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4 15:55:43来源:法律常识
近些年,伴随着消金行业的蓬勃发展,消金资产不良率也在一路上涨,随之而来的是消金贷后市场的兴起。
消费金融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的流程,一般是先用自己的法务团队,联合自有催收团队,进行内部催收。
3个月后,如果内部催收无效,就会委托第三方催收。业界知名的第三方催收公司,如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专门给一些大型银行,提供信用卡催收业务。
委外催收一般也是以3个月为节点。如果这家催收公司催不回来,或者只催回20%,那金融机构就把剩余资产打包,给下一家催收公司。
一般情况下,当逾期率达到M6 或 M12之后,公司就会认定催收无望。
这时候,有些公司才会选择最后一招——法催,走法律诉讼程序。
那么法催效果究竟如何呢?是消金公司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吗?
法催和贷后市场不匹配
放贷之前,金融机构会向借款人明确:一旦你欠钱不还,我们发生纠纷且协商不成,就需要司法部门介入。
前些年,消费金融公司大多选择的是法院介入。
上海金逸商务咨询总经理楼克佳告诉消金界,法院处理的流程,是客户先去法院立案庭,申请立案。然后法院会初步审理一下,看看能不能构成立案。
若能构成立案条件,会先收集材料,缴纳费用。
判案第一步,是调节。诉讼案件,特别是一些金额较小的,尽量快速调解双方矛盾。实在调解不了的,再走判决流程。
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告诉消金界,即使这批案子总金额再小,法院也是要走完全流程。比如在提起诉讼后,必须要度过15天答辩期和30天举证期。举证完了,法院还要排期开庭。
“排队立案、法院接了之后,先审查你的证据,是不是符合立案条件,然后会给你一个受理通知书,把案子再移到审判庭,审判庭会确定开庭时间。”这位合伙人称。
一般来讲,法院不会因为案件涉案金额小,就会缩短判案时长,目的是让双方有一个起诉和答辩的辩论过程。
这样,一个案子下来,就要3-6个月,不可能几个小时、一天之内就处理完。
可在现实中,法庭、法官就那么多。一个法院,上午两个庭、下午两个庭,每个法官时间有限,手边的案子排长队。
“一个消费金融公司,可能一次性拿来几千个小金额案子,这样会压垮法庭。”上述合伙人说道。
在消金不良爆发后,北上的法院压力尤其明显。
消金界发现,主要原因在于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城市注册的消金公司较多,在和借款人签订合同时,他们所选定的最终庭审法院,一般都在北京、上海等地。
“毕竟要去借款人所在地的四五线城市打官司,成本太高了。”
而法院不可能为此增加法官数量,因为编制都是固定的。
“所以目前很多法院的态度是,不受理、不立案,你案子交来,我给你放到立案厅,不给你出示法律文书。”另一名金融律师讲道。
该名律师告诉消金界,曾经某家地级市法院,一个月接了1万件小额借贷案件,法官差点疯掉。
所以目前来看,贷后市场和法催,似乎有着天然的不适配性。
总的来说,法催会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消金公司一定帮助,提升回款率。但因诉讼成本居高不下、效率低等原因,不可能彻底扭转坏账率高的局面。
难以覆盖律师成本
此外,对于辩护律师来说,这也是一桩极为不划算的生意。
上述金融律师向消金界透露,律师一般处理这种经济纠纷类型的案子,收取总金额的3%作为律师费,但一般的消费金融类案件涉案金额实在太少,像信用卡,他可能就借了5000元,还了一部分,剩下可能就3000-4000元
律师如果按照正常经济类案件,100万元的3%是3万元,1000元的3%才30元,不可能覆盖律师成本。
正常的律所合伙人,提供非诉服务的价格,一个小时就要2000元,但很多消费金融纠纷案件,总金额才3000元,不可能拿500元给律师。
在这种小金额案件中,一下子就放大了律师成本。
这位金融律师称,如果批量给他很多“3000-5000元”案件的话,他也要按照“100万元”案件的流程——准备证据、写诉状、做证据目录、审查、书写5份文书、到法院排队、争取立案等。
如此成本,一般金融机构都把精力放到催收环节。尽管对方违约,也不想走司法程序。
有的甚至用力过猛,直接导致暴力催收。本来自己有理,反倒是涉嫌违法违规。
法催效率待提高
“法院很难改变,目前也没有提高效率的手段和方法。”上述律师合伙人讲道。
但是,消金界发现,行业内人士正在推动改变法催流程。
消金界从一名业内人士了解到,像宜信、网信这些头部平台,曾经开过一轮座谈会,想促进“速裁法庭”的成立。
但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除此以外,据楼克佳透露,很多法院一般在立案之后,会首先调解双方矛盾,如果顺利,会当场出具一份调解书。
“这种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速度快,第二是能返还50%的诉讼费。出具调解书后,被执行人若到期还是不还,执行人同样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他说道。
还有一种方法,则需要动用消金公司的私人关系。
比如一家消金公司创始人,和某个小地方的法院关系比较好。在与借款人签订合同时,签约庭审地就会选择到那里,而小地方案子相对又没那么多,也可以省去排队时间。
还有媒体爆料,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将收购的资产包或者甲方委托的案件,通过法院进行批量法律诉讼,由法院执行还款。
但这种情况,也需要摸清法院的办案空闲期,同样不能代表常态。
目前监管也在想办法,近期发文,意在促进案件的多元化调解。北京高院已成立多元调解委员会,引入了很多公益律师。
具体流程是,在法院受理这种小额且分散的案件时,为了不过多占用司法资源,可先将案件交到多元调解委员会调节。
如果调解成了,法院会出调解书;调不成,法院再拿回来审理。
“但现在这种案子,成功率不高,毕竟不是法院开庭做调解,很难解决。”一位从业者如是抱怨。
引发争议的仲裁
在法催之外,另一条路子也在铺开。
消金界发现,近年来,在借贷合同中,很多消费金融公司会把“万一发生纠纷不能解决,由法院最终裁定”的条款,改为“由仲裁机构最终裁定”。
这是因为仲裁代替了法催的线下庭审阶段,改为线上收集材料并执行。这样,人力边际成本相较法院,提升的并不明显,可以批量快速处理大批案件。
在执行中,机构往往诉诸于互联网仲裁。但很明显,目前互联网仲裁还是不够成熟。
湛江仲裁委员会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之间,就曾掀起过一场论战,引发强烈关注。
论战的焦点是,前者的“先予仲裁”是否合法,可否获得法院的强制执行。
根据厦门中院5月30日通过其公众号发布的《厦门中院对先予仲裁执行说不》一文,2017年以来,大量由湛江仲裁委仲裁的北京某公司申请的网络P2P小额借贷纠纷执行案件,涌入厦门中院。
这批案件的执行依据,均为湛江仲裁委根据“先予仲裁”模式作出的网络仲裁裁决。
厦门中院认为,该批案件所涉仲裁书裁决内容不属于给付内容明确之情形,应驳回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
之后,湛江仲裁委针对此表态又回应称,“地方法院无权否认”该仲裁模式。
仲裁和庭审的矛盾点在于,所有仲裁出来的结果,最终还得由法院执行。
“法院认为,这个案件又不是我判的,万一有瑕疵怎么办。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一名业内人士讲道。
如此来看,仲裁与法催一样,也都并不完美。不过要让业内人士来选,多数人还是觉得,还是法院审判的,会有很强的执行效力。
特别是目前,法院的网络系统已和70多家主要银行的网络系统打通,只需要被执行人的身份证号和姓名,法院就能依照审判结果,冻结并划走其账户内的款项。
随着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的逐渐成熟,法催、互联网仲裁等模式会进一步优化吗?我们等待时间给出答案,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