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7 15:09:23来源:法律常识
罗炳辉将军
罗炳辉将军是我国革命史上一位杰出的将领,也是建国后被认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他不仅是由奴隶成长为将军的一位传奇人物,而且是战场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常胜将军,一生从未打过败仗。毛泽东评价他“正派耿直,战争经验丰富,有军事才能,很会打仗”;周恩来赞誉他为“人民功臣”;中央军委赞颂他所带领的军团是“战略轻骑”;朱德为他题词:“革命到底死而后已,精神不死万古长存。”
罗炳辉参军入伍于滇军,抗日战争时期又对滇军开展了有效的统战工作,其一生与滇军结下了特殊的情缘。
罗炳辉1897年12月22日出生于云南昭通地区彝良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曾帮人放牛、干农活,父亲是佃农,给地主种地和做小生意谋生,经常受到土豪劣绅的欺压。罗炳辉自小性格倔强,11岁时就敢与当地土豪劣绅抗争。12岁时因地主诬陷他父亲,罗炳辉孤身到县城告状,虽因地主贿赂县官,官司未能打赢。但这场官司引起了当地轰动,乡亲们称罗炳辉是吃了雷公胆的“干娃娃”,不好惹。罗炳辉也由此开始树立了要打倒土豪恶霸的志向。民国2年的一天,罗炳辉听闻当时驻扎在彝良的滇军部队有两个士兵,狠狠地揍了过去欺负过他们的土豪一顿,该土豪告到部队还遭到了训斥,敢怒而不敢言,罗炳辉觉得很解气,就此萌生了参军当兵的念头。但该部队只在彝良县驻扎了几天就离开了,并没有呆多久。罗炳辉想当兵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便决定离开家乡去找军队。当他打听到有滇军部队常驻昆明,于是靠着一股“一定要当兵”的顽强信念和惊人的毅力,他用了12天时间徒步行走一千多里路,来到了省城昆明。罗炳辉虽然历经千辛万苦和满怀希望找了征兵处,但因为没有熟人介绍而被拒绝入伍。投军无门的罗炳辉并未就此死心,他继续留在昆明四处打听参军入伍的机会。迫于生计,罗炳辉在昆明先后做过木匠、伙夫,后来听说当马夫更有机会接触到当兵的,便去做了马夫。果然功夫不误有心人,1915年一天,当罗炳辉正在喂马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前来看马的警卫队长,在罗炳辉积极的自荐和苦苦央求下,该警卫队长答应替罗炳辉说情,推荐他进入了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的部队当步兵,并参加了当年滇军首领蔡锷、唐继尧共同发起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由于罗炳辉在部队表现出色,且十分刻苦耐劳,不久后就被破格提升为三等中士,还获得了唐继尧的嘉奖。1920年,罗炳辉当上了唐继尧的随行军士,成了唐继尧身边的亲信。
1921年,因滇军顾品珍、叶荃联手反对唐继尧,率军逼近省城,并逼迫唐继尧下野。当时身为副官的罗炳辉作为亲信,随同唐继尧与唐继虞两兄弟出走香港。当在香港亲身见到二唐的糜烂奢侈生活后,罗炳辉认识到他们的奢侈豪华,全靠的是吸食民血民脂,军阀救国救民之说全是骗人的。在多次向唐继尧请假不准后,罗炳辉留下一封书信,悄悄离开香港,开始寻找自己所追求的革命生涯。
1922年罗炳辉在桂林投奔了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朱培德部,跟随朱培德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秋北伐军中路军进攻南昌,并南下讨伐陈炯明叛军。孙中山任命朱培德为讨伐陈炯明叛军总指挥,与许崇智指挥的湘军和陈嘉佑指挥的湘军,分三路包围驻守在广东韶关的陈炯明部队。前线总指挥朱培德派罗炳辉等五人以“参军官”身份到粤军许崇智、李福林两军阵地考察。在战役打响后,陈军趁湘军和黔军换防未遂之际实施反扑,除朱培德领导的滇军推进较为迅速,占领了帽子峰等战略高地外,许崇智、陈嘉佑的部队,与陈炯明叛军交战不久就溃不成军、放弃阵地向后败逃,这就使推进较为迅速的滇军朱培德部队,虽然抢先占领了帽子峰等军事要地,但却极有可能很快陷入到陈炯明军队的包围之中,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及时向朱培德报告军情,罗炳辉三次闯过敌军防线,两次渡过江河,翻山越岭,在20小时内徒步奔跑了将近200华里,赶到总指挥部报告,使朱培德迅速派出增援部队击溃了包围滇军之敌,从危机险境中解救了滇军。而罗炳辉在报告完敌情后竟累得昏死过去。朱培德对罗炳辉能在滇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过人的胆识和惊人的毅力,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滇军的行为大加赞赏,不久就任命罗炳辉为少校副官、征兵处主任,还给他颁发了滇军“勇敢奖状”以示嘉奖。
罗炳辉在朱培德滇军的服役期间,先后结识了两位共产党人,其中第一位是朱德。朱德是滇军的元老级人物,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是朱培德的同班同学和好友,1911年毕业即参加了滇军,曾先后参加过云南拥护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和蔡锷发起的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护国战争。1922年朱德赴德国留学期间,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回国后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加入朱培德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任军官教导团团长。1927年3月,罗炳辉在参加南昌举行的被国民党杀害的赣州总工会领导人赞坚的追悼会上,首次听到朱德讲话。朱德对大家讲,工农兵要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只有革命成功了,大家才有工做,有田种,有饭吃,中国才有希望。罗炳辉后来又多次去聆听过朱德的讲课,受到深刻的教育。罗炳辉结识的另一位共产党人是赵醒吾。赵醒吾系云南宾川人,曾担任朱培德的参谋,罗炳辉与其认识后成为了好朋友,来往密切。赵醒吾1924年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隐蔽在旧军队内从事统战工作。朱德和赵醒吾二人后来成为引导罗炳辉走上革命道路的两位关键人物。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失败,罗炳辉因抨击国民党腐败,被指控犯有“通共十大罪状”,并被遣散出朱培德滇军部队。后来罗炳辉辗转来到了江西吉安县,并当上吉安县靖卫大队的大队长。1929年春赵醒吾根据党组织安排,专程来到江西吉安做争取罗炳辉的统战工作。两位挚友见面后,开诚布公地一连畅谈了3天。此后不久,经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升熙进一步与罗炳辉谈话,罗炳辉便化名为“罗南煌”,于1929年7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炳辉入党后最初几个月,遵照党组织“保持灰色,发展武装,待机而动”的指示,继续担任江西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职务,以掌握控制好这支拥有400多人的武装力量,待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10月初罗炳辉接到赵醒吾举行武装起义正式通知,便于10月14日率部起义,随后以起义部队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被任命为该团团长。但为罗炳辉指引革命道路和引导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赵醒吾,后来却不幸被捕牺牲了。
罗炳辉率江西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参加红军后,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团团长、红军旅长、红军军长、红军军区总指挥和红九军团军团长等职务。1930年11月,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罗炳辉时任红二十军副军长,负责诱敌任务。他成功将张辉瓒师引入埋伏,最终红军围歼了该师并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高兴地称赞罗炳辉是“牵牛鼻子的能手”。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罗炳辉展现出了高超的指挥作战的能力,屡次承担重要任务,率领军队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成功北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炳辉告别延安,奔赴华中抗日前线。当时国共两党实现了再次合作,罗炳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被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领下开展统战工作。
右起:罗炳辉、周恩来、王明、吴玉章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罗炳辉被任命为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与司令员陈毅并肩战斗,打击日军。
全国抗战爆发后,云南由原滇军改编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60军,下辖182、183、184三个师,卢汉(昭通人、彝族)任军长,张冲任184师师长。张冲在组建184师时,特意向龙云和卢汉要求委派张永和(即张致中)到该师担任政治部主任,龙云和卢汉批准了张冲的要求,于是张永和得以随同张冲一道北上抗日。
张冲为何要求委派张永和担任184师的政治部主任,这得从他们二人的个人经历和相互间的特殊关系说起。
张冲与张永和二人都是云南泸西县东山云兴乡(现划归弥勒市)人,张冲1901年出生于云兴乡小布坎寨一户彝族家,彝姓尼娜;张永和1902年出生于云兴乡拖革寨,两家相距不到3华里路。幼年的张冲、张永和在云兴乡乡政府所在地木豆黑读过私塾,每逢木豆黑赶集日,他们也常常聚在一起玩耍,后来又一道转入到泸西县城小学读书,是同班同学和十分要好的朋友,后来还结拜成为把兄弟。
张冲生活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他自幼爱好练习拳术和武艺,而且爱好行侠仗义,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深有反感,培养了同情劳动人民和富于反抗黑暗势力的精神。15岁时就曾智退土匪,被当地群众誉为“小孔明”。张冲步入青年后,学业欠佳,但其性格豪爽仗义,好打抱不平,喜欢交穷朋友。一天,张冲帮家里赶马驮一窝小猪去猴街卖,归途中遇到好友赵光廷,赵因为欠赌债无力偿还,求张冲资助,张冲则诚恳规劝其今后要戒掉赌习,并将卖猪的全部所得给了赵。后来赵因受地主土豪所逼走投无路,便聚众占山为王,公开与官府对抗。一次有手下人向赵光廷提议去打劫张冲家,赵说:“三爷(张冲兄弟排行三,故赵称其为三爷)是我的恩人,谁敢打扰他家,我严惩不饶。”此话传开后却给张冲招来了麻烦。1918年,张冲之父病故,张冲尊母亲之命到昆明求学,地方豪绅却趁机联名向省府诬告张冲与“匪首赵光廷勾结”,省府未进行调查便批示:“速将张冲逮捕法办。”幸亏县府解差与张冲的父亲有交情,暗通消息,张冲方得潜逃宜良宝红寺村舅舅家躲避。数天后又潜逃到平彝(今曲靖市富源县),投奔到原曾在其父手下做事后占山为王的赵寿廷部做了“二大王”。入伙不久,张冲发现这支队伍纪律松散,盲目抢杀,丝毫没有“英雄气概”,便毅然率拥戴自己的80多个弟兄独树义旗,并提出“富人差我钱,中等人莫等闲,穷人来和我过年”,“打倒土豪劣绅,保护工农商,救济贫穷人”等口号,打游击于平彝、陆良、罗平、师宗、泸西、弥勒、丘北等地的广大农村。两年中,他用计谋先后消灭了危害丘北群众的惯匪“二飞”、“二李”和“二丁”,剪除了富乐的“地头蛇”海寿农,惩治了赃官胡道文,开仓济民,除暴安良,受到广大劳苦百姓的欢迎和拥戴,队伍迅速发展到近千人,一时声名远震滇东南。
张冲早年的爱国主义思想,除了反抗封建的黑暗势力之外,还表现为自发的反帝斗争。张冲曾率部袭击法国控制的滇越铁路,惩办帝国主义分子,为被坑害的中国群众出气,打击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正如张冲回忆说,这使“法帝国主义者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而受尽欺压的中国老百姓都拍手称快。”
对张冲所率的聚义武装,当时云南省长唐继尧多次派兵围剿,但因为张冲足智多谋,熟悉地形,善打游击,唐继尧的正规部队累次遭到失败,后来只得派人与张冲谈判,答应将张冲部队收编为滇军正规部队。张冲接受招抚后,先后任支队长、团长职务,并坚持为老百姓做好事。1927年2月6日,云南的四位镇守使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联合发动了反对唐继尧的“二六政变”。张冲转而支持龙云,龙云在取得胜利并担任云南省主席后,论功行赏,委任张冲为第5师师长,此时的张冲虽然年仅27岁,已经成为滇军中传奇式的实权人物。
张永和则与张冲不同,他自幼勤奋好学,聪敏过人,喜爱接受新生事物。12岁张永和即独自赴昆明先后就读于私立成德中学、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5岁因学习优异获申请云南省公费助学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1919年5月在北京参加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1923年考入交通部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学习。在上海求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当选为云南旅沪学生同乡会会长。并与云南早期共产党员张伯简、王德三发起组织云南旅外省学生青年的进步组织“新滇社”,成为党的一个外围组织。1924年经中共早期优秀共产党员贺昌、梅电龙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4月又经贺昌、梅电龙介绍转为共产党员,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5月上海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作为南洋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和代表,参加了恽代英主持的上海学生联合会紧急会议,并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任,于5月30日带领数百名交大学生前往指定地点进行游行示威,参与组织发动著名的五卅运动。6月1日,当选为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具体组织上海学生总罢课,有效配合上海总罢工会在上海召开。6月26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又当选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同时任共青团上海徐家汇部委书记。1925年暑假受全国学联派遣回到昆明,秘密发展了李国柱、陈祖武、吴澄、严英俊等进步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回到上海后,将在云南发展的第一批共青团员名单交给共青团中央,创建了云南的共青团特别支部。张永和是在云南省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第一个回到云南传播革命火种和发展党、团组织的云南第一代共产党人,由他先后介绍加入共青团和加入共产党的李国柱,是在云南省境内入团的第一个共青团员和在云南省境内入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25年9月和1925年冬张永和在上海先后介绍陆定一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解放后陆定一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重要职务)。同年,在南洋大学发展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和共产党支部。张永和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上个第一个共青团员、第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和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永和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7月被南洋大学以违反校规为名除名。后被中共上海区委派任中共上海市法租界部委书记,在上海法租界发展党组织,秘密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他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将辖区原有50多名党员、几个支部发展到了125名党员、16个党支部,扩大和增强了党在上海法租界的影响和力量。1927年2月被选为中共江浙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周恩来、赵世炎、张永和等七人为委员),并当选为中共江浙区执行委员。1927年3月先后任中共沪东区部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并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组织和领导的中共沪东区部委有党员1500余名、37个党支部,组织发动工人和群众近10万人参与大罢工和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仍在上海沪东区坚持战斗,组织惩罚叛徒特务等。后调任中共沪西区部委书记、中共沪中区部委书记。在1927年8月任沪西区部委书记期间,曾被国民党特务机构“工统会”抓捕,张永和英勇搏斗、奋力反抗,引来英国捕房干预,张永和用英语与英巡捕交涉,咬定自己是学生,遭对方绑架勒索。后来经王若飞同志聘请著名律师辩护,捕房会审公堂宣判无罪释放。192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由项英、李富春、张永和等19人组成的中共江苏省委员会,任中共江苏省委执委。后被派往湖北重建党组织,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28年末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派遣张永和回云南担任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9年初任中共云南省临时省委书记。在此期间,张永和与省临委常委王德三和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吴辑熙(吴少默)共同研究决定,同意张永和前往滇军张冲101师部队进行军事争取工作。因为101师当时驻扎在云南迤南的蒙自县和建水县,1929年5月起张永和改任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兼迤南特委书记,并以张冲秘书的身份到张冲的师部工作。张永和利用此次机会,深入了解张冲的政治倾向,并向张冲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党的民族政策。1929年末,张永和代表省临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向党中央报告过在滇军张冲部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
张永和1930年赴上海时向党中央提交报告的手稿
张永和1930年5月回到昆明时,因叛徒出卖,云南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张永和也不幸被捕入狱。所幸张永和当时已到张冲部队开展工作,任张冲的秘书,因而及时得到张冲师长的全力营救,亲自出面向龙云担保,张永和方得于1932年获释出狱。张永和出狱后因与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经张冲推荐,先到泸西县筹划进行水门洞水库建设,后来又到一平浪盐永井实施张冲倡导的“移卤就盐”惠民工程。1935年红二、六军团路过云南时,张永和曾在云南一平浪准备了9桶汽油送给红军并想跟随红军一起长征,红军收到了汽油并留下了收据,可惜他错过了这次与红军见面的机会。由张冲与张永和的以上关系可见,张冲要求委派张永和任184师的政治部主任,有着其深谋远虑的打算。
1938滇军第60军184师开往抗日前线,在江西德安车站驻防了近两个月,张永和即利用此机会专程到汉口通过时任生活、知新三联书店经理的云南地下党员黄洛峰联系,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统战组组长罗炳辉在书店秘密见面。张永和向罗炳辉详细介绍了滇军60军的组建情况,以及当年在张冲部队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并着重介绍了184师师长张冲的抗战决心和政治倾向。罗炳辉听后说:“我听到云南滇军部队编成第60军开赴前线杀敌的消息,很是高兴,作为云南人,我也很希望和云南的父老兄弟们见见面。”张永和进一步向罗炳辉介绍说:“张冲本人很倾向于进步,他希望能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如果张冲来汉口,是否可以前来和你见面?”罗炳辉连连答应说:“可以!可以!”张永和回到184师后立即向张冲详细汇报了与罗炳辉见面交谈的情况,张冲听了十分高兴,连声称赞说:“很好、很好!”。对于罗炳辉的经历张冲早就有所了解,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转战云南、贵州,巧渡金沙江,阻击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断后,能征善战,威名远扬。故张冲希望能尽快与罗炳辉将军见面。
1938年3月184师奉命调往武胜关。部队先从九江乘船去江岸,再从江岸转乘火车去武胜关。张冲借口未去过武汉,便交代师部说,趁这次路过武汉的机会,由张永和陪我到武汉走一趟。于是张冲和张永和二人改穿便装,乘轮船到江岸,两人一下船顾不得旅途的劳累,便由江岸火车站直奔江汉路去找黄洛峰。那时的武汉,是各种人员荟萃的地方,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环境也很复杂。但这些情况在此时却掩护了张冲和张永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和注意。黄洛峰见张永和带张冲来了,安排他们在书店附近旅馆住下,并立即去八路军办事处通知罗炳辉将军。第二天罗炳辉将军即来到了旅馆和张永和、张冲见面。见面之后,双方交谈得很满意。张冲又进一步向罗炳辉提出:希望能与当时也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将军和周恩来副主席见面谈一下。罗炳辉当即答应向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汇报。
在罗炳辉的联络安排和陪同下,张冲、张永和很快就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张冲事前并未预料到这么快就能见到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内心十分激动。他对周恩来等同志说,自己早就希望同共产党建立联系。1930年他带滇军出征广西时,就曾经派人试图与红七军进行联系,但未能联系上。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再次想和红军联系,也未联系成。这次通过罗炳辉将军才算终于与共产党联系上了。双方交谈得十分坦诚融洽,张冲遂向周恩来等同志提出了两点要求:1.本人正式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2.要求党组织派人到184师协助工作。周恩来沉思片刻亲切回答说:“张冲同志……”张冲听到周恩来第一次称呼自己为“同志”,感到很意外也很激动,立即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问道:“你们也称呼我同志?”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我们一同抗击日寇,谋求民族独立解放,本来就是同志嘛!”周恩来接着说:“张冲同志,你是否认真考虑过先暂时不入党,更有利于在滇军中开展工作呢?”张冲从话中领会了周恩来的用意,立即回答说:“我尊重党组织的意见。”对于张冲的第二点要求,周恩来回答说:“关于派人到184师协助工作的问题,鉴于历史的教训(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了相关人员的安全,以秘密派遣为好。我们向延安党中央报告后立即进行安排。”张冲听了连声说:“那好!好!”
张冲通过这次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的见面交谈,就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久经八路军办事处报请延安党中央批准,先后派遣了周时英、张天虚、薛子正、杨华、张子斋等人到184师工作。其中周时英是云南罗平人,共产党员,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张天虚是云南呈贡人,共产党员,左翼作家,爱国诗人,而且是朱德总司令的好友,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张天虚等人到滇军第184师工作时,临行前朱德总司令还亲自与他们谈话,嘱咐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宣传工作;薛子正是四川梁山县人,中国共产党员,八路军办事处军事参谋;张子斋是云南剑川人,白族,1937年参加革命,在延安抗大学习军事,并加入共产党;杨华,共产党员,是紧急情况时的备用的报务员。由以上派出人员的组成情况,足见党中央对在滇军184师张冲部队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这些人员到18师都是经过罗炳辉将军与张永和联系,让他们先找张永和,以师政治部招收政工人员名义编入部队。不久,在云南迤南特区曾与张永和一起工作过的云南地下党员马逸飞,在黄洛峰处遇到了张永和,便也来到184师工作。以上党员加上184师中原有的地下党员张永和、刘孟田等人于1938年3、4月间在滇军184师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由周时英担任党支部书记。
之后不久,罗炳辉通过周时英转告张永和,希望亲自到184师进行访问,张永和立即向张冲作了报告,在张冲和张永和的周密安排下,罗炳辉穿便装到184师进行了秘密访问。访问时罗炳辉与张冲单独进行了长谈,更深入地了解滇军60军的状况,并对184师的军事、政工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在张冲师长的默许和大力支持下,184师政治部组建了以秘密党支部成员为骨干的政工队,他们几乎是仿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模式开展活动。着重教育士兵提高爱国思想觉悟和文化程度。在各连队建立了文化室,教战士学文化,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救亡剧目,和驻防当地群众搞联欢活动等。他们还邀请战时文工团到部队给战士公演,影响很好。冼星海、任光和安娥等知名作曲家,还专门为滇军60军创作了军歌。政工队还有目的地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使战士们的爱国救亡觉悟逐渐提高,抗战到底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极大地提高了滇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政工队还由张天虚负责组织,编辑出版了战地《抗日军人》小报,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战地实况,很受官兵欢迎。
1938年4月,滇军60军奉命开赴枣庄附近的台儿庄地区,投入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战斗。184师被派往大运河北岸的禹王山守卫。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也是唯一可以凭山势固守的战略要地,大运河只距禹王山约四百米左右,若敌人一旦攻占了禹王山,就可以渡过大运河长驱直入,进攻徐州。张冲所率184师,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在威震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张冲身先士卒,坚定勇猛,为全体将士所敬仰。当战斗进行到第三天三夜,面对装备精良、凶残顽固的日军,士兵斗志稍有松懈的紧要关头,张冲毅然站到山顶高处大声喊道:“我是师长张冲,大家不要慌。我们滇军在靖国、护国战争中声威赫赫,名扬四海,有光荣的传统,如果我们连一个小日本都打不赢,我们滇军的脸就丢尽了。我是师长,如果我往后退,你们用枪打死我。你们谁要退,我也要打死你们。师长敢冲锋你们敢不敢?”“敢!敢!”战士们齐声高呼,士气大振。在张冲师长的率领下,184师将士坚守住禹王山整整27个昼夜,挫败了日寇王牌军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的无数次进攻,打出了滇军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当时报纸记载有:“滇军血战,大展神威”。连日本报纸也承认:“自九一八与中国开战以来,首次遇到与滇军如此猛烈战斗,实为罕见。”在守卫禹王山的战役中,184师还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包括轻、重机枪和步枪、迫击炮等,其中还有一把日本天皇亲赐百川一义大将的指挥刀,鲨鱼皮包裹着刀鞘,刀锋异常锋利,寒光闪闪。张冲让政工队用这些缴获的战利品,现场举办了一次展览,大涨了滇军的士气,大灭了日寇不可战胜的威风。由于在台儿庄战役中滇军184师在禹王山战斗中所取得的显赫胜利,使张冲获得了“抗日名将”的称号,蒋介石特通令提升张冲为滇军60军副军长,禹王山的作战经验还被编为典型战例供军事培训使用。
1938年9月底10月初,184师在保卫大武汉的阳新、排市战斗中,又给日寇以重大杀伤。为此,在60军改编为30军团,后又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后,张冲被晋升为新3军军长。
但是1938年11月初滇军在崇阳战役中失利,张冲所率新3军由楠林桥突围退往九宫山,拟与八路军联系建立根据地打击日寇,但未能实现。此时滇军中有人把崇阳失利的责任推给张冲,并向蒋介石告密说“张冲私通共党”。蒋介石趁机离间滇军,电令“严办新3军军长张冲,革职枪决。”后因各方面反映很强烈,龙云、卢汉共同电报为张冲求情,周恩来也出面干预,才改为撤职留任,调回云南,实际上是借故剥夺了张冲的军权。
抗日战争期间,罗炳辉将军不仅对184师的张冲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在武汉会见张冲后,他还陪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专程到驻孝感的滇军60军军部,主动访问了军长卢汉,向卢汉及该军部部分军官,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开展对卢汉及第60军官的抗日统战工作。
1938年4月,当罗炳辉获知滇军60军183师1081团的团长潘朔端在台儿庄战役中身负重伤,到武汉住院养伤的消息后,便主动多次到医院探视。因潘朔端是云南威信县人,与罗炳辉家乡彝良县相近,两人多次见面后,交谈得很亲热。罗炳辉便向潘朔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并希望潘朔端在滇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潘朔端伤愈与罗炳辉告别时,罗炳辉寓意深长地说道:“你我都同出生于云南红土地,但愿将来最终能走到一条道路上。”由于罗炳辉多次深入做潘朔端的统战工作,不仅促使潘朔端抗战期间坚持积极抗战,而且最终促使潘朔端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中率部起义,最终实现了与罗炳辉“走到一条道路上”,加入到了革命队伍中。
蒋介石长期对滇军实行排挤削弱政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把滇军60军调往东北,借以实现既消灭共产党、又削弱滇军的目的。潘朔端时任滇军60军184师师长,对蒋介石的反动伎俩十分反感。在原184师地下党支部所发展的党员张士明、杨永新、宁坚等人积极建议和支持下,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毅然决然率184师举行了海城起义。这次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整师建制的国民党军队举行起义的先例,它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于要求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国民党军队中反对内战的爱国官兵也树立了一个楷模,并为后来滇军60军在长春起义也树立了榜样。
当罗炳辉得知自己8年前做过统战工作的潘朔端,终于弃暗投明,在东北战场上率先举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海城起义后,心情异常激动,抱病亲自拟定贺电,祝贺潘朔端海城起义成功。为了扩大对潘朔端起义的宣传,罗炳辉还将上述电文同时发送给自己认识的其他滇军军官阅读。一周后的6月18日,罗炳辉将军还再次抱病驰电祝贺潘朔端海城起义。不料仅在3天后的6月21日,就因突发脑溢血而猝然与世长辞,这份电文,竟成了罗炳辉将军军旅生涯一生的绝笔。
而罗炳辉生前曾陪同周恩来、叶剑英重点做过统战工作的张冲将军,在1939年被撤职调回云南后,曾一度被被调离滇军,担任盐运使等民政职务。1942年当日寇侵佔越南、缅甸大部分领土,进逼云南边境时,抗日爱国名将张冲才被重新任命为滇军第一集团军总部第二路军指挥官,镇守滇南。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指使杜聿明于1945年10月3日在昆明发动政变,宣布免去龙云的省主席等职务,将龙云调至重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虚职,此事件给予张冲极其深刻的刺激。张冲在昆明坚持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民主运动,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怀疑和监视。蒋介石集团一意孤行,撕毁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协议、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决定于1946年10月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为了拉拢张冲和安抚在东北的滇军,蒋介石特意把云南的“土著”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给了被特务监视的张冲。张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实现自己早己考虑成熟、直接投奔共产党的心愿。在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他以出席伪“国大”的名誉,取道上海前往南京。在上海先找到了当年在武汉经张永和联系所认识的地下党员黄洛峰,由黄洛峰联络秘密会见了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向董必武说明了此行的意向。张冲到达南京后,蒋介石为了争取张冲,曾派亲信陈立夫与张冲谈话,许诺张冲加入国民党并任“中央委员”,回云南后主持滇政,但张冲都一一婉言退却了。在伪“国大”闭幕后,张冲以因同夫人惠国芳关系不和,需去北方调解为由,改道前往北平。到达北平之后,即按董必武所提供的联络方式,迅速与中共驻北平军事协调处负责人叶剑英取得了联系。叶剑英立即安排1938年初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往184师担任过参谋的薛子正同志,前往张冲的住处与张冲会面交谈。经过中共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在薛子正的陪同下,张冲及家人乘坐中共军事协调处的专机,于1947年1月飞抵延安,并受到热烈的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分别接见了张冲,使张冲深受感动。
张冲抵达延安后一刻也不停地参观学习,并再次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经中共中央批准,指派金城、申伯纯同志为介绍人,帮助张冲进一步了解党组织的要求和履行入党手续,使张冲于1947年2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内战时期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进入解放区后立即宣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获得迅速批准入党的第一人,也是张冲本人政治生命新的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久,张冲被派往东北前线,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其主要任务之一是策反在东北的滇军第60军、93军。为此,张冲以滇军老前辈、老上级的关系,多次写信给当时的60军军长曾泽生等人,指出滇军的危急处境和唯一出路,劝他们适时采取正义行动。当长春已被解放军完全围困时,张冲写了一首诗:“专制屠夫据上京,祸国殃民恨难平。死且鞭尸羞与伍,诸位何苦恋贼营。”连同自己的照片,用宣传弹射入长春城,对瓦解国民党官兵起了积极作用。1948年11月17日,曾泽生率领滇军60军在长春宣布起义,张冲闻讯高兴地说:“60军有救了!”滇军60军起义后,毛泽东主席在北平接见张冲时说:“你们对滇军工作做得不错啊!”张冲回答说:“都是党的领导、党的统战工作做得好,是红旗插到头上来了。”毛泽东说:“红旗插到头上,还要愿意才行;有的人要他扛红旗,他还不愿意抗嘛!”毛泽东、党中央对张冲的工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其实也是对罗炳辉将军等共产党人对滇军长期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滇军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终于结出丰硕成果的充分肯定。(2022.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