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看法速递:找广元朝天区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宋子文被低估

1933年11月7日，上午10时许，一辆崭新的黑色“福特”轿车缓缓驶至英租界教堂街中段的一幢建筑物前。车停后，身穿蓝色西装，外罩米黄色夹风衣，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墨镜的司机下车，习惯地把车门关上，试了试确已锁上，这才走进了公寓大门。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上去不到40岁，显得风度翩翩的司机，竟是名列“四大家族”第二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这年4月起，宋子文眦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的身份，对美，英，法，德，意，比利时和瑞士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访问，宣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主张，并从美国贷得5000万美元的棉麦大借款。当时，蒋介石为筹措“围剿”红军的经费，在宋子文出国访问期间，跳过宋子文，直接让中央银行总裁孔样熙额外增拨军事经费，仅在4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已经透支6000万元。宋子文回国后，对此大大吃惊，便几次三番力劝蒋介石不要急于“剿共”，应该首先抗日。两人产生分歧，在一次争吵中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巴掌。宋子文如何咽得下进口恶气，回到家中，当即提出辞职。蒋介石乘机把宋子文赶下台。1933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发布命令，正式任命孔祥熙为财政部长。

宋子文在上海一时闲着无事，就一个人开着他那辆访问美国时华侨赠送的“福特”轿车到处乱转，访问老朋友。这天，他就是来看望早年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蔡超的。

蔡超和宋子文当年在美国时的交情，可以用“情同手足”四个字来形容。他比宋子文大7岁，身强力壮，练过武功，在美国时多次保护过宋子文。蔡超回国后做了商人，宋子文是财政部长，由于两人的那段交情，宋子文多次对蔡超说过有事去找他，但蔡一次也没有麻烦过宋子文。对此，宋子文很敬重蔡超。这天宋子文上门属不速之客，蔡超事先并下知晓，见了宋子文自是惊喜。蔡超有个独生儿子，名叫蔡彪，18岁，在读高中，那天正好在家，便开口向宋叔叔借汽车，说要到江湾去一趟。宋子文二话不说就把汽车的钥匙拿出来给了他。那小子一阵喜欢，连个”谢”字都设说，就一阵风似地刮了出去。

这边，蔡超让佣人给宋子文沏茶奉烟。忽然蔡彪一路大叫着冲了进来：“外面没车啊！”

宋子文微微一笑道：“我停在贵宅侧面一点的那个位置。”

“我看过了，整个门口没有一辆汽车！”

那蔡超一跃而起，直冲公寓大门口，哪里还有黑色“福特”的影子？

他急步穿过马路，向对面烟纸店柜台内站着的那个胖老板娘打听：“金师母，你看见刚才停在门口的那辆黑色小轿车吗？…”

胖老板娘点头：“那车不是好好停在那……”边说边抬起头，却是一个激灵，惊奇道：“哎！那是怎么的，那汽车呢？刚才我看见一个穿米色风衣的人停下车后走进去的嘛！”

蔡超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有留心过：蔡超问：“要下要向巡捕房报案？”

宋子文略一思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了，报案不至于有什么妨碍的，报吧。”

蔡超便往英租界逃捕房打了个电话。巡捕房听说失主竟是宋子文，马上派出两辆“大红袍”（当时英租界巡捕房的警车都喷红色油漆，所以市民称之为“大红袍”）。载着十多名中外巡捕呼啸而来。但是，当“大红袍”驶抵蔡宅时宋子文早已离去了，以他那副派头和禀性，根本是不会赏脸跟巡捕见面说话的。

带队的是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侦探长哈雷斯，那是一个40来岁的英国汉子，原先曾是伦敦苏格兰场的探员，当下，哈雷斯听蔡超如此这般说完，便和几个骨干探员去一边议了片刻，马上产生了一个观点：有可能是蔡超的儿子蔡彪伙同窃贼作的案，他骗得宋子文的钥匙后，奔出去打开车门，发动引擎，让同伴把车开走了。于是分别向蔡超，佣人作了询问，了解到蔡彪一出一进所需的时间，试了试觉得还是可以作案的。哈雷斯就让一个名叫韩武章的中国探员去把蔡彪叫来，那韩武章倒是个很细心而又肯用心的人，闻言便说：“侦探长先生，我刚才好象听那个佣人在作陈述时说到过宋子文先生进门时曾对主人自称是‘不速之客’，那就是说他的到来是突然的，事先并没有和主人约过，那样的话，蔡彪就不可能有作案准备。”

哈雷斯便再次叫来佣人询问，那佣人以确凿的言语证实了那一点，这样，蔡彪的疑点就被排除了。

二

调查接着进行，巡捕分头向公寓附近的住户逐个进行了查问，一共问了17人，但都说没看到过有谁把“福特”轿车开走了，有的甚至没留心到公寓门口停过那么一辆车。有一个在马路旁卖头花的“苏州好婆”已经回家去了，她说不定看到过那辆“福特”车的情况。

韩武章找到那里，那“苏州好婆”正坐在门口拣菜，韩武章把情况说了说，“苏州好婆”不假思索道：“我看见过那辆黑色小轿车的。”

话音刚落，韩武章已经把一块大洋塞了过去：“好婆，说说是怎么回事。”

据“苏州好婆”说，她看见那辆黑色轿车是被一个身穿墨色直贡呢外套，头戴灰色粗花呢鸭舌帽，脸上蒙着一个大口罩的男子开走的，不过她没有看清他是如何进汽车里去的。

当时巡捕房搞侦查，没有“案情分析会”一说，通常的做法是侦探长和几个富有破案经验的探员个别交谈下来，听听他们对案情的看法，然后作出如何侦查的决定，把任务分派给探员去查摸；查摸到的情况由每个探员个别向侦探长报告，侦探长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后，再作第二步调查的决定。

哈雷斯不敢掉以轻心，找了好多探员个别谈过以后，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想了好久，这才制订出了侦查方案！先派人出去暗地调查附近是否有与“苏州好婆”所说的那个男子相像的人，与此同时，另派人查查是否有人销赃。

这两项工作一连进行了三天，竟什么线索都没有摸到。那案件不知怎么的已经被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知道，总领事先生在事发后的次日亲自到英捕房来打招呼，要捕房方面尽心尽力，迅速侦破这起案件，哈雷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幸亏到了第四天，有巡捕报来了线索：立升路有一个男子，情况有点与“苏州好婆”所看到的那个男子相似。

情况很快就查明了：吴祖仁系立升路一带的地痞，参加青帮已多年，38岁，原是法国人办的一家运输公司的卡车司机，3年前因为伙同他人偷盗所运输的货物而被法国老板辞退。

哈雷斯下令：“拘他！”

韩武章向侦探长进言：“如果此人是一般地痞那倒也罢了，但他是青帮里的人，而且听说辈份还不低，跟黄金荣先生是平辈。这种人一旦抓错了，会产生后遗症，弄得我们这班弟兄办案子时碍手碍脚，所以，建议侦探长先生还是收回成命，再查查清楚了然后作决定。”

其他巡捕中也有几个说查查着实为妥。那哈雷斯想了一会。让安排“苏州好婆”去秘密辨认。

“苏州好婆”辨认的结果一口确认吴祖仁就是11月7日那天偷轿车的那个人。哈雷斯这下子心定了，再次下令去把吴祖仁抓来。

因为是大案，平时难得出场的侦探长哈雷斯亲自出马审讯。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你把那辆‘福特’车弄哪里去了？”

吴祖仁是个见过市面的角色，倒也不慌，反问道：“什么‘福特’车？”

“你别装蒜了，到了这里，什么都没用的，只有老实招供！”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问什么。”

如此问去答来接触了几十回合，哈雷斯不耐烦了：“不肯招供？好得很，带他去参观参观刑讯室！”

但是，吴祖仁去刑讯室转了一圈出来后，仍是一问三不知。

接下来的讯问换了一种方式，是让吴祖仁自己说清11月7日那天的活动情况。那吴祖仁见把话说到达份上了，料想必是11月7日发生的案子被怀疑跟自己沾上了。于是赶紧表白，把那天的去向说得明明白白，其实例很简单：去苏州了，到深夜方才回来，

到了第二天下午5点钟，汇总各路调查结果，证实吴祖仁所言不谬。

这样，吴祖仁的疑点被排除了。

这时，已经是11月17日了。领事馆那边又一次来催询侦查情况，弄得哈雷斯很是尴尬。幸好次日密探报来一条线索：住在英租界二马路的一个名叫渡边三郎的日本人有窃车嫌疑。

情报表明，渡边三郎是个跛脚日军退伍军人，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中日淞沪战争”，那条腿就是在那时被十九路军打断的。此人会驾驶汽车，据说还有情报表明不久前曾经盗窃过汽车。最近，渡过三郎突然变得很有钱，经常去妓院，还准备买房子。

副侦探长问哈雷斯：“怎么样？”

哈雷斯想了想，问：“这人跟日本特务机关有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日本特务讥关在上梅安插了许多特工，所以哈雷斯怀疑渡边三郎有可能也是特工，如果有这个背景，那没有确凿证据就不太好动他的。这个问题，副侦探长回答不上来，哈雷斯就让去查一查。

这种事情当然是中国探员的份，那几个探员和当时绝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对一年前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记忆犹新，恨之入骨，巴不得把渡边三郎抓进来狠揍一顿，查都没去查就回复说：渡边三郎与日本特务机关没有关系。

哈雷斯放心了：“没有关系，那就把他传讯进来。”

后来知道，渡边三郎其实确实是日本特务，可想而知，他被弄进巡捕房后自然很恼火，又叫又骂，说的都是日语。哈雷斯懂汉语，却不晓日语，就让一个精通日语的中国探员担任翻译。那探员有心要让被边三郎吃苦头，就故意插了些看不起英国人的话语进去，弄得哈雷斯大为恼火，就下令用刑。从刑讯室回到审讯室后那家伙不敢再狠了，交代了自己的窃车情况，不过他偷的不是宋子文的那辆“福特”车，而是静安寺一个中国资本家的一辆七成新的“雪铁龙”，时间是在两个月前。

哈雷斯寻思那辆“福特”车多半也是他偷的，于是让再次用刑，但他确实没有什么再可以交代的了，所以哈雷斯的“乘胜追击”设有成功。

之后，英捕房刑事部又作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再也末能获得什么线索。

三

轿车失窃案久侦未破，宋子文本人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蔡超三天两头往英捕房打电话询问侦查进展情况。到了次年1月下旬，哈雷斯那边已经无话可说了，蔡超也就不好意思再打电话了。

但是，就在这时，那辆黑色“福特”轿车却突然冒了出来！

“福特”轿车是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冒出来的。最先发现这辆车的，是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的见习刑警许久。这许久那年才21岁，刚从中央警校毕业，派往首都警察厅当见习刑警。这是一个出身贫穷的青年，他知道自己今后的前程都在眼下的努力中，所以到了警察厅很卖力。当时的首都警察厅有一份《大案通报》，那是一份16开印刷品，内部印刷，不定期出版。“11.7轿车失窃案”发生在上海英租界，按理说不在《大案通报》的刊载范围内，但是因为这起案件的事主是宋子文，所以也就登出来了。这份东西是许久每天必看的，他已经把上面的那些案件记得烂熟于心了。

1934年2月4日，星期日，警察厅大多数人都在休息。许久家不在南京，他便去外面闲逛。下午，走到水西门附近的一条马路时，突然一辆黑色“福特”轿车从他面前开过。他下意识地看了看牌照，并不是宋子文的那辆，但不知怎么的却凭直觉认为很有可能就是那辆失窃车，只不过换了块牌照罢了。于是，也来不及多想，一个箭步窜到马路中间，拦下一辆缓缓驶来的机器脚踏车，亮出警察“派司”：“我是警察，有急事借用一下你的车！回头你到首都警察厅来取。”

这时，那辆黑色“福特”已经驶出百来米远了。许久开足马力赶上去，一路跟踪下去，见那车驶进了一家船厂。他把机器脚踏车停在船厂对面的路边，假装检修，想等那辆汽车出来后再跟下去。这一等，等了足有一个半小时，竟不见那辆车开出来。许久突然想到一个可能：这么大一家工厂，也许有几个出口哩，会不会那主儿把轿车从另外出口开出去了？便到对面去向门房打听。

门房说：“你是说那辆黑色轿车啊？喔，那是来修理的，已经办过手续了，今天是送车过来的。那开车的多半已经从后门出去了。”

许久这才定下心来，寻思明天得来正式查看一下，

次日，许久一上班就向带他的那个杨姓警察说了昨天的情况。那杨某乍听时不以为然，待到听说船厂门房说那辆轿车是送去修理的，一双耗子眼顿时亮了起来：“修理？新车修理什么？再说，修汽车也不用上船厂呀？那主儿肯定是去给车改换颜色的！哎，小子，这回你说不定要露一鼻子哩！走，咱俩上船厂转转。”

杨某和许久直奔船厂，不找别人，就找厂长。那厂长是老板的侄子，而老扳据说是南京地面上一个不好惹的角色，好像跟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有些关系，所以那厂长见了杨某递过去的名片，很是不以为然，皱着眉头问道：“警察厅的？找本人有何见敦？”

“贵厂最近是否接下了给一辆黑色轿车重新喷漆的活儿？”

厂长斜睨着他：“是又怎么样？接什么活儿由我这个当厂长的说了算！”

杨某冷笑了一声，凑近对方的耳朵低声说了几句话。厂长脸色顿变，神情紧张地同：“真的？”

“不敢虚言。”

对方给“宋子文”这名字唬住了，乖乖地道明了情况：确有一辆黑色“福特”车前来要求给改喷成紫红色的，由于给的价钱高，厂方已经把活儿接下来了。

厂长亲自陪着刑警去看了那辆轿车，杨某精于此道，不看别的，一上去先看发动机号码。且一看就叫起来：“果然不错！”

查到了车，再查人就简单了。不过，具体与客户洽谈的那个副厂长一说那主儿是个外国人时，杨某和许久还是大大吃了一惊，异口同声道：‘外国人？！”

“是的，那是一个英国人，不大会说中国话。”副厂长说着通知助手取来了订货单，上面果然签着英文姓名。

四

因为冒出了一个外国人，这个案件连刑侦大队大队长也不敢拍板了，连忙去向警察厅请示。警察厅长温剑刚听说后，思忖片刻，说：“这样吧，先去把那洋人的背景情况查一查再说。”

情况很快就查明了：霍德姆，英国利物浦人氏，38岁，有一手出众的修车技术，称得上是一个汽车专家。他于1930年来中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待过，于1932年9月来到南京。霍德姆是个无业闲汉，住在鼓楼附近的一所民居里，但他过着很富裕的生活。因为他和林森、居正、戴季陶、上官云相、顾祝同、戴笠等党国要员都是朋友，他们的汽车都是他修理、保养的，据说只有经他的手修的车，那班要员坐着才放心。另外，霍德姆和在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的外交官的关系也很不错，那当然也是以修车结的缘。

这样一个角色，动得动不得？对此，温剑刚一时难以定夺。温厅长帐下有几个幕僚，都是六七十岁的“刀笔师爷”式的家伙，他每当遇到这类疑难不决之事，就会向他们咨询。所以，他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在首都警察厅长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得蛮稳。这次，温剑刚自然又要向这班人请教了。按照他们的分析，认为还是对霍德姆这个案子以“证据不足”为由网开一面算了。因为失主宋子文对这个案子侦破与否始终是抱无所谓态度的，破不掉他也不会责怪警方的；而霍德姆那边的社会关系却是非同小可。

温剑刚决定采纳幕僚们的意见。但是，正当他准备下命令，事情却起了变化——宋美龄打来了电话。宋美龄是怎么知道首都警察厅已经掌握了“11.7汽车失窃案”的？这一点始终是一个谜。见习刑警许久后来去了台湾，官至台湾省警察厅总督察长，退休后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谈到过此节。但他也说“我至今不明白蒋夫人是如何知晓那件事的”。宋美龄给温剑刚打的电话措辞不算严历，但意思非常清楚：“温厅长，你给我立刻把那个案子解决掉！”

温剑刚不敢违背，但还想打擦边球：“我知道！我们马上把宋部长的汽车追回米，完璧归赵，完壁归赵！”

但宋美龄不是那么容易搪塞的人：“你给我听着，车必须追回；作案的人也必须抓起来，交法院议罪判刑！”

“这个……报告蒋夫人，那家伙是个外国人，贸然动他会不会引起外交纠纷？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

“没有什么研究的，外国人怎么样，就可以对中国人横行不法了？他敢对一个政府要员如此，就是藐视我们国家，这是决不允许的！”

温剑刚只好下令把霍德姆抓起来。警察厅做事讲究“原经手”，这项行动就下达给了杨某。2月8日下午，杨某带了许久等4人，开了辆警车。因为怕张扬出击惊动了外国在南京的外交官出面阻拦，所以不敢拉警报，而且把汽车开到离霍德姆的住所老远的地方就停下来了。一行人步行前往那幢带花园的小楼。大门紧闭着，叩了叩，一个50来岁的老头开了门，正要问是干什么的，刑警已经一拥而进，直奔小楼。

那霍德姆听见外面声音不对，站在楼门口探头探脑往外一看，见有警察奔来，转身就往里面去——是去取他那支左轮手枪的。杨某见状，抬手朝天就是一枪：“站住！”

霍德姆不是军人出身，被枪声吓了个激灵，许久和另一个年轻刑警乘机疾扑上去，将其擒获。扣上手铐后，先不忙往外押，而是让人去把警车开来。这边同时对住所进行搜查，查得左轮手抢一支，黄金50两，中国纸币1200元以及2块手表。连人带物一并押上车。

霍德姆被捕后，政府方面为了照顾英国人的面子，未在新闻媒介透露消息。但是，英国大使馆并不领情，还是出面向首都警察厅交涉，先是要求查看证据，看过证据后知道做不成什么文章，又提出取保候审。温剑刚因为有宋美龄在撑他的腰，态度蛮得很强硬：不行！

英国大使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因为霍德姆经常替外国大使馆修汽车，所以好几个国家驻华使馆都知道他，英使馆就和他们联系，请他们一起出面说话。当时许多国家都看不起中国，英国大使馆一出面，自然响应，去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说话。事情自然没逃过宋美龄的耳朵，这位“第一夫人”马上发调：“不理他们！照法律量刑！”

英国大使馆决心跟宋美龄抬杠，想出了一条奇计：直接去找宋子文。宋子文和欧美国家的关系都很好，对这个案子又不在乎，按理说他会答应英国方面的要求。但是，他知道这里面有宋美龄那层关系，当然要照颐宋美龄的面子，于是婉言回绝了英国人的要求。

如此折腾下来，一直到1934年5月，霍德姆才出庭接受审判。英国大使馆出面替霍德姆从上海请来一个英国律师辩护，这时，司法界已经全都知道这起案件的背景了，当然要顾及国家（其实是宋美龄）的面子，所以也推出了最强的公诉人阵容，由首都地方检察院副院长施良惠主持公诉。5月5日上午，首都地方法院开庭审理“11.7窃车案”，仍是秘而不宣。12时15分，当庭宣判霍德姆犯盗窃罪，处有期徒刑7年。

对于宋美龄来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她认为已经给宋子文，也给国家以及民国的法律争回了面子。但是她根本没有想到，霍德姆在监狱里只待了短短数月就获得了自由！

五

前面说过，霍德姆由于有一手出色的修车技术，结识了许多党国要员。这些人中，绝大部分对霍德姆并无感情，交往只是由于他的那手修车技术，现在霍德姆被判刑入狱，料想修不成汽车了，那友谊也就断了。但是，也有出于种种原因并不想跟霍德姆断的人，时任复兴杜特务赴处长的戴笠就是其中一个。说戴笠是“党国要员”，只不过为了行文的方便。其实戴笠一直到死也未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他最显赫的头衔是军统局副局长，那也是抗战开始时的事，在霍德姆被判刑的当儿，他不过是一个手握许多人的生杀大权的处长。霍德姆的提前出狱，那个头其实就是戴笠开下的。

据戴笠后来在重庆时对人说，他绝对没有料到霍德姆竟会去盗宋子文的汽车，以他和霍德姆的关系，霍德姆如果偷一般人的汽车，一个电话就能保出来。偷了宋子文的汽车，并且又有宋美龄那层关系，戴笠就不能出面说话。不过在霍德姆被关押到首都警察厅看守所时，戴笠就曾派人去关照过。霍德姆放判刑后，押解中央监狱服刑。人还未押到，戴笠已经让副官往典狱长那边打电话了，说：“霍德姆是复兴社的朋友，希望多加关照，不要难为他。”

有了戴笠副官的这句话，监狱方面自是不敢怠慢霍德姆。5月5日下午，霍德姆被押到监狱，由于来不及给他准备条件好的监房，典狱长下令先把监狱图书馆腾出一个房间来让霍德姆住进去。

三天后，霍德姆搬迸了一间特地为他准备的囚室。说是囚室，实际上是一个与招待所相差无几的房间。与其他所有囚室最不同的是，这个屋子白天晚上都不上锁，也不限制霍德姆的活动自由，他可以在室内干任何事情，也可以走出房门到外面的院子里散步，打拳，做体操，跑步或者像野兽那样吼叫。

除了在居住方面的优待外，霍德姆还在伙食方面享有特权。最先，霍德姆是吃监狱的小灶伙食，每天的标准是大洋4毛，这是当时中央监狱囚犯中的最高标准了。据1934年的市场物价，这个标准每天三餐都能吃到两种以上的荤菜，还有水果和牛奶。但是，霍德姆却抱怨监狱方面虐待他，向英国大使馆写信要求出面“主持公道”。英使馆派员往中央监狱霍德姆那里看了看，说霍德姆所言不谬，便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抗议了。所谓”弱国无外交”，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外交部面对那封信札，竟然不敢说什么，采取息事宁人态度，派人去监狱看望了霍德姆，对狱方关照说想个办法让他吃得好些。当时监狱都克扣囚犯伙食费，纳入头头私囊的，典狱长寻思给霍德姆吃4毛大洋已经不得了啦，再提高不是要从自己兜里掏钱了，当然不肯。这事本来可能要僵住了，最后还是那个外交部的差员有办法，说霍德姆有钱，就让他自己掏钱把伙食标准提高。监狱方面对霍德姆一说，霍德姆倒是愿意的。从此，霍德姆每天的伙食费是1元钱，另外6毛是他自己出的。

霍德姆在监狱待了大约个把月时，一天，他正在囚室前的院子里散步，忽然有个看守员推着一辆机器脚踏车走进来，说这是典狱长公子的，坏了，要霍德姆给看看是什么毛病。霍德姆说：“又没有工具，怎么看？”

“这好办！”那看守员说着去拿来了扳手、钳子、旋凿之类的工具。

霍德姆正觉闲得无事，正好借机消遣。他在这方面的本领果然了得，拆开来几下一鼓捣，就把车子给修好了。

就这样，中央监狱开始发挥霍德姆的一技之长。典狱长亲自来看望霍德姆，要他今后在自愿的情况下，给监狱修修汽车、机器脚踏车之类，霍德姆一口答应了。中央监狱当时很穷，整个监狱拢共只有3辆汽车，其中还包括典狱长那辆老式“雪铁龙”轿车。那车又不是经常出毛病的，所以霍德姆并不忙，整天还是闲着，常常和看守员聊天，汉语水平倒是有了提高。

1934年7月下旬的一天，南京地方法院给中央监狱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们那里有两辆汽车出了故障，想开到监狱来叫霍德姆给修一修，典狱长寻思霍德姆那里已经配齐了一应修车工具，这个是设问题的，就让法院把车开来就是。谁知霍德姆听说是法院的汽车，怎么也不肯修。几个看守员轮流劝说，霍德姆只是摇头。典狱长闻讯，寻思这洋小子自进来到现在一直吃的是“顺风饭”，事事都依着他，给惯坏了，这事得试着来副“硬套头”。他亲自出马当然是不妥当的，一般看守员却又级别太低，就让他手下一个姓秦的科长去对付霍德姆。

秦科长见了霍德姆，摆出了一副秋风黑脸的样子，问霍德姆为什么不肯给法院修车。霍德姆不理会对方的那副恶相，只说：“法院的就是不修！”

当过看守的都会那副凶相，秦科长是看守员出身，摆凶相不用准备，说来就来：“他妈的！你是来吃官司的，叫你干啥就得干啥！”

霍德姆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我要是不干呢？”

“不干？不干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霍德姆的中文程度还没有到听得懂这句话的程度，望着秦科长问道：“什么颜色？”

“就是揍你！”秦科长举起了拳头。

霍德姆一阵冷笑：“你们如果敢打我，也不会这么优待我了。你敢碰我一下吗？谁敢碰一下，我国大使馆马上会作出反应的！’

一番话语把秦科长的锐气挫了个烟消云散，只好悻悻去向典狱长回复。典狱长这下子可没谱了。说实话。他们可以把中国囚犯折磨或者直接打死，可对霍德姆却真的不敢碰一个指头。想来想去，典狱长决定自己出面去和霍德姆谈判，只要肯修，可以满足一切条件。

典狱长出面，霍德姆总算买面子的，但提出要一架台式电风扇。当时电风扇是舶来品，价钱很贵，而且南京市面上还没有，要到上海去买。典狱长最后只好决定把自己办公室的那架台风扇拿到霍德姆这边来——那是中央监狱唯一的一台电风扇。

霍德姆把法院的两辆汽车修好后，法院付给监狱方面120元大洋。这使典狱长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利用霍德姆的技术，在监狱里开一个修车铺，赚些钱钞来派派用场？

六

典狱长的这个主意付诸实施前，先和霍德姆交换了意见，说可以把所获收入和他作三七分成，监狱得七成，霍德姆得三成。霍德姆点了头。于是，监狱方面准备了一处场地，可以同时停7辆大小汽车；又用洋灰（水泥）、砖头砌了修车专用的槽架，还添置了一些工具，拨来3名中国囚犯作为霍德姆的助手，修车铺就算开张了。

第一家上门来修车的是日本驻华使馆，接着，又有英国、德国、法国等大使馆以及外国商人的汽车前来修理。这些汽车都是在别处无法修理而找上门来的。那霍德姆几辆汽车一修，更加目中无人了，原先他的活动范围是受限制的，现在竟然全监各处乱走，一直走到关押女囚的监区内，也无看守员敢开口管一管。在伙食方面，他的要求高了，经常要看守员绐他到外面馆子去买以前他所喜欢吃的东西，一直到夫子庙的小吃。

而霍德姆对这种优待还不领情，没几天又提出了要求：允许他在南京的外国朋友来探监。这违反监狱方面的规定的，但是还是同意了。没想到霍德姆又提出要求批准他到外面去访问朋友。这个，典狱长没权了。那霍德姆见没有回音，马上罢工下干了，把陆军司令部的一辆“迈克尔”轿车晾在一边。狱方见势不妙，经过一番商议，想出了一个变通办法：派看守员带霍德姆出去，对外说是采购汽车零件的。霍德姆接受了这个办法，出去看望了两个朋友，这才复工。

霍德姆见狱方讨他百依百顺，到了9月下旬，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刑期7年判得太重，让法院给重新判过。

典狱长见过下少无理或者有理取闹的犯人，但从未有人提这种要求的。他定定神，说：“你偷的那辆汽车值多少大洋？判你7年已经算是轻的了，这中间有英国大使馆的面子在起作用。”

霍德姆一副厚颇无耻的样子：“我是外国人！”

典狱长回答得倒也干脆：“对此，我无话可说了！”

霍德姆说：“那我要直接给法院写信。”

典狱长松了一口气：“写！写！写！我们给你转过去。”

于是霍德姆就给南京地方法院写了一封信，也不说什么理由，就要求改判。法院收到信后，初时不当一回事，后来听说霍德姆已经会见了一名英国记者，好象那记者要向外界披露此节，这才研究应当怎样回答霍德姆。其时，宋美龄早已把这件事忘记了，宋子文也已经另任要职，不可能再关心此事，所以这一班人认为可以考虑接受霍德姆的要求，最后决定：将霍德姆的刑期从7年改判为5年，

1934年10月14日，霍德姆拿到了改判的判决书。一封信竟一下子减去了2年徒刑，霍德姆兴奋不已，拿出钱来让看守员去监狱附近的“松月楼”叫了一桌酒席，邀看守员、三个中国囚犯帮工一起吃喝了一顿。

次日，中统局头目徐恩曾让秘书给典狱长打了个电话，说他的座车出了点毛病，以前曾请霍德姆修理过，现在仍想叫霍德姆修理，原经手比较好些。当时的中统局，其势力要比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大，是党国最大的特务机构，党，政，军警都不敢得罪他们，中央监狱自然不会说个“不”字。当天，徐恩曾就派人把那辆轿车开来了。那霍德姆原本和徐恩曾熟识，吃过他的饭，收过他的礼物，现在听说是他的车，自是要出力的，于是加了个夜班把车子修好了。

10月15日，中统局派人把汽车开走了。只隔得一天，霍德姆就接到通知，让他马上到典狱长办公室去一趟。

霍德姆进得门去，见屋里并没有典狱长，而是站着四个穿西装的汉子。他以为走错门了，正想退出去，被对方拦住了，为首一个竟说着流利的英语：“你就是霍德姆？”

霍德姆用一种满不在乎的眼光望着对方：“不错，有什么事？”

那人吹了声口哨，另外三个早已扑上来扭住霍德姆，在他的手腕扣上了一副铐子。霍德姆一边作着徒劳的挣扎，一边大声质问，“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跟你说，你修的那辆汽车，被发现搞了手脚，在适当时候就会发生重大事故。因为这是徐局长的座车，所以怀疑你是间谍，现在奉上峰命令，把你弄去审查审查！”

说着，下由分说地把霍德姆推了就走，押上不知几时已经停在门口的一辆汽车，疾驶而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复兴社特务从戴笠那边听说霍德姆在监狱里混得很活络，还在发挥着那手修车技术，下知怎么的突发奇想要把霍德姆弄到他那里去专门修车。戴笠那时还不敢过份地飞扬跋扈，寻思这事得和原判法院通个气，搞一个变通办法，他正派人在进行这桩事时，消息传到徐恩曾的耳朵里：正好那天陈果夫召见徐恩曾谈工作，徐把此事和自己的想法谈了谈：陈果夫马上作出反应：“跟这个小瘪三罗嗦什么？你想个办法抢先把那个洋修车匠弄到手里就是了嘛！”

中统局马上策划了一个行动方案：先弄辆汽车去让霍德姆修，修后以该车做文章说霍德姆“涉嫌间谍罪”，直接从监狱把霍德姆带走。

霍德姆落到中统局手里后，只待了几天就被放出来了，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每天去中统局指定的一个处所修车，星期天体息，在中统局领一份相当副处级官员的薪饷，等于是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这样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霍德姆不知去向。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