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5 19:04:43来源：法律常识
原文作者 | 洛丽·安德鲁斯 等
整合 | 罗东
这段时间，两款分别叫“原谅宝”和“一键脱衣”
（ DeepNude）
的app再度遭致舆论讨伐。它们实际上之前都被抵制过一波。目前“原谅宝”在一些app商店悄然上线，“一键脱衣”虽被迫下线，网上却流传着开源版本。
这到底是两款什么样的app？
“原谅宝”将色情网站上的公开视频和图片与查询者上传的照片相匹配，判断照片上的人是否从事过色情行业，且不说一个行业是否合理、一个人是否有权与过去告别，单说所依据的数据库，有多少其实是来自泛滥的偷拍产业？而“一键脱衣”将穿戴衣服的照片转成裸照，且只针对女性。原照片显露皮肤越多、裸照越逼真。
你可能会诧异，如此侵犯隐私权的app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出现，而同时，有的侵犯更普遍、更悄无声息。它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日常的网络购物、搜索和定位里。
英国Channel 4与美国NetFlix公司出品的《黑镜·第三季》（2016）构想了一个计算、排位个人评分的世界。分数决定了他们能够过上怎样的生活。
网络隐私权，一个老掉牙的、仿佛无话可说的话题。2003年4月，许多人的互联网生活刚兴起不久，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网络与隐私》的书，作者梅绍祖在序言里直呼“刻不容缓的隐私权”，如今16年过去了，对网络隐私权的侵害行为是顽固的，从被关注起就一直存在，很难说什么时候变好或更坏过。国内外皆是如此。而甚者，还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并不重视隐私权。
很少有一种抵制，能像抵制网络隐私侵害这样苍白无力。一方面，说再多好像也是枉然，而另一方面有的倡导粗暴处置社交网络运营公司的民粹式说法同样令人警惕。没有人能离开互联网。那么，我们能怎么办？
围绕“互联网隐私权”的研究并不少，然而就连作者也被逼近绝望的边缘。
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些书的“序言”“结语”
（如果由他人代序，版本信息介绍里有说明）
，相比于力求中立的分析部分，在那里作者往往会透露出更私人的情绪和态度。我们将看到，他们虽然较早体会互联网信息的不安全性，一度拒绝网购，然而不得不失败；于是接受网络，只是不放弃质疑数据被以国家安全和交易方便等名义滥用；到头来，即便深感无奈，他们也还是在说服自己不要相信宿命论，要始终警惕。
曾经一度拒绝网购，最终失败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洛丽·安德鲁斯 著，李贵莲 译，蓝狮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4月版。
多年里，因为了解计算机安全知识
（或者说计算机的不安全性）
，我一直拒绝在网络上购买任何物品。我不从互联网上订购机票，也不从亚马逊上买书。
后来，我的一位研究助手想让我送她一件生日礼物，而这件礼物只能在stupid.com上买到——这是一家专门售卖诸如会飞的闹钟、记录了各种糟糕的宝宝名字的书、拴着绳子的胎儿形状的肥皂以及弗洛伊德拖鞋等奇怪物品的网站。我在那里买了她要的那样东西，然后意识到，尽管我是一名收入体面、受人尊敬的法律专家，但现在，我在数字世界里的形象不过就是一个stupid.com的用户。
今天，与网络隔绝的生活已变得不可能。在拉霍亚，我同捷威
（Gateway ）
公司的创立者泰德·威特
（Ted Waitt）
一起喝了杯咖啡。他坦言，自己反对当人们使用食品杂货连锁店的购物卡时进行的信息搜集。但是即便身为亿万富翁，他也抵抗不了使用这种卡的优惠诱惑。
现在，我的很多偏好都被网上的那个“洛丽·安德鲁斯”
（指作者）
通过各种方式暴露无遗。
从我的Facebook资料到我购书的网站，从我的信用卡购买记录到我搜索招聘岗位的决定，这些事实就像悬浮在空中的石头，随时可能掉下来将我砸伤。有心人一眼就能瞥见我的签售会日程从而找到我，他还可以从免费数据库中知道我不曾公开过的电话号码和我的家庭住址。如果只是购物卡的问题，我选择不去使用就行了，但关键是我根本无法知道——更别说掌控——我的哪些信息可以被他人获得。
想到那些和我结伴在社交网站里翻山越岭的律师、法律系学生及研究助理们，他们的数字形象也在无数次被扭曲和误解着，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质疑运营机构“为了方便之名”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特蕾莎 M·佩顿 西奥多·克莱普尔 著，郑淑红 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1月版。序言作者为霍华德·A·施密特（曾任奥巴马政府网络安全特别助理）。
全球的数据量正在迅速增长，而速度可能达到了每18个月翻一番。计算机科学公司
（Computer Science Corporation，CSC）
发表的最新一份研究报告声称，2020年的数据产生量将会达到2009年时的45倍。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如今“大数据”这个原本深奥的科技词汇正日益在居家和办公场所变得更为主流。
我们采集和利用日益增长的数据源的方式，将对我们的职业和私人生活产生影响。大数据给全球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了大海捞针的能力，即通过分析和整理海量的数据宝库来发现人类分析师个体可能会错过的隐藏模式和相关性。
然而如今，大多数机构还没有真正明白如何设计大数据的应用和分析方法，所以在采集海量数据时只是抱着“万一用得着”的心态，甚至有些公司在收集数据时并没有考虑过数据安全性以及隐私的影响。
由于企业和政府部门收集所有数据并从中获益，于是捕捉数据本身就成了目的。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数据来满足无止境的欲望，然而我们还从未公开探讨哪些个人信息可以被收集以及如何被利用。
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通过法律解决私人数据的使用问题。美国有一些这样的法律，但是即使早在互联网走进公众生活之前，美国国会也没有通过一项更加广泛的法律来限制各类私人数据的收集或者使用。信息收集和挖掘技术已经远远超出政府的能力范围，以致难以深思熟虑地通过一项兼顾商业和隐私保护的法律。正因为如此，商业公司不知道它不可以做什么，而民众也没有得到保护。
放眼全球，太多的民众暴露个人身份信息于盗贼面前。如果我们不处理安全和隐私问题，这些难以置信的好处看起来就没那么显著。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是更好地了解并且取得适当的平衡。
质疑政府机构“为了安全之名”
《赤裸裸的人：大数据，隐私与窥视》，马尔克·杜甘 克里斯托夫·拉贝 著，杜燕 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7月版。序言作者为朱扬勇（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在舒适便利和个人隐私之间进行选择、寻找平衡。问题是我们似乎完全没有准备好，没有足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来帮助我们寻找这种平衡。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个人隐私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侵害，我们不知道个人隐私被侵害到何种程度，也许我们早已经变成一个“赤裸裸的人”，却毫无知觉。
爱德华·斯诺登关于海量监视程序有一个说法：这个程序从来就不是针对恐怖主义，而是为了商业监听、社会控制、外交操纵。这是一个权利的问题。本书作者马尔克·杜甘认同和分享了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间谍活动的世界中，人的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正在逐渐消失。
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采用的方法，是对所有人的资料进行收集，根据可疑性对数据进行提炼分析。显而易见，今后间谍监视活动主要通过这样的科技手段得以实现。马尔克·杜甘批评这样太过于依赖高科技而忽略了线人的情报，而线人的情报却是十分基础和有效的。
由于全民监视已经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似乎成了一个比以往更安全的地方，而实际上，世界的安全性却不容乐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哲学学者格雷瓜尔·沙马龙曾经说过：“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主管宣称通信程序已经挫败了‘几十起恐怖主义活动’；随后，在10月，他修正了自己之前的言论，把挫败的涉及美国领土的恐怖活动数量降到了13起。而最终，他承认美国通过电话通信元数据收集程序，成功抑制的恐怖主义威胁活动只有1起
（也许是2起）
。”
如何发展技术、如何保护隐私、如何界定权益……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前几次的技术变革，我们没有时间慢慢适应大数据的变革。
拒绝“宿命论”，不要绝望
《无处安放的互联网隐私》，茱莉亚·霍维兹 杰拉米·斯科 著，苗淼 译，阅想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
人们很容易产生“隐私已死，何必执着”之类的想法。比如，经常会有人认为：
“对隐私的任何期待都是不合理的。”“你还想怎样？是你自己发布到网上的。”“嘿，这是免费的。你要是不喜欢，那就别用。”
我们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们并没有理会这些宿命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地描述问题；我们认真对待托马斯·爱迪生的名言：“人用手创造了什么，就应该用头脑控制什么。”这是一种对待隐私争论的新方法，它认为隐私是值得保护的，而且应该研究出台有意义的应对政策。
我们通过追踪创建电子隐私信息中心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EPIC）
开始收集相关文章。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主旨任务在于引起公众对新兴的隐私和自由问题的关注。在刚开始的 20年里，我们取得了成功，也经历了一些挫折。电子隐私信息中心将迎来其周年纪念日，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评估已完成的工作和未来的改善空间。
我且举我们中的几个例子：
达尼埃尔·席特伦
（Danielle Citron）
是一位研究性别问题的法学教授。她在讨论人们越来越担心的“色情复仇”时结合了一些隐私文化因素。她的建议很明确：“法律需要再次修正，以打击网络技术对性隐私的破坏性侵犯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史蒂文·阿福特古德
（Steven Aftergood）
是政务公开的倡导者，他在文章中讲述了隐私在确保可问责性中的关键作用。“透明度本身并不能命令或推断特定的隐私或国家安全讨论应该达成什么结果。但公开政府行动的基本事实，才能使隐私讨论成为可能。”公开是对隐私的更大保护。
布鲁斯·施奈尔
（Bruce Schneier）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于公众对隐私权未来的讨论质量。他警告说:“隐私会被恐惧打败，因为恐惧发生在我们的大脑中更原始的部分。隐私也会被便捷打败，因为便捷是真实而直接的，而缺乏隐私产生的危害则是更为抽象和长期的。”但他也仍对理性讨论抱有希望。“我们需要现在考虑这些问题，决定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而不是不假思索地便让这些变化在我们身上发生。”他说道。
不反对技术本身，但也“必须奋起反击”
《数据与监控：信息安全的隐形之战》，布鲁斯·施奈尔 著，李先奇 黎秋玲 译，金城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多年来，我一直在写安全技术如何影响人们，以及人们如何影响安全技术的内容。我观察到信息时代监控的兴起，并且注意到在这个新世界里有许多威胁和不安全因素。我习惯于思考安全问题，并通过安全问题的视角思考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我本人不反对技术本身。互联网和信息时代通常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我坚信将会继续产生更大的效益。我甚至不反对监控。让计算机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所带来的好处，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监控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产品和服务，催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它已经成为一种无价的执法工具。它在各个方面帮助着全世界人民，并且会持续下去，直到遥远的未来。
然而，我们还没有充分讨论监控的真正威胁。我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被动地应对悄无声息的监控。我们没有意识到正在做的交易，因为它们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技术发生了变化，而我们也适应了大部分的变化。
很难责怪我们自己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还没来得及评估它们的影响或权衡它们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要生活在一个监控的社会。监控社会就这样出其不意地闯进我们的生活中。
现实本不必是这样的，但我们不得不担责。我们通过重新协商，可以开始与我们产生的数据重新谈判。我们需要应对新技术的主动性。我们需要思考自身希望的技术基础设施是什么样的，想要体现什么样的价值。我们需要平衡数据对社会的价值和它的独特属性。我们需要分析自己的恐惧，并且决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牺牲便利性来保护隐私。我们需要了解越权监控的诸多危害。
我们必须奋起反击。
本文内容经蓝狮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阅想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金城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授权整合自《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隐私规制》《赤裸裸的人》《无处安放的互联网隐私》《数据与监控》等书。本文同时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资海派分别提供的《裸奔的隐私》《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隐私规制》内容帮助。摘编有删节，顺序有调整，标题为编者所取。
整合：罗东
编辑：何安安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