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3 22:30:32来源：法律常识
编者按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寻找法律的印迹。
我们希望能找到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人，逐一做贴近访谈，聊业务，话学养，侃人生，谈理想……
成功者的经验虽不可复制，却可以借鉴；虽无法模仿，却可以汲取。
听大咖们分享快意人生，与所有爱学习的法律人共同进步！
本期推出宋福信律师专访——《有担当精神的刑辩律师，才是真正的大律师（上）》，以飨读者。
—宋福信—
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常委
中国致公党广州市委会法制委主任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华南理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当我为日本议员运输毒品案辩护的时候，我的微博上骂声一片；当我为南方日报记者涉嫌强奸案辩护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当我为落马高官辩护时，很多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种情形时常都会上演，不仅来自普通的民众，甚至来自法律圈同仁。
他常常问自己：这样的坚持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值得？
直到有一天，当他失落地走出法庭时，几十个旁听者不约而同地全部站了起来，默默地注视着他。当他和他们目光接触的瞬间——他找到了坚持的理由！
要知道，他的刑辩律师之路，几经决断。
为了心中的法律梦想，高考时所有志愿全部填报法学，无一例外；
毕业后顺利考进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在检察官任上，一干四年；
每年汹涌的国考大军和号称“天下第一难”的法考，都宣示着公务员职业以及公检法行业令人艳羡的程度。
但流水线办理案件的模式、请示制度、司法理念等与个性、梦想之间的矛盾，时时涌现。
到底该向何处去？
如果说心中的梦想和热爱是最大的动力，爱情，则是他辞职做律师最大的推动力——太太是台湾留学生，检察官的身份敏感不便，而做律师则可以自由许多。
十余年刑事辩护的历程证明，这个决定，可谓觅得先机、更早地成就自己。
由于不敢法院门前翻跟斗，也不愿意去行勾兑之事，只有在专业上不断锤炼和沉淀。自从业之初，他便树立了明确的专业化、技术化方向——成立刑事辩护团队，专门从事刑事法律业务。
多年来，他及其带领的团队办理过多起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案件：广东省委原常委曾某某受贿案，东莞市原常务副市长梁某某受贿案、江门市委原副书记聂某某受贿案、湛江市原副市长罗某某受贿案、日本议员樱木琢磨运输毒品案、广东电视台知名节目主持人陈维聪涉嫌诈骗案、南方日报记者成某涉嫌强奸案、中德引渡第一案、云联惠创始人黄明传销案等。
而因为早在2012年就率先开创跨境辩护，他被《Asian Legal Business》（ALB）评选为“2015中国15佳诉讼律师”。
如今他已经是中国最富有经验的涉外刑辩律师之一，德国、日本、哥伦比亚等国驻华领事馆均推荐其担任该国在华受控公民的辩护律师。
回顾十多年的法律职业历程，他认为最骄傲的一件事，是做了一名刑辩律师；
展望未来，他说将继续履行好刑辩律师的责任：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而具体到2019年的“小目标”，作为一名土生土长、低调内敛的广东人，发挥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创新精神，带领先头部队，北上京城，开拓广信君达新的分所。
一约即订，万山无阻。时间一定会给他更好的答案。
他是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宋福信。
——抱住风云访谈——
律师之路：因为心中梦想，因为台湾太太，检察官辞职做律师
抱住：您是怎么走上法律道路的？高考时就选择报读法律了吗？
宋福信：小时候我曾看到过一部韩剧，剧中主角是一位律师，当时他站在法庭上正义凛然地为被告人辩护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心里。看了之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我以后要做律师。我妈问为什么，记得我当时说：第一，我有正义感；第二，我觉得自己很擅长跟别人讲述一件事。所以我高考的志愿全部填报了法律专业。
抱住：所有的志愿？
宋福信：对，全部是法学，没有第二个专业。不过在大学我学的是国际经济法，并不是刑法。
抱住：后来为什么转为刑事诉讼了？
宋福信：我毕业的时候，公务员考试比较热门，我对刑法一直都是很有兴趣的，就选择了考检察院。结果考上了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在那里工作了四年。
抱住：每年汹涌的国考大军和号称“天下第一难”的法考，都宣示着公务员职业以及公检法行业令人称羡的程度，您为什么工作几年后又选择退出检察官队伍？
宋福信：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检察院对我的培养，在那里的四年，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同时我也感觉到一些疑惑的地方，比如，流水线办理案件的模式、请示制度，还有司法理念与我的个性、法律梦想之间的矛盾。当时我对不少案件有着自己个人的想法，而且经常去同情那些我认为比较弱势的人。所以想来想去，律师这个职业会更适合我。刚好那个时候我又谈恋爱结婚了，我太太是台湾人。当时在检察机关，这种涉外婚姻变得有点敏感，借这个机会，我就辞职做律师了。
抱住：爱情是最大的推动力。
宋福信：可以这么认为。
抱住：您太太对这个决定支持吗，是否犹豫过？
宋福信：她是很支持的。因为十几年前检察官的身份去台湾要打报告，申请批下来才能去。入境之前还要被面谈，面谈过了才能入境。在我太太看来，做律师会更自由一些。但是在我爸妈看来，可能觉得这个是“铁饭碗”，做律师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好，我是瞒着父母辞职的。半年之后，我觉得差不多了，才跟父母讲的。
抱住：检察官涉外婚姻确实挺少见，您跟太太是怎么认识的，她一直在广州吗？
宋福信：她当时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留学读中医。我在检察院，跟他们学校比较近，是去那里打网球时认识的。她读完博士之后，我们也有两个小孩了，她就一直留在广州。
抱住：有一项爱好很重要（笑）。
宋福信：是（笑）。
抱住：挺传奇的爱情，就像大S嫁汪小菲，大陆男越来越获得台湾女的青睐了。
宋福信：那个时候司法系统里面，涉外婚姻确实是比较少有的，当时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但我本身就想做律师，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辞职的时候，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反而是觉得奔着希望去的。我当时有种预感，做律师应该更能发挥我自己。
抱住：果然。陕西高院有一位法官，因为无钱给母亲看病而决定辞职做律师。一开始他姐姐也是很担心，但他辞职一年后就说业务、收入多得超乎想象。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宋福信：确实，公务员的收入跟律师的收入相比还是有差别。律师是一个很公平的职业，有能力的人，市场自然会给予他一个很好的回报。
“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律师执业环境一定会逐步改善”
刑辩风格：不肯“勾兑”不敢翻跟斗，只有在专业上不断锤炼和沉淀
抱住：您辞职之后就开始做刑事辩护？
宋福信：是。我是2008年辞职的，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里面一直做刑事辩护。那个时候执业环境比现在差很多，律师会见是要侦查机关审批的，还可以派人在场，律师和警察经常因此要吵架。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也经常被法官打断。因为律师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所以，收费也很低，很多年轻律师也不愿意从事刑事辩护。但是我很坚定，一个是因为我一直有做刑事辩护律师的梦想，二是我看好这个领域的前景，我认为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律师执业环境一定会逐步改善。
抱住：可以说您从一开始做律师时就坚定了专业化的道路， 现在专业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律师界。您怎么看待专业化的问题呢？
宋福信：随着律师行业的发展，行业的竞争，律师专业化是必然的。律师毕竟是个专业人士，在当事人得到更专业的服务的同时，律师也肯定会因此得到相应的尊重和报酬，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特别是对于刑事案件来说，由于它关系到人的自由和生命，专业化尤其重要。
我有时候开庭，看到有些律师主要就是等着念长篇大论的辩护词，不懂得发问，甚至基本不发问，质证环节也是一带而过。记得有一次是故意杀人案开庭，有位律师开始说是认罪的，后来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很惊讶，临时改作证据不足的辩护了。这些都是不够专业的表现，说明我们刑辩律师的整体专业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抱住：您的形象温文尔雅，衣着考究，带有明显的南方特色，甚至香港特色。在刑事辩护对抗性这么强的情况下，您是怎么一步步树立起自己的风格的？
宋福信：从一入行到现在，我都很明确地定位：我要做一位技术型的律师。首先我不敢去法院门口翻跟斗，我也不想去做“勾兑”，所以我一直在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辩护技能。我经常要求我的团队成员和我一样，用侦探的眼光来审查证据，用数学家的思维来推演控方的逻辑，用发明家的观念来构思我们的辩护方案。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经感到迷茫。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法庭上可能说了千言万语，也不及领导的一纸批文；或者是我们写了几千上万字的辩护词，也不及大V的一则微博。所以，我有时候感叹，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技术无用的时代？
后来有一次，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的墙上，我看到一句标语：“你身处何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向着哪个方向前进。”说来很搞笑，这一句话本来是给改造的犯人看的，却解答我这个刑辩律师的迷惑，一下子坚定了我的方向。所以，我一直相信，我们在专业上的锤炼和沉淀，终有一天会大放异彩。
抱住：所以你们的团队这么星光熠熠。
宋福信：说实话，我对我的团队深感骄傲，他们不是我的徒弟，是我志同道合、配合默契的拍档。
宋福信刑辩团队
刑辩团队：很多出色的专业人士都组建团队，以形成更大合力
抱住：您的团队在广州乃至全国都非常闻名，有不少律师更喜欢天马行空“单打独斗”，如果单飞的话，恐怕会飞得更高，请问您为什么要考虑筹建一个团队？
宋福信：刑辩律师一般个人能力都比较强，也比较有个性，所以喜欢“单打独斗”，最多带一两个徒弟。
但我几年前就发现，一个律师再优秀，精力和思维都是有限的，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承办更多的案件，将案件办得更精更细。但是一家事务所是不能形成合力的，因为人太多，各自独立，各有各的方向，于是我决定组建自己的刑辩团队。那时候，业内几乎还没有刑辩团队这个概念。
我觉得这是符合刑辩律师的特点的，刑辩律师就是一个专业人士，你会发现，出色的专业人士很多都以团队的形式存在。比如著名的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他就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再比如国外出名的外科医生，也有自己的手术团队，有一个出名的外科主任，有十个八个主刀医生，还有麻醉师护士等一些辅助人员。和我们刑辩团队的模式是很像的。
抱住：请问您选择团队成员有什么标准？
宋福信：我基本上都是从在校的毕业生中选的。首先我会要求他们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特别是有富有同情心的人，我觉得这是成为刑辩律师最重要的素质。也就是，首先要求的是人品，然后才是法学素养和勤奋度。
抱住：您的团队很年轻又很优秀，是怎么带领出来的？
宋福信：有些刑辩团队是由几位独立的律师组成的，松散型合作，和我们可能不大一样，我的团队是“小公司制”，维持在十位律师以内，这样才能统一管理、密切配合。
要带领一个团队，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要保持先进的专业和理念。我遇到过一些迷茫的年轻律师，他说他们加入了某个团队，但是他们发现团队的负责人只是负责接案子，没有办法从技术上去指导他们成长。
我平时不但指导他们怎么办好一个个案，还要指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正确的思维模式、表达习惯，甚至平时的形象、修养和举止，都会引导他们。在这些过程中，我也在向他们学习，共同成长。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化的文书模版。
团队成员的成长空间也是要考虑的，我们修改了广信君达事务所的章程，优秀的团队成员可以根据团队的业绩直接晋升为事务所的合伙人，这样就维持了团队的稳定性。
比如我们团队的李晓月律师，她就完全具备了一位优秀刑辩律师的品质，所以她成长得很快，广东省和广州市公诉人和律师控辩大赛，她都是最佳辩手，她现在已经是年轻一代刑辩律师中的佼佼者，很多当事人包括几个（落马）市长都是指定要她来出庭辩护。她目前已经成为我们所的合伙人。
抱住：她觉得在这个团队里可以点亮自己。
宋福信：是，我们很需要有这些优秀的人，优秀的人也需要有一个团队来支撑他。
屡获最佳辩手的李晓月律师
刑辩秘诀：细节决定成败，最重要的是细致的精神
抱住：目前不少普通老百姓对刑事辩护还存在不少误区，有人经常不解地说为什么要给坏人辩护，我都恨不得拿枪崩了他。 尤其是您在为日本议员运输毒品案、南方日报记者成某涉嫌强奸案辩护后，网上不少人对您进行质疑甚至谩骂，您怎么看？您觉得刑事辩护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宋福信：在一个法治不发达的国家，刑事辩护律师就很难被理解，所以他的角色就显得有点悲壮。就像是出现在现代社会的武士或者浪人一样，很多人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固执地坚持心中的职业原则。
就像是为路易十六辩护的法国著名律师马尔则布，路易十六当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人民不明白马尔则布为什么要去为他辩护，结果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马尔则布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马尔则布的雕像被树立在法国最高法院的大堂里，以纪念这位为权利而献身的伟大律师。
所以，对辩护律师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中国也有一天大家能够理解律师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斗士，也希望有更多的律师、大律师能够没有顾虑地去为争取被告人的权益而奋斗。
如果你问我刑事辩护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制衡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能够防止冤假错案。
抱住：您办理了很多重大疑难的刑事案件以及经济犯罪案件，有一些取得了无罪的效果，请问您办理刑事案件都有哪些辩护秘籍？
宋福信：法律修养、经验的积累，还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可以形成辩护律师敏锐的直觉，让律师一下子抓到案件的破绽。但是在发现破绽的过程中，律师细致的精神就显得更加重要，需要一页一页地看案卷，一次一次地核实问题，因为破绽往往隐藏在毫不起眼的细节之中。所以，刑辩最重要的秘诀应该是细致的精神。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案例——一名公务员非法持有枪支案，警察在被告人的办公室柜子里搜出了两把手枪，这个柜子平时由被告人使用，他辩解说这个办公室有好几个人一起办公，这个柜子的钥匙别人也能拿到。但是公安在这把枪突出的按钮上检出了被告人的DNA，看上去证据确凿了。我们仔细审查案卷，发现在一张现场勘察的小照片中，看到了警察在勘察现场时，把枪支摆放在被告人使用的桌面上进行拍照。我们向法庭指出，枪支摆放在桌面上时，极可能沾染到了被告人残留在桌面上的生物成分，DNA报告不能采用。后来法官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判了被告人无罪。
所以，细节决定成败。这个案子我们写过一篇文章进行了总结——《一张照片导致的无罪》。
放大镜下的枪支照片，隐藏了无罪的关键
无罪辩护：完全不具备无罪基础的，绝不轻易做无罪辩护
抱住：现在业界似乎有一种观点：无罪至上。你们在为一个刑事案件做辩护策略时，是不是首先考虑无罪辩护？还是根据具体案情来定？
宋福信： 我们肯定是根据案件来决定诉讼的策略和方向的，完全不具备无罪辩护基础的，我们是绝对不能够轻易做无罪辩护的。特别是在目前的审判模式下，有些案件轻易做无罪辩护的话，说实话，我们的当事人承担不起无罪辩护失败的后果。所以我们做无罪辩护，是慎重又慎重作出的决定。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来找我们做无罪辩护的客人越来越多了。可能他们会认为，如果只是单纯认罪，我也不需要请你们宋律师团队来做。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复杂疑难的案件来寻找我们。我们的方案都是一致的：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来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而不会盲目地去做无罪辩护。当然，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确定是无罪的，一定会努力地抗争到底。
抱住：有没有那种感觉他确实有罪，最后被你们辩成无罪？就像一个著名的段子，一个律师为嫌疑人辩护成功之后，最后问他：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那人说：听了你的辩护之后，我觉得也不是我干的。
宋福信：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每一个辩护律师都会遇到过传统社会道德跟职业道德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你说我们是不是能确信每一个无罪的人都是没有做违法的事，其实不能够下这种结论。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被控非法持有枪支的案子，你如果要问我，这两把手枪到底是不是这个被告人的？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看起来证据是不足的。所以，作为刑辩律师，我们尽量地不让传统的社会道德去影响我们的职业道德。
这种冲突在杀人案件里面、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里面，会表现得特别厉害。我曾经为一桩20年前的杀人案做过法律援助，被告人承认他20年前杀过人，而且是在他没有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他的一个同案人也承认，两个人一起杀害了一个人。但我们没有去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杀人，我们的辩护策略只是说，从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来看，他们所说的杀害的那个人，跟本案的被害人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因为被害人不知道名字，当年没有DNA鉴定，又没有取到指纹、凶器等关键物证，体表特征有差异，案发地点已经变迁。也许他们杀了人，但是他们杀的人可能不是本案被害人。而且我们也指出，这个案件过了追诉期限。
抱住：也就是，坚持疑罪从无第一。
宋福信：对，对于控方的证据存在的漏洞，律师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我们失职。
无论高官也好，杀人犯也好，只要接受委托，都要认真地去帮助他
落马高官：涉嫌犯罪有个人内在因素，也有体制应该检讨的原因
抱住：您曾为广东省委原常委曾某某，东莞市常务副市长梁某某，原江门市市委副书记聂某某，湛江市原副市长罗某某等不少落马高官辩护过，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贪官，律师为何还要替他们辩护？
宋福信：我记得田文昌律师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困惑，他为高官辩护的案例也挺多的，有一位学生曾经写信去责骂他，说你完全颠覆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们只是为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努力。”在我们心目中，无论是一个高官也好，一个杀人犯也好，或者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当事人也好，只要接受委托，都要认真地去帮助他。
这一轮反腐确实有不少高级官员落马，但并不能说每一桩案件都是确定无疑的、侦查机关认定的金额一定没有错，这些都是需要律师去辩护和还原的，这样的话也会增加这一轮反腐的公信力，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去反腐的，所以我们律师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在跟这些高级官员接触过程中，我有一个感觉：官员的级别越高，他们的素质也越高。有人说，在中国一流人才在政府，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接触的一些市长、厅长、省部级官员，他们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专业人士，比如是城建规划、或者是财政方面的专业人士，在跟他们交流过程中我们也受益匪浅。涉嫌犯罪有他本人的内在因素，也有我们体制本身应该检讨的原因，还有社会风气应该检讨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反腐不能只依靠打击，更要反向来检讨修正我们的制度，以及社会风气，这样的反腐才有效果。
抱住：为他们辩护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宋福信：为职务犯罪案件辩护，尤其是为高级官员辩护，在现在的状况下是比较艰难的，但也是一种很特别很深刻的体验。
首先是对人生和人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因为落马官员的经历是大起大落，他们的经历和感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很多人最后都会感叹，在自由面前，权力和金钱显得微不足道；其次，是对体制和反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很支持反腐，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反腐和人权保障之间，寻找一条科学的、有持续性意义的道路，我觉得无论是定罪标准，还是侦查手段都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
有一次很有感触的是，我们为一位政法委书记辩护，他很感慨地说：我以前的工作都在管控你们律师，想不到最后只能靠你们来帮助我，我以后要写一本书，把你们帮我的经历写进去。
抱住：尤其是现在职务犯罪由监察委负责之后，这个阶段律师还不能介入，家属应该怎么办呢？
宋福信：是，这是很遗憾的一个法律改变，我们也觉得这给律师前期的法律帮助带来一个很大的限制，但并不代表律师是无所作为的。这个阶段虽然我们不能够去会见当事人，针对监察机关采取的一些强制措施，比如搜查、查封、扣押、退赃这些，当事人家属很需要专业的法律指导，我们可以提供专门的危机处理的刑事法律服务，给家属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所以危机处理在职务犯罪辩护里面是非常有用的。
抱住：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是公安多一点，刚刚过去的2018年，很多法官公开喊冤，甚至点名呼吁某位律师为他伸张正义，而他在落马之前很可能还对律师有诸多成见。
宋福信：是，这是非常让人感慨的。我们总是提倡法律共同圈、法律共同体，只有当有些人出事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律师巨大的作用。以前有一位警察，大概八九年前了，我们会见的时候，他老是打断我们，我们还发生过一些争执。后面他自己出事了，在看守所写信出来要我做他的律师，因为他想起了当年我跟他争执的经过，他可能觉得我能够为他争取权益。
抱住：所以认真细致，会给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宋福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