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于柱律师，宋拓李玄进静碑

时间：2022-11-24 01:50:14来源：法律常识

《李玄静碑》全称“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也称《茅山玄静碑》。碑文柳识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额。此碑唐大历七年（772）八月十四日立，位于江苏句容县茅山玉晨观，明嘉靖三年（1524）毁于火。《李玄静碑》是唐代的著名碑刻，撰文、书写、篆额者皆当时俊彦。书碑者张从申，以北碑笔法写行书，颇有晋人意韵。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本宋拓《李玄静碑》，此本原为朱翼盦先生收藏，后捐赠故宫博物院，字迹清晰，纸墨敦古，堪为宋拓佳品。《中国书法·书学》2016年第1期专门约请作者撰写文章，并安排较大篇幅刊登拓本全部高清图版，除介绍碑刻外，还考证、释析了拓本所附题跋、观款，并对其间的人物关系进行了梳理。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封面，宝熙认为此本“元以前拓本无疑”，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马子云《碑帖鉴定》皆定为宋拓）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研读

尹一梅

故宫博物院收藏一本宋拓《李玄静碑》，宝熙旧藏，后归萧山朱文钧先生。此碑拓本传世甚稀，是本挖镶剪裱，蝴蝶装。墨纸十三开，每半开墨纸纵25.8cm，横17.5cm。封面宝熙题签，王铎题内签。后有沈曾植题诗，宝熙、朱翼盦跋，陈宝琛、朱益藩、张玮、赵世骏四人合观款。钤“沈盫墨缘”“沈盫鉴定墨王”“宝熙长寿”“顽山”“子敬又印”等鉴藏印六方。宝熙认为此本“元以前拓本无疑”，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马子云《碑帖鉴定》皆定为宋拓，碑文首尾完具，字口清晰，无甚损泐。

一、《李玄静碑》

《李玄静碑》全称“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也称《茅山玄静碑》。碑文柳识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额。此碑唐大历七年（772）八月十四日立，位于江苏句容县茅山玉晨观，明嘉靖三年（1524）毁于火。茅山原名句曲山，在江苏省西南部，是道教名山之一。相传西汉景帝四年（153）陕西人茅盈来此修炼，后其弟茅固、茅衷也同来修行。他们不辞辛苦，上山采药，炮制提炼出各种药物，为百姓治病。后人感激茅氏兄弟，改山名为茅山，并将其供奉为茅山师祖“三茅真君”。此后，葛玄、葛洪、杨羲、陶弘景等道教大师接踵而至。茅山道观隋、唐时期日渐盛大，到了宋代达到鼎盛，由于帝王的提倡和资助，雄伟壮观的“三宫五观”出现在茅山。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王铎题内签）

茅山的道教宫观最著名的是“三宫五观”，三宫是九霄宫、元符宫、崇禧宫，五观包括德佑观、仁佑观、玉晨观、白云观、乾元观。玉晨观原名“华阳观”，唐玄宗为茅山道士李玄静而改名为“紫阳观”，后宋大中祥符时又奉敕更改为“玉晨观”。

碑文内容介绍李玄静生平，赞誉其精研黄老之术的成就。李玄静名含光（682—769），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一言为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本姓弘，其父避皇帝讳，改李氏。玄静年少既志求道妙，碑文言“年十三辞家奉道”，精老庄周易深趣。唐玄宗知其名，“开元中礼请尊师”。先诏居王屋山阳台观，后又请居茅山纂修经法，频征皆谢病不出。唐天宝四年（745）冬，玄宗命中官带着宝玺御书诏请，他也推迟了进宫的时间。入宫后颇受玄宗赏识，赐号玄静先生尊之，但最终还是以疾病为由辞还句曲山，玄宗敕命修紫阳观令其居住。玄静工篆隶，长于著撰，有《周易义略》《老庄学记》《三玄异同论》等书，赞者曰“穷颐精义”。大历四年（769）冬十一月坐化，时年八十七。其年十二月迁窆于雷平山之西陲，当时赴丧而至者数千人。

碑的撰文、书写、篆额者皆一时俊彦。撰文者柳识，“柳识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上下，当时作者伏其简拔”。据记载《招隐寺朗然律师碑》《茅山白鹤庙记》《新修四皓庙记》等碑，也由其撰文。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一）

书碑者张从申（生卒年不详），唐吴郡人（今江苏苏州）。乾元年间（758—760）进士及第，主要活动时间在大历（166—779）前后。曾擢任大理司直，检校礼部员外郎，官至长史，人称张司直。以书法闻名，工正、行书。书法风格以宗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主。其兄从师、从仪、从约亦皆工书，时号“张氏四龙”，张从申书艺最高。窦臮《述书赋》记：“张氏四龙，名扬海内。中有季弟，工夫少对。右军风规，下笔斯在。”其下注：“张从申长史，文场擢第。弟从师，监察御史；从仪，灼然有才。从申，志业精绝，工正行书，握管用笔，其于结密，近古所少。恨于历览不多，闻见遂寡，右军之外，一步不窥，意多拓书，阙其真迹妙也。”唐代独孤及的《毘陵集》中有张从师的墓志铭，名《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记载：“有唐逸士吴郡张从师……，秀才高第，起家临濮县尉，历冯翊、伊阙二县主簿，乾元年，拜监察御史。中丞郑炅之拥旄济江，辟为从事，转河南府法曹参军，凡历官五政，享年五十有八。……上元二年（761）八月辛卯，终于吴郡私第。……季弟秘书省正字曰从申，乃茹天伦之哀，谋及卜筮，以是岁九月二十八日，权窆于虎丘山之西原，礼也。”《述书赋》和张从师的墓志铭，皆称从申为季弟，按照兄弟排行伯、仲、叔、季来讲，“季弟”是最小的一个，从申应排行第四。因此，《述书赋注》所记“弟从师”有误，应为“兄从师，监察御史”。

宋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张从申书碑有七通：《玄静先生碑》（大历七年立，柳识撰文、李阳冰篆额）、《法慎律师碑》（大历八年立，李华撰文、李阳冰篆额）、《镜智禅师碑》（大历八年立，独孤及撰文、李阳冰篆）、《怪石铭》（大历十年立，樊晃撰文）、《王师乾碑》（大历十三年立，杨绾撰文）、《重修延陵季子庙记》（大历十四年立，萧定撰文）、《立汉黄公碣》（建中元年立，李翰撰文，李阳冰篆额），但保留下来的拓本却极少。

宋朱长文《续书断》对于张从申的书法有评述：“……学逸少书，结字遒密可喜，晚益自放，不务调端。当大历后，徐继海已老，独从申高步江淮间。”张从申以北碑笔法写行书，独具风貌。书体险劲遒迈，字形侧欹而笔意端正，结体缜密而风格萧疏。取右军法，而得益李邕笔意，明项穆《书法雅言》说：“笔气绝似北海”。虽然不及李邕书法劲健中间具柔和，却颇有晋人意韵，为人称道。正如黄伯思评其书：“余观从申虽学右军，其原出于大令笔意，与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时，宜不虚得。但所短者，抑扬低昂太过，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晋韵，殊可佳尚。”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

《茅山玄静碑》碑文行书，笔画挺拔，重心下移，风格灵动端庄，刚健、秀逸兼而有之，无愧唐石佳品。碑文前半写得中规中矩，后半则逾写逾放，字势飞动，更见神采。

此碑的篆书碑额，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李阳冰书写。张从申书碑，李阳冰多为其篆额，“凡其书碑，李阳冰多为题额，故得名益高”。除此碑外，张氏所书《法慎律师碑》《镜智禅师碑》《立汉黄公碣》也为李阳冰篆额。

李阳冰字少温，生卒年不详，其富词学，工小篆，书风劲利豪爽。窦臮《述书赋•下》云：“通世家业，赵郡李君。《峄山》并骛，宣父同郡。洞于字学，古今通文。家传孝义，气感风云。”

篆书自秦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唐代书法繁荣，篆书也得以复兴。据文献记载，欧阳询、殷仲容、卢鸿一、卫包、李阳冰、颜真卿、瞿令问、袁滋等人皆擅长篆书，李阳冰是唐代声誉最高的篆书家之一。李阳冰的篆书继承了秦小篆的特征，同时将秦篆较长的体态，茂密的结构加以改变，书体趋方，笔画均衡。李阳冰的小篆，与秦代《峄山刻石》的风格更接近。易秦篆的端庄凝重、圆润肃穆为匀停工稳、瘦硬姿媚，人称“玉箸篆”。故宫博物院藏有李阳冰书迹拓片《缙云县城隍庙记》《怡亭铭》《拪先茔记》《李氏三坟记》《般若台铭》等数种，从这些碑刻书法看来，早年风格较为瘦劲，如乾元二年（759）的《缙云县城隍庙记》，结构略显板硬。大历二年（767）书写的《李氏三坟记》，结构富于变化，线条婀娜。而大历七年（772）的《般若台铭》和写于大历九年（774）的《滑台新驿记》，则线条肥硕，结构渐趋平正。

此本《茅山玄静碑》虽失拓碑额，然“李阳冰篆额”五字小篆，展露出李阳冰书法的意韵。

对于《李玄静碑》，前人多有著录，如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欧阳棐《集古录目》、黄伯思《东观余论》、陈思《宝刻丛编》，清李光映《观妙斋藏金石文字考略》、严观《江宁金石记》、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近代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除故宫博物院藏此宋拓之外，据记载流传至今的还有上海图书馆藏费念慈本、国家图书馆藏吴氏本、日本三井文库藏何绍基本。

二、拓本跋文

拓本后附页有题跋和观款。首段跋文，是沈曾植的七言诗跋，写于民国六年（1917）：

握管拙为韦氏嗤，龙登玄云飞世知。太湖精在二张笔，顿作郎官陕刻思。积雨空林夏已秋，强将古墨遣新愁。何年却刊罗家本，怅望天东玉简楼。丁巳夏日避暑城阴，为顽山尚书题，寐叟。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别号逊斋、睡盦、谷隐居士等，浙江嘉兴人。光绪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安徽布政使等职。宣统二年（1910）辞官归里，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归隐上海。民国六年（1917），响应张勋，赴北京谋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沈曾植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他博古通今，著述宏富。藏书颇丰，先后集书达三十万卷，藏书之所“海日楼”。亦藏书画、碑帖，记载其有宋拓碑帖二十余种。

沈氏此题是应宝熙之请而写。诗中“强将古墨遣新愁”表现了沈氏的惆怅心情。此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张勋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但仅仅十二天的时间，即被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逃到荷兰驻华公使馆，后病死于天津。五月二十日沈曾植与康有为一起避居于北京美国公使馆。

沈曾植题写的这段诗跋没有确切月份和具体书写地点。时间写为“丁巳夏日”，我国农历夏天，是指农历四、五、六月份。据诗中“积雨空林夏已秋”之句，当至夏末时节，但天气尚热，因此还“避暑城阴”。据沈曾植《津沽杂诗》自注：“六月三十日出都后，自天津航海。”他于民国六年（1917）农历六月三十日从北京移居天津，七月下旬自天津返沪。许全胜的《沈曾植年谱长编》中收录了一通《王国维致罗振玉札》：“寐翁于四五日前抵沪，前日往候之，身体甚健，有客在，不甚多谈。《百万宝塔陀罗尼》与山谷石刻，并已交去。”信札时间是民国六年（1917）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所以沈氏乘坐海船，于农历七月回到上海，时间约在七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

沈曾植避之美使馆时，还有信心，认为时局会有好转。在其《寐叟题跋》中有民国十一年（1922）农历四月的《更甡院长口占四章见赠依韵和之》：“此丁巳六月，余避美森园中与甡公唱和诗，当时境厄而神王，颇自信，又信天道之不我违也。”而题写在这本《李玄静碑》拓本上的诗跋语气，完全已经失去了对于时局好转的信心。因此他题写此诗跋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出北京到天津之前，农历六月末书写的。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三）

“太湖精在二张笔”，是说张从申和张旭二人，都是唐代江苏苏州人，以“太湖”代苏州。“顿作郎官陕刻思”中的“郎官”，即指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写的楷书《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唐尚书省郎官石柱，是立于唐代尚书省前的各司郎官题名柱。唐初起，尚书省各司厅舍都有壁记，载郎官姓名与升迁日期，但年深日久，不免损坏、脱误。于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左司郎中杨慎余创意将其改为石刻。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序文，张旭楷书，自此凡任郎官，皆题名刻石于柱。后柱残，文字又不能接续，因此言柱石或为一或为二论点皆有。《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是张旭的唯一楷书书迹，风格端正谨严，规矩之极。原石已经无存，宋代已有翻刻，现所知传世仅有曾为明都穆、王世贞、清宋荦等人收藏的宋拓孤本，藏于上海博物馆。

“罗家本”应指罗振玉搜集到的《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珂罗版精印本。罗振玉在宣统戊午（1918）有一段《宋拓郎官厅壁记》跋，录入罗福葆编《贞松堂校刊群书解题》当中：“张长史《郎官石柱记》，在明中叶传世者，亦仅此一本，其在今日，更不得不推为海内墨皇。旧藏端忠敏公许，及公殉国，所藏散佚，今不知归何所矣。”

“玉简楼”指罗振玉的藏书之所。罗振玉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他从事甲骨文、汉晋木简等研究，传播、整理了敦煌文献，保存和抢救了大量的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一生著述一百多种，校勘书籍六百多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家眷到日本。在此期间，他研究甲骨、金文，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等著作，成绩卓著。一九一九年，罗振玉及家人从日本归国，先居天津，后定居旅顺。其收藏有大量的史料及书画、简牍、碑碣墓志、青铜器等文物，藏书处之称有“大云书库”“唐风楼”“楚雨楼”“玉简斋”“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等。

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密切，从罗振玉在日本期间二人书信可知，罗振玉、沈曾植间的联系，常通过王国维转达。沈曾植写此诗跋时，罗振玉还在日本，而日本的地理位置正在东边，所以沈氏诗跋中有“怅望天东玉简楼”之语。

相互交换自己的收藏，是旧时文人常做的事情。民国六年（1917）农历五月十二日，罗振玉还曾给王国维写信，请其将黄山谷残石刻转赠沈曾植。他看上了沈曾植的一件画册：“今日寄报纸中，有黄山谷残石，祈转交乙老。乙老所藏老莲册，祈代致鄙意，愿以他物交换，但乙老需何人书画，乞见告，俾可遴选。”沈曾植对罗氏十分器重，在复辟失败后，还曾写信给王国维，表达了对罗的厚望。

沈曾植的书法受到时人推崇，是清代遗老中的代表。其以草书著称，能另辟蹊径，取汉隶、北碑、章草的特点相融汇，对传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既富有法帖韵味，又具备碑版气势，“如白云在霄，舒卷自如。结体虽散漫，而气韵高逸”。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四）

陈宝琛等人的观款，书于民国六年（1917）农历八月廿七日，赵世骏执笔：

丁巳八月二十七日，闽陈宝琛弢盦、莲花朱益藩艾卿、固始张玮傚彬、南丰赵世骏声伯同观。

陈宝琛（1948—1935），字伯潜，弢盦，福建闽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山西巡抚、正红旗汉军副都统、礼部侍郎等职。为溥仪师傅，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朱翼盦先生每得罕见真迹、拓本，辄请其观赏，并留之饮酒。“必欣然而来，兴尽方去”。观此拓本时七十岁。

朱益藩（1861—1935），字艾卿，号定园，江西莲花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侍讲、翰林侍读学士、湖北乡试副考官、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正考官、陕西学政、山东提学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副都御史等职。宣统年间以敢于直言闻名于朝，后任溥仪老师。满洲国成立后，拒受伪职，退居京城。其工书，精书画鉴定。书法雍容淡雅，雅丽沉着，结体精妙遒美，法度谨严。观是本时五十七岁。

张玮（1882—1968），字傚彬，号敔园。河南固始人。曾游学英国剑桥大学学经济，授学士学位，回国任外交部佥事科长。北洋政府时，出使俄罗斯，先后任赤塔领事、伊尔库次克总领事。其父为清末大臣张仁黼，傚彬承父榭中遗物，古物器玩、碑帖丹青收藏颇丰，且多系精品。其书通晓古法，楷书尤精，字势端肃宽绰，稳健秀美。精鉴赏，善诗文。系朱翼盦先生内兄，观此拓本时三十六岁。

赵世骏（公元？—1927），字声伯，号山木，江西南丰人，陈宝琛弟子。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曾任内阁中书，后入袁世凯幕府。辛亥革命后，闭门谢客。精书法，善花卉。书法初宗钟繇、“二王”，晚年致力于褚遂良笔意。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五）

拓本上宝熙自跋书于民国七年（1918）：

张氏四龙，司直最擅书誉，其三人书传世甚希。赵明诚《金石录》载司直所书碑多至七八通，而茅山玄靖法师碑最烜赫在人耳目间。《集古录》则仅录一二，宜欧公有不知书之讥。此碑与鲁公所书《玄靖法师碑》先后均毁，故流传绝少。生平所见张叔未、沈韵初两家所藏本，并此而三而已。前人谓司直每书碑，李阳冰多为之篆额，因有二绝之称。盖唐行书中之极得名者，宜其远近称善，独步江外也。是本毡蜡精湛，纸墨淳古，元以前拓本无疑，当以墨王目之。（玄静误作玄靖）顽山志，时戊午春日。

宝熙跋文书于“春日”，是写于春季的某天，较陈宝琛诗跋时间晚几个月。跋言碑毁拓本极少，所见仅三本，即张廷济藏本、沈韵初家藏本及此。“玄静误作玄靖”即更正文中所写误的碑名。唐大历十二年（777），颜真卿也为李玄静书写了一通碑文，名《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文中将“玄静”写为“玄靖”。颜真卿书写之碑较张从申所书晚五年，也立于茅山玉晨观。据记载，颜真卿在乾元二年（759）任升州刺史充浙江西节度任上曾写信给玄静，表白“结慕玄微”之心，玄静特令韦炼师景昭复书作答。后颜真卿赴任湖州刺史时，途经茅山，得知玄静仙逝，感慨万千，写下此碑。碑言李玄静为广陵江都人，唐玄宗赐嘉号“玄靖”，其文内容可与《李玄静碑》相互参证。

宝熙（1871—142），清宗室，姓爱新觉罗，字瑞臣，号沈盦、独醒客，署顽山居士等，室名独醒盦。隶属满洲正蓝旗。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湖北乡试正考官、山西学政、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学部右侍郎、学部左侍郎、总理禁烟事务大臣、崇文门副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曾任总统府顾问、政治会议会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抗战前夕，出任伪满内务处处长等。工书，善诗文。其书用笔内敛，苍劲厚重、端庄肃穆。

宝熙收藏碑版书画甚富，与朱翼盦先生因碑帖之事交往频繁。朱先生虽小宝熙十一岁，遇疑难却能为其解惑。民国十八年（1929），宝熙将所藏“弇州藏帖十卷”请朱翼盦先生鉴定。朱先生确定为宋拓《武冈帖》，并将考证寄与宝熙。宝熙回信：

幼平仁兄世大人阁下：春间接奉复书，未及答候。大著《武冈帖题跋考辨》精确，使弇州先生见之，当亦折服，无可改削。即将原稿寄回，奉求速行录于帖后。副页一开，断不敷写，可将各本前后副页拆下用之。如觉其纸不适用，请另选旧纸为之。当另装裱于后也……手此布臆，恭候起居，只颂侍祉百益。世愚弟宝熙再拜。

信中对朱先生的学识和鉴定能力甚为肯定和赞赏，并求将此篇考辨速书于帖后，无论拆附页或是另选纸张皆可，心情迫切，言语诚恳，并流露出熟人间求之必得的语气。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六）

拓本后转归朱翼盦，先生书跋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十一岁之时：

丁巳年五月发复辟之难，沈曾植被召为学部尚书。此正复辟败后沈在京避匿时也。“古墨新愁”语，即指此。沈号子培，晚字寐叟。宝在前清时曾为学侍，未为尚书。不知何以误称。翼盦，壬申中秋。

此跋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第一段沈曾植跋文时间，相距十五年。这段跋中有误写，将沈氏字号颠倒。其后小注中“宝”字，是指宝熙。言宝熙在清朝只是当过学部侍郎，不知为何沈曾植题款为“顽山尚书”。查《清实录》，光绪皇帝曾“派学部右侍郎宝熙、内阁学士王垿估修雍和宫内大和斋要工”。同时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宣统二年（1910），在年末呈报分赏王公大臣狍鹿等物的清单中，所见宝熙之名，皆在侍郎名单中：光绪三十二年（1906）得赏赐野鸭二只、百合粉一斤，光绪三十三（1907）年得汤羊一只、百合粉一斤；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鹅二只、百合粉一斤；宣统元年（1909），得赏鹅二只、百合粉一斤；宣统二年（1910），得赏野鸭二只、百合粉一斤。据成文于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二十五日恭呈御览的《呈为更换崇文门副都督事清单》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初三至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二日期间，宝熙曾任崇文门副监督。《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记其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大清宣统政绩》记载他从学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据上述材料，宝熙确实未当过尚书，应该是沈曾植对宝熙的尊抬之称。

朱翼盦（1882—1937），名文钧，字幼平，号翼盦、甄父。光绪末年游学英国。辛亥革命后，历任财政部参事、盐务署厅长等职，一九二八年以后脱离政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文物审定工作。朱先生博学好古，工书善画，尤精金石之学。他在此本中的跋文，用一张小纸写就。先生的藏品，从不轻易找人题跋，自己的心得、跋语，多工整地写在附页上，或另纸写下夹在拓本当中，有的当是先写草稿，准备誊抄之用。钤印也十分慎重，越是珍贵的版本越如此。先生在北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明库装本内题有这样一段话：“……且古迹流传失所，遇庸妄人加以涂抹，钤以劣印，缀以恶札者，往往而是，徒使后之见者恣嗟太息，惜其所遭，虽有佳工，不可复改，而此则皆无之，又何其幸也！”充分表现了对于文物的爱护之心。朱先生特别注意保持拓本装潢的原样，不轻易重新装裱。没有外包装的拓本就让家人做上布套，自己则用毛笔工整题签。此拓保留了宝熙收藏时的布套，套是蓝色平纹棉布做，内里为湖蓝平纹绸布。衍缝。五扣式，暗扣眼。侧签为白色平纹绢，题字“元拓张从申茅山玄静碑独醒客藏”，为宝熙所写。

朱先生此跋收录于《欧斋石墨题跋》之附录《欧斋碑帖目录》。是本留有购买时的记录，据朱家溍先生纂辑的《欧斋藏碑帖目录》记载，当时购价一千五百元，未注明购入时间和由谁出让。但据朱家濂《先君交游录》记载，宝熙收藏的拓本，后多归朱翼盦。因此，此本当是宝熙旧藏转归于朱氏者。宝熙收藏书画、碑帖极多，且十分爱护。不得已出让时，非以资重相让，却是注重所求人是否真懂宝物。他的明《李东阳自书种竹诗卷》，朱先生一九二一年从其手中求得。先生曾跋，对是卷极为喜好，意欲收藏已久。听得宝熙有意出售，即让张玮沟通，但宝熙由于爱护而不舍。后有不少钱财富足者出高价相互争购，皆未成功，最终宝熙还是将此卷出让给朱先生。宝熙并不因出资高而给予那些想转手赚钱或只知其名，但非真懂者。却将所藏之宝转让给了真懂、爱护、能守之人，朱翼盦先生正是懂得宝物，又真爱的人。朱先生跋文言道：“彼豪贵者，虽挟其雄赀，无所为计，且不知此卷之已有所属。而犹营营焉以谋之，其可嗤孰甚。侍郎厚余，余将秘之，非素厚者不示也。是为记。”兴奋、得意、感激之情在这几行言语中表露无遗。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七）

结语

朱翼盦先生博学好古，工书善画，尤精金石之学。他一生收藏善本碑帖七百余种，一千余件，在世时就有将珍藏之本捐赠国家的诺言。一九五四年朱先生的夫人张藼祗女士率子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将家藏善本碑帖全部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这本宋拓《李玄静碑》即捐赠的珍贵收藏之一，被定为国家一级品文物。

朱翼盦先生收藏碑帖，因爱而收。其苦心储物，仅靠工资为之，遇到喜爱之本甚至举债购入。先生不计个人得失，去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珍贵宝藏捐赠国家，分文不取，由此更加彰显了大家的风范。也正是这一无私之举，让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遴检朱先生所捐碑帖，以启功先生写于《欧斋石墨题跋》序文之语来概括，“近世石墨之藏，无或逾此完且美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碑帖拓本，以版本优胜为特点，在二百余件一级品当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数量，是朱翼盦先生家捐赠的，我们观赏、研究良物之时，缅怀先生，敬仰其保护文物化私为公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