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6 00:13:58来源:法律常识
如果就熟悉程度来说,我对叶公超的了解是远逊于其叔叶恭绰,因为我喜欢集邮,在民国邮票中有叶恭绰的形象,那是为纪念邮政开办25周年而发行的邮票,而当时的叶恭绰,正是这一摊事的主管之人,
叶恭绰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孙中山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铁道部长,就是说,自北洋时期到建国前夕,所有关于交通、邮政、航空等范畴,甚至交通银行,都是在叶恭绰主持下展开的,并且,他还是毛主席的好朋友,二人诗文往来,时有交集。
叶家是大家族,祖籍是浙江余姚,叶公超的祖父辈都是诗文大家,叶公超出生在江西九江,因为当时他的父亲是九江知府,可惜的是,他3岁丧母,9岁丧父,是叔父叶恭绰将他一手培育成人,视为己出,一直让他受到最好的关爱和教育。
叶公超的身上两个最著名的标签,一是保住了中华民族的顶级国宝毛公鼎,捐给了国家;二是成为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也是民国政坛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
他出身名门,北大留洋的教授,一口流利的“王者英语”,被称为是当时中国英语最好之人,据说其高雅程度能同丘吉尔相媲美,不知是也不是。
对此,我有倒是有些疑惑的,我一直以为,那时英语最好的应该是辜鸿铭,因为他公开嘲笑胡适的英语,是乡下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语”,也未见有谁出面反驳过。
叶公超是当时“高富帅”的典型,22岁便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比当年胡适入北大还要年轻4岁,所教班上学生半数比他年长,身边总是挤满了钦羡不已的小女生,他手拿一个大烟斗,全然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
有这样才华横溢,超然傲物的真名士教授,麾下弟子不出息那都是不可能的,在叶公超14年的教书生涯中,弟子门生满天下,随便说一个出来,都是如雷贯耳般的存在,如吴晗、卞之琳、季羡林、穆旦、杨绛、杨振宁等都是他的学生,当然,还有那放言“没有老师能教”的钱钟书。
之所以要将钱钟书单独列出,是因为这里有一段公案性质的话,是钱钟书当时对几位大神的评价,据说正是这段话,使得他被排挤出清华,原话是“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这三位都是他的同行兼老师,此话当然是大不敬的,但对叶公超的评价倒是恰如其分,叶公超的确是有些“懒”的成分,而他对吴密的评价,其实也是一种调侃,二人在西南联大同处一室,吴大教授先天宽厚,被这钱公子打理得如小弟一般,有这评价,吴教授当是一笑了之。
叶公超本来在西南联大教书,却被叔叔的一通催促回了上海,这是因为当年日寇攻占上海前夕,家中所藏的八大箱珍贵文物全部留在上海,同时留下的,还有叶恭绰的小妾,谁知这小妾红杏出墙,想弄几个钱同情夫远走高飞,于是便向日本人告密叶家有宝贝,其中就包括国之第一重器毛公鼎,幸好,这个女人不知所藏地点。
毛公鼎前面之所以要加个第一,是因为这个鼎铸造时间最早、铭文最多,上面有499个铭文;说它列第二,没有哪件文物敢称第一,叶公超回上海后不久便被日本人逮捕入狱,历经两次酷刑而不开口,终于保护了毛公鼎。
后来,在众多友人的援手下,他被关押了49天后出狱,这一点,在保护中国民族国宝的贡献上,是应该得到人民赞扬的,如今,这个大鼎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上海回昆明后,在养伤期间收到一位董姓同学的邀请,让他去外交部任职,可能他也厌倦了教书,于是,便向西南联大提出辞呈,结束了他十四年的杏坛生涯,从一名学者转而成为一名外交官。
当时的外交部长是大才子顾维钧,并不怎么待见这心高气傲叶公超,幸好不久去了美国筹建联合国,顾的继任者王世杰很欣赏叶公超,一路的提拔重用,到解放前夕,正式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其实,叶公超在文士中享有超高的名望,他是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代表人物,还主持过《新月》杂志,除写有诗歌外,其散文在民国大家中,也是有一号的。
他在文学方面的著述颇丰,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等著作,其散文主要收于《叶公超散文集》中;而从政之后,这文学创作自然就懈怠了起来。
叶公超本来是书生底色,这掷笔从政行书生报国,本是可以高赞之行为,但真正实施起来,又是何等的艰难,因为,一向在教育阵线心高气傲惯了,到了勾心斗角,以语言识进退,用策略睹胜负的外交战线,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
而且,他是民国在大陆上的“末代”部长,美国早已将屡战屡败的蒋介石政权抛弃了,此时的叶公超很是悲催,却在如此糟糕的外交环境下,还是为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出两项巨大的成就,这便是同日本签订了《中日和约》,以及同美国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究其实质,正是叶公超的这两纸条约,取得美国和日本共同防御的资格,可以说是当时台湾外交取得的两场重大战役的胜利,而作为一直在前冲锋陷阵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当然可以说是居功厥伟。
“文坛巨子”加“外交雄才”,叶公超不得不说还是很有外交天赋的,他以高超的智商和灵活的外交手段,使他成为国民党政权中,历任“外交部长”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1958年4月,叶公超调任“驻美大使”,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大陆的合法地位,叶公超的日子过得也特别艰难,台湾驻巴黎联合国文教组织首席代表陈西滢被驱逐后,竟吐血不止,不久后逝世,而叶公超在1961年,也遭到了他人生的滑铁卢。
盛年遭贬,宦海兴波;意气风发、折衝樽俎,从此,年仅57岁的叶公超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年龄,正是一名成熟的外交家最美好的时光,同他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抗日名将孙立人。
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
归林倦鸟知安隐,照眼斜阳未觉残;
欲借丹霞弭往辙,不因险巇乱心坛;
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
这是叶公超曾步李鸿章《绝命诗》韵写的一首诗,其中颇有从政的后悔之意,想要退隐林泉,他曾感叹道,“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
李鸿章是因签署《马关条约》后,被世人唾骂后吐血而亡,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李鸿章,也一定会有《马关条约》,谁签字不重要;而叶公超也一样,没有他,难道外蒙古就不会独立,不会进联合国吗?这也是想当然之事,弱国无外交,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被罢职后的叶公超很是郁闷,幸好他的朋友帮忙,在蒋经国和黄少谷的游说下,才出任了一些文化领域的一些闲职,但都是些不管事的副职,如故宫博物院或文化基金会这样的部门,他也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后来的叶公超心情平和,二十余年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一直是诗画自娱,他最爱画兰花,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而他的书法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深得褚遂良之精髓。
他时常写“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一联赠人,从这楹联上我们也能看出,他内心也是煎熬异常,怨气干天,再是压抑,也只能做到拿是拿得起,放却放不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77岁时抑郁而终。。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叶公超对故乡有着很深的感情,特别是在他最失意之时,那那故乡的眷恋之情便会在心头萦绕,我们从这首诗中也能读出,他对故土的一片深情,看似颇有放翁之“南望王师又一年”之感。
从内心来说,他对蒋介石念念不忘的“反攻大陆”是缺乏信心的,也可以说是根本不相信的,这在当时其实有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心理,但那些人至少表面上是紧跟总裁,信心满满,而叶公超却不同,他可以将这不相信直接放在脸面上,所以,最高领导层对他是相当不满的。
叶公超的婚姻并不完美,他的妻子袁永熹是燕京大学的“校花”,学的是物理,周围总是被一堆莺莺燕燕包围的叶公超,对这位大美女是一见钟情,经过不懈的追求,终于抱得美人归。
可是,潇洒不羁的风流才子叶公超,在私生活方面总还是有欠检点之处的,绯闻迭出,于是,不堪羞辱的袁永熹于1940年便去了美国定居,却也并未离婚,对外只是宣称以学术研究为由,直到叶公超病故,也不曾回来看过一眼,只是托人送来一副挽联,爱也好,恨也罢,一切尽在深深浅浅的泪痕中,其联写道:
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虚安危轻叙别;
丹青遗史迹,幽兰修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观叶公超的一生,也是民国时期文人从政的典型,继承家学,诗、士、仕三位一体,倒也玩得风生水起,他性格比较温和,豁达、开朗又不拘小节,从本性来说,其实并不太适合在官场厮混的。
“最是文人不自由”,他热闹了一生,却以冷清收场,还被蒋介石认为是如秦桧一样的“卖国贼”,晚年寂寞凄凉,最后是孤独离世,可叹呼也哉。
对他的评价是很困难的,他的好友陈香梅女士写有一段话,应该是比较妥帖的,现贴如下,以作本文结尾。
“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须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