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5 01:54:05来源：法律常识
“不知施暴者是否觉得有趣，但受害者却只想要死。”2021年，韩国的体坛、演艺圈接连爆发校园暴力丑闻，包含多名演员、体育选手，都被指称曾在学生时期对同学施暴。其中，一度被视为韩国排坛新星的女排选手李多英、李在英，甚至因此在国内遭到封杀、永久失去国手资格，只能前往希腊联盟发展。
正当接连爆料引发的“学暴metoo”系列运动在网络延烧，韩国保险公司Carrot更顺势在今年10月推出“Carrot 校园守卫”（?? ???? ??）商品，以担心受害的学生及家长为贩售对象，最高保额甚至达到3000万韩币（约16.2万）。虽然过去也曾经有保险公司以“特约”方式提供赔偿，但“Carrot校园守卫”不只赔偿金额完胜，同时也一举创下韩国保险业者将校园暴力定为保险项目的首例。
然而，“学暴保险”的出现，似乎也代表韩国校园安全再度亮起红灯，尽管面对层出不穷的校园暴力，韩国政府也并不是没有作为，但随着校园暴力被视为上学的“风险”，不论校方或是主管机关，或许都需要更多的改善措施。
2005年发生的开成中学事件，根据SBS节目《想知道真相》（??? ?? ??）播出内容，事发当时加害者A与被害者B正在一起看书，却因为对于翻书的速度意见不一，导致两人发生口角。因为A是学校中的斗殴王，导致B在四天后不治身亡。
“杀害我的孩子的人...现在进名校念医学院了。”
加害者事后还在自己的网络个人页面上留下：
“杀人也是好的经验……反正就法律上来说，这也不算杀人”等内容。
缺乏悔意的字句，更引发网友们群起围攻。
“釜山开成中学暴行致死事件”对韩国社会影响深远，除了在网络上引发讨论，韩国嘻哈歌手RAMA（??）更以此事发表了歌曲《10月1日》（10? 1?），企图为被害者伸张正义；网漫作家林ins，更曾经以事件为素材，创作了《打架吧鬼神》中的《Shuttle》篇，Shuttle为韩国校园暴力用语，指的是加害者强行逼迫被害者做某事。
2017年9月，“釜山开成中学暴行致死事件”再度因为网友请愿重启调查成为焦点，政府12年来针对校园暴力的作为更成为关注焦点。然而，该年爆发的多起校园暴力事件，不只暴露了教育当局改革的问题，也让家长们开始对校方与政府失去信心。
“除了单次遭遇的校园暴力，长期持续，且就算向师长求助也无法获得解决的‘校园霸凌’至今也仍是许多学生心中无解的痛……”尽管2005年发生的“釜山开成中学暴行致死事件”震惊韩国社会，却未终止校园暴力持续发生，而网友连署重启调查的2017年，韩国校园暴力事件更占据了大量的新闻版面。
光是引发媒体关注的就有“清凉里女中学生施暴事件”（2017.03）、“崇义国小集体施暴事件”（2017.06）、“江陵女高中生施暴”（2017.07）、“釜山女中学生集体施暴”（2017.09）及“天安女中学生施暴事件”（2017.09）等，从国小到高中，各级学校全部无一幸免。
和“釜山开成中学暴行致死事件”的偶发事件不同，在后来发生的这些校园暴力中，许多往往接近针对“霸凌”的定义：1.具有欺负他人的行为；2.具有伤害他人的意图；3.确实造成当事人身心伤害；4.两造势力不对等。
除了牵涉班级、社团，韩国文化中的学长姐制的结构关系，也导致不少其他同学即使知道发生霸凌事件，也宁愿选择旁观，甚至连应该介入的教师都时常冷处理，不只让事件更难解决，也让家长与学生对校园霸凌的极度恐惧，成为有心人士眼中的商机。
2017年发生的“釜山女中学生集体施暴”就是属于这样的残酷霸凌事件。事发当时一名年仅14岁的国中少女A，有一天接了少女B男友打的电话，醋意大发的少女B得知后，就伙同另外4名友人在6月于KTV对A施暴。借助KTV的包厢隔间隔音效果，加害者在使用拳头与麦克风殴打对方的同时，还同步播放伴唱音乐掩人耳目。在离场时，为了不让KTV经营者发现，还强制要求被害人穿上衣物、戴上口罩遮盖伤处。
虽然在受暴后，少女A曾报警求助，但不只无助于解决问题，还直接导致9月的第二次施暴发生。为了报复被害人报警，总共5名加害者将A困在巷子中，并以附近有的烧酒瓶、砖头、铁管、椅子等对A施暴，时间长达100分钟。
尽管附近就有监视录影机，但事件最后却是因为其中一名加害者在脸书上“宣传”，还把少女A血淋淋跪地求饶的照片传给朋友，才让事件爆发，并引发社会关注。
尽管一度沸沸扬扬，但2018年2月判决出炉，加害人全部被判处保护管束，最长2年，最短甚至只有几个月，而这样的判决，也再度引发民间要求改革《少年法》，希望对于青少年重刑犯加重处分的声浪。
除了言语、肢体暴力，随着科技进展，施暴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不只曾经出现加害者冒用被害者身份，恶意订购30人份炸鸡餐点、并要求被害者付款33万韩元（约1783元）的事件；包含在聊天群组上的排挤、甚至流传不雅照片等，施暴的场域也由现实生活转化到虚拟空间。
正是这样的背景，让有心人士看见“商机”。从2018年开始，韩国媒体陆续报道了一种名为“校暴解决师”的职业，号称只要付钱，就能够让自己的小孩获得“纹身的哥哥和叔叔们”保护、陪同他们出入校园。这种“叔叔方案”依照价码不同，还可以帮忙到现场搜证，甚至直接到任职公司要胁当事人的父母。
虽然看似非法，但为了保护孩子，这样的“私刑正义”让许多父母趋之若鹜，其中一名业者更透露，从服务推出后仅仅六个月，就有超过百件委托上门。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想问，难道韩国政府就如此毫无作为吗？
早在1995年，校园暴力、校园霸凌就已经成为公共议题，并在2003年由国会通过《学校暴力预防与对策相关法》（?????? ? ??? ?? ??），于隔年7月底正式施行。依据此法，各级学校必须在校园暴力发生时，召开“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暴委”）调解纷争。
2011年法案修订，只要发生暴力冲突，学校就必须召开学暴委处理，硬性规定召开的条件，也增加了学暴委制度的能动性。
学暴委由各校老师、家长、及各界专家等，总共五至十人组成，主要业务包含调查事件、审议及协调纷争；而为求公正性，加害者与被害者的父母、亲友，都必须被排除在成员之外。若加害者确定必须受到处罚，未来也将记录在个人档案记录中。
然而，这样的设计，在重视升学的韩国社会，却引来家长反弹，担心纪录成为学生的“人生污点”。此外，根据韩国教育部所统计的《全国市道教育厅2021年学校暴力实态调查后续处置结果》：
即使有高达5万多起校园暴力事件都有目击者，但最后都难以成案。在韩国344万名调查学生中，总共目击了52336件的暴力事件，其中却有96%（50472件）不了了之，而最后真正接受警方调查的学生，甚至只有85人。
对此，韩国地方教育厅回覆，是因为“仅有在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身份完全确定，并且对于不论是施暴、被施暴或目击的经验，都必须具体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后续处置。”但国会议员安敏锡（???）却反指问卷本身设计不当、无法引导学生回覆关键资讯，并痛批：“教育当局不论对校园暴力，或是制度改善，都采取旁观的态度，根本就是名符其实的怠忽职守。”
除了成案率低，翻案率高也是学暴委为人诟病的缺点。根据《中央日报》2019年7月的报道，许多家长不满学暴委判决提起无效诉讼，其中翻案竟然比例高达4成（47/116）。至于翻案原因则包含委员会组成违反规定、事件本身无法视为校园暴力、及惩戒过当等，在在都让学暴委的专业性受到质疑。尽管韩国教育部在2019年宣布，如果是轻微的案件，则可以不用经过审理，而是由校方自行处理，但对于“轻微”的标准模糊，又引发了另一波反弹。
在极度重视人际辈分、学长姐制度的韩国，要改善上下关系造成的校园霸凌，真的有可能吗？
随着校园暴力事件登上法庭，专门处理相关官司的律师也开始出现，甚至衍生出各种保险商品。早在去年，三星保险就曾经推出以儿童保险为主的“特约项目”，主打只要付出50～360韩元的保费，就能在学暴委判定要保人遭受校园暴力时，获得最高50万韩币（约2701元）的医疗赔偿。
而不久前最新推出了“Carrot 校园守卫”，虽然保费相对昂贵，以10岁的男学生而言，每年必须缴纳18000元韩币，同龄的女学生则是16000元，但不只最高能够获得3000万韩币的伤害后遗障碍补偿、100万韩币的治疗费，甚至还包含最高100万韩币的律师费与行政费。除了学生外，由于第一线的教职员也经常“管教争议”，成为校园暴力的被告，早在“校暴保险之前”，理赔律师费的保险商品也就已经吸引韩国许多教师投保。
2017年的电影《蚯蚓》（???），以校园暴力为主题，描述霸凌如何与社会联手，毁掉一个家庭。而在现实中，纵使韩国政府制定相关规范，设计出“学暴委”机制，但讽刺的是家长们对于官方早就已经失去信心，并且导致各种相关服务相应而生。此外，为了让加害者受到惩罚，韩国社会还曾在2017年发起“废除少年法”请愿，只是至今仍旧意见分歧、止步不前。
“虽然我个人也想要把B送进监狱，但就像我可怜自己的孩子，我想或许对方也可能只是另一个受害者。”
——崔氏
尽管方法不同，但不论是学暴委、私刑正义、校暴保险，甚至是废除少年法等，背后的动机都是希望学生有更加安全的学习环境。就如同2019年开成霸凌案的死者父亲崔氏早已点出：“比起讨论少年法的保护与否，应该先讨论关于校园暴力本身的预防。”比起强调“让青少年能够被处罚”、花钱消灾，甚至是尝试建立公正的裁罚团体，了解未成年人施暴的动机与原因，并改善社会恃强凌弱的风气，或许才是导正校园暴力歪风，避免更多受害者出现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