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第三监狱，河北省第三监狱地址

首善里锄奸地遗址

位于和平区昆明路原首善里 5 号（原建筑已不存在）

　　1928 年 6 月，国民党新军阀代替奉系军阀在北方的统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天津革命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在敌人的两面政策下，顺直党内不少党员在思想上出现了混乱，有些党员对国民党从革命变为反革命的认识不清，有些党员革命意志薄弱，贪生怕死，投敌出卖组织和同事，这使党组织多次遭到极大的破坏。

　　1928 年 12 月，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后，顺直党内矛盾基本得到解决，党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仍面临着一些复杂的问题。

　　1928 年 10 月至 1929 年上半年，曾担任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因不满中共中央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伙同曾担任省委委员的李德贵从事破坏党的活动，对天津党组织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原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本是张家口火车站的一名工人，参加革命后， 1926 年到天津曾任天津市总工会主席。1928 年初，王藻文被选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但由于其对顺直党内矛盾的形成、党的组织和工作软弱涣散状况负有相当的责任，因此在 1928 年 7 月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落选。对此，他很是不满， 开始处处和组织闹对立，利用各种手段泄私愤。李德贵，原是天津纺织工人，大革命期间参加工人运动，后来也当上了顺直省委委员，由于本身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加上王藻文等人的影响，二人沆瀣一气，勾结到一起。10 月，中共中央根据王藻文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留党察看六个月，调离顺直。王藻文得知后更加不满，活动也更加肆无忌惮。

　　当时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条件极为艰苦，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生活十分困难。王藻文、李德贵二人为满足私欲，根本不考虑组织上的困难，不仅不干工作，还一天到晚向组织伸手要钱，向其他同志要钱借钱，从来不还。没有钱给， 他们就张口大骂，甚至把同志们的衣服扒去卖钱。党组织领导曾多次找他们谈话， 指出其错误行为的严重性，希望他们尽快纠正，为了帮助他们，党组织还决定出一些钱让他们做点小买卖，既可以维持生活，又可以此为掩护。然而他们却屡教不改，更加为所欲为，以后甚至发展至擅自闯入党的各地下机关，公开讹诈和偷卖用具。中共顺直省委为避免出现意外，曾几次搬迁机关。

　　在党组织遭到严重威胁和被破坏的危险情况下，为保护地下党组织及全体党团员和骨干群众的安全，顺直省委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铲除这两个败类，以消除隐患。经请示中央同意，顺直省委派省委秘书长兼锄奸队长郭宗鉴亲自执行。

首善里事件后《益世报》关于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报道

　　1929 年 5 月 31 日凌晨 4 时，郭宗鉴率领锄奸队员郑丕烈以开会为名，将王、李二人引至法租界老西开教堂后砖瓦路首善里 5 号院内，对王藻文、李德贵执行枪决。李德贵当场毙命，王藻文受重伤，随即叛变。听闻枪声，法租界巡警立即包围现场，此事当时轰动津城，被称为“老西开凶杀案”。闻讯赶到的王藻文之妻张建生（中共党员）和李德贵之母也背叛革命，向敌人提供了许多党的组织和地下党员的活动线索。随后天津国民党反动当局勾结帝国主义在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搜捕。至 6 月上旬，天津党组织负责人彭真、金城、詹大权等 20 多名重要干部和党员被捕。另外，刚到天津的顺直省委书记卢福坦、省委秘书长王奇岳等也先后被捕。中共顺直省委和党组织遭到最为严重的一次破坏，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员都被关进了河北省第三监狱（红桥区小西关天津监狱，现为天津市人民医院所在地）。

　　在刑讯室里，敌人用尽轧杠子、坐老虎凳、大杆香烧等酷刑，企图撬开郭宗鉴的嘴巴，获取共产党的秘密。郭宗鉴始终守口如瓶，表现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气节。伤痕累累的郭宗鉴拖着沉重的脚镣，被法警架扶到法庭，接受所谓的“审判”。法官要求他讲出自己的“罪行”。郭宗鉴厉声答道：“惩治叛徒是我们党内的事。”法官凶狠地说：“胡说，你危害了党国……”郭宗鉴轻蔑地冷笑一声，面向旁听席说道：“请大家看一看！他们用大杆香把我烧成这样，还有一点人性吗？”他一边说，一边撩开衣襟，露出身上化脓的伤口。现场顿时哗声一片，旁听群众纷纷表示抗议。法官只好宣布休庭。继续开庭后，法官问：“你愿不愿意改过自新？”郭宗鉴毅然答道：“我无过可改，我没有错。”法官威胁道： “那你可会白白送掉性命。”郭宗鉴大义凛然：“杀掉一个人，千百万人站起来！ 他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最后，法庭以“预谋杀人罪”，判处郭宗鉴两个无期徒刑零九年有期徒刑，羁押在河北省第三监狱。

　　郭宗鉴，(1906~1935)，四川长寿人。1928 年任中共顺直临时省委秘书长，兼任顺直省委红色锄奸队队长。1929 年5 月， 在天津法租界首善里处决叛徒王藻文、李德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