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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贝蕾”不是中国第一个传销组织。此前，依托美国传统奖金分配的“五级三阶制”，传销由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再北上中国大陆，一路攻城略地。

上世纪90年代，鞍山工人杨玉勇加入一家名为“武汉新田”的传销公司，并逐渐显露“领导才能”。

持续打击下，杨玉勇的团队发生裂变：一部分以虚拟公司名义活动，另一部分则依托实体企业，利用其品牌组建传销网络。

2006年，杨玉勇在山东淄博被批捕，从此退出江湖。

他身后，多个传销网络野蛮生长，其中一家名为“蝶贝蕾”，尤为猖獗。这一名称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裂变，是“蝶贝蕾”发展壮大的关键词。反传人士介绍，该组织在全国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发展至今，已与创始人没有直接联系。

起源：

脱胎于传销组织“武汉新田”

“蝶贝蕾”的起源，与另一资格更老的传销组织“武汉新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传销人士李旭介绍，其创始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派传销鼻祖”杨玉勇。

在反传销人士邹凌波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末，传销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传销”一词也没有负面意味，“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从国外传进来的先进的销售模式。”

那时，传销活动不像今天东躲西藏，而是以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形式存在。邹凌波回忆，其用作“壳”的产品类型不断增多，由单一的摇摆机（一种器械），发展到西服、床垫、保健品等。

全民传销浪潮中，“武汉新田”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家，杨玉勇则是该组织的骨干。

李旭介绍，武汉新田脱胎于台湾兴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世纪90年代，该公司用于传销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摇摆机”，曾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

“一台摇摆机售价几千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字。很多受骗者是普通工人、农民，被骗得负债累累，甚至家破人亡”。邹凌波说，随着传销在中国大陆的蔓延，其本质逐渐显露，因此出台法律进行遏制被提上日程。

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严厉查禁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

为规避风险，台湾兴田通过代理公司改变营运模式，在同时代其他传销公司相继停业破产时，其转入“地下”，以批发零售的形式蓄力。其中的佼佼者，即武汉新田公司。

李旭介绍，杨玉勇是辽宁鞍山人，当时为武汉新田东北系统“领导”。随着政府打击力度加大，传销由地上转入地下，由公开大规模授课、宣传，转为“老鼠会”形式，即现在常见的家庭式、小课堂授课模式。

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打传办警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武汉新田保健品有限公司”旗号，以帮助找工作或做生意等名义，将不明真相的群众骗往异地，诱使或胁迫他们参与变相传销诈骗活动。“提请广大群众提高辨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公司遭打击后，杨玉勇曾带领团队加盟直销公司，试图漂白，但终因不能适应正规公司的发展思路被迫退出。

昨日，新京报记者从天狮集团证实，2002年11月，杨玉勇带领团队加入天狮，成立阳光系统。但其团队“不能适应正规直销公司的发展思路，也不想按照天狮的要求做市场”。

阳光系统下属团队很快放弃天狮，继续进行传销活动，部分则“打着天狮的牌子、拿着天狮的产品来运作传销”。

公开资料显示，公安部2006年打击传销犯罪的“鲁剑”行动中，杨玉勇被山东淄博市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

迷雾：

蝶贝蕾公司与“蝶贝蕾”组织

出走天狮后，杨玉勇团队骨干大部分另起炉灶。李旭介绍，有的虚构一个公司，有的干脆冒用正规公司名义，组建非法传销网络，继续从事传销活动。

“蝶贝蕾”组织就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在随后发展壮大，直至蔓延全国。

而作为一家化工企业，总部位于广州的“蝶贝蕾”公司，则一直在努力撇清与传销组织的关系。

李冬敏是广州蝶贝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说，公司多年来备受冒名困扰。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蝶贝蕾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9日，属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品制造及销售等。

李冬敏介绍，公司名称“蝶贝蕾”一词，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在李冬敏记忆里，2006年起，公司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询问其与一家名为“蝶贝蕾”的组织关系。甚至有人专门来公司参观，才表示相信公司“与传销组织没有关系”。

2006年，央视播出节目《疯狂蝶贝蕾，直击全国最大传销团伙》。李冬敏向当地工商、公安机关报案，并以公司名义多次发表声明，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经调查后，做出“与传销无关”的结论。

今年8月4日，白云区市场和质监局对蝶贝蕾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结果显示，“暂未发现该公司参与传销或为传销提供货源的证据”。

新京报记者也从白云区区委宣传部证实，蝶贝蕾公司与传销组织并无关系。

李冬敏表示，不清楚传销组织为何会冒用公司名称，但多年以来已对企业声誉造成损害。

等“蝶贝蕾”传销案件破获后，他将委托律师对传销人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受挫：

认购份额模式学生深陷其中 警方打击多年

实际上，“蝶贝蕾”的传销形式还是以传统的“认购份额”为主。一路发展的“蝶贝蕾”，并非从未受到打击。实际上，警方的打击行动十余年来从未断绝。包括广东、山东、天津等在内的多地警方都曾对传销组织“蝶贝蕾”进行打击。

2006年3月，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蝶贝蕾”的行动进行。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蝶贝蕾”涉及全国60万人、20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0亿元，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值得注意的是，揭开这一“大案”盖子的，同样与一名大学生相关。

武淑红时任山东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对11年前的这起案件记忆犹新。她回忆，2006年3月1日，青岛一所大学的学生，被疑似传销组织的成员骗至聊城。警方调查显示，这名学生的“上线”，是传销网络中的B级人物。

“警方查获两台电脑，还有这名B级人物的业绩单，根据这些信息，连续打掉3个窝点。”武淑红说。

对起获电脑进行破解后，聊城警方有了“意外收获”：这一传销团伙，实际是个特大网络，范围涉及全国，而用于传销的产品，即为“蝶贝蕾”化妆品。

2006年3月25日，在河北警方配合下，东昌府公安分局经侦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在石家庄将上述传销网络两名A级头目抓获。在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两个传销网络内部文件夹。

这些文件，无异于“蝶贝蕾”的通讯录。在对资料进行梳理后，警方辗转多个省份，并顺源摸至吉林省。

媒体报道，警方发现的数据库，包含326336名传销人员的体系表及业绩单，其中A级头目近400名，总涉案价值十余亿元。截至当年9月13日，警方共抓获A级头目31名、B级头目19名、C级头目62名。

今年6月至7月，静海警方打击多个“蝶贝蕾”团伙，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拘。警方通报，这一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与者达7000余人。其中，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发展传销人员达1600余人。

“这些涉传销人员，主要是在校生和社会待业人员。”武淑红说。

在邹凌波看来，打击“蝶贝蕾”的难度在于，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往往某地一个蝶贝蕾组织遭打击后，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

李旭也表示，“蝶贝蕾”发展至今天，与创始人已无多大联系，“要想根除难度很大”。

新京报记者 卢通 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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