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和婚姻家庭哪个重要,新旧自由主义的区别

我们不认为国家福利是一种紧急措施或者不可避免之恶，而认为它实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和国家的最高任务之一。

——社会政治联盟，1873年〔220]

自由派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法国差劲的教育体系和教会教义对国民意志的削弱。但是他们意识到，法国蒙受耻辱还有其他原因。显而易见，德国士兵比法国土兵的身体更健康、体格更健壮。在战争过程中，法军中死于天花的人数就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还有大概五个师的兵力染病。普鲁士军队的官兵都已接种，因此伤亡人数要少得多。这是政府干预带来益处的明证。

战后，普鲁士政府采取了更多举措。1874年，所有德国公[221）民都要接受针对天花的强制疫苗接种。政府设立了一个卫生部门，研究传染病并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1876年，政府颁布法律，要求所有16岁以上的产业工人都必须加入医保计划，除非已有另行保障。俾斯麦似乎正在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各地的自由派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普鲁士政府开始了更多具有开创性的努力。政府为德国工人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强制保险制度，包括疾病、工伤、退休和残障保险。俾斯麦本人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措施称为社会主义，并向工人承诺会进行更多的立法。一些自由派人士遣责这些措施不过是恺撒主义的又一例证，其他人则赞成这些措施。不久之后，出现了一场关于“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跨大西洋论战。历史学家倾向于忽略德国在自由主义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但是德国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意志的自由神学影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宗教观。而现在，在19世纪末期，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导致自由主义分裂为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自由放任，另一个流派则主张政府干预。他们都自称自由派。

重新构想国家的角色

当时有非常多的研究揭示了所有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此时德国政府为穷人所采取的措施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财富正在被大量创造出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普遍提高，但仍有许多穷人被丢在了后面。

贫民窟、城市过度拥挤和疾病传播十分普遍。劳工动乱〔222）正在加剧，工人、工会和政党也在组织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正在广为传播。这导致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相信政府应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他们从德国的发展中得到了启发。

法国、英国和美国忧虑的自由派开始逐渐接受新的德国经济学派思想。开拓者是经济学教授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和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等人①，他们在当时颇有影响力，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被人遗忘。他们在19世纪中叶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发起了全面攻击。他们说，自由放任的理念过于抽象和理论化，无法应用。这些理念还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允许剥削工人，却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来消除普遍的贫困。

人们需要的是基于实证数据、更加实用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因此，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证明自由放任对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只会使生活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他们预言，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情况只会继续恶化和蔓延。

对罗雪尔等人来说，自由放任主义的错误不仅是经验上的，而且是道德上的。人不只是孤单、自利的个体；人是具有道德义务的社会人，既可以理解又可以履行这些义务。他们说，那种认为利己主义和无限制的竞争可以成为可行的和公正的经济基础的看法在道德上令人憎恶。这样的观点导致一些人以“道德经济学家”和“板凳上的社会主义者”之类的标签嘲笑罗雪尔和他的同事们，这些标签也流传了下来。作为回应，道德经济学家继续指责他们的对手支持“曼彻斯特主义”，这是一个同样具有贬义，甚至贬低意味更浓的称谓。〔223]

1872年，道德经济学家们成立了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ur Sozialpolitik）。他们在联盟的“使命声明”中肯定了国家有致力于共同福利的道德义务。声明明确写道：“我们不认为国家福利是一项紧急措施或不可避免之恶，而认为它实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和国家的最高任务之一。在认真执行这项任务时，个人的利己主义和狭隘的阶级利益将服从于整体的长远且更高的命运。”

道德经济学家的思想慢慢地但也切实地传播开来，引发了欧洲各地乃至欧洲以外地区的激烈讨论。哲学家、政治学学者、记者和政治人物都参与其中，他们要么支持政府干预，要么支持自由放任。一些自由主义者热情地欢迎并吸收了这些理念；其他人则反对这些理念。观察家们开始谈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危机。精通德国思想，后来成为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称这是“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战争”2。这导致了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后来所说的自由主义的“两股潮流”的产生：一派偏爱干预主义；另一派则偏爱自由放任主义。

在法国，关于德国政治经济学的争论让夏尔·纪德（Charles Gide）和阿尔弗雷德·富耶等人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儿子莱昂·萨伊（Leon Say）的意见相左。萨伊在1872年至1883年间担任法国财政部部长。他和其他亲政府的政治经济学家将来自德国的思想贬低为可憎的“国家主义”和“偶像崇拜”。3他们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要坚持自由放任的原则。

主要由于萨伊等人的反对，法国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的官方立场是尽可能少地直接救济穷人。除了1874年通过的“罗素法”（Roussel Laws）对乳母喂养和照顾弃婴作出了规定外，在这段时间里，法国在救济穷人方面几乎毫无作为。政府官员〔224]重复着以前的论点：“公共慈善”是有害的，因为它助长了工人的懒惰和不负责任。它还促使工人将救济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是慈善行为。杰出的知识分子保罗·塞雷（Paul Cere）曾在第二共和国期间短暂地担任过省长，他甚至提议关闭收容所和其他“宏伟的贫民宿舍”。老人和病人应该被送回家中，闲人则应该入伍当兵。

但是，一批新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崛起，并开始挑战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夏尔·纪德就属于这个群体。纪德是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教授，后来在法兰西学院任教。他于1883年出版了一本倡导这些新思想的书。1892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名为《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两年前,《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刊登了一篇向美国读者总结介绍纪德思想的文章。

纪德说，是时候向新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学派寻求指导了。他认为普法战争不仅是法国军队的失败，也是法国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法国以前曾经引领政治经济学领域，弗朗索瓦·魁奈(Frangois Quesnay)、杜邦·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杜尔哥②以及亚当·斯密都虚心求教的孔多塞③等人都处于他们这个领域的前沿。但是纪德感叹道，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和莱昂·萨伊等重要的法国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自满、保守甚至对穷人的痛苦采取一副冷漠的态度。纪德说，既然他们提倡的是一种毫不关心公共利益的不道德的自私，也许不应该让他们再自称自由主义者，也许他们应该被称为“现代享乐主义者”。纪德决心将他们命名为“古典”或者“正统”自由主义者，这两[225）个词语可能就来源于此。他说，正统自由主义者活在过去，不愿意面对新的现实。幸运的是，他们的思想正在被来自德国的更健康的思想取代。

德国的思想在英国也取得了进展。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迅速战败和巴黎公社的崛起已经向人们发出了严峻的预警，之后，英国严重的经济下滑又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和困苦。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竞争也使英国人担心英国失去作为世界工厂的领导地位。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由市场”失去信心。1874年，自由党在选举中突然失利，这加剧了自由派的焦虑。保守派三十多年来首次获得议会多数席位。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取代了格莱斯顿出任英国首相。在使他胜选的竞选造势活动中，迪斯雷利与工人接触，并承诺将进行立法。保守党执政后，立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致使第一位当选议员的工人亚历山大·麦克唐纳(Alexander MacDonald)在1879年指出：“保守党在五年内为工人阶级所做的事情比自由党在五十年内所做的都要多。”

所有这些都使英国自由党中的许多人感到困惑和迷失。他们开始抱怨自由党漫无目标。他们似乎不再具有统一的口号或者目的。模棱两可地讲一讲改良、谈一谈品格和自我牺牲显然不再奏效了。一些人抱怨说，甚至无法给自由派下一个定义。以“什么是自由原则”为题的小册子和文章开始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导致越来越多的英国自由派开始接受来自德国的新思想，这从大量涌现的德国政治经济学著作和翻译作品中就（226〕可以看出。早在1875年，19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派杂志之一《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就欣然宣布"旧的正统信条”已经落幕，事实证明，它完全无法解决困扰工业化国家的那些问题。1879年，《双周评论》发表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社会主义论章》("Chapters on Socialism'"),他在文中主张应当充分考虑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能够为改革提供指导原则。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英国自由派开始偏爱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应当更多地为穷人进行干预。他们呼吁国家采取行动消除贫困、无知、疾病以及财富分配中的过度不平等。他们开始声称不仅应当赋予人们自由，还应当赋予人们实现自由的条件。他们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④。

在美国，许多年轻人前往德国大学留学，后来回到美国大学担任重要教职，从而引进了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德国，他们沉浸在道德经济学中，并目睹了一个国家可以为穷人做些什么。和英法同行一样，他们也越来越确定自由放任主义在道德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开始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更多干预。和其他地方一样，深刻的变化正在转变美国的经济。美国正在迅速工业化，以至于到20世纪初，其产出已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经济的变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贫富悬〔227殊。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长期萧条导致了数百万美国人失业。

美国工人像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向政府求助，却遭到了拒绝。当局动用武力平息了1877年的大罢工，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劳资纠纷。焦虑的观察家们认为巴黎公社已经跨越了大西洋。6

第二年，众议院决定调查工人骚乱的原因并制定补救措施，并以此作自己庄严的职责。但是，最终并没有形成任何政策建议。人们的共识似乎和以前一样：政府的干预违反了市场规律。工人应该学习这些规律并养成正确的习惯和价值观：努力工作、学会储蓄和培养男子气概。

几位在德国学习道德经济学的美国人成了新兴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成立了许多专业学术协会，包括美国历史学会（1884），美国经济学会（1885），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03）和美国社会学会（1905）。美国经济学会最初的6位执委中有5位曾在德国学习，最初的26位会长中有20位曾在德国学习。

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是新思想在美国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他在海德堡大学师从道德经济学家卡尔·克尼斯和约翰·布伦奇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伊利于1881年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任教，很快就出版了多部著作并发表了大量文章。他说，美国人应该留意德国的榜样，并向德国思想学习。

在伊利的领导下，一群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于1885年成立〔228〕了美国经济学会。学会的章程重申了德国联盟的创建理想。它写道，国家是“一个教育和伦理机构”，国家承担的援助工作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再被贪婪之人当作工具，也不应被当作“在人们挨饿时无所作为”的借口。

英国和美国的百科全书也证明了德国道德经济学的影响。1885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cedia Britannica)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告诉读者，一个新学派正在兴起。《美国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史百科全书》（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Economy,and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the United States)则宣称,政治科学正处于混乱状态。书中写道，正在发生一场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运动，德国人已经证明自由放任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大多数人意识到，国家在道义上必须代表无助和被压迫者进行介人。它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还有更高尚的目标。公民在“智力和幸福”方面的进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种德国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强力影响，引发了“旧的”“古典的”“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拥护者与“新的”“进步的”或者“建设性”的思想的拥护者之间的激烈争论——通常是充满咒骂的争论。结果，政治经济学被一分为二。双方为了下一个世纪进行斗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情形依旧如此。

新自由主义遭到的抵抗相当大。正统派进行了反击。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其中最有力也最有影响力的[229〕声音之一，他可能是那个时代读者最多的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斯宾塞现在以“适者生存”一词闻名，是伦理学、生物学、哲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权威。

1884年，斯宾塞以极具争议的《人对国家》（Man versusthe State）加入论战。他指责“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真正的自由主义”无非就是不受他人限制或干涉的自由。过去，自由主义曾反对无限的君主权力。现在，自由主义应当反对议会的无限权力。

斯宾塞最重要的美国弟子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贬低德国的思想不过是"社会庸医"。萨姆纳在耶鲁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和他的导师一样，他也信奉严格的自由放任政策。他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问题”，工人需要的就是不去管他们。哈佛大学的J.劳伦斯·劳克林(J.Laurence Laughlin)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1884年,劳克林出版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节选本，以供美国的学校使用，但是他删除了密尔提及国家干预好处的部分。”密尔的《社会主义论章》在英格兰发表五年后，他在美国被打造成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的拥护者。

萨姆纳和劳克林都无法阻止时代大潮。到1903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宣告德国思想获得胜利。他的《美国政治理论史》(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追述了美国政治思想自出现以来的演变。他说，现代人对国家宗旨的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学家现在已经准备好让国家承担更大的权力。他们不再相信政府应当限制自己而只扮演消极角色，相反，政府应当促进普遍的[230]福利。梅里亚姆本人就曾在德国学习。

英国的自由派为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本质争论不休，而格莱斯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挥什么领导作用。他转而将爱尔兰自治作为能够团结所有自由派的议题。然而，自由派最终因为这个议题导致分裂，并在1885年败选。到那一年，自由派的不团结和混乱达到了顶点。除去1892年至1895年之间的短暂时期，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自由派都没能再次执政。据《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报道，自由党陷人了危机，它变得“逻辑不清、冷漠、组织混乱和愚蠢”。自由派完全搞不清楚自已的立场了。

同时，许多英国报纸要求对社会和经济事务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越来越急迫地要求自由派必须抛弃“旧自由主义”，给新自由主义让路。1906年，当时最具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家之

一约翰·A.霍布森（John A..Hobson）斩钉截铁地宣布：“旧的自由放任主义已死。”应当采取更进步的措施来消除贫困的根源以及与之相伴的疾病。只有到那时，真正的“经济和智力机会平等”才有可能存在。

自由社会主义

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承认，可以把他们看作在宣扬社会主义，但他们对此并不介意。1893年，英国一份重要的自由派周刊写道：“如果说社会主义是抱有慷慨的情操和满怀希望的情绪……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几年[231）后，未来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发表演说，特别敦促自由派不要担心社会主义标签。他认为“自由党的事业就是被丢下的数百万人的事业”，自由党应该支持帮助他们的国家干预。借助于一种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socialistic）的自由主义，社会才能发展到具有“更加平等的基础”。5

当然，对社会主义的开放态度还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在这方面也存在分歧。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意思。对丘吉尔来说，“社会主义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鼓吹革命或者对私营行业进行国有化这样的激进政策。他赞同渐进的、非暴力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断言，可以将“社会主义”一词用于“在大众利益的驱动下，为扩大政府职能所作的一切努力”。6布伦奇利的《国家词典》承认社会主义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物。但是在他看来，将渐进式的社会改革称为社会主义是完全恰当的。7

在法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通常被称为“团结主义”（solidarism）⑤。它的主要支持者是莱昂·布尔茹瓦（Leon Bourgeois），他于1895年成为总理，并于次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团结合作》（Solidarity）的书。有人更喜欢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8，实际上布尔茹瓦也很愿意自称“自由社会主义者””。他说，法兰西共和国有义务促进其公民之间的团结合作，不仅应该通过在公立学校中教授爱国主义，还应该通过减少使他们分裂的不平等来促进这一点。作为回应，莱昂·萨伊和他的同事们坚持认为，政府应当忠实于真正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由放任主义。

团结主义为法国激进的共和党与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他们共同推动了一项改革纲领，包括〔232]限制工作日、提供养老金和由累进制所得税支付的公共救济。布尔茹瓦说，社会团结的义务需要国家的干预。他宣称，共和国不应当只是某种政治制度，而应当作为道德和社会进步的工具。这种想法激怒了萨伊这样的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

自由派对社会主义的日益友善无疑与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日益友善有关。19世纪末的社会主义者并不一定主张革命或废除资本主义。法国的第一个社会党是成立于1879年的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它提倡通过议会进行渐进式改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成功也许使他们相信，通过和平改革和立法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些事态发展促使自由派意识到他们可以与社会主义者合作通过进步的法律。1901年，自由派领袖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提出了一个"从巴塞曼到倍倍尔”⑥的大选联盟，也就是从右翼的民族自由党人到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

德国政治理论家、社民党党员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成为这次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修正的领军人物之一伯恩斯坦在刊发于《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社会主义者应当淡化反自由主义的言论，因为自由主义本来也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伯恩斯坦说，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实现，民主则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没有必要进行革命了。[233〕

这种社会主义的态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的重要宣传家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会断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为了完成而不是破坏自由主义的主要理念”20。他的朋友约翰·霍布森称其为“可行的社会主义”21。然而，毫不奇怪的是，老牌自由主义者继续遣责任何与社会主义的联合。在法国，自称“秩序的信徒”和“真诚的保守派”的人士创建了一个自由共和党联盟，以争取“真正的自由主义”。”对这些人以及人民自由行动党的党员来说，自由主义现在就意味着保守。

道德的生活方式

从自由主义诞生之日起，自由主义者就将他们的事业视为道德的事业。他们不仅争取自己的权利，还在争取更好地履行其道德义务的手段。新自由主义者也这样认为。他们所倡导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道德上的自我发展，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一个很好的例子是T.H.格林（T.H.Green）于1880年发表的广为流传的演讲《自由立法和契约自由》("Liberal Legislationand Freedom of Contract'")。格林曾在德国学习哲学和神学,在牛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他的演讲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从那以后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新自由主义的精髓。

格林声称，每个人都有道义上的义务去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意味着对同胞履行某些义务。无论贫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但他问道，鉴于穷人和患病者的痛苦状况，他们能够履行对社会的义务吗？格林认为，个人无法控制的情况使大多数〔234穷人无法履行他们的道德义务。这种推理促使他提倡卫生法、工厂检查和公共教育等一系列措施。其他自由派则会添加更多的改革措施。

实际上，不从倡导者对道德的极度重视入手，就无法理解新自由主义。驱使新自由主义者前进的是一种改善人类的热忧之心。新自由主义者经常谈到个人需要发展自身“更高的能力”。伊利认为，为他人的利益而进行自我发展是社会伦理的目标。格林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的一场世俗布道中敦促人们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他说，为此，人们应该树立自我牺牲的精神。一位德国自由主义者说，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工人过上道德的生活。其他人则称其为“人道的生活”或者“最佳的生活”。

政府可以为人们提供过上道德生活的机会，方式之一是公共教育。我们已经看到，自由主义者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根据法国团结主义者莱昂·布尔茹瓦的说法，应当由公立学校系统“提升人们接受社会责任的理念”3。新式法国学校体系的使命是培养学生成为良好的公民，换句话说，就是教导他们如何团结。霍布森说，这是一个改良的公共教育体系，会带来必要的“人类思想的……革命”。伍德罗·威尔逊宣称，需要培养慷慨和人性的情操，他认为博雅教育的作用就是培养这种情操。

教育和道德改革一如既往地与宗教密切相关。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要么是新教徒，要么是具有新教背景的人，这毫不奇怪，他们大都赞同我们之前提到的各式各样的“自由新教”。.H[235）格林是福音派牧师的儿子，曾在图宾根学习自由神学。26美国经济学学会的成员中有23名神职人员，其中许多人在德国学习过。自由派新教徒和共济会在法国团结运动中起到了超乎比例的重要作用。霍布森和霍布豪斯的很多道德观都来自他们在英国道德协会⑦中所做的工作。

根据其倡导者的观点，“自由派基督教”体现在它的利他主义和善行上。到19世纪末，英格兰人称其为“广义的”或者“普通基督教”。自由党议员、公理会牧师爱德华·米尔（Edward Miall）希望英国学童吸收“更广泛、更自由，也许在某些方面更含混的教义信条”27。

流传甚广的“一位论派”手册《我们的神学自由运动》(Our Liberal Movement in Theology)描述了这种"广义的"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它应该传播一种对生活有实用作用的道德体系。8人们常常反复提及宗教应该是实用的。弗里德里希·瑙曼称其为“实用的基督教””。理查德·伊利认为：“不切实际的基督教根本就不是基督教。”所有这些自由派新教徒都认为基督教应该摆脱在他们看来着重于拯救个人灵魂的那种狭隘的、消极的和过分个人主义的态度，转而致力于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自由主义优生学

对人类改善和自我完善的这些高谈阔论使我们一下子很难接受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这些倡导扩大国家职责以帮助穷人的〔236]人当中，许多人也是“种族科学”和优生学的热情拥护者。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令人震惊的是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这完全符合他们进一步追求共同利益的使命。

“优生学”一词是1881年由英国自然学家、数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提出的，他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美国重要的优生学家查尔斯·B.达文波特(Charles B.Davenport)将其描述为"通过更好的育种来改善人类的科学”。其中有“积极”优生学，也就是鼓励健康的、适合生育的人多生育。积极措施通常包括促进健康母亲和新生儿方面的立法。还有“消极”优生学，目的是鼓励那些被认为不健康、“不适合”（unfit）生育的人少生育，甚至完全不生育。

许多优生主义者希望他们的种族改善计划——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部分—都是自愿的。他们强调教育、道德禁令和避孕。一些人还赞成强制绝育或禁止“不适合”的人群结婚。这些人包括精神失常者、智障者和癫痫病患者。而且，人们通常认为智力低下与不道德和犯罪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罪犯的后代还是罪犯，贫民的后代还是贫民，因此，一些人主张要限制这些人的婚姻。

优生学的热心拥护者不仅包括自由派，对优生学和“种族科学”的崇信在我们提到的所有国家的民众中都非常流行，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这背后是工业化国家中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对退化的恐惧，不仅包括普法战争后的法国，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在法国，对“种族”退化的担忧导致了1896年法国人类复兴联盟(League of Human Regeneration)的成立。几年[237）后，莱昂·布尔茹瓦成为新成立的法国优生学学会的名誉会长。历史学家指出，法国人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方法而不是消极的方法。

1903年，英国议会成立了一个处理国民恶化问题的委员会。人们认为，国民的“肌体”（fabric）一也就是国民的道德品格、智力和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正在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仅仅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是不够的。

霍布森是当时最受尊敬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之一，他支持防止“反社会的生育”。“选择最适者，或者至少淘汰最不适者”、对所有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将儿童的生产完全交予不受限制的私营企业，这是政府所能做的最危险的弃权行为。”31

在美国，从理查德·伊利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到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进步主义者都热烈拥护优生学。伊利敦促接受人工选择以避免产生“恶性后代”，并赞成以法律剥夺某些人的结婚权。他写道，有些人“完全不适合生育，应该阻止他们繁衍后代”。伊利还支持将劳动者人口中的“不宜雇用者”隔离开来，当这种措施还不够时，他提出了更严厉的补救措施。伊利主张：对“那些既不工作，也不服从，道德上无可救药之人”，不应当允许他们繁衍后代。32 1911年，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签署了该州有关强制绝育的立法，针对的就是“身心缺陷、无可救药和犯罪的阶层”。33

即使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优生主义者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伊利写道，黑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长大了的儿童，应该依此对待”。他的学生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作为教授，威尔逊告诉《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读238]者，解放后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懒惰、好斗、厌倦工作、贪图享乐”4。这种想法在当时很普遍。人们认为黑人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不应当给予他们投票权。

19世纪末的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

优生学还影响了自由派对妇女的态度。由于女性是生物学意义上较弱的一方，很多人认为妇女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工作时需要得到特殊保护。这就是自由派立法者赞成限制工作时间或者禁止女性从事夜间工作的主要原因。毕竟，女性在保持人类遗传属性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能允许她们因为过度工作或者疲劳而增加种族的健康风险。伊利写道，应当禁止任何“伤害女性肌体”的工作。5

这种思想在法国自由派中也很普遍，尤其是普法战争后，人们非常担心人口下降和素质下滑。朱尔·西蒙在他的《女性劳动者》(On the Female Laborer)中写道,在家庭之外从事工作的妇女会生下羸弱和畸形的婴儿，母乳也会受到污染。诸如此类的焦虑推动了法国针对妇女的自由主义福利改革。新的法律主要和鼓励健康生育有关。36

对妇女投票权的问题，大多数自由派继续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妇女和非裔美国人一样都缺乏必要的能力。她们不仅身体较弱，而且比男人更容易受影响、更缺乏理性。她们的天性使她们没有能力作出合理的判断。她们缺乏常识。这样的想法当〔239）然只会强化一种观念，即只有在家庭中，妇女才能找到合适的角色，在那里她们可以接受丈夫的监督，并在鼓励下生育健康的孩子。

在法国，人们还担心赋予妇女投票权会有利于天主教候选人。自由派说，妇女从天性上说是迷信的，因此容易受到教士的操纵。这是阿尔弗雷德·富耶反对妇女投票权的主要原因，他在其他情况下都倡导他所说的“进步”和“改革的自由主义”，但认为在妇女还没有接受更多教育之前，甚至不用考虑妇女选举权的间题。同时，妇女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就是生育健康的后代并维持幸福的家庭。

自由派为剥夺妇女投票权还举出了其他理由。她们太过情绪化，太过缺乏理智，因此，允许妇女投票会鼓励过度立法。国会的自由党议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承认，政府也许能变得“更加人道”，但这是以效率、原则和“真正的治国才能”为代价的。如果给予妇女投票权，那政府将不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的重负。女性的阴柔气质也会渗入政府，“悄无声息地削弱国家和帝国的伟大根基”。塞缪尔总结说，性别“定下了一条政治能力的基线，超出界限是不安全的””。

尽管妇女普选权运动在壮大，威廉·格莱斯顿还是明确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1886年，在格莱斯顿夫人领导下成立的妇女自由联盟(Women''s Liberal Federation)也是如此。联盟的宗旨是促进自由党的利益，或者按照格莱斯顿夫人的话来说，就是“帮助我们的丈夫”38。一些自由派人士继续声称，赋予妇女平等的权利于事无补，只会危及婚姻和家庭，而后者是教化男性并让他们准备好成为公民的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在德国，〔240）1897年的民族自由党手册说出了很多自由派人士的心声。手册宣称家庭生活“只有在男人当家做主的时候……才能健康发展”。让妇女加入政府可能会使国家变得“阴柔”，这呼应了塞缪尔的观点。

有些论点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一些人说给予妇女投票权会导致人道和理想主义诉求等方面的“立法过度”；也有人说让妇女投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她们的票投给谁都是丈夫决定的，这么做只不过让票数增加了一倍，实际上毫无意义。另外，夫妻之间的政治分歧会在家庭内部造成不和谐。塞缪尔补充说，妇女在离婚、继承“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的各种不满本来也“不严重”，并且正在得到解决。剩下的问题可以由她们的丈夫来解决。42

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女性最终有可能获得选举权。塞缪尔说：“让我们稍等片刻”，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可能会获得必要的“适当性”。实际上，很多自由派认为女性选举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妇女必须首先获得并展示她们的“能力”。当德国女权主义者呼呼弗里德里希·瑙曼支持她们时，他回答道，妇女在要求投票权之前，“最好先在公共事务中展示其成就”。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普鲁士男性的选举权改革。妇女应该帮助男人“在政治领域完全成熟”，然后“妇女投票权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男女对这种论点提出异议，他们坚持认为自由派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德国女权主义者抱怨说，最近自吹自擂的“新自由主义”没有给女性带来任何好处，或者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阿莉塞·萨洛蒙（Alice Salomon）试图〔241）说服自由派，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本是同根生”，具有相似的世界观。妇女要求的只不过是将她们纳人其中的“扩展的自由主义”46。

许多女权主义者开始说，“真正的自由主义”现在应该支持妇女投票权。在诸如“德国青年自由党”这样的新生代男性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这一观点。新教神学家鲁道夫·维兰特(Rudolf Wielandt)就是其中之一。他宣称:"动机最高尚、最优秀的妇女运动是自由主义的姐妹。”“妇女只希望获得”为公共利益而运用她们特殊天性的“权利”，应该鼓励妇女这样做。47

英国妇女自由联盟也逐渐不满足于“帮助丈夫”这一狭隘的使命，并要求赋予她们投票权。1911年，《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宣称排斥妇女是"一种暴行……迄今为止，没有哪个自称自由派的政府能够背叛自由原则，而不造成深远持久的名誉扫地和终极灾难”48。

一些妇女主张，正是她们的特殊“天性”使她们的充分参政对国家极为重要。一个例子是德国女权主义者格特鲁德·鲍默（Gertrude Baumer），她于1910年应邀在德国进步主义者的

一个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妇女与自由主义的未来”（“Womenand the Future of Liberalism")的主旨演讲。她说,女性的独特性使她们必须拥有投票权。妇女的选举权将确保“女性的才能和能量”对社会的影响。

然而，这恰恰是鲍默的对手所担心的，即国家的“阴柔化”。1908年，民族自由党的官方立场驳斥了她的论点并延续242）了一百多年以来不断被重复的指控，即允许妇女投票就是要否定“大自然意欲形成的两性差异”49

在19世纪末期争取妇女普选权的人中，基于权利的论点仍然很少见。在这方面，美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活动家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是真正的先驱—她们也是这方面的特例。尽管当时的妇女被禁止投票，安东尼和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其他15名妇女还是在1872年11月5日的总统选举中参与了投票。两周后，她们被捕。安东尼受到审判，被判犯有非法投票罪。一些人说她的行为威胁了婚姻、家庭、教会和宪法。她则反过来指责当局：“践踏了我们的政府的每一项重要原则。我的自然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司法权利全都被忽略了。我被剥夺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公民的身份降为了臣民的身份。而且，根据您的裁决，不仅是我本人，而且所有和我性别相同之人，都注定只能在这个所谓的政府形式下处于政治上的屈从地位。”

这种基于女性个人权利的论点在其他地方很少听到。塞缪尔在他的自由党手册中解释说，人们谈论投票的“自然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存在这种权利。适当性是获得选举权的绝对条件。由于英国妇女与英国儿童和印度男人一样缺乏必要的“适当性”，因此，赋予她们投票权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同样,《国家自由新闻报》(National Liberal News)也希望德国妇女避免自己被“美国化”。良好的德国妇女应该拒斥“妇女参政运动的愚蠢”。50

妇女常常会继续争辩说，她们希望改变法律，以便更好地履行作为妻子、母亲和公民的义务，并生育更健康的孩子。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否认她们的特殊天性或者家务志业。她〔243）们相信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但互补的天性和义务；他们应当共同努力，以有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养育家庭。有些人甚至利用优生学的论点进一步阐明她们的诉求。美国大名鼎鼎的自由恋爱倡导者和女性参政运动活动家、曾在1870年参选总统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认为,更自由的离婚法将使（人类）“种族”获得重生。自由恋爱的倡导者常说，让女性的离婚更容易、婚姻更富于爱、性生活更愉悦，将会带来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家庭和更健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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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谈及政府的角色时，存在两种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旧自由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和自由放任主义者。双方都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最终，新自由主义者放弃了“新”这个限定词，直接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和格林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那个版本的自由主义本来也没有什么新意。格林说，自由主义者为“社会公益”这同一件事已经奋斗了五十年。霍布森则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者从未信奉过狭隘的自由放任主义或者以完全消极的角度来思考自由。吸收德国道德经济学家的观点与自由主义原则是完全相容的，因为这些原则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应对时代的问题。

新老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也是如何诠释自由主义学说创始人的斗争。新自由主义者声称自由放任主义者误读了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接过亚当·斯密衣钵的”51正是新自由主义〔244）者。《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斯密毕竟对历史情况非常敏锐，他在《国富论》的第五部中承认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同样，阿尔弗雷德·富耶对“自由放任主义者的经济主义”也不以为然；他说斯密根本就不认同这些思想。2

费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为其中的反讽陷入了沉思：“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对18世纪反对阶级暴政和少数人压迫的那场充满激情的斗争的科学表达。不知道是通过何种悄无声息的革命和无意识的思想转变，它竞摇身一变成了19世纪‘雇主的福音书’？”53

注释：

①这个学派通常被称为"经济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 of economics),作者在本书中称之为"道德经济学"(ethical economics)。—译者注

②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译者注

③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1743-1794）。—译者注

④这种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也被称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与20世纪后期开始流行的倡导“小政府”、反福利国家、要求去监管、强调市场和资本自由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观点完全相反。—译者注

⑤中文一般译作”连带主义”，但这是取自目本译名的和制汉语，不能准确地反映法语原文中团结、五助和协作的含义。—一译者注

⑥埃内斯特·巴塞曼（Ernest Bassermann）时任德国民族自由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一一译者注

⑦这里指的是美国人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发起的“道德运动”（Ethical Movement），也称“道德文化运动”或“道德人文主义”，主要理念包括重视人的内在价值、独特性和尊严，倡导善待他人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一般被统称为“道德协会”（Ethical Societies）。英国的分支机构后来演变为英国人文主义协会。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