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9 19:38:04来源：法律常识
作者丨陈龙 编辑丨张弛
发生于1986年4月25日的山东东营市利津县“奸污幼女案”，彻底改变了陈银三的命运。此案1986年一审，陈银三被判刑7年。此后两次维持原判。
上世纪80、90年代，该案辩护律师陈胜曾为陈银三写过大量申诉材料，后来他升任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直到退休，还对陈银三案念念不忘。2020年8月，济南律师侯志远接受陈银三的委托，准备再为此案平反做努力。
推动年代久远的案件立案复查，困难可想而知，但两代法律人的正义感和决心，让陈银三觉得，希望的曙光即将到来。
1986年10月18日，利津县人民检察院下达对陈银三案件的起诉书，涉及两起罪行。摄影 陈龙
从1986年11月利津县检察院《公诉书》的措辞，可以大约感知那个年代的司法氛围：
“被告陈银三归案后，经政府的多次教育，虽供认了这一犯罪事实，但抱有侥幸心理，时供时翻，妄想逃脱法律的惩罚。从整个案件来看，在一些个别细小的情节上，供证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但我们应该看到，被害人是一个只有14（钢笔复写为13）岁的弱小幼女，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被告人陈银三被捕后，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在法律的震慑下，主动交代了与其弟陈胜三的犯罪事实。”……“奸淫幼女、强奸幼女，是种极其野蛮、残忍和下流无耻的犯罪，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准则，自古以来都被人们所痛恨。它不仅危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妇女的身心创伤，更严重的是，它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公共秩序。在当前严厉打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强奸妇女是打击的重点。”
“被告人陈银三、陈胜三……性质是严重的”，“走上犯罪道路，与他们平时不注意思想改造、灵魂肮脏、思想堕落是分不开的。”
在1986年11月18日的庭审中，陈银三一开始就否认指控，称“起诉书说我（犯）奸淫幼女罪，这个我没有”，“在发生那个事的时候，我没有离开学校”，“我根本没有借过自行车”，“我根本没有西服”。随后，他讲述了自己遭毒打、被电击的经历，“4-5天没睡觉，光听见外边有人哭”，对之前的供词，他称都是被迫“编的”。他还提到自己被打时，蘸鼻血写在布条上的“冤”字。
该案辩护律师陈胜指出，陈银三根本没有被害人所说的“西服”。“被害人讲的长相特征也不对。现在被告人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看。”陈胜还问公诉人，“被告人作案时骑的自行车查不清，那被告人是用什么东西到达作案现场的呢？”公诉人没有回答。
1986年12月28日，利津法院一审判决陈银三犯奸淫幼女罪，判有期徒刑7年。陈胜三无罪。摄影 陈龙
但最后，陈银三还是获刑7年。狱中减刑一年半，他实际服刑5年半。这5年半，也不平静。
20岁的陈银三初尝坐牢滋味，很快了解了监狱里的规矩。当时，十七八个犯人同住一室，睡在两边的大通铺上。“在监狱，你只要家庭条件好，送点礼，比如2000块钱，干活都轻。家里穷，送不上钱，你就会被牢头狱霸打。”陈银三说，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被三四个人打一顿。“这就是为啥我后面说不再相信政府。”
进去不久，他被安排做陶瓷工，烧陶瓷管。“那段时间，每天想到被冤枉被逼供这个事，憋了一肚子的气。”经常失眠，导致他脖子上长了肉瘤，住进了监狱医院。1986年7月1日，陈银三第一次写的《交代》材料，是一手标准的庞中华硬笔书法体。在监狱里，他是少有的文化人。
“你写字好，干脆来医院，帮我们出黑板报。”管教说，在监狱，减刑分是从1分到5分。“你住院1分也没有，来医院出黑板报，我每个月给你1个减刑分。”就这样，他又开始在医院学打针输液。这门手艺，让他后来出狱回家后，开过一段时间的诊所。
后面2年多，陈银三又被调到石灰厂烧石灰，负责在办公室记账、写材料。这段时间，他的工作不累，但是挨打依然很多。“不过石灰厂的一个管教人很正直。”他说，这位管教对待犯人很公平，不看送礼不送礼。
入狱后的陈银三没有一天不想着为自己平反。每次探监，在医院工作的妹妹都给陈银三带来纸笔，每两个礼拜，他都要给山东省、东营市政法委、人大、法院、检察院、纪检委10个部门写信，“只能手写，内容我都背下来了，每天晚上干完活，回去我就写一封。那几年写的申诉信，数量在500封往上。”
时间久了，连石灰厂的管教也知道了他被冤枉的事。后来管教告诉他，今年年前一定给你减刑，让你回家。
1986年4·25强奸案地点。陈银三回忆当年4天4夜被刑讯、电击的情景，痛苦地流泪。摄影 陈龙
当年与陈银三同列罪状的弟弟陈胜三，逃出了魔掌。从现存4次审讯笔录里可见，当被要求交代“强奸未遂”罪行时，陈胜三均坚称，“我根本没有到道口（村）去过，别说去加工（面粉）了”，“我不是不说实话，从小没去过道口”。
陈银三也说，当年，他甚至不知道道口村的方位，而且本村有面粉机，没有去道口村磨面的道理。“我佩服我弟弟，他也被打了，也被电棒电击过，但他就是不承认。”但实际上，弟弟受的刑罚不如他重，而且弟弟年龄小，那些人也不敢下狠手。“只要是电击人体，没有人能过得去。”弟弟陈胜三后来读了中专，再后来在济南一个企业当经理，7个兄弟姐妹中，他算是过得最好的一个。
2019年11月，陈银三决心再次申诉，通过弟弟陈胜三找到了盈科律所济南分所律师侯志远。几个月后，他看到了400页的案卷。
对他来说，那是一本沉重的“史书”。“律师让我仔细看。哎呀，那个，看一遍就揭一遍伤疤。我一边看一边流泪，仿佛又回到刑讯逼供那个时候。”只要提起刑讯逼供，陈银三就眼眸湿红。当年最绝望的时候，是他知道弟弟也被牵扯进来。“那时我弟弟只有16岁。我想，要是因为我，把我弟弟也弄进来，这个家不就完了吗？我想死的心都有了。”这更加速了他招供的心理。
陈银三说，因为自己入狱，一家9口人几近“家破人亡”：父亲去世，哥哥分家，姐姐出嫁，弟弟妹妹还要上学。母亲则一边种地，一边到处为他申诉喊冤。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当年，父亲陈清香患有肺气肿、哮喘、心脏病，开庭时，哥哥骑车带他去法院，背他进去。宣判后，父亲在旁听席上喊：“孩子，想着上诉啊！”陈清香军人出身，脾气不好，回到家后，每天坐在床上唉声叹气。后来，他又肝脏肿大，做B超，显示肝脏下坠至肋下9公分。后来，哥哥背着他去探过一次监，“平时说很想念，见了面也没说啥，光哭”。妹妹说，父亲最后是吐血死的。陈银三后来听说，父亲临终前反复对家人念叨两件事，“他出来后，你们都要帮他过日子，你们一定要帮他申诉。”
母亲陈兰芬更艰难。服刑的5年半里，陈兰芬拿着律师陈胜为她写的《申诉书》，频繁前往东营、济南的政府、司法和纪检部门申诉，请求审判监督，提审儿子并改判无罪。有一次，她前往淄博湖田监狱看儿子，因为不识字迷了路，她只带了来回车钱，正彷徨无措，一个住店的好心人给她买了碗面条，帮她付了旅馆住宿费，第二天又把她送上车。这件事，她念叨了30多年。
此案牵涉的人员众多。当年事发后，正在准备高考的全班师生都感到“很意外”。与陈银三关系近的所有同学几乎都被公安叫来问询，以了解其衣着、学习、身体等各方面情况。例如，同桌石贵告诉记者，陈银三是个“腼腆”的学生，“手软乎乎的”，“像女人一样”；同学李堃证明，陈银三学习用功，习惯晚睡早起。
多位当年的师生为陈银三作证。图为同学郭立宝证明，案发当晚6点半，陈银三在教室。摄影 陈龙
1988年6月，多位师生为陈银三集体作了一次证。张义树手写《证明》，讲到案发前5天的4月20日，陈银三去学校找他，二人为纪念友谊，去照相馆拍了合照。他表示，陈银三“头发略长”，“没长胡须，胡须绒毛也仅细看才看得出，鼻梁不算高”，“手质细腻，根本不粗糙”……《证明》下方贴着那张合照，可明显看出，陈银三是长发。这些外貌特征，都与被害人马月琴的描述大不相同。
对当天傍晚放学“下雨”的关联情景，同学郭立宝、石贵、季新昌和班主任王荣昌都证明，傍晚5点至7点间，陈银三就在学校，不具备作案时间。这几位同学、老师如今虽然记忆模糊，但2019年，他们又在1988年手写的材料上补写了两句话：“以上证明属实，如需要我可出庭作证”。
2020年，此案再次申诉的代理律师侯志远测算实地距离，他说，案发点距离利津四中16.2公里，陈银三如果实施犯罪，骑行回校应在晚上8点半左右到达，而不可能是其口供中所称的“晚7点45分”。
同学张义树证明陈银三（图左）当时的体貌特征。
案发前5天，二人合影，也显示陈银三（图左）长发、无胡子。受访者供图
谈论陈银三案，不得不提当时的“严打”运动。1983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83严打”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流氓罪”和“强奸罪”的泛滥。
此后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全国每年都组织“严打”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基层公安系统则奉行“命案必破”的原则。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担任胜利油田中级法院告审庭庭长的杨立业，回忆起陈银三案的背景时总结道，“那是政治运动，当时中国的法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现在好多了。”他记得，“严打”时的盗窃案，数额超过3万，就判死刑。“我记得很清楚，东营黄河岸边一个村子发生的案子，按照当时的法律政策，这个村子应该枪毙7个人，结果东营市出面，只枪毙了2个。那个时候的确非常严。”
杨立业回忆，“我和律师当时共同的意见，就是这个案子搞错了，是个错案。”时任东营市人大法制委主任的潘伟忠，当年曾解决过大量上访申诉问题，他说，“我们当时普遍都有这么个感觉，就是（这个案子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但是，他们只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环，各司其职，没能对陈银三案起到决定性的改变作用。
其间，法律人也曾做过努力。后来升任东营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的律师陈胜，对陈银三案一直耿耿于怀。陈银三服刑期间，他为陈银三不识字的母亲陈兰芬写了笔迹认真的《申诉书》，还指出陈银三不具备作案时间、外貌特征与案犯不符、遭到刑讯逼供等问题，让陈兰芬到东营、济南各部门申诉。
2000年，已升任东营市副市长的陈胜写信给人大常委会，称陈银三案的判决结果“让人放心不下”
2000年该案终审败诉后，已经是副市长的陈胜以个人名义，向东营市人大常委会写过一封信。“终审判决与一审判决一样，并已交付执行。但确实让人不放心，其原因就是定案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合理排除。”他提出，被害人后来修改的陈述无法作为定案依据，应予排除，反而案发第二天的陈述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
陈胜认为，既然被害人自称和案犯在一起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有一个小时左右”，“印象很深”，而且“有一个搭话、骗取被害人信任，直到施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害人既能多次从案犯的正面了解其面貌特征，还在搭自行车时从案犯的背面了解其特征。而在从容不迫时得出的印象在受强烈刺激后，只会加深不会减弱，这是必然的。”因此，他认为，被害人后来修改的外貌描述仅建立在“像”的基础上，“这就叫人担心”。
八十年代末担任东营法院告审庭庭长的杨立业，讲述当年的“错案”。摄影 陈龙
最后，陈胜写道，“作为辩护人，我的职责已经完成了，但是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我的追求是积极配合审判机关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以‘准’为中心，做到不枉不纵。”
2000年生了老三之后，再审又维持原判，陈银三又去法院申诉，一个副院长不耐烦，对他说，“刘少奇不冤？贺龙不冤？回去好好过日子吧。”陈银三觉得，“哎哟，完蛋了。”此后，他给省市各部门写信申诉的频率没以前那么高了。除了忙于劳作，挣钱养孩子，他开始看清一个事实，“只要东营市法院当年处理此案的两位领导还在任，我的案子就翻不了。”
他在等待。“这些年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在手机百度上搜他们的新闻，等待他们退休的那一天。”2019年，他终于得知这两位领导退休了，又打电话确认。他决定，在自己即将迈入老年的时候，再次发起申诉。
2019年，盈科律所济南分所律师侯志远接过陈胜的棒。侯志远说，本案认定陈银三（又名陈银山）犯罪的主要依据是陈银三的有罪供述和被害人的陈述，却缺乏能够认定陈银三作案的客观证据，“陈银三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自行车的来源不能确认，作案细节完全无法印证，作案人被害人穿着差距巨大，陈银三被非法拘禁于派出所4天4夜，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陈银三去找东营检察院新的检察官，“我说这是很明显的冤案。他说，那只是你认为。”陈银三心想，尽管张新德、李胜昌已退休，但是系统关系盘根错节，要让下属纠正老领导的“错误”，并非易事。
“这几年我精力越来越不行了。”但这几年，他也看到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的新闻，陈银三充满信心，决定往前走，“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会放弃这件事。”
当年就读的利津四中，现在是一所小学。案发后，十多位师生被讯问，多人为陈银三作证。摄影 陈龙
但检察官并不积极，声称自己此前没做过申诉，还称“这个案子没问题呀”。侯志远说，“他也在这里干了十多年，跟老领导同事多年。正处级干部退下来，后来的检察官还是不敢轻易启动复查程序。我感觉我们的申诉要被他驳回了。”
面对检察官的消极态度，陈银三他们向东营市检察院检察长、政法委、人大、市长、市委书记写了许多监督申请书。今年6月，东营市检察院终于受理了陈银三的申诉，启动立案复查，但将回复期限延长了三个月。
陈银三也给检察官写了多封信。“他为了表达自己的期望，坚持手写。”侯志远说，十八大以来，聂树斌、呼格吉勒图、陈满案等案例表明，平反冤假错案有了成熟的条件。前不久得到平反的江西张玉环案中，被害人和家属自己的喊冤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阅卷开始，一些部门不受理我们的申请，我们就拿出相关法条，逼着他们受理。”侯志远说，“我们就要不顾一切地写材料。也不能光指望律师。只有不断‘喊冤’反映，让司法系统感受到当事人和律师的意志、决心，他们才会重视，司法程序才会被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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