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2 04:14:35来源：法律常识
邹佳铭/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情简介】
某县检察院指控张某某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指控事实如下：
一、受贿罪
2007年至2014年，被告人张某某利用担任A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A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职务便利，为A公司改制、A公司与B公司联合开发的项目变更用地性质以及A公司厂长门某某的妻子、侄子工作调动等事项提供帮助。期间，张某某向门某某提出欲低价购买项目门面房。后张某某通过门某某于2007年、2014年以现金60万元和房租7.58867万元折抵房款的方式共支付了购房款67.58867万元，并和B公司签订了88.5万元的购房协议，差额20.91133万元由B公司变通入账。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007年10月，C公司和D公司合作开发小区项目。尚某某通过D公司入股投资该项目的开发。在项目开发中，张某某为该项目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提高容积率等方面提供了帮助。2013年5月，尚某某出资450万元购买了该小区门面房。2015年5月，尚某某办理了房产证。张某某向尚某某提出以300万元购买该房，并于2013年至2017年，张某某以现金、房租抵扣的方式共支付给尚某某房款300万元。在此期间，张某某接受尚某某的请托，利用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尚某某在承揽太阳能项目、灌渠项目提供帮助。因尚某某将该房抵押贷款，至案发该房产权未过户给张某某。
【辩护思路】
本案指控的受贿类罪名中，涉及的都是交易型贿赂，在这类案件中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是定罪量刑的关键。本案的两起事实，都涉及到涉案房产市场价格的确定，控方都提供了证明力较高的书证。在辩护的准备阶段，我们并未盲信书证，而是对房产交易的相关材料、财务单据等都做了细致、反复的研究，找出了其中的问题，对控方的证据提出了有力的辩驳。
如何在繁多琐碎的证据材料中，找出控方的破绽，或者是对辩方有利的事实，是对辩护律师能力的一大考验。这就需要首先找到控方指控定罪的关键事实，以及相对应的关键证据，把它们象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任何一丝违反常识和常规的线索背后，都可能存在无法排除的怀疑，这往往就是辩护的突破口。所以，刑辩律师需要有象侦探一样灵敏的嗅觉，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并做出合乎常情常理的联想，这就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辩护方法。
【辩护词主文】
一、关于本案证据采信的问题
本案争议的主要是事实认定问题，且被告人之所以在庭审中表现出如此的不冷静，是因为本案侦查阶段存在涉嫌不规范或者违法取证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们相信只要法庭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采信证据，客观认定事实，仍旧能够把好最后一个关口，作出公正的判决。
本案的证据采信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问题
本案大量依赖言词证据，这是受贿类案件的特点。被告人张某某对本案的言词证据提出严重质疑，在法庭调查中我们也能看到本案对证人取证不规范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郭某某的情况说明中说张某某在看望其父亲时给了他1万元，实际上是一种回礼，但是在同一天的办案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却没有此内容，陈某某的询问笔录也存在类似问题。在滥用职权罪指控的事实中，召开会议研究是一个被客观证据证明的事实，但是诸多证人都说没有开会，这明显就不是一个记忆误差的问题。所以，请法庭重视本案言词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证据法上有句法谚：“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这一规则的喻义是：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就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直接倒掉整碗面条。这一规则应用在证据审查上，意味着当确认控方有一条伪证时，整个控方的证据就应审慎采信。
即使这一规则还未在我国立法上确立，但是它的原理是毋容置疑的。在查清的事实中如果能认定侦查取证不合法，对全案的证据都应严格、谨慎采信。否则，被告人的命运就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别人说他做了什么，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4条规定：“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八）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本案中大量的证人都是利害关系人，比如，尚某某与张某某有数百万的房产纠纷；涉嫌滥用职权案中的证人，如果对H公司的赔偿被定性为违法，则涉及其责任承担的问题。所以，这些证人可能做出违背常情常理，涉嫌虚假的证言，这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使然。
据此，恳请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对于决定被告人命运的证据采信，不仅仅是是否“有”的问题，还是是否“真”的问题，这至关重要。对于证据是否真实，应该从证言是否符合生活常识和逻辑，以及与其他证据是否吻合作出综合判断。
同时，刑诉法第192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本案中尚某某、范某某、门某某等人的证言明显属于该种情形：被告人和辩护人对该证言真实性都持有质疑，相关证言对于确定该起事实的定罪量刑起到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法庭应该要求相关证人出庭，否则不能查清本案事实。
（二）关于书证的合法性问题
辩护人之所以在质证环节对个别书证提出质疑，是基于被告人本人的质证意见，以及该书证与其他证据明显矛盾之处，且这些书证对于查清相关事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指引》第30条明确规定：“出示的书证一般应当是原件，获取书证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出示书证副本或者复制件，并向法庭说明情况及与原件的同一性。”《解释》第71条规定：“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使用副本、复制件。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原件及其内容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经鉴定为真实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为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如果公诉人不能出示相关书证原件，且相关书证原件并不存在获取困难的情形，法庭依法不能将这些书证的复印件作为定案根据，公诉机关据此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
（三）关于被告人供述的问题
《解释》第80条规定：“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四）被告人的供述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情形；（五）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随案移送；（六）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根据被告人反映的情况，本案存在涉嫌非法取证、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没有全面移送的客观事实，这导致被告人当庭表现十分激动。作为一个在领导岗位多年、且有良好文化素养的人，这种表现背后恰恰说明他面临有很多冤屈但又无法证明的困境，这也是本案辩护的困境。鉴于这种情况，恳请法官撇开被告人情绪方面的因素，充分重视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对其供述中合乎情理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地方，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公正认定。
二、涉嫌受贿罪
1.公诉机关主张的“市场价格”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点“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规定：“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根据该司法解释，交易型受贿金额的计算，不是购买价与其他购买价格的差异，而是与市场价的差异。
根据B公司2018.9.18《情况说明》：“截止目前该项目建设手续仍不完善，无法办理房权证。张某（101、102、113）、张某1（103、104）、王某某（107、108）以无法办证为由，尚未结清购房款。”以上证据印证了张某某的辩解意见，涉案门面因为A公司国有划拨土地的性质没有变性，不能作为商业房产对外公开出售，并办理房产证。本案房产的价格都是私下协商达成的，不存在市场价。
退一步讲，即使从本案其他购房价来说，公诉机关提供的购房意向书和销售明细表，都是关于房价的间接证据。鉴于张某某所说，涉案房产都是销售给关系户，且张某某的交款数额并不是定房意向书和销售明细表中所列数额，这就不能排除其他购房户也存在实际交款与合同和销售明细表不一致的合理怀疑。所以，除非公诉机关能出具付款的银行记录，直接证明其他购房户的房价。仅仅依据已出示的定房意向书和销售明细表，不能确实、充分地认定其他购房户的真实购买价。
再退一步讲，即使按A公司商业楼销售明细表所列价格，根据销售明细记录，除张某某以外，其他七户购房户中，还有五户没有付清款项。有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事实是：该案2007年签订购房协议，至2018年，有长达十年的时间未付清。同时该房产开发商存在土地未变性，违约不能办理房产证的情况，其他购房主很大可能不再付款。所以，本案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他购房户的合同价，不能作为本案“市场价”的认定依据。
从其他购房户实际交款的数额计算，房产交易单价大部分都在1.2至1.5万元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1.5万元的统一购房价，公诉机关以1.5万元的单价与张某某买价之间的差额认定受贿不能成立。
2.被告人不存在受贿故意
从法庭查清的事实来看，涉案房产并未公开出售，张某某也没有渠道获知公开价格，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房产存在公开的市场价。
张某某当庭供述，买门面时他问门某某的价格，门某某说一人一个价。控方提供的购房合同，也证实确实不存在统一价格。进一步讲，如果张某某有受贿故意，就不会在第一次付款之后，再次主动要求付款37万余元。且第二次交款后，也没证据证明门某某曾告知他尚欠房款。
另一方面，张某某当庭供述，他将涉案房产价与他在H路的门面房单价进行了对比，H路门面在当时地理位置更好、商业价值更高，且与A公司门面房购买时间相近，H路门面房单价为6338.5元每平米。另一个他在2005年购买的位于X路的门面房单价为7460元每平米。如果以67.58867余万元计算，涉案门面房单价为11455.7元，这一单价与上述两个位置相似、购买时间相近的门面房单价对比，即使考虑两年左右房价有一定的涨幅，也具有合理性，充分证明被告人没有受贿故意。
综上所述，张某某没有受贿故意，不存在以低于市场价购房的事实，指控的受贿罪不能成立。
三、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该笔指控仍旧是“交易型”贿赂，关键的问题在于行贿人是否通过房产交易，让被告人变相获取财产性利益。那么，本案的价格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1.尚某某从D公司购买房产的真实价格是多少
公诉机关主张尚某某从D公司购房的价格是450万元，主要证据是尚某某和常某的证言，以及相关银行付款凭证。
尚某某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他与张某某在案发前有长达数年的数百万元房产纠纷，是典型的利害关系人。通过法庭调查可以发现，尚某某在本案调查中有多处撒谎，证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涉嫌侵占张某某20万元定金；长期拖欠租金；将合买房产未经张某某同意，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未经张某某同意将两人房产擅自设置抵押贷款，并一人使用该贷款。所以，他作为本案关键证人，不具有采信其证言必须具备的诚实品格，尤其在被告人和辩护人对其证言提出质疑，他依法应当出庭没有出庭的情况下，法庭应当审慎采信其证言。
至于常某的证言，在本案取证不规范或非法的嫌疑不能排除，且常某的证言中也出现了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下，我们恳请法庭也应审慎采信。对于相关事实，应综合全案证据，作出客观公正的认定。
张某某对尚某某所谓450万元的购房价一直持完全不同的说法，且其辩解前后稳定、合乎情理。张某某庭前和当庭一直说D公司以尚某某讨回500万元职工安置款为条件，给予他一万一平米的优惠低价买房。且常某和尚某某的证言中也证实双方确实就一万元一平的单价协商过，所以这一说法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从本案涉及的优惠低价买房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尚某某帮D公司讨回款项的问题，D公司客观上开发占用的是C公司的国有划拨土地，存在D公司帮助政府垫付职工安置费的可能。如果不是尚某某告知张某某，张某某也不可能杜撰这一事实。
从情理上分析，正如张某某所言，职工安置费要回来的可能性很大，不排除作为商人的尚某某在经过评估的情况下，做出垫付的决定，从而获得一万元一平的优惠房价，D公司也因此获利，张某某的供述有一定可信性。
这一前提是否存在，关系到一万元的单价是否可能存在。本案的侦查机关回避了这一重要事实，但是张某某在法庭的解释完全合情合理，并提供相关线索说明该500万元职工安置费不仅垫付了，也被尚某某要回来了。所以，尚某某以一万元一平的单价购买了涉案房产的合理怀疑不能排除。在尚某某以450万元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不能确凿成立的前提下，公诉机关指控张某某以300万元购买尚某某450万元购买的房产，变相受贿150万元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
公诉机关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审计亏损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谓审计亏损费是怎样发生的、与本案有什么关联、是否被尚某某要回来等。尤其在证明审计亏损费的承诺书不能提供原件的情况下，辩护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本案所谓审计亏损费根本不存在。
同时，请法庭高度重视本案尚某某与D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的书证。根据张某某的供述，尚某某与D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除了房款，还可能存在500万元职工安置费。
公诉机关提供的2013年5月14日尚某某付210万元房款给D公司的工行对账单，收款账户为开户行工行中甲支行，尾号是1952的、户名为“D公司”的账户，且摘要注明“购房”。很重要的一点是，涉案房产面积恰恰是210.94平方，210万付款与张某某主张的双方约定一万元一平的单价完全吻合，而且注明是“购房”，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恰恰印证了本案的房价就是张某某所主张的1万元一平。
公诉机关提交的2013年5月20日尚某某付款240万元的账户交易明细，收款银行是乙银行，收款户名并不是D公司，而是“韦某”个人，也没有注明是房款。最重要的该收款账户注明是“内部过渡账户”，而张某某所主张的尚某某垫付500万元职工安置费，按财务处理规则就属于临时过渡资金，这也恰恰说明该笔240万元存在是垫付职工安置费款的可能，同时还存在尚某某另支付给D公司260万元职工安置费的可能。
从常理上分析，如果这两笔都是房款，根据财务制度，应该是以开发商指定的同一账户收款，不可能将房款收到个人名义的“内部过渡”账户。这些客观证据充分说明，本案不能排除尚某某以垫付500万元职工安置费为条件，取得一万元一平房价，且支付210万元购买涉案房产的合理怀疑。
2.张某某知道的买价是多少
根据如下张某某2018年11月28日的供述和当庭供述，张某某所知道的房价就是一万元每平。
“问：尚某某购买这套门面房支付了多少钱？答:尚某某购买这套门面房实际支付了200万元的购房款，但是为了获得这200万元的购房优惠价，他又垫付了500万元的职工安置费。问:你是怎么知道尚某某支付200万元购房款的？答:尚某某告诉我每平方一万元，200平方米共计200万元。”
“常某还告诉我，当初尚某某执意要求每平方一万元，常某提出每平方两万元，尚某某很不愿意，常某和股东们商量以后告诉他同意每平方一万元，但是尚某某原来作为D公司股东时，没有完成的任务还需要继续完成，也就是继续为D公司要回市财政局应该拨付给企业的500万元职工安置费，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能享受每平方一万元的价格。这次就餐之后，我和常某再无联系，再无接触。”
“答:到了2012年4、5月份，尚某某到食药局我的办公室找我，期间，他提到市财政局还没有把500万元职工安置费拨付到位，我说这件事还是要抓紧办理。2012年6月份左右，尚某某电话告诉我，门面房已经买好了一平方一万元，500万元职工安置费还是没有拨付到位，他用另外的资金把这500万元垫上了，等财政局的500万元职工安置费拨付到位后，D公司再把他垫付的资金退还给尚某某。”
以上供述充分证明，张某某所知道的房价就是一万元一平。对涉案房价的认识，涉及的是被告人犯罪故意认定的问题。因为只有张某某认识到他的买价低于尚某某的买价或市场价，才存在利用该房产交易变相受贿的故意。
庭审调查查清的事实是：关于本案房价的确定是尚某某和常某之间的沟通，张某某没有参与。所谓尚某某声称曾告知过张某某房价的事实只有尚某某的孤证，控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张某某知道尚某某所谓450万的买价，客观上是否存在450万的买价也是存疑的。张某某一直认为房价是一万元一平，尚某某支付了200万元的房款，他以300万元受让并没有违法获取利益。
3.张某某没有受贿的主观故意
根据张某某2018年11月28日的供述：“2012年8、9月份，尚某某到我家中闲聊，他给我推荐D公司的门面房，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