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30 02:21:41来源：法律常识
日本东京，一栋气派的法律大楼里，有一扇挂着“一濑法律事务所”小牌子的门，和隔壁装饰豪华的玻璃门相比，因为过于寒酸显得格格不入。这天早上八点，事务所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喂，你好……”事务所面积不大，里面堆满了各种文件，一个头发稀疏的老头从一米多高的书籍旁探出头来接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叫骂声，老头没挂电话，静静地听着。类似的咒骂电话他几乎一个月要接十多个，除了说他是卖国贼外，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狗腿子、日本的叛徒之类的话。
这些侮辱人格的词语，他听了快27年，已经有些麻木了。
老头叫一濑敬一郎，出生于熊本县，在业内是出了名的金牌律师。律师这个行业，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光鲜亮丽、极受尊敬的高收入群体，曾经的一濑也是如此。
可自从1995年以后起，鲜花和掌声、金钱和地位通通离他远去，剩下的只有无休止的奔波和来自同胞的恶骂和诅咒。
这一切，全因为一濑选择了一条曲折的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他花了27年时间帮助中国人状告日本人，要求他们认罪、道歉、赔偿。
1995年8月，一濑在中国哈尔滨出差期间，听闻这里正在举行关于731部队细菌战的讨论会，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的他带着好奇心准备去旁听，在会场旁遇到了一对年迈的中国夫妇，见到一濑胸前挂着的律师证件，老夫妇拉着他不肯撒手，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两个老人来自浙江义乌，几十年前日本鬼子在他们老家做细菌实验，一夜之间全家十四口人死了只剩下他两个，苟且存活的这些年，他们饱受着各种怪病的折磨。
“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村子，求求你帮帮我们！”老人边说边哭，为了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他们拿出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千里迢迢来到哈尔滨，在当地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大学生的帮助下，打算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
一濑大受刺激，在他从小到大的记忆中，老师的平日教育，教科书上的内容对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只字未提。倘若不是他亲眼见到老人干瘦身体上留下的恐怖痕迹，也不敢相信自己热爱的祖国竟然干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那天晚上，一濑睡在异国的酒店床上彻夜未眠。他从天黑发呆到天亮，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想要让祖国的普通民众不再受政府的蒙蔽，必须要有人站出来。
“我要用学到的法律知识帮助这些可怜的受害者！”想清楚这点后，一濑很快展开了行动。
可是，事情发展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顺利。几个月后，一濑根据老人提供的地址，走进他们老家进行调查时，却因为说的是日本话被村民轰了出来。
村民拿着扫把，对着一濑和翻译大吼道：“滚出去！这里不欢迎日本鬼子和汉奸！”每个人脸上写满了愤怒，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很多年，可日本帝国主义带给中国老百姓的创伤依旧挥之不去。
这是刻入骨髓的仇恨啊，一濑站在村口，感受着村民敌视的目光齐刷刷向自己射来，心情变得极为复杂。
为了让大家相信他的诚意，一濑找到了村干部，表示愿意以律师的身份帮助大家维权，向日本政府索要赔偿。村支书听完后，看向他的眼神仿佛是在看一个精神病患者：“你可是日本人，你怎么会愿意为了外人与自己的国家作对？”
一濑叹了口气，把在哈尔滨遇到那对老夫妇的事情复述了一遍，讲到激动处不禁流下热泪。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濑最终打动了村民，可新的困难也随之而来，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幸存者对当时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搜集证据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一濑只能多次往返中国，与当地民间组织通过多渠道了解情况。
“一濑律师，你听说过常德这个地方吗？”中国志愿者拿着资料匆匆赶来，兴奋地告诉他，有朋友在那边找到了不少经历过细菌战的幸存者。
由一濑和几名中国律师组成的团队很快奔赴常德。在那里，他虽然对日军的暴行早有心理准备，可等到与幸存者面对面聊天时，还是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当年的常德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1年11月4日，天刚蒙蒙亮，刺耳的空袭警报声搅醒了常德人的美梦，“飞机来了！快跑！”大家在慌乱中穿上衣服，拿着早已收拾好的贵重物品就往外跑，等来到空地上才发现，日本飞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陈年的麦粒、谷子和一些看上去脏兮兮的碎布条。
这些东西洒满了整座城市，常德人见不是炸弹，纷纷松了口气。两天后，一个叫做桃儿的12岁少女提着篮子穿过街巷，哼着歌给在码头做工的父亲送饭，见到墙角花花绿绿的碎布条，好奇地捡起来看了看。那时候她还不知道，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彻底要了她的命。
回到家，桃儿发起了高烧，满嘴说着胡话，最终没能撑到第二天来临。据官方记载，这个12岁的少女是日本在常德发动细菌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从桃儿开始，瘟疫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席卷了常德的所有生灵。
常德自古以来就是战略重地，从地图上来看，它不仅是连接湖南与四川的重要枢纽，还因生产稻米和棉花成为了重要的供给地。倘若日军采取常规方式进攻，面对着固若金汤的城池势必要付出血的代价，如果是采用细菌战这一反人类行为的话，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松瓦解整座城市。
灾难开始降临，随着病人越来越多，医生惊恐地发现，日军投下的东西里含有鼠疫细菌。
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它能让人在短时间内淋巴结肿大、口鼻出血、失去意识，到后面全身器官衰竭而死，死者皮肤呈现出诡异的黑紫色，如同中了剧毒一般。
一濑来到常德后，见到了已经八十多岁的张大爷。张家原本住在市中心的富人区，父亲是个体面的生意人。日军投毒的那一年，张大爷的两个弟弟染病后，在痛苦的抽搐中停止了呼吸。张父悲痛欲绝，却也不敢把孩子的尸体留在家中，只能把他们乌黑的幼小身躯放进箩筐中，趁着夜色来到乱葬岗，草草埋葬了孩子。
这场瘟疫，夺走了张家人四条生命。父亲疯了，不梳头不洗脸，胡子拉碴游荡在大街上，嘴里叫唤着死去亲人的名字，一个幸福美好的富裕之家，从此走向衰落。
“那时候，好多隔壁村的小商贩都会来城里做生意，他们也感染了。”在工作人员带领下，一濑来到距离常德二十多公里远的小镇上，见到了其中一个受害者家属李大妈。
时隔多年，回忆起父亲发病时的模样，李大妈依旧惊魂未定。
她的父亲是活生生呕血呕死的，短短两天时间，所有和父亲讲过话的人纷纷患病，整个老李家死了17个人。“到处都是尸体，没有人埋葬，连打棺材的人也死了。”想起往事，李大妈老泪纵横，盯着一濑的目光很复杂。虽然知道他是来帮助自己的，可一想到他也是日本人，还是没能控制住情绪。
李大妈眼中的恨，深深刺痛了一濑。这场鼠疫，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他不敢细想。幸存者回忆往事时痛苦的表情，不断在他面前闪过，久久挥之不散。
那时候的常德，不论白天黑夜，哀嚎声不绝于耳，这家上坟，那家出殡，就连做法事的道士听到“常德”两个字，立马摆摆手摇头拒绝。
据官方统计，有7643条鲜活的生命葬送在这个人间炼狱中，可一濑四处调查后才发现，这个数字并不是全部。
幸存者告诉他，在一个叫做济公庙的地方，里面住着不少乞丐，这些人全部丧生，因为没有家人，官方无法得知他们叫什么名字。
还有驻扎在一个祠堂的上千个壮丁也先后染病死亡，同样没留下姓名。至于全村感染鼠疫的蔡家湾，由于没有幸存者，也没能被官方登记在册。
“多少年了，一闭上眼睛，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恐惧。”如今，活下来的人已经老去，生命进入倒计时，他们告诉一濑，很害怕有生之年都等不来一个好结果。
结束了常德之行，一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日本。他有很多计划，要出书讲述日军当年犯下的累累罪行，让国人明白自己的祖辈到底做了什么，他还要以中国受害者代理律师的身份起诉日本政府，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一濑，能成功吗？
1997年，在一濑和中国律师的努力下，一份标注着七千多名受害者性命的地图顺利完成。同一年，一百多名中国普通老百姓来到东京，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
集团诉讼很复杂，语言不通和大相径庭的法律框架，让一濑分身乏术。在其他律师忙着打民事诉讼官司赚得盆满钵满，住上了豪宅换了又大又宽敞的事务所时，他自掏腰包多次往返中国日本，为了节省成本，他挤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整理材料，没有聘用下属，妻子充当他的助手。
通宵达旦地工作、经历数次开庭审理，终于在2007年有了结果。日本法院判决一濑律师败诉，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本国法律不允许政府赔偿中国个人。
看着受害者失望之极的表情，一濑弯下腰深深鞠躬道歉。政府不愿意做的事情，就让他这个普通的日本民众来完成吧。
稍微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官司虽然输了，可日本政府承认了日军在中国多地发动细菌战的事实。迫于舆论压力，所有参与731部队细菌研究的人，均被政府取消了学位。
没有之前的努力，就不可能取得如今局面。日本政府的妥协让一濑看到了希望，他决定要为在侵华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做更多事情。
“重庆大轰炸”、中国慰安妇……一系列诉讼案中均能找到一濑活跃的身影。他以律师的身份帮助普通老百姓表达诉求，不断发动民间力量敦促当局承认曾经犯下的罪孽。
有一次他在整理诉讼案件，突然发现一个细节，顿时气得说不出来话。他伸手连连拍打桌面，吓得刚进门的妻子不知所措。
究竟是什么内容，让他如此愤怒？
一濑带着妻子来到日本博物馆，看着琳琅满目的文物，突然指着其中一件说道：“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国家的。”
妻子不解地看向他，一濑苦笑着摇摇头感叹道：“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从中国抢来的东西，竟然堂而皇之摆在了自己家的博物馆里。”
原来，随着参与的案子越来越多，一濑发现，日军不仅在中国干下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无耻勾当，还抢走了大量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
而这一恶劣行径，许多普通民众都被蒙在鼓里，他也是碰巧发现的。
“他们不承认侵略，这些文物就是铁证！”从博物馆回来后，一濑找到了工作新的方向，他要让这些文物回到真正的家乡，并且他不止一次在外提及：“只要这些东西还在日本，就不可能谈什么友好关系！”
可是，想要归还文物，谈何容易。在一濑看来，当局从来没想过要以诚恳的态度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指望他们，不如靠自己。
2018年，一濑律师作为发起人，成立了一个帮助中国文物回家的组织。他和同僚最开始定下的目标，是要让三尊中国石狮和唐鸿胪井刻石“完璧归赵”。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日本首个要求政府归还文物的民间组织，一濑表示，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努力，让当局把从甲午战争开始，一直到侵华战争结束前从中国掠夺而来的文物，全部送还回去。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上百名日本市民听完一濑和推进会负责人的介绍后，深受触动。当年日军侵略者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他们完全不知道。有不少人听完讲演后才明白，原来博物馆里的文物，从来都不属于他们的国家。
“应该还回去！”
“支持！向中国道歉！”
……
那一刻，站在台上的一濑很受触动，他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和他怀有同样的想法。看着一双双举起的手，他越来越坚定了一定要送文物回家的想法。
然而，这注定是一条坎坷的道路，无数次在挫折中撞得头破血流的一濑，以坚强的意志撑过了一次又一次失败。
可到了2019年8月，这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终于遇到了人生最致命的打击。他蹲着事务所里，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发呆，连电话响了好几次也没听见。
还有什么事，能够击垮他？
自从帮助中国人后，一濑在办公室和家里经常能够接到辱骂的电话，甚至还收到过不少充满恐吓字眼的电子邮件，看着对方发来的死亡威胁，一濑一点都不害怕，就像听到一个好笑的笑话般，与妻子和朋友分享。
妻子是他的工作助手，也是心灵伴侣，多年来，两人一直携手向前，哪怕当初他从中国回来，第一次说出要帮中国人打官司的话时，妻子也没有反对，选择以行动默默支持。
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们分开，除了死亡。
2019年8月，在丈夫的悉心照顾下，饱受病痛折磨的三和女士缓缓闭上眼睛，如同睡着一般。在场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当时的一濑在想什么，只能从他几天后发出的简单讣告，感受到他切肤的痛苦。
妻子走了，她整理过的诉讼文件仍然整整齐齐放在办公桌上，一濑一回头，仿佛还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
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帮助中国人，他的妻子也不会跟着他受苦受累，完全可以成为东京上流社会的太太。在很多朋友看来，一濑走的这条路，注定没有好的结局。
“你后悔吗？”两年后，面对中国记者采访，这个脸上写满沧桑的日本律师沉默良久，缓缓回答：“不后悔。”
他知道前路充满荆棘，只能孤身一人继续往下走。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见到一个个曾经饱受战乱折磨的普通百姓，站在法庭上理直气壮控诉日军暴行的那一刻。
他不再计较输赢，这场为了真理和正义的战斗，他永不言弃，誓要奋战到底。
参考资料：
新华每日电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惨绝人寰，反人类罪行不能被遗忘
常德晚报：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欲为常德细菌战遇难者画地图
上观新闻：这位日本律师30年只做一件事：帮中国人告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