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用红薯床来培育大量的红薯苗，以供种植。后来随着小麦和玉米的产量逐渐增加，并且取代红薯成为了主粮，红薯床就渐渐被荒废了。
不过建红薯床的地块并不适合种庄稼，所以当年我爷爷见那块地闲着可惜，就把红薯床掀掉，往里面埋了四个树疙瘩（树木砍伐后留下的根部），没想到还真长出了小树苗。
后来村里的其他人也往那片地里种树，那里便成了一片树林，但是因为我家种得最早，所以树长得也最为高大粗壮。父亲本想着再过两年家里盖新房的时候用，现在却突然不见了。
母亲看着沿路三道清晰可辨的车辙，和树桩上还尚存的木屑，判断树应该是刚被砍掉的。可究竟是谁砍的，无从得知。
母亲只好返回到路上，想着先去摘菜，树的事等回来再说。
刚走没几步，母亲看到了刘大爷，便随口问道：“大爷，这两天有没有看到谁在那里刨树（方言，这里的刨树并不是指连树根一起刨掉，只是砍树的意思）？”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指向不远处的那片树林。
刘大爷停下来想了想说：“嗯……好像是前天下午，我看到赵老大和一些人，在那儿刨树呢。”
母亲心里一惊：“怎么是他家！”
在那个年代，家中的男孩越多，在村子里的势力就越大，言谈行事也比较强硬，没人敢轻易招惹。赵老大家是村子里的大户，家里兄弟四个，这些年在村子里飞扬跋扈惯了。
赵老大年轻的时候，就曾因为和他人发生了一些口角，喊来了三个兄弟，后来把对方的腿都打折了。
我家和赵老大家比可以说是相差甚远，父亲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叔伯，在很多事情上总是吃亏的那一个。
但父亲还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理讨回来。
午饭后，父亲来到赵老大家，赵天有闻声从屋里走出来说：“俺爹没在家，串亲戚去了。”
父亲以为赵天有知道，便把事情说了个明白。
赵天有听后脸色一沉说：“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吧，等俺爹回来了我问问。”
父亲看他有些紧张，不由暗自猜测：估计赵老大串亲戚是假，故意躲着不见才是真。
不过此时见不到赵老大，说什么也无济于事。
就在父亲准备回去的时候，另一个屋里突然传出来一句：“我知道！俺爷刨树的时候，我去了。”
随后就看到赵涛从屋里走了出来，父亲急忙上前一步问：“树呢？”
赵涛看了看赵天有那凶狠的目光，没敢再继续说话。
可是最重要的话一旦出口，便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在父亲的追问下，赵涛颤颤地说：“树当时就卖了，一共卖了一千。”
此时的赵天有终于沉不住气了，呵呵一笑说：“俺爹年纪大了，估计是记错了地方，误把你家的树给刨了。要不这样吧，等他回来了，我把钱要来给你送过去。”
话说到这里，父亲也不好再继续说什么了，否则会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必要把关系闹僵。”
母亲也说：“既然他们家承认了，咱也不急这一时，那钱是今天给还是明天给，没啥区别。”
然而事情并不像父母想的那么简单。
2
半个月过去了，赵天有都没来。父亲坐不住了：“这么久见不到人，他不会诓（骗）我吧？不行，得找他去！”
母亲放心不下，把饭锅端了，又把煤球火封上，一路小跑跟了过去。
赵老大没料到父母会赶在饭点儿过来，他还在院子里吃饭，被撞了个正着。父亲向他问好，然后表明了来意。
赵老大一听，立马就生气了，他把碗搁在地上吼道：“啥？你家的树？那是我栽的，啥时候成你家的了！”
“你是不是记岔了？那是俺家的地，树咋能是你栽的？”
“不要说这些没用的。我卖的就是俺家的树，你要想把钱要回去，除非把我的头割了！”赵老大说着从板凳上站起来，抬起右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已经年过七旬的他，张狂起来丝毫不减当年。
“你……”父亲刚要说话，被母亲一把拽住胳膊。
回家的路上，母亲气得掉眼泪：“他家明摆着就是欺负咱呢，跟当年邻居偷咱的煤球一样！”
母亲口中“偷煤球”的事情，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
那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母亲打开街门后，发现在门口的煤球少了一百多个（煤球打在干净的地面上，拿走后会留下一个黑色的煤球印，很容易清点数量），她问遍了左邻右舍，都说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母亲去对门邻居家借东西，一眼便认出屋里堆放的那些煤球，正是我家丢失的。邻居不想把事情闹大，说晚上把煤球给送回来。可当晚送回来的煤球数量，还不足一半。
当时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不想多生是非，就算了。
“放心，是咱家的东西，谁也别想拿走！”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加快了脚步。
3
第二天，父亲找到了来顺，想让他从中间帮忙调解。
来顺和父亲是小学同学，关系很好。以前他是生产队的队长，对那片地的划分比较熟悉，而且我们两家的地紧挨着。当年我爷爷种树的时候，父亲还叫他帮过忙，算是个见证。
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和赵老四关系不错。赵老四虽然在赵家兄弟里年龄最小，但却最明事理。这在父亲看来，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后来在来顺和赵老四的劝说下，赵老大终于承认了树是我家的，还答应还一半的钱。不过他提了个条件：“这钱要到大队（村委会）给。”
母亲有些疑虑，但父亲说：“亏五百就亏五百吧，咱本来也不完全是为了钱才去找他的，只要承认树是咱家的就好。”
那天父母起了个大早，还没到约好的时间，便提前来到了村委会。
慢慢人越来越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平日里冷冷清清的村委会，出现了少有的热闹景象。
太阳爬上树梢，赵老大身着一件灰色的布衫，双手背在身后，走进了村委会的大门。跟在他后面的，是赵天有。
村里的人不自觉地往前凑了凑，随即安静了下来。
赵老大走到父亲面前扯着嗓门说：“今天我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告诉你，我卖的是俺家的树，跟你家没任何关系。钱是绝对不可能给你的！”
刚刚安静下来的人群，瞬间又变得吵闹起来。来顺急忙往人群中间挤，同时大喊一声：“大家不要乱，听我说一句！”
来顺来到赵老大旁边，喘着粗气说：“你真是比孙悟空还会变，那天晚上我和赵老四在你家时，你是咋说的？现在当着大家伙儿的面不敢承认了？就不怕人家报警抓你？”
赵天有下意识地扭了两下身子，挡在了赵老大的前面：“好啊，你们快去报警，现在就去！我不妨先告诉你们，不管是公安局还是法院，俺家都有人！”
“好，这是你说的。”父亲很平静地撂下这句话后，拉着母亲挤出了人群。
身后又是一片嘈杂。
4
父亲打了“110”，出警的民警姓牛，中等个头，皮肤黝黑，说话不紧不慢。
赵老大一见到牛警官，便开始喊冤。
后来牛警官顺着赵老大问了几个问题，他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最后变成了哑巴。
牛警官准备离开时，单独把父亲叫到一旁说：“老乡，这个事情我大概已经了解了，回头有什么需要再联系你，报警的那个电话是你家的吗？”
“是，是的。警察同志，大概啥时候会有处理结果？”父亲的语气里带着些急切。
“就这两天吧。哦，对了，叫我小牛就行！”牛警官一边说着，一边朝停车的地方走去。
三天后父亲没有接到电话，骑车到派出所询问。
牛警官把父亲带到门外，压着嗓子说：“你这个事所里没办法受案，所以以后不用来找我了。”
“为什么？”
“对方年龄太大。”牛警官说完，随即做了个“请”的动作，父亲本还想多问些什么，但不得不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你要真想讨个说法，就上法院告吧，那里是最讲理的地方！”
父亲说，要不是牛警官的这句话，他可能就放弃了。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着手打官司的事情，邻居们都劝他：“算了吧，你打官司的花销要远比那一千块钱多得多，何必呢？”
父亲听了只是笑笑，他心里知道，自己想赢回来的，早已不是那一千块钱了。
5
打官司，起诉状是必须要写的。父亲不懂，只能四处打听。终于在一个熟人那里找到了一位律师，请人家帮忙把起诉状写了出来。
父亲从兜里掏出一块叠好的灰色手绢，放到了律师手里。律师握了握手绢说：“你这个官司如果再找两个证人，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不过证人最好是你家地邻。”
父亲听了，紧紧握着律师的手，表示感谢。
我家那块地有三个地邻，南面是个岸边。其中东地邻早些年已经搬到外地居住了，想要联系上，并且让人家上法院作证，显然不可能。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西地邻的来顺，和北地邻的文生。只要他们俩答应作证，按律师所说，这场官司应该就可以打赢了。
父亲不担心文生，他认为文生一定会帮这个忙。
只是来顺那里就不好说了，毕竟他和赵老四关系也很好，如今我们两家打官司，他很有可能会选择中立。
夜晚的空气中夹杂着一丝丝凉气，父亲穿上外套，拎了两瓶白酒，借着明亮的月光出了门。
来顺大概是知道父亲的来意，还没等父亲细说，竟然立马拍胸脯答应了。他说：“赵老大把我当猴耍，之前不仅没有帮到你，还让你在村里丢了面子，真对不住。你放心，这次打官司我帮定了。”
“哎，也不能怨你，是赵老大故意设了个圈套等着咱钻了。现在要不是被逼得没了办法，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到法庭去。”父亲掏出一支烟，递给了来顺，然后又擦着一根火柴凑了过去。
“放心，到了法庭上，他赵老大就翻不了天啦！”来顺说完猛地吸了口烟，上面的红光看起来暖洋洋的。
父亲从来顺家出来，走到半路时，解开了外套上的扣子，脚步也变得轻快了许多。当时在他看来，这场官司赢定了。
可是父亲还是算错了。
没想到，文生不想帮忙，说什么也不答应。
6
以前村子里还没有打工的浪潮，基本都是靠种地为生。闲暇之余，父亲就“编筛子”补贴家用。
文生的老婆去世得早，家里大小事全靠他一个人。后来随着三个孩子都入了学，开支越来越大，只靠种地根本负担不起。
文生为了谋个生计，多次向父亲讨教编筛子的手艺，父亲为了避免“徒弟压低价格抢师傅生意”的事情发生，提出两人合伙干，钱一人一半。
就这样做了一年多，由于筛子的价格越来越低，利润太少，他们便改行了。
父亲和文生这段合伙“做生意”的经历，让两人的关系变得亲近起来，经常坐一起喝酒。
所以父亲在心里反复地问：“文生咋一点儿情面都不给？”
后来父亲找了个机会，请文生到家里喝酒，他答应了。
酒桌上两人聊起以前的事，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沉默寡言，酒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下了肚。眼看一瓶白酒见了底，父亲终于开口问：“兄弟我被别人欺负成这样，你就看得下去？”
“谁，谁敢欺负你，咱现在就找他去！”
“谁？除了赵老大还能有谁！”
文生听了连连叹气，耷拉着脑袋没再接话。过了好大一会儿，他猛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次请求兄弟原谅。你知道的，俺家那口子走得早，我这几年是既当爹又当娘，不容易啊。赵老大家的小闺女前几年不是没了丈夫吗，我想和她搭个伙，好好地过日子。”文生说到这里时脸上泛着红光，或许是有些难为情，也或许是喝醉了。
此后父亲再没找过文生，他知道这个时候文生是不可能出面作证的。
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又找了个熟人帮忙作证，虽然不是地邻，但有总比没有强。
眼看着已经万事俱备，母亲找卜卦的先生挑选了一个好日子，让父亲拿着诉状去了离我们村最近的那个法庭，听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打官司都要去那里。
父亲把相关材料递给了立案庭，过了好大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穿着比较特殊，旁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庭长。”
庭长把诉状拿到父亲面前，清了清嗓子说：“你这个案子属于林权纠纷，想要立案的话，得有林权证，如果没有，按相关规定是不能立案的。”
工作人员把“林权证”这三个字详细地解释了一下。来顺听了气得直跳脚：“俺们都是老农民，就是在自己家地里种了几棵树，上哪儿去办你说的那个证去！我看啊，你们这是在故意刁难俺们。”
“这里是法院，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如果有证就拿出来，如果没有就请离开。”庭长说完转身向里面走去了，只剩下他的声音在庭里一遍遍地回荡着。
打官司这条路就这样被林权证堵住了，父亲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准备好的证据，突然变得毫无意义。
父亲说：“那种有理没地方说的感觉，就像是一拳打进了棉花里，力气使不出来，浑身难受。”
7
后来法院不给立案的消息，在村子里悄悄地传开了，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资。
父亲气得在家里摔东西，母亲一边拦着一边哭，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那段时间，赵老大每天都会到村子里的十字路口唠闲话，他坐到人群当中夸夸其谈的样子，像是个说书先生。
有一次别人问起他家小女儿和文生之间的事，他直接就是一顿臭骂，最后撂下一句：“想娶我家老小，他做梦！”
然而此时的赵老大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这番无心的话会把自己推上法庭。
一天晚上文生到我家里来，劝父亲继续上法庭告赵老大。
父亲说不给立案，告不了。文生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我去找个好点的律师，咱再问问，我就不信了！”
父亲感觉奇怪，他不知道文生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直到他听说文生和赵老大的小女儿成不了了，才明白过来。
文生找的那位律师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直言：“案子可以立。”
父亲有点不相信，律师解释说，林权证是林权纠纷案里的一个重要证据，但是这个案子明显就是个盗窃案，不需要林权证。
之后律师重新写了份起诉状，带着父亲去了区基层人民法院。父亲问为什么不去就近的法庭，律师笑着摇摇头，没有说话。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父亲收到通知，立案了。
那天晚上父亲睡到半夜突然醒来，问母亲案子是不是真的立下来了，母亲使劲儿地拧了下他的胳膊，疼得他哈哈大笑。
赵老大收到法院的传票后，依然在村子里叫嚣，说打官司他也不怕，最后一定还是他赢。
父亲心里有些不安，他问律师如果对方托关系怎么办。律师说：“放心吧，无论对方认识谁，也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法庭决不允许任何人亵渎。”
开庭那天赵老大面无表情，身体微微地打着哆嗦，全程很少说话。不过他的律师却很积极，一直在努力帮他辩解，但终究因为拿不出有效的证据，一切都化作空谈。而他费尽心机请到的证人，在面对审判员的提问时，一直都在回答“不知道”三个字，最后被赶出了审判庭。
这场官司，父亲赢得毫无悬念，却也太过艰辛。
判决书下来那天，父亲落泪了。母亲骂他没出息，他笑着说母亲不懂。
后来我家盖新房，村子里一多半的人都过来帮忙。母亲问：“咱家的面子啥时候变得这么大了？”
父亲抽了口烟，笑着说：“费了那么大的劲，又花进去三千多，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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