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2 21:43:25来源：法律常识
专访为父追凶17年男子：第一集《九岁》
专访为父追凶17年男子：第二集《追凶》
专访为父追凶17年男子：第三集《回不去的家》
17年后，向明钱终于找到了那个自己最想见的人。
密林蹲守三天两夜，透过一副军用望远镜，向明钱看到，眼前的男人一身篮球服，朝着那棵挂着画眉鸟的桂圆树靠近。他老了，头发短了，脸胖了，但向明钱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2000年，9岁的向明钱和邻居孩子玩闹，孩童间的争执升级为双方大人的冲突，向明钱目睹姐姐被打，父亲上门与对方理论时被杀害，姐夫被砍伤。
行凶者杀人逃逸。为了找到凶手，从9岁到26岁，向明钱辍学，辗转多地追凶，他居无定所，也因追凶欠下数十万元外债。
2017年，在向明钱的协助下，警方将凶犯张某奇抓获。案件一年后判决，张某奇被判无期徒刑。而曾经砍伤向明钱姐夫的张某明，被检察院以“已过追诉时效”为由不予起诉。
不满调查结果和不起诉决定。这三年，向明钱走上了申诉复议之路。他坚称，父亲被害，凶手绝非张某奇一人，其他在场的张家人难脱干系。
为父追凶17年男子向明钱蹲在父亲的坟墓前。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近日，云南昭通检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公安机关前期不作为，我们定性就是属于压案不办，有案不立。”并称，应对前期不作为追责。
幼年丧父，彻底改变了向明钱的人生。17年为父追凶，他勇敢、坚持；但家庭阴影也给他带来“扭曲”、“不堪”和“混乱”的人生B面，他一度想要逃避，担心影响父亲的案子。因为这个案子在他的“血液里，细胞里，整个脑子里”，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枚石子引发的命案
40元一晚的旅社是向明钱在昆明的落脚地。深巷之中，狭小的房间仅能摆下一张单人床。枕头的一面看起来白净，翻开另一面，黄褐色的污渍斑驳。
30岁了，他仍然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三年来，向明钱大部分时候在昆明和镇雄两地奔忙，这次来昆明，他也是去云南省检察院申诉。
他1.7米的个头，身形瘦弱，偏爱一身黑色衬衫和黑色牛仔裤。随时都拎着一蓝色公文包，外出吃饭的间隙也从不离手。里面有成摞的关于17年前父亲被杀的案件材料，父亲去世后，他小学二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却能完成部分材料的独立撰写。
公文包里经常还揣着三部手机，里面保存着他在三年抗诉过程中的录音，每天晚上直到凌晨三四点，他都在一遍遍的听这些录音。
睡觉时，房间一定得点着一盏灯，耳边要有声音才能入睡。20年了，父亲向文志惨死的画面，仍然在折磨着他，“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来回走动”。姐夫被砍的阴影也挥散不去，向明钱每次路过市集，“听到杀猪的声音就害怕”。
向明钱姐夫回忆当年案发，自己被砍伤的经过。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通常他会在上午10点左右醒来。三餐不定，经常靠一桶酸菜泡面打发。频繁地抽烟，平时他买10元一包的土烟，外出办事换成20元一包的，“方便给检察院、公安局的保安散烟”。张某奇被抓前，他为了打探消息请客吃饭，饭桌上总放六七百一条的烟。
前不久，向明钱也成为了父亲，但很少谈论自己的家庭，只说孩子母亲辛苦，“怀孕时还在跟着我到处跑（抗诉）”。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这个词是向家的禁忌。
每到过年，是向家气氛最糟糕的时候。母亲郑明秀会多做点好吃的，“当年他死的时候没有吃饱”。“我哥没话，直接没话说，我妈直接就睡了”。很多时候向明钱连饭都不想吃，只想睡觉。
也有的春节，向明钱和哥哥、姐姐和姐夫一起去KTV度过，他点筷子兄弟的《父亲》，唱“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时，脑海里浮现父亲的手臂，那臂膀厚实，手掌粗厚，父亲在时，他总喜欢抱着他。歌里说“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想到爸爸不在了，向明钱把“爸爸”换成“妈妈”。一曲未毕，唱到“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啦”，向明钱泪眼模糊，再也说不出话，“一家人过年的气氛，全坏了。”
父亲去世后，他花了17年追凶，向明钱觉得这件事是由他开始的，也应该由他结束。
2000年的8月，9岁的向明钱和张某明的儿子在水沟旁玩耍，张某明的儿子朝水沟扔石子，水溅到向明钱身上，向明钱不高兴，也以同样的方式反击。两个孩子的争执引来了双方大人，冲突中，向明钱姐姐被打。
20年前的镇雄县场坝镇，张家的一层油毛毡房和向家的一栋两层楼房隔街相望。两家人都摆摊经营着小生意，张、向两家摊位紧邻，向明钱的母亲郑明秀回忆，当时自己和张某明的妻子是“吃糖也得一人分一半的朋友”；张某明也不否认，“关系好得很”，“煮十个汤圆也要分来吃”。
但那天，向明钱的姐夫听说妻子被打，打算上门理论，父亲向文志刚坐下准备吃饭，也放下饭碗，披上外套，穿着拖鞋，揣手电筒，追着女婿的脚步去了对方家。
紧跟其后的向明钱和母亲没有进屋，站在张家门槛外，他亲眼看见父亲进了张家的门。灯灭，屋门被关上，他听到屋里传来争执声，紧接着是父亲的惨叫声：“拐了！”
门再打开时，向明钱看到父亲已经倒地，头枕着张家的门槛，张某奇提着带血的杀猪刀跑出来。向明钱的姐夫也在这次冲突中被张某明砍伤。
向明钱和母亲回忆，向文志此行仅是打算问问情况，不然也不会穿着拖鞋出门。
但张某奇的刑事判决书显示，张某奇供述，是向文志和女婿持刀入室，自己和向文志发生扭打，“我摸着向文志右边裤包里的一把刀子，我就用刀杀了向文志三下”。时隔20年后，今年9月，张某奇大哥张某明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100%确定当时是（向文志）带的刀”。
刑事判决书中，张某奇对当天案发情况的供述。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当年案发后，向文志被送到镇卫生院，最后因“心脏被刺破”，抢救无效死亡。那一年，向明钱9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哥哥比他大四岁。
张某奇当晚逃逸。
警方把张某明等涉案人员叫到派出所询问，但没有采取措施。镇雄县公安局场坝镇派出所时任所长陈三强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当时没有对持刀伤人的张某明采取措施，是因为主犯逃跑了没有抓到，很多事实不能确定，只有抓到主犯后才能进行处理。
法医在场坝镇老卫生院前的土路上验尸。母亲郑明秀还记得，那天从验尸现场去往派出所的路上，向明钱踩到废弃木板，裸露的铁钉扎进肉里。但他不哭不喊，自己拔下带钉的木板、血汨汨地流。
“家不一样了”
父亲去世后，向明钱发现自己“已经没办法坐在教室上课了”，他背着书包出家门，不进教室，绕到学校的后山，去外婆家，或者一个人在山上空坐着。他成绩不错，但不到二年级，便从学校辍学。
他才9岁，但已经明显感觉到，家不一样了。
向文志生前在镇里的粮管所工作，负责调配工人搬运粮食。此外，他做煤炉的手艺也给家庭带来收入。那些积蓄支撑着他们在两年内盖起一栋两层楼房后，手里还有存款结余。
9岁前，家门对面卖的破酥包随时能吃到；五毛钱一根的冰糕，一次可以吃好几根。向明钱也爱喝父亲做的甜酒，苞谷做的，加糖精和着凉水喝，不一会儿，他就醉在甜味里了。
当电视机在场坝还不普及的时候，向家的黑白电视每天晚上都会吸引不少周边邻居，他们带上自家小板凳，在向家一层堂屋里成排坐。如果没有那场纷争，他们家在当天即将换上一台彩色电视。
最明显的变化是——“家里乱糟糟、乱麻麻的”，向明钱说。向文志去世，郑明秀没有心思摆摊、打理生意，吃饭都成问题了。那场葬礼花了一万六千多元，郑明秀买了六千多元的棺木，花费1万多元用于请先生做道场、购置杂物后，甚至没有足够的钱为他买墓碑。
张某奇在逃，郑明秀就三天两头往派出所跑，询问办案进展。镇雄县公安局离得远，她一个月跑一次。从场坝到县里要翻过30公里的山路，每次出发前，郑明秀都会把孩子交给外婆，一次凌晨3:30她从县公安局回到家里，远远地，她看到两个孩子抱着树就睡着了。郑明秀心痛，“他们没有爸，不敢在家”，她把孩子喊醒，牵着回家。
2002年，郑明秀领着两个孩子走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离开了场坝，搬到县里。
来县城后的第一个家安在农贸市场。他们以一年两千元的租金盘下一间一居室，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墙面的一侧搭炉子做饭，另一面墙摆张床睡觉。
几乎有长达半年的时间，郑明秀没有工作。她躺在出租屋的床榻上，“心里痛，身体也痛”，当年的冲突中，她被从屋里飞出的板凳砸中面部，在眉梢留下疤痕，时不时针扎似地疼。“躺在床上不舒服，起来也不舒服，只好熬着。”
搬到县里后郑明秀随时跑公安局、信访处反映，始终没有明确回应。大约是在2002年左右，郑明秀听人说张某奇在厦门，放消息的人问她要1000元，“1000元我都出不起，我也爬不动了”。寻凶消耗她的耐心，一家的生计难题也让她喘不过气，她背上篮子蹲在路边卖水果，艰难维持生活。
向明钱和母亲郑明秀在哥哥的出租里。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再后来，郑明秀组建了新家。
继父被郑明秀带到两个孩子面前，向明钱不同意。兄弟俩后来单独租房，和母亲分开住，郑明秀在新家庭和俩兄弟间来回跑。
哥哥去卸货，背袋装的农用尿素，早上出门，深夜回来，一天赚到七八块钱，会分一部分给向明钱用。最艰难的时候，俩兄弟过年，哥哥从农贸市场买来玉米面，玉米面蒸饭，开水煮白菜吃，“一滴油都没有”。
哥哥打工后，出租屋里只剩向明钱一人。他开始在镇雄的大街小巷游荡，“认识一些年纪比自己大的人”，“混成一堆一伙的”。
他有时睡朋友家，有时睡网吧，“哪里能睡就在哪里睡”。有次天气冷，农贸市场的一家餐馆门前点着炉子，挺热乎，他和朋友在一旁蜷缩着就睡了。
在网吧，向明钱习得了大部分汉字。二年级辍学后，他很少机会再接触课本。但初到网吧时，键盘燃起了他的兴趣，“键盘上按下一个拼音，会出现一排汉字，需要你去挑”。
16岁那年，向明钱和人起冲突，在镇雄南方医院附近被团伙持刀砍伤。“我自己爬起来走进医院，刚进医院就昏倒在地上”，母亲在事后赶到医院，因为没有钱，向明钱住院三天后带着止痛药出院。这次经历给他的背部、腰部和腿上留下数道伤疤，“一变天，就不舒服，睡不着觉”。
郑明秀已经不愿回忆起那些时刻。只说，向文志离开后，性格老实温和的儿子变得暴躁、叛逆，“我想不到原因”，“没有交流”，“我自己都没办法”，郑明秀说，“不听话，我就打”，她抓着铁火钳往向明钱身上打，向明钱伸手挡，火钳狠狠敲在他的指骨上。
“我的血液里，细胞里，完全就是整个案件”
过去，郑明秀很少跟俩兄弟提到追凶和案件进展，郑明秀觉得孩子太小，“担心他们如果冲动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郑明秀第一次听到向明钱说，长大后要报仇。是在向文志走后的第二年，向明钱10岁。
后来，他频繁在熟人圈子打探、放话：“认识张某奇的，只要知道他在哪里，你带我去找到他，条件由你开，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尽量满足。”
17岁那年，有消息说，张某奇在昆明南站旁的高家村出现过。
为了追凶，向明钱第一次走出镇雄。他拿不出120元的路费，变卖了自己的诺基亚手机，换了一部更便宜小灵通。他没有跟哥哥和母亲透露任何信息，自己挤进一辆面包车，9小时路程，600多公里，从镇雄到昆明。
昆明南站聚集了不少场坝镇的务工人员，有人说张某奇在火车站上班；也有人说他在火车站跑摩的，向明钱就去村子的路口、三岔路口等摩的聚集的地方打听。像大海捞针一样，他抓着那些从场坝来的年轻人问：“我听说张家的张某奇在这里跑车，是不是？”，一无所获。
到昆明半个月后向明钱就花光了所有钱，那部小灵通因为欠费也只能接听不能打电话。他跑到昆明市盘龙区的金星立交桥下的绿化带睡了一晚。他说蚊子多，隔着裤子都能咬出一腿包。
但追凶成了和呼吸一般重要的事。
向明钱说，自从亲眼目睹父亲被害那时候开始，“我的血液里，细胞里，整个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完全就是整个案件。必须要办。”
十几岁的年纪，向明钱偷跑进镇雄商贸城的私人影院看电影，他喜欢看《古惑仔》，尤其喜欢片中的打杀片段——陈浩南走在前，总有一众兄弟跟随其后；他们不断扳倒江湖猛人，确定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少年向明钱无限向往。“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能混好，像社会上的大哥一样，有兄弟就能找张家的麻烦了。只有自己混好了，才能找到凶手。”
当年父亲向文志倒下的地方盖起楼房。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2007年，昆明之行追凶未果，向明钱没有路费回家，他去工地上班，用小桶提砂石、背水泥，睡在挡土墙上，打算赚到路费再回家。但不久后，在昆明菊花村附近，他因为持械斗殴被捕入狱，在昆明官渡区的看守所里待了两个多月。
看守所里20多人一间房，向明钱闲时就翻看法律方面的书籍，开始他只看“故意伤害罪”方面的内容，想知道自己入狱后多久能释放，想到父亲当年被害，他又去翻“故意杀人罪”。
那时候他还未成年，向明钱回忆，监狱有一“侯干事”。侯干看他皮肤白、个头小，总喊他到跟前擦擦桌子，扫扫地，说说话。候干问：你一个人来昆明做什么？向明钱说：我来找杀父凶手，听说他在昆明。
在看守所做劳动，狱友把任务量推给向明钱，他觉得不公平，和对方争吵。后来气不过，就操着小铁皮，一下又一下，狠狠扎自己手心，直到鲜血流出来，“我恨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到这种地方。”
侯干把他拦下，送到医务室包扎。还给他买了牛奶，开解他。出狱那天，侯干给他留下电话，告诉他，如果找到凶手，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自己。比他年长的狱友也叮嘱他：你出去不要犯法了，好好把自己的杀父凶手找到。
向明钱说，他感激这些人。
也是这一年，母亲郑明秀从镇雄赶到昆明。“其他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去昆明上班了。我打他电话，打100个都打不通”。担心他出事，郑明秀赶到昆明寻找，找了半个多月没找到，又回到镇雄找。
直到数月后，母子俩在昆明相见，向明钱才告诉她，自己是来找凶手的。“我很高兴，他已经长大了，如果说把凶手抓了，其他人也能一起处理了。”郑明秀说。
为父追凶
2017年，向明钱又收到了关于张某奇的消息：在福建的南安市省新镇恒盛餐具厂，线人愿意和自己一起去寻找，酬劳6万。
信息足够明确，向明钱给线人转了5000元作路费。这是侄女第一个月上班的工资，被他借了来。没有更多的钱了，他和母亲、好友则乘超过20小时的客车，66岁的郑明秀不觉得难受，临行前她还专门去了寺庙烧香，“我们今天去，希望明天就能抓到”。
张某奇已经消失了17年。那桩凶案留给向家的痕迹一直都在。
姐夫王建祥在那场纠纷中背部被伤，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恢复。但有好几年时间，那些刀口一到下雨天就会作痛，手臂抬不动，肩胛骨的位置犯疼，干不了活。
生活重担落在妻子身上，家庭纷争多了起来，妻子责怪王建祥当年不该找上门去“问”。经济压力和心理歉疚伴随着他们，夫妻俩随时都会吵架，争吵最终都会落在那件案子，“伤到了彼此的心”。8年前，向明钱姐姐去浙江打工，夫妻俩再没有联系。
姐姐、哥哥，甚至妈妈在后来的时间里都有了各自的家庭，他们为生计所困。一家人都把追凶的希望寄托在向明钱身上，王建祥说，“他没有结婚。没有成家，不用拖家带口，一个人在外面跑，没负担，开支小。”
三年前，向明钱就得到消息，张某奇曾在福建晋江五里工业园区出现过。
没有确切的位置，向明钱和女友二人在工业园区的工厂打工，缝纫、做鞋底描漆，边打工边四处打听。他和厂长提前打好招呼，隔三差五的，便就去周边工厂找。也和来自贵州、云南摩的司机打成一片，请他们帮忙留意。为了寻凶，他们在那里呆了7个月。
向明钱还去过浙江、贵阳、毕节，“说实话我都没有抱希望，每次去找我都不会说抱最大的希望。”
但2017年这次不同，他们有了明确的线索。为了不打草惊蛇，向明钱在到达后先把母亲安顿在宾馆；接着他又花300元每天的价格租了两辆汽车，换着开，把车开到厂门口，坐在车里蹲守。他们有时也爬上山包，眼睛盯不住了，就用支架手机固定在树上拍摄，小憩一会，事后通过视频回放来查找。
两天多的蹲守没有结果，一行人又从南安市的省新镇摸到康美镇。康美镇太大了，向明钱说，足足有一个镇雄县城一般大，“只要他在附近，我会一个镇一个村地找下来，哪怕说当时我没有找到，我会一直在那边定居下来。”
向明钱判断，排查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餐具厂。他带着张某奇的照片找到当地的餐饮店店主，出价两万，请他在出入厂房收餐具时帮忙留意照片上的人。他又“买了一些礼品，走亲戚一样到处拜访”。
线索源源不断的递来，有当地人告诉他，张某奇曾化名“邵亮”，“邵亮喜欢养画眉鸟”。
到南安市的第四天，向明钱摸到了康美镇山脚的青山村，他发现这里偏僻、隐蔽，方便躲藏。天气炎热，他钻进林子里摘桂圆吃，在一工厂门口的桂圆树上，挂着的鸟笼让他兴奋起来，工厂叫恒鑫餐具厂。但当他靠近工厂，想继续和工人打听时，三五成群的工人一见生人就悻悻散了。
向明钱不敢贸然行动。他爬上山，绕到了餐具厂门正对的树林里，24小时守在树林深处。白天他打着伞、夜间也在林子里睡；他还花380元购入一副望远镜。
17年来，张某奇的模样是他最不能忘掉的。他手机里有张某奇的黑白照片，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
“他喜欢穿篮球衣，也喜欢看人下象棋”，9岁前向明钱对张某奇的印象，“像储存卡一样，有些东西我可以把它清除，但是有些重要的东西，我不会把它从脑子里清除”。
追凶数十年，向明钱无数次想过“要用自己的方式复仇”——制造车祸、持刀行凶，但那些危险的想法都一一被他按了下来。
8月30日，蹲守的第三天下午，向明钱的望远镜里出现了那个男人，穿一身带坎肩的篮球服，他老了，头发短了，脸胖了，但向明钱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他曾计划过无数次，找到这个杀父凶手后要怎么办。但那天，他异常平静，担心惊动对方，他甚至不敢用手机拍照。他从林中退出，第一时间电话通知了镇雄县公安局和福建警方。
这一天向明钱想了17年，但当张某奇真正出现在自己眼前，“我都没有时间去想找他麻烦，只想立刻抓住他。”向明钱说。
福建警方将张某奇抓获的那天，向明钱时隔17年，隔着警车玻璃，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他。
“去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2018年9月18日，张某奇被捕一年后，向明钱等来了父亲被害案的开庭审理，张某奇当庭承认了自己杀害向文志的事实，并称在当年行凶之后，他逃到昆明打工数月，后来使用他哥哥张光武的身份在福建南安打工，直至被抓。张家在场的其他人在供述中表示是张某奇一人行凶。
2018年10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某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向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向明钱记忆中，他当年亲眼看见有多人拉着父亲行凶，他指着判决书中认定的尸体检验鉴定书说：父亲身上至少7处损伤，而且这些损伤分布在颈部、左胸等多处，尺寸大小不一。但张某奇在法庭供述中却称，自己在打斗中仅“用刀杀了父亲肚子三下”。
他和家人认为，“凶手肯定不止张某奇一人，和张家的在场的四个人都有关系”。
向明钱说，这之后，他们向相关部门反映，但却被告知这个案子的部分卷宗材料找不到了，案件没有其姐夫和母亲的卷宗，而其父亲的卷宗也只有一小部分，很多都是警方后来重新做的材料。
更让向明钱无法接受的是，张某奇到案后，曾经持刀砍伤姐夫的张某明却在被抓捕后又被释放，“不予起诉”。
镇雄县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镇雄县检察院查明，事发当晚，张某明用菜刀将向明钱姐夫的背部砍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由于公安机关当时未完善相关法律文书，导致该案已过追诉时效。决定对张某明不起诉。
张某奇被捕后的三年里，向明钱没有再工作。他几天跑一次镇雄县公安局、镇雄县检察院、镇雄县纪委监委；几个月就要去一次昭通市检察院、昭通市公安局、昭通市纪检委；他也去昆明找相应部门，“送上去的材料有十多斤”。
媒体报道后，9月18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宣传部通报称，县委政法委等部门已开展案件核查。
就向明钱提出的“卷宗丢失”，“张某明未被采取措施”方面的质疑，云南昭通检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不是丢失卷宗，公安机关前期材料除了有尸检报告，只取了几份简单的材料。”而关于17年来警方未对张某明采取措施，案件已过追溯时效期限，该检方工作人员称，“公安机关前期不作为，我们定性就是属于压案不办，有案不立。”
9月24日，镇雄县政法委、纪委监委均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案件仍在核查中，云南省、昭通市两级相关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这三年来，我承受的东西比这17年来还更加沉重。”向明钱说，奔忙的这几年，除了当年追凶欠下的8万元高利贷外，他又平添了不少外债。每次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出来后，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他就跑去县里的小土坡上坐着，一坐就是数个小时。
2017年，张某奇刚被抓捕不久，他觉得“终于完结了”，沿街看到上、下班的工人，向明钱心生渴望，“我想我能放下一切，学他们一样无忧无虑的，一天从早忙到晚，只为了几千块钱的工资，我都觉得很满足。”那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今年9月下旬，向明钱带着新京报记者回到场坝。向家老宅依然保持原来的样子，它被包围在邻居不断建盖的新房里，显得颓败。一位住在向家老宅旁的邻居甚至一度以为，张、向两家“了结了”，“不追究了”。
他顺着木梯爬上老宅二楼，阳台前的平地也立起高楼。楼顶栽种的草莓树不见痕迹，他以前也喜欢在楼顶种葱、葡萄、草莓，还总纳闷，草莓怎么发得这么快。曾经，父亲穿着四开的中山装在这里拍下照片留念，那张照片被用作遗照，郑明秀印了三张，打算留给三个孩子，至今挂在二楼的堂屋里。
2017年，张某奇被捕，开庭前，为了取回父亲遇害时穿的衣服作为补充证物提交，向明钱回了一趟老宅。这是时隔数十年后他第一次回到老宅。听说张某奇被抓，村里有老人给他竖大拇指，“很厉害，能亲自抓到他，很不容易”，向明钱心里高兴。
他说十七年追凶，不仅关乎公正，还是他赢回尊严的方式。今年，当父亲的案子通过网络再次获得关注，不少年少时的玩伴重新找到他，他展示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一位童年玩伴主动添加了他的微信，问他“你为什么不跟我提你的事？”向明钱回应：“没必要，你以前在街上看到都不打招呼”。
9月以来，找到他的媒体源源不断，最忙的时候，他一连接30个小时的电话，不断重复自己的追凶细节、抗诉要点，但大部分采访里，他都对成长过程中的另一部分避而不谈——“偏激心理”、“打架斗殴”、“蹲过监狱”，追凶路上那些“不光彩”的经历，成为他心里的隐痛。
但当年的部分经历传到镇子上村民耳朵里，又在采访中变成“反复诈骗、反复被抓”。向明钱一度情绪失控，“我再怎么混，我都不会偷、不会抢！”，他觉得这些指控是想毁了他，担心“阴暗”、“混乱”的成长经历如果被报道，“会不会影响我父亲的案子？”，“以后还有谁会相信我的话？”，“我以后还要怎么生活？”
向明钱和母亲回到老宅。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他情绪崩溃，跑到场坝镇的后山上蹲了数小时，抽烟，哭泣，最后决定直面“不光彩”的经历，面对镜头公开讲述。“与其从他们的嘴里传出来，不如我自己来说”，他称这是自己“可笑的人生”，也展示“随时可能垮掉的身体”——十几公分的数道刀疤盘踞在他的脊背、腰部和膝盖上。他说他想让人知道，这是自己过去20年的人生，失去父亲后，他靠自己生存下来了，没有什么不光彩。
直至今天，“追凶”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期待尽快了结，“去一个陌生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即使是摆摊，把借的钱还了，重新开始”。他有时候也想，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从那枚丢入水沟的石子开始，他希望这一切没有发生，那么家还在，“我会去当兵”，“读书，学法律”。
（文中张某奇、张某明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魏芙蓉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