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12 04:08:00来源：法律常识
导读：
1998年4月22日，昆明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
男的叫王俊波，33岁，当时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31岁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
公安人员进行缜密调查后，把死者王晓湘的丈夫、公安干警杜培武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接到报案，圆西路人行道上一辆昌河面包车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公安人员随即赶赴现场，进行勘查。
经查，男性死者者王俊波，男，当时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
女性死者王晓湘，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一名警员。
两名公安干警竟然被枪杀，此案震惊了全省。
当时昆明正在筹办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案发时机微妙，因此该案被列为云南省公安厅督办案件。
昆明市公安局决定把此案列为要案，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戒毒所、五华公安分局、路南县公安局等处抽调精兵强将，成立“4·22”专案组，开始全力侦破此案。
法医在两名死者身上发现了“七·七”式手枪子弹留下的弹痕，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手枪。
专案组通过一系列紧张侦查，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列入最大怀疑对象。
被害人死于枪击，被害者女的是杜培武的妻子，杜又是警察，这一切合乎情理。
杜培武，1967年出生，原籍山东聊城，不忙九岁时跟随父亲来到云南。和大多数男孩一样，杜培武也梦想长大当一名警察，除暴安良，当人民卫士。
1985年，高中毕业的杜培武如愿以偿，成为昆明警校的一名学员。
他虽然在云南长大，但是身上具备了山东大汉的特质，身材魁梧，性格直率，英姿勃勃长，为人豪爽大方，人缘极佳。
在警校，杜培武运气非常好，友情爱情双丰收：同学王俊波成为他肝胆相照的好哥们；学妹、校花王晓湘成为他的红颜知己。
走出警校后，杜培武成为戒毒所一名警察，他工作非常努力，25岁便被提拔为科长，案发前刚准备提拔为副处。
案发时，他和王晓湘结婚已经五年，儿子也已经4岁。
他上班的戒毒所，距离自己的家——市公安局宿舍有20多公里的距离。
杜培武当时没有私家车，晚上还要在所里值班，下班后就住在戒毒所的宿舍，家务事就很少操劳。
而妻子当时还在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上班，又要工作又要看孩子。
杜培武对妻子非常关心，即便自己收入不高，也雇了一个保姆，以减轻她的负担。
而他的好兄弟王俊波，当时是路南县（现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
虽然两人不在一处工作，但友情并没有淡薄，而且与日俱增。
王俊波来昆明出差、开会，都要到杜家做客。
有时候杜培武值班，就让妻子王晓湘接待，让他吃好喝好。
杜培武性格直爽，据他说，直到案发后，他才知道其中隐情。
专案组怀疑杜培武的理由是什么？
王俊波人缘很好，没有得罪什么人，也不可能是仇杀。
案发时，王俊波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假如说是抢劫杀人，为了那点钱，去枪杀2个警察，凶手不值得冒这个险。
再说，如果真是谋财，凶手为什么没有把那辆面包车开走卖掉?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车子过户非常容易，偷车抢车案件屡有发生。
而且那个年代的面包车，跟现在的奥迪、宝马一个价值。
仇杀、财杀都被排除，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报复杀人。
因此，与被害人关系亲密的杜培武被列入怀疑对象顺理成章。
由于此案影响极大，又无有价值线索，省公安厅不得不向公安部求援。6月下旬，“中国头号刑侦专家”到达昆明，对杜培武进行了测谎。
提问的问题是:
你杀人没有?
4月20日晚上你有没有在戒毒所?
你有没有开枪把他们杀死?
测谎的结果是4!
一般情况下，如果被测者没有说谎，数值应该低于4；如果数值是4到6，说明被测者部分说谎；只有数值大于6的情况下，才说明测谎者全部在说谎。
但是测谎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判案的证据；而且被测试者情绪不稳定的话，测谎结果会大打折扣。
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专案组认为杜培武的作案嫌疑最大，至少是知情或参与作案，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审讯。
6月30日，审讯正式开始。
经过19天夜以继日的审讯，杜培武被迫开始“交代杀人的罪行”。
“......我只能按照审讯者的要求说。”杜培武说。
交代“杀人事实后”，“杀人枪支”的下落让杜培武为难，找不到的话就难以过关。
杜培武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说法:“杀人后，枪被拆散，扔到滇池里去了……”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
这个时候，杜培武这个铁打的山东汉子，跟之前判若两人——目光呆滞，步履蹒跚....
几天后，杜培武恢复了平静，觉得不能就这样消失了，家里还有4岁的儿子，他已经失去母亲，不能再没有父亲。
一夜之后，一份《刑讯逼供控告书》完成，交到了驻所检察官范新忠的手中。
面对着不像样子的的杜培武，这位正直的检察官心里一阵发酸，他面对着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干部，拿起了相机，拍下四张伤情照片。
这四张照片，堪称是救命照片，为杜培武洗冤起了关键作用。
1998年12月17日，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在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人们注意到，律师在法庭上为杜培武作的是无罪辩护。
但是律师知道胜算很低，因为公诉”证据确凿“：
比如警犬气味鉴别，杜培武所穿的鞋袜和面包车泥土气味相同；
身上一张百元钞票泥土痕迹和现场泥土化学成分相同；
还有杜培武衬衣右袖口处，检出军用枪支射击后留下的火药残留物。
更让人不容置疑的是，法庭上有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他们在刑侦界久负盛名，堪称是专家级别。
公诉机关的结论是，杜培武不但驶过这辆死者王俊波的面包车并且开过枪。
但是，两位辩护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从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上看出破绽。
那上面，只记述了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的泥土，但是上面并未写到“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上的泥土。
既然如此，这两处的泥土从何而来?
更给力的是，审讯已经过去几个月，杜培武身上的伤痕还在。
不仅如此，杜培武还说，当时在看守所，检察官还拍摄有照片，足以说明在审讯期间，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
控辩双方辩论激烈，审判长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开庭，杜培武被定罪。
法庭上，公诉机关提交了《补充现场勘验笔录》，“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泥土记录被展示出来。
杜培武要求公诉人出示伤痕照片，但是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杜培武向审判长拿出了自己当时穿的衣服，上面......
但是，没有受到重视。
眼看法官就要做出判决，自己很可能会被判死刑，他声嘶力竭地高喊:“我没有杀人!……”
审判长说：”既然如此，请你拿出你没有杀人的证据！“
杜培武无语，他绝望地低下了头。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杜培武颤抖着双手接过判决书，两行泪水从这个硬汉眼中夺眶而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不甘心。
自己的生命来自父母，却不能为他们养老送终；自己是儿子的靠山，却要让他从此孤苦伶仃......
看着白纸黑字的判决书，杜培武似乎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他不再渴望奇迹出现，开始写日记，诉说死亡前的经历，希望后人能知道曾经有个人，比窦娥还冤。
“今天是4月5日，省高院法官来到监狱对我进行了死刑复核，但是他们来去匆匆，看得出是在走过场，翻案概率为零。”
“今天是4月16日，最可怜的是我的儿子磊磊，他4岁就失去父母，还要接受他父亲是杀人犯的事实，他今后的路会怎样走？”
“4月17日，我不再抱任何希望，在安静等待那一刻到来。我死后，请爸妈把我的骨灰带到山东老家，我要和去世的爷爷奶奶在一起。”
“5月15日，我觉得死期一天天临近，除非奇迹出现。”
就在杜培武彻底绝望，等待死神召唤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大难不死，这就为日后洗冤，创造了条件。
当月17日，一个司机失踪两个月后，他的手机突然开机，昆明市公安机迅速对手机定位，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柴某，对其进行审讯。
并且顺藤摸瓜，破获了以原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
在审讯中，罪犯交代，他们在1998年4月下旬，曾经在一辆面包车内枪杀了两名警察。
听到此，警察心里一惊。
根据罪犯的交代，他们在杨天勇保险柜中，看到了那把“七七”式手枪!
那天晚上，杨天勇他们是如何行凶的？
1998年4月20日晚上8时许，他与滕典东、杨明才三人身着警服开始行动，目标是那些晚饭后在昆明市郊区约会的情侣或者情人，以敲诈钱财。
走到海埂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停在路边，觉得里面有戏，便上前敲门：”我们是缉毒警，正在执行公务，请开门。“
这时候车内的有个女的说话了:“不要闹了，我们也是公安局的。”
杨天勇不予理会，从腰间掏出一只“五四”手枪：”把他们铐起来！“
女子说：”等等，我要给杜局长打个电话。“说着掏出手机。
说时迟那时快，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将两人铐在车上，杨天勇夺过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扣动了扳机……
2000年7月10日，杜培武牢房门突然打开，一个狱警喊道：”杜培武，有人找。“
杜培武满腹狐疑来到会客室，他看到了一个人——辩护律师杨松，心里咯噔一下：”杨律师，你....“
杨松对他说：高院让我来做你的工作，你的案子已经再审，今天要宣判了。”
听到这里，杜培武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直盯着杨松。
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有万语千言要说，但是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口，只是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面对记者，杜培武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在法庭上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对法律始终都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于个别执行法律的某些腐败分子……”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XX、队长宁XX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
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伤痕、而且外伤导致脑萎缩，构成轻伤。
按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国家赔偿标准，杜培武得到了2万多元的赔偿。
对于妻子与王俊波之间的事，杜培武说他之前全然不知。
记者问：“你恨过她吗?”
“恨不起来”杜培武摇摇头说。
“案子侦破之后，我到她的坟前说了一句话‘凶手抓到了....我们的孩子睿睿在健康成长，你放心吧。”
杜培武说，此案的最深感受是，极个别害群之马在违法的时候太放肆了。“我学过刑侦，也懂得法律，更具有反侦查经验，但是到最后还是‘认罪’，更别说普通人了。”
平反之后，杜培武坚持要求回复自己的警籍，以此说明他对警察这个岗位的热爱，对广大人民卫士的崇敬。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都在进步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这些年杜培武之类的冤假错案已经非常少见，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