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8 03:31:48来源：法律常识
面对医院下达胰腺恶性肿瘤的诊断，她除了意志坚强外别无选择，然而庆幸的是她最终“死而复生”。
这名女子叫陶菲（化名），今年44岁，家住广东省茂名市化州市县城。
她告诉记者，2021年1月的一天，她突然感到腹部隐隐约约有些疼痛，刚开始以为是胃病，便到化州市一家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后称她是胃窦炎，遂给她开了些胃药服用。
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疼痛加剧。
她便再次来到该医院检查，医生给她做CT后称，她胰腺可能有问题，需要做手术，遭她拒绝。
2021年3月18日，她来到茂名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检查，医生诊断她是“胰腺囊肿”，称需要做“腹腔镜下胰体尾肿瘤根治性切除+脾切除术”。
同年3月22日，她被推进手术室，在全身麻醉情况下做了该手术，手术很顺利也很成功，术后医生给她抗感染、抑制胰酶等处理。
她称，当初医生给她做微创手术时，曾在她体内取出标本，于同年3月23日送去做活检，打算进一步诊断她的病情。
2021年3月29日下午3：53，陶菲的活检结果出来了。
她的一份病理（组合）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报告显示，检查结论为（胰腺尾部、脾）胰腺中分化导管腺癌，浸润周围脂肪组织，并浸润脉管及神经，胰腺切缘未见癌，胰腺周围淋巴结未见癌（0/3），脾未见明显异常。
她给记者提供的一份盖有“茂名市人民医院病案室”印章的出院记录显示，她在该院住了15天院，于同年4月2日出院，出院诊断显示的是“胰腺恶性肿瘤”。
出院记录显示，陶女士被诊断为“胰腺恶性肿瘤”。受访者 供图
出院时医生叮嘱她说，“两周至1个月后返院行化疗治疗。”
然而，直到此时，她对自己的病情浑然不知，“后来才得知家人一直在瞒着我，担心影响我的心情。”
4月21日，她根据医生的叮嘱来到茂名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做化疗，当天的入院诊断是“胰腺恶性肿瘤（术后综合治疗）”，化疗后她次日出院，医生再次叮嘱她说，“21天后返院化疗。”
她说，直到这次回到该医院化疗，看到护士打的那种针，她才得知自己的病情，“面对这样的结果，那段时间我确实郁闷得很，整天十分难受，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一下子瘦了大约20斤，但除了坚强之外，我别无选择。”
一些亲朋获知情况后，都来关心她看望她，“有人安慰我说，还是到省城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最终结果吧。”
她称，面对医院的患癌诊断，尽管难受，但她最终还是接受了亲朋的劝告，“其实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挺有信心的。”
她对记者介绍称，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当初的那份活检标本，被送到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查。
2021年5月6日，该院关于陶菲的一份病理会诊意见报告书称，（胰尾及脾手术组织）根据送检胰腺组织病变形态及辅助检查结果，囊性病变符合粘液性囊性肿瘤伴高级别异型增生，未除外伴有局灶性浸润性腺癌，建议她密切随访观察。同时称，送检胰腺组织呈萎缩性炎改变，送检淋巴结3枚均未见癌（0/3），送检脾组织未见明显异常。
陶菲说，这份报告单是寄给她的，医生解释称她未确定患癌。“看到这个结果非常高兴，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有些不踏实，抽空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查，医生说不能确定系癌症。”
“我拿着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这份检查结果，来到茂名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找到当时给我做手术的那名医生和管床医生。”陶菲称，“他俩看了后都说我不用再做化疗了。”
此后的2022年3月1日，陶菲来到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该院的一份检验报告单显示，她系“胰腺囊肿”。
与此同时，该院的一份MR诊断报告单也称，陶菲系“胰腺囊肿术后改变，较前相仿，未见明显残留或复发征象；脾脏缺如同前，考虑术后改变。”
陶菲所言是否属实？
记者拨通了茂名市人民医院肿瘤科的电话，一名男性工作人员称，陶菲是该医院肝胆外科的病人，具体情况他们不清楚。肝胆外科一名女工作人员称“不清楚这件事。”然后挂断了电话。
记者多次拨打该院办公室电话，打算进一步求证采访，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茂名市人民医院的答复。
陶菲提供的一份该医院给她的答复称，在对她的整个诊疗过程中，该院未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同时回复她说，胰腺粘液性囊性肿瘤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肿瘤，该院病理意见与上级医院病理同属胰腺粘液性囊性肿瘤的恶性组，大家对该病例癌是否浸润存在不同意见，由于该肿瘤是罕见病，以及该病例存在不典型性及不确定性，对这种罕见及不典型的病例不同病理医师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如果患方仍有异议，可到市医调委、市卫健局申请鉴定或向法院起诉。”
此事令陶菲感到有些不安的是，茂名市人民医院给她的那份“胰腺恶性肿瘤”的出院诊断究竟正确与否，“这关系到后期治疗问题，如果诊断正确，我需要他们继续化疗。”
而更令她不解的是，该院相关医生看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那份报告单后，为何给她拔管称不再化疗了呢？
在未收到茂名市人民医院满意答复后，她向茂名市卫健局投诉，希望能收到书面答复。
后来，茂名市卫健局给她的书面回复称，她在茂名市人民医院化疗后到外院就诊，“外院病理会诊意见与茂名市人民医院病理诊断存在差异，引发医疗纠纷。”
该回复提醒她说，医疗纠纷可通过医调委等途径解决，但医调委调解医疗纠纷需要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以明确责任的，由医患双方共同委托医学会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经医患双方同意，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鉴定。
“卫生主管部门调解医疗纠纷需要进行专家咨询的，可以从相关规定的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医患双方认为需要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以明确责任的，参照相关规定进行，医患双方可根据这些途径依法依规解决医疗纠纷。”
“如果你认为茂名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过程对你的健康造成了损害，建议你落实医疗损害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以明确医患双方责任，我局将在职责范围内继续做好相关工作。”
陶菲不满意这样的回复，认为对方避重就轻，没有把问题说到实质上，她认为自己被茂名市人民医院误诊了，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希望对方赔礼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网络图片。
此事到底是不是误诊，定性如何？
对此，记者致电茂名市卫健局，拟作进一步求证采访，工作人员获知记者身份后称，需要经相关领导同意才能接受采访。
8月23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茂名市医调委一名调解员，她称茂名市人民医院的病理诊断欠谨慎，专家分析意见是医方承担31%至40%的责任。
这位调解员告诉记者，此事发生后，陶菲向他们医调委申请调解，他们遂从广州的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然后进行全面客观分析。至于共有多少名专家，这些专家来自哪些单位，她不清楚。
她说，专家分析认为，医方术中提取病理，冰冻情况下的病理不够准确，医院病理科在难以确诊的情况下，未及时请求上级医院会诊，故欠谨慎。“根据患者自身的因素，同时考虑到医方的病理诊断欠谨慎，导致她做了一次化疗，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遂确定医方应承担这样的责任。”
她说，他们的调解仅作为医患双方的一个参考，如果其中一方不认可，可申请行政调解等途径解决。
言及此事是否系误诊时，该调解员称，专家意见中没有提到“误诊”一事，但患方一直认为是误诊。“当时我们曾告诉过她，如果对这份调解不服，希望她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或医疗损害鉴定，这两个鉴定都具有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卫（重庆）律师事务所李海蛟律师介绍称，患者陶菲如果认为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如果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她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李海蛟律师说，医疗纠纷调解需要遵循自愿、合法和平等性等原则，常见的调解方式有医患双方自行和解、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法院调解等。
他介绍称，《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编第六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规定只要是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构成医疗侵权的，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按照《民法典》及《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等规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在一般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过错是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无过错即无责任。《医疗损害司法解释》第16条规定，在考虑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的过错时，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 华商报泾渭新闻记者 申晓渡 编辑 陈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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