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刑后可以找律师辩解吗，被告人当庭认罪的案件,律师还能不能继续作无罪辩护

金翰明：诈骗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首先，即使是被告人当庭认罪的案件，律师也可以继续做无罪辩护，只是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判断是否有这种必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此即辩护律师可以独立于当事人发表辩护意见，律师可以根据当事人具体涉案情节，提出当事人无罪、罪轻辩护意见，但是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必须是基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但是具体的案件又不可一概而论，如果辩护律师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在当事人明确表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强行“独立于当事人”做无罪辩护也未必可取，这样的辩护也是比较反常的，效果可想而知。所以辩方必须整体评估诉讼风险，以沟通为前提，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确定最终的辩护方案。

这样的案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进行讨论：

第一种，当事人明确表示要认罪认罚，不想做任何无罪辩解，也不希望律师继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此时辩护律师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仍强行坚持作无罪辩护，个人认为这样的当事人、律师关系是不可取的，当事人也依法享有委托和解除委托辩护的权利。

第二种，对于“证据辩”的案件，即辩方主要是打控方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时，辩方作无罪辩护必然需要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紧密配合，充分沟通案件的每一个细节。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办案机关通常也是通过当事人的口供来突破，通过当事人“认罪”来弥补全案证据链条的缺失。因为当事人当庭认罪，同样包括认了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此时原先证据不足的事实、细节常常就会被补足，如果辩护律师仍在这些细节上坚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意见，则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辩护效果。

所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被告人当庭认罪的情况下，律师继续作无罪辩护往往就是徒劳了。

第三种，部分打定性的案件，律师独立于当事人发表辩护意见是一种辩护策略。

对于案件事实、证据没有太大争议，但是在事实、证据基础上，当事人是否成立犯罪争议比较大的案件，不少当事人会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想要提出无罪辩护意见，另一方面也担心如果最终不能改变定性，想要通过认罪来追求相对有利的结果。

此类案件辩护律师和当事人需要进行充分的沟通，预估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的诉讼风险，特定案件需要当事人和律师一致坚持彻底的无罪辩护意见，认罪认罚的价值自然不大；特定案件从实际效果来说，当事人和律师可以考虑“各司其职”。

所以司法实务中也会出现当事人当庭对起诉书发表意见时，会表达一个认罪的态度，但是会强调定性方面需要由辩护律师发表辩护意见。

个人认为，此类辩护策略对于打定性的案件是可取的，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案件可能就会适得其反，所以刑事辩护绝非是一种产品，不会有一劳永逸的辩护方案，每个案件都会有所不同，需要“对症下药”，且辩护不能流于形式，要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

亲办案例进行分析：

笔者办理过一起套路贷案件，办案机关认定诈骗罪的主要事实在于“砍头息”的收取，案件事实、证据争议不大，争议焦点在于定性，且案发时当事人听说公司员工被抓，主动前往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笔者一审阶段介入案件，经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最终庭审时当事人坚持要表达认罪态度，同时亦坚持由律师对定性发表辩护意见。

本案辩护人的核心辩护观点如下：

第一，涉案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向借款人出借款项、收款过程中，即使存在“砍头息”以及约定过高利息的情况，但在放款之前已经告知借款人实际可以取得多少款项、还款数额、还款周期，在此情况下应认定双方对于借款与还款的数额达成合意，即使利息过高也应当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涉案人员亦是按照事先约定收回款项，根本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

第二，借款人对于存在“砍头息”的情况、能够实际取得多少款项、承担多少利息和逾期利息、借款周期、续期费用等事实都是明知的，没有产生认识错误，没有基于认识而支付高额利息，张某某等人依法不构成诈骗罪。

《起诉书》错误的将双方事先约定的“砍头息”、因砍头息而在双方知情的情况下形成所谓的“虚假的银行流水”、超出民事法律规范保护范围的过高利息、逾期利息等同于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欺骗行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第三，类似高利贷模式的案件，全国其他地区的办案机关并未认定成立诈骗罪，可以作为本案审判时的参考。

第四，本案《起诉书》认定的涉案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第五，退一步说，即使办案机关认定张某某成立犯罪，根据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以及法庭查明的案件事实，张某某主动到达案发现场，其归案具有自动性，应认定为主动投案，且其投案后能够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应认定为自首，恳请法院依法对张某某减轻处罚。

第六，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张某某根本不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起诉书指控张某某负责公司大政方针没有事实依据，即使认定张某某成立犯罪，也应认定其属于从犯。

第七，本案属于“单纯为谋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