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3 13:50:11来源：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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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根据上述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调解无效，法院应准予离婚。但要必须拿出证据来。
在实践中，空口向法院陈述分居的事实往往是无力的，夫妻分居没有第三人和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各执一词，会导致法院无法认定或不予认定双方的分居事实，便不能适用认定双方分居两年以上的事实。因此处于分居状态的当事人应该留心收集分居期间的证据，如证人证言、另寻住所的租赁合同、新住址接收的信件，都可以成为证明分居的证据。
一、分床不分房，法院难认定是分居
因为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数的夫妻还只拥有一个住处，或者无力负担长期在外单独租房居住，因此夫妻感情不和后，同房不同床，各自分灶吃饭。在一方提起诉讼离婚时，如果另外一方不承认分居事实，外加夫妻同居是纯属私人事务，他人很难为此作证，因此法院一般不予采信。
二、夫妻异地居住，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分居”
有的夫妻因为就业、学习等的原因并不在一个地方生活，所以地理意义上的夫妻异地居住不一定是法律上说的分居，法律上的分居是以夫妻双方因为感情不和而不存在性生活的共同居住，互相不履行夫妻义务为标志。不过如果异地生活的夫妻相互间感情不和的，也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分居，但是必须要有夫妻双方感情不和的书信等书证及其他证据来证明。
三、能证明夫妻分居的常见证据
1、一方在外居住的房屋租赁合同;
2、双方签订的夫妻分居书面协议，一定是要书面的，口头协议必须对方承认;
3、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书面分居文书，最好是用快件性质邮寄，在备注栏里注明“分居”，并且保留邮寄凭证，从邮寄之日起到提起离婚期间属于夫妻分居时间;
4、双方来往的书信、电子邮件等能证明双方感情不和分居的事实;
5、人证也可以，比如双方都认识的朋友或者亲戚，不过因为证人往往和为其作证的一方有利害关系及分居是夫妻“私事”，所以单独的证人证言难为法院采信，要辅佐以其他的证据。
四、分居满两年，婚姻关系不会自动解除？
经常遇到有人咨询说分居两年后，婚姻关系是不是自动解除了?
分居(别居)满2年在我国只是判断夫妻感情破裂的一种方式，只要不经过法定的离婚手续，双方的婚姻关系还继续存续，如果此时任何一方与第三方结婚的，即构成重婚罪。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离婚诉讼中想让法院判决离婚，仅仅搜集分居满两年的证据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注意搜集夫妻分居的原因是由于感情不和造成的证据，往往后一种证明较难。因为法律规定适用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判决离婚时，法院应查明分居的原因是由于夫妻感情不和造成的，而不是因工作、学习等原因导致的两地分居，以及因住房问题造成的夫妻不能同室而居。
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的原因在于：工作、学习及住房的客观困难等原因导致夫妻分居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夫妻感情的破裂，如果法院在判决离婚时仅强调分居的客观事实，而不审查夫妻分居的主观因素，则有违立法的初衷。
来源： 听见青海
我们认为，一切情感相关心理问题的起源，都来自成长过程形成的认知。因此，持续和经常的，从认知层面，梳理自身和他人心理状况，或将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潜在的心理问题，促进健康心理的形成。
以婚姻为例，近现代的婚姻通常是被假设在情感基础上的稳定关系之一。但这个假设显然不一定那么牢靠。更客观的讲，存在为数不少的夫妻关系，是建立在诸多偶然因素之上的结果。
首先，婚姻起始于私有制时代，用现代的语言，婚姻制度本质上是一份合约。
合约交易内容主要包括，
1、财富共享（夫妻共同财产？）；
2、陪伴服务（交配和同居的法定权利？）；
3、家庭成员抚养（抚养子女？）；
4、赡养责任（赡养老人？）；
5、社会关系共建同盟（以家庭为单位参与社会活动？）。
其次，不在合约中约束，但在普遍认知中存在的，包括生育责任，性关系排他性责任等。
在这之外，被虚设的约定还有，情感排他性责任。
这里暂且不谈情感是什么，情感能否被外部合约限制。但确实，在世俗认知中，普遍的将感情责任，纳入到了婚姻关系中。
同时，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坦率否认，情感是随着环境不断变化的存在。譬如在婚姻关系存续过程中，能否相信，任何一方没有对任何异性产生过，男女关系性质的情感，或者说情感触动。比如说审美观共鸣、价值观共鸣、人生观共鸣，和世界观共鸣等等触发的情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情感的排他性责任是婚姻关系中，是被虚构的存在。
而破坏婚姻关系前两项约定的，情感兑现的行为才是非虚构的约定。
从以上几点，了解婚姻关系的本质，从认知上改善婚前的选择，和婚后的生活。因为是合约，所以婚姻事件中，也常出现欺诈现象。苏享茂事件，当以为警钟。
题外话一点：假如你希望婚姻与情感交融，那么切记婚姻≠情感交融，情感需要持续经营，方能历久弥新。然后情感是复杂且多变的，时间可能会让一些情感发生沉淀，形成相对稳定的存在，但沉淀过程本身就是经营。所以经营好一段情感比勒紧一段婚姻，可能更符合预期吧？
不久前，一则“丈夫为独占房产，联手婆婆追讨百万元房款”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有关父母出资给子女购房引发纠纷的话题又一次引起关注。
现实生活中，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影响，父母为子辈出资购房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成为子女解决购房问题的首要选择。但是，当子女离婚时普遍会因此产生纠纷。由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实情况错综复杂，各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判决也常常不同。
父母出资购房行为性质的认定涉及父母、子辈夫妻两代人的利益。明确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产权归属问题的性质，不但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更为合理的裁判思路和规则，也可以进一步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维护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究竟该如何协调财产法规则和婚姻家庭伦理性的关系？如何才能公平解决夫妻双方及其父母的财产权利纠纷？在近日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婚姻家事法实务论坛上，相关话题也引发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热议。
父母出资购房并不一定都是赠与
不管是子女婚前还是婚后，父母在为其出资买房的时候都是抱着双方百年好合的目的。从调研了解情况看，近些年之所以出现大量父母起诉子女借款纠纷，主要因为父母给子女出资购房后认为房产可能会被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子女离婚的时候，父母不希望财产通过夫妻财产分割的方式外流，因此才有了起诉借款纠纷的动机。
2021年1月1日起，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同日施行。
对于父母为子辈出资买房的行为性质，《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应当说，相比此前的司法解释，对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问题，《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并没有大的变化，也没有改变原来的规则，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和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此类纠纷提供了裁判依据。据此，有观点认为，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在没有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当推定为赠与，除非有证据证明父母有其他意思表示。但有学者对此并不认同。
“这一规定针对的是父母购房出资已经明确是赠与性质的情形，解决的是到底是赠与夫妻一方还是赠与夫妻双方的问题。换言之，本条适用的前提是父母的出资已经被认定为赠与。而在父母婚前给子女一方出资购房行为的性质存疑的情况下，并不能据此推导出其性质属于赠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石佳友主张，在父母无明确的赠与意图表示的情况下，应当将该出资款认定为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
“众所周知，高昂房价之下，房产目前是家庭最贵重的资产。而子女单凭一己之力难以购房。”石佳友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出于关爱帮助支付购房首付甚至全款出资购房，其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渡过经济困窘期，这一行为在法律上不宜认定为赠与。
他同时强调指出，根据民法典，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子女成年后已经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自立生活。此时，父母对子女不再负有养育义务，父母的帮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关心关爱。此外，从鼓励年轻人自立、尊老敬老、反对“啃老”的角度来说，也不宜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行为认定为赠与。至于父母未来是否会向子女主张还款，这属于父母自己决定行使或放弃其权利的问题。
赠与说更加符合民法典立法本意
但也有观点认为，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行为定性为赠与更加符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精神和本意，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维护婚姻关系和谐稳定的立法价值相一致。
“在婚姻家庭领域内，个体独立自由是完全具有正当性的，但是该自由是有边界的，否则不利于婚姻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立法价值的实现。”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洪祥认为，决定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性质，还需要从立法价值、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综合考量得出结论。
他指出，从民法典立法价值来看，婚姻家庭既要强调夫妻人格独立的理念，更应当兼顾夫妻财产关系为共同共有的理念。这意味着不仅要考虑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也要实现家庭职能和个人利益保护的动态平衡。因此，在婚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形成赠与关系后，其财产共有关系的推定规则应当为推定共同共有关系，所购房屋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同时，从法律上将父母为子辈购房出资的行为明确为赠与，还可以向后发生作用，让人们产生行为预判，按照相关规定行事，最大程度避免纠纷发生，问题自然也会得到解决。
“从父母的内心意思表示看，父母基于血缘亲情乃至代际传承缘故往往是自愿出资为子女购置房产用以改善子女生活居住条件、减轻生活压力。出资购房时父母往往并没有要求子女偿还的主观意思。如果将父母出资购房认定为借贷，那也必须有前提条件，即借贷双方存在明确的借贷合意，如果没有借贷合意，宜推定成立赠与关系。”李洪祥分析指出，我国实行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原则上，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因夫妻身份关系的存在而理应归夫妻共同共有。因此，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推定为赠与具有合理性和适法性。而借贷说单独以财产来源作为判断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有悖于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形成的法理基础。
从立法上完善出资性质认定规则
应当看到，现实中，有的出资父母终其一生的积蓄为子女出资购房，最后却因子女婚姻关系破裂而被分割，更是有一部分投机取巧者假借婚姻之名攫取利益，使出资父母苦不堪言，甚至生活陷入困境。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实情况错综复杂，尤其是对于子辈婚后父母出部分房款、子辈夫妻仍需继续共同还贷的情况下，一旦子辈婚姻出现问题走向破裂，那么离婚时房产归属问题、如何分割问题，子辈夫妻与父母间的借贷纠纷问题都会伴随发生。这种情况下，各地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
显然，认定父母为子女购房的情况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规则设计，甚至可能会引起后续纠纷。
“当父母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宜按照父母的意思认定出资的性质。当父母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时，法律上应为父母的出资性质设置推定规则。”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陈贝贝认为，解决父母在子辈婚前婚后出资购房纠纷的核心，就是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父母出资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时的推定规则、举证责任的转移等。
在她看来，应当鼓励父母和子女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明确购房出资系赠与还是借贷，是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并进一步明确房屋权利该如何界定。
对于如此一来可能会拆散很多婚姻的担心，陈贝贝持不同看法。“对出资性质予以明确，某种形式上也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团结，不至于在之后产生纠纷。而且，在子辈夫妻关系较好时，婚姻关系本就十分牢固，订立协议并不一定会引起巨大冲突。”
她同时强调，处理好父母意思表示不明确时出资性质的推定规则与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也十分重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不需要提供借条，只要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就能够主张借贷关系成立。但是从理论上讲，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有借贷合意以及钱款支付两个要件。只有转账凭证，举证责任分配本身就是民间借贷纠纷中未决的争议，这一争议的解决是明确父母出资性质的前置性问题。”鉴于此，她建议尽快明确仅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时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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