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6 13:32:34来源：法律常识
信阳市某建材市场附近，沿着狭窄坑洼的石子土路，拐进一片用蓝色铁皮围起的待拆迁区。沿途路过一片堆满垃圾的住房废墟和简易的农村自建房后，几番寻找，在一条被两侧随意生长的树木灌草遮蔽的土坡路尽头，记者一行人终于见到了赵怡（化名）。
一周前，一则关于赵怡为救助流浪狗欲卖房的短视频，被各大媒体转载，也引发了网友对赵怡和流浪动物救助的关注。
28岁的赵怡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穿着蓝色塑料防护裤，手中正拿着笤帚打扫门前垃圾。她身后的平房内，被栅栏隔起的，是她在6个月内救助的140多只流浪狗。
流浪？多数是被遗弃
眼前的房子是简易的自建平房，房顶是用蓝色铁皮搭建的，从北向南并排隔出三间屋子，还带个院子，总体面积近300平方米。据房东介绍，此前这里是工地工人宿舍，如今成了140多只狗的家。
这些围在赵怡身边不停叫唤的狗，有些是赵怡自己救助的，有些是别人送来的，大多数是血统并不纯正的杂交犬，也有像拉布拉多这样的品种狗。而这里几乎所有的狗，都有过伤病，比如细小、犬瘟等难治愈的传染性疾病，又或是易致皮肤严重破损的焦虫病、蜱虫病等皮肤病。
赵怡印象最深的是一条白色的杂交京巴犬。在下水道被赵怡发现时，这只京巴犬正舔着身上渗血的伤口，旁边黑色塑料袋内似乎有东西在蠕动。打开看，里面是刚出生的四只狗崽儿，身上还挂着脐带。
像这样带有人类痕迹或患疾的“流浪狗”，正说明着一个流浪动物救助圈的普遍认识——流浪动物，很多时候是被遗弃动物，其背景指向越来越大的中国宠物市场。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9-2024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全景调研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我国宠物数量由2010年的 9691万只增至1.68亿只，并预计到2020年，我国宠物市场规模将达1885亿元。
随之飙升的还有宠物患疾、受伤等不同原因造成的遭遗弃数量。相比千元左右即可买到比熊等品种狗，犬瘟、细小等多种疑难杂症的治愈价格往往数倍于购买价，甚至一只宠物即便在健康情况下，也可能因各种情况被遗弃。
不久前，一名朋友托赵怡临时照顾一只家养的巨型贵宾犬，几天之后却表示不想要了，于是这只贵宾犬在尚未察觉之际，就已经被遗弃了。
此外，狗场中无繁殖能力的母狗也是被遗弃对象。今年3月，漯河乌托邦流浪动物救助站创始人花姐（化名）从中牟一家狗场中，救出了12只已无繁殖能力的母狗。据花姐介绍，交配和产崽是这些母狗成年后的使命，一般一年至少要生产三次。这些母狗一旦患病或因年老丧失繁殖能力，就会面临被“处理”（杀掉）的结局。
“其实很多狗的问题都是人带来的。”人称“老周”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河南筹备处爱心基地负责人周予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资金？难以填补的黑洞
人创造的问题，人尝试去解决。为此，赵怡还动过卖房养狗的念头，不过她并没有真把房子卖了。对赵怡来说，仅负责140多只狗的吃喝并不难。
房子一年租金8000元，狗狗们一个月正常的吃喝开销也在8000元左右，尚在她能力范围内。只是5月份狗圈暴发了一场犬瘟，23只狗被感染，一下掏空了她的全部积蓄。
“犬瘟传染十分快，为了及时将病狗隔离出来，所有的狗都要检查。”赵怡说，一盒市价860元的犬瘟检测试剂，仅能检测20只狗，完成140余只狗的一次检测，仅材料费就高达6000多元。事实上，在整个治疗期间，还需两到三次整体检测。
但试剂开销并非重头。23只病狗的整个治疗周期长达两个多月，其间每只病狗每天需注射2~3次针剂，日均针剂费用1000元左右。仅此一项，赵怡两个月花了7万多元。
花姐的救助站在2016年也曾暴发过犬瘟，当时站内86只狗全部被感染，为救治病狗，花姐投入近10万元。
“大规模暴发犬瘟、细小等传染病是每个散养救助站最怕又必然会发生的事。”花姐说。
传染病的大规模暴发，根本原因是动物居住密度大，没有实现间隔饲养。因此，后续安置是个问题，老周的形容是：“救治一时，护养一生。” 护养更是一大笔钱。
老周的第一个基地，一位爱心人士赞助了80万，目前在用的第二个基地，前期建设也花费三四十万。除此之外，400余只狗的日常吃食和雇人看护，每月支出4万左右，还不算排污等其他额外基建需求。
韩伟（化名）2017年投资40万建立喵星救援友好营地时，最初预估投资只需20万。但在推进中，土地硬化平整、房屋翻新等具体工程，都是开支项。
“我还是买的二手砖、二手家具，屋里也没敢粉刷，只是喷了一下涂料。”韩伟说。
如今员工工资和基地百余只猫的吃食救治，每月开支近两万。韩伟估算，要使员工能正常轮替班而不必超负荷运转，营地还需补充两个人力，每月也就还需增加近一万元的开支。
高额开支背后，还有资金来源困境。
“大多数救助站都不是民政部门认可的非营利性企业法人。”花姐说，在社会上发起大规模募捐会被认定为非法集资，因此她只能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凭借个人关系求助于爱心人士。像这样的募捐，2~3个月才会进行一次，一般一次仅能筹到4000元左右。自2013年建立救助站至今，花姐收到的最高捐助为20000元，但也仅有一次。
这些年老周也一直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等各种方式募捐。但从6年前起，老周逐渐减少救治流浪动物，而着重于安置已收动物。
这种选择失去了最重要的捐助吸引点，他在这些渠道的募捐就变得更难了，其中一个四五百人的微信捐助大群，到现在只剩下七八十人。
有创业经验的韩伟则试图用理性的商业逻辑探索出一条无需牺牲个体的道路。他创立“守护人”项目，费用以每天一块钱为最高标准，以低入门费用鼓励更多人提供长期支持。截至2020年9月30日，营地实际在册守护人950人，但总账赤字仍有近44万。“前期的投资并没有收回，现在每个月只能勉强做到持平。”韩伟说。
一只名叫“周代可” 的猫在基地医疗室里接受救治
领养？没人要 也舍不得
被救助的流浪动物被领养，应是解决救助站安置动物问题的重要方法，但低领养率却是救助站的普遍情况。
从4月份救治第一只流浪狗到如今的140多只狗，赵怡这里，痊愈后被领养的狗不过十几只，领养率不足10%。
“大多数说不出品种的流浪狗，往往是第一代丢失宠物在外杂交的结果。”据花姐介绍，一只品种宠物狗在丢失后，会容易在外进行随机交配，进而产出二代杂交狗。而不论一代狗的命运最终如何，二代杂交狗会一直处于流浪状态，继而产出一代又一代杂交狗。
花姐表示，随着代代杂交，后代狗已与一代狗相去甚远，也可能携带基因病，且目前国内品种宠物狗因各种原因，丢失数量正逐年增多。和这一情况相对的是，有饲养宠物打算的家庭，更愿意花钱购买血统纯正、基因优良、长相标致的品种狗。
性格上，流浪狗也存在劣势。赵怡提到，流浪狗在外流浪时，多数经历过人类的驱逐，甚至殴打。有这样经历的狗更易抗拒与人类的亲密接触。面对人类，它们或恐惧，或暴躁，或冷淡，最终会影响被领养。
而即便流浪动物被领养走，几乎所有救助人为避免动物遭遇二次遗弃或其他伤害，还会以多种方式来“考核”领养人。韩伟和老周会以一年为期，向领养人收取一定数额的押金，到期后，动物如无意外，押金方可退还。赵怡和花姐则除定期上门回访外，还会不定时要求领养人发送被领养动物的照片与视频。而这些“繁琐”的保护措施，也会成为一部分领养人的顾虑。
喵星救援友好营地，参观的小朋友在和猫咪玩耍
综合原因下，最终呈现给所有救助者的结果，是老周的另一句话，“救治一时，豢养一生”，“豢养”与“护养”一字之差，却是大部分被救助的流浪动物，更真实的命运写照。
所以老周不是不想再救，而是在没有良性的领养制度下，没有能力再救。韩伟也在收紧对于流浪猫的救助：一方面，要保证一定是急需人类介入的伤猫、病猫，明确是“救助站”不是“收容站”；另一方面，在猫相对健康的状态下，韩伟更倾向于接收性格亲人、更容易被收养的流浪猫。
赵怡同样也打算不再接收其他流浪狗。目前已是她能负担的极限，她只希望能尽可能给目前的狗狗们更好的照顾。
夏天搬家过来时，担心狗会热，赵怡就把闲置老屋的旧空调拆了装过来；中秋节时，赵怡给平时以狗粮和米饭为主的狗狗们，炖了骨头，“也让它们过过节，吃点好的热闹热闹”。
每月工资一到手，赵怡还会给狗狗们买上一些它们喜欢吃的小饼干。“其实它们住的条件远不及家养犬，洗澡、剪毛更是不能顾及。在我这只能保个命，图个温饱。”看着狗狗们，一句“图个温饱”，赵怡说了三遍。
未来？有人充满希望 有人考虑卖房
据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沈欣介绍，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立法保护流浪动物（非国家保护动物），法律规定的更多是动物饲养者、管理者的责任。对于动物专门的立法仅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也仅限定于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沈欣也表示，目前没有相关法律可以制裁向动物施虐或遗弃动物的个人。
由于大多数救助站受限于民政部门机构注册的条件，在中国实施流浪动物救助的，不论是不是以“站”“基地”命名，背后其实大多是一个个苦苦支撑的个体。
记者在天眼查软件上通过搜索“流浪动物”“动物救助”“动物保护”等关键词查询注册机构信息，发现在河南省登记在册且正在经营流浪动物救助活动的仅有3家单位。其中，洛阳小动物保护协会和焦作市动物保护救助协会是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而沈丘县流浪狗救助养殖中心则以个体商户的身份挂牌注册。
老周年近50岁，老母亲年事已高，而两年前，因救助流浪动物一事，老周的妻子向老周提出了离婚。老周坦言觉得非常对不起家庭，有时也会有不想做下去的念头。
花姐也在撑，但是“说是不救不救了，但从救助第一只狗开始，我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我内心的爱已经不允许我将看到的伤残流浪狗拒之门外了”。
去年韩伟在西安开了“分店”。“我就是想通过这些举动告诉年轻人，流浪动物救助也是可以开连锁店的，这件事儿是有希望的。”韩伟说。
赵怡不关心机构、行业这些事儿。当下她最挂心的是租屋面临拆迁，需要尽快寻找下一个流浪狗安置地。
所以赵怡有卖房的想法：她看上了郊区一座面积达十几亩地的山庄，租金每年2.5万。她想长期租下，不过由于房东只愿签五年的出租合同，赵怡也在考虑买下山庄。
对于未来，决定不再回应媒体的赵怡似乎已经做好了选择。“其实我爸一开始挺支持我的，这个空调还是他帮忙拉来的，只是后来周围的人说得多了，他就不支持了。”赵怡说，“不过我说，你可以不支持我，但也不要反对我，所以他现在保持中立态度。”
采访现场，赵怡的男朋友也在，他一会儿在后院打扫卫生，一会儿帮忙搬运大袋狗粮。当记者问及其男朋友对此的意愿时，打算在30岁时结婚的赵怡笑了起来：“他有别的选择吗？”
来源 河南青年时报
记者 李豌 张知雨/文 记者 赵墨波/图
审核 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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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东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