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曲县找债务追讨律师，阳曲县找债务追讨律师电话

时间：2022-12-27 22:46:24来源：法律常识

中国佛教的律宗创立于初唐的道宣（596-667），中兴于北宋的允堪（1005-1061）和元照（1048-1116），再兴于明末的古心如馨（1541-1615）和三昧寂光（1580-1645）。寂光创立了律宗的千华派，后人视其为该派的第一世祖师。他的门下出了见月读体（1601-1679），作为千华派的第二世，读体更是集明末律宗再兴运动的大成，影响遍及南北，奠定此后中国佛教戒律传授和讲习的基础。根据乾隆初年刊印的由千华派第七世、北京法源寺的文海福聚（1686-1765）依本派立场编写的《南山宗统》（有民国时期范成法师等的影印本，下文简称《宗统》）卷五，在作为见月读体法嗣的千华派第三世中，出现过一位“山西千寿震化鉴律师”。这里的“千寿”指千寿寺。在明清时代，山西只有一座千寿寺，位于太原府。据乾隆重修《太原府志》卷四十八“寺观”记载：“千寿寺在北关瓜厂，明万历二十三年僧融盤建，初名净因禅院，为十方海会禅林，晋藩颜曰千寿。国朝顺治十八年，邑人王澄建文殊阁，康熙三十一年重修，四十八年又修。乾隆四年，敕赐藏经一部，计七千余卷。五年，山西巡抚喀尔吉善装潢。二十七年，重修戒坛十五间，建舍利塔九级，级皆有佛，高十三丈。”（《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一册所收影印本，664页）清代晚期以后，这座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关照的寺院渐趋衰落，1960年代初因太原钢铁公司的扩建而被彻底拆除，只在世间留下了一个名字。但是在震化鉴的那个时代，千寿寺却是正当方兴未艾之际，见月读体在南方确立的新戒律学通过他传播到了遥远北方的太原，使千寿寺成为律宗北传的一个中心。

《宗统》卷六记载了震化鉴的法嗣有十人，与千寿寺相关的是“千寿韬光秘律师”和“千寿了空律师”（为原刻本上的墨钉），此二人在千华为第四世，在千寿为第二世。据《宗统》卷七，在韬光秘的法嗣中，与千寿寺相关的有“千寿问山禅律师”。在了空的法嗣中，与千寿寺相关的有“千寿净月灏律师”和“千寿应相戒律师”。这三人于千华算第五世，于千寿算第三世。在了空的法嗣中，还出现了“辽州石佛映宗瑛律师”和“太谷九圣慧隆福律师”，可见至少从千寿第三世开始，千华派在山西的势力更从太原扩大到了辽州（今左权县）和太谷。《宗统》卷八和卷九还著录了一些千寿第四世和第五世律师的名号，其中像应相戒的法嗣徹证修律师，在道光新修《阳曲县志》卷一“沙河北千寿寺”条下还有记载：“乾隆间，方丈僧澈（案：原文如此）证儒释兼通，为朱文正珪、刘文正墉二公所尊礼。”（《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二册所收影印本，157页）但是由于千寿寺的彻底消失，有关这一系律师的生平资料，除了地方志和碑刻里的零星记载之外，我们就只有《宗统》著录的这些名号和世系了。但就是这么一丁点的史料，最近却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帮助我搞清楚了一部稀见佛典刻本的来龙去脉。

《净土要集》的作者署名“谷邑比丘普福”（“福”字下面还有某字上部的残画，可能是“纂”字）

印文是“照辰之印”

这部刻本是我最近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的，书名是《净土要集》（下文简称《要集》），作者署名“谷邑比丘普福”（“福”字下面还有某字上部的残画，可能是“纂”字）。全书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每半页九行，行十八字，版心鱼尾下方刻书名简称《净土集》和叶码。全书共有三十二叶，六十四个半页。书尾还有刊记三行“谷邑比丘照辰刊，板存瓜厂千寿寺，刷印省城蕴辉阁”，但无刊刻时间。“谷邑比丘照辰刊”下面刻一阳文方印，印文是“照辰之印”。刊记里提到的“瓜厂千寿寺”，正是《宗统》记录的同一家千寿寺。所谓“瓜厂”，就是前引乾隆重修《太原府志》里提到的千寿寺所在地“北关瓜厂”。在净土思想的弘扬方面，这部千寿寺刻本《净土要集》其实并无多少高明之处，但是从千寿寺史料的保存方面来看，它却是一份不能忽视的文献。这是因为《宗统》中著录的千寿寺一系的律师，前三世中竟有五人的名字都在这部书中出现了。

我们先来看看书前普福所作的一篇五十一字的短引：

千寿自震祖开辟，及问翁和尚，所刊净戒群书，不一而足。福略经论之要文，集圣贤之成法，虽不能补义天之高，亦可为大海一滴耳。

原书“刊净戒”三字破损严重，是我按照残画和文义补上去的。“刊”、“戒”二字根据残画尚可确认，“净”字从残画和文义上也基本可以推定。短引中提到的“震祖”和“问翁”，立刻让人想到《宗统》著录的千寿寺第一世震化鉴和他的再传弟子第三世问山禅各自名号里的第一字“震”和“问”。“千寿自震祖开辟”这种说法，与震化鉴为律宗千华派在千寿寺第一世的地位也是符合的。从《宗统》的用语习惯来看，“震化鉴”和“问山禅”应该都是像“见月体”一样在法名（比如读体）的下一字（体）前面再冠以字号（见月）。这也就是说，“震化”和“问山”是字号，“某鉴”和“某禅”才是法名。至于他们法名中的上一字为何，现在还不清楚。

也许有人会怀疑说，“震祖”和“问翁”也许只是偶然与《宗统》记录的千寿寺僧人在名号上有部分的重合，不足以确立两者之间严格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怀疑自然是合理的，但是在《要集》随后出现的一篇普福为自己的师父专门写的小传中，这种“偶然”会继续大量涌现，最后多到可以让人彻底打消这种怀疑。这篇小传的全文如下：

千寿本师了翁和尚，晋辽张氏子也。祝发于本州能仁寺，得戒于省北千寿寺。震祖太和尚后以衣卷付之，遂行脚焉。初参龙山柏翁，次参达蒲不翁。继而诣燕京，参柏林妙、独二翁等诸大知识。仍旋于晋，法伯韬翁以方丈托之。师主席后，行般舟二次，放戒十一坛，胁不著席者二十余年，处众绝无偏私，常以念佛诲人，躬绘弥陀尊像、九品往生图等，甚行于世。师初行般舟时，缁白苦泣而止。师曰：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虽筋断骨枯，讵能止吾之行耶。语已不顾而行。但以丛林事冗，致身有疾而索于浴，于浴室中廓然有省。于三日前，别众避席，临行念佛，执幡脚而逝焉。息虽断而顶上犹蒸，验知生西之实矣。化后月余，福梦师身丈余，为人说戒。岂非净戒之真因，而格净土之实果乎。钦惟导师，行位叵测，非余口笔而能尽焉。但以亲见亲闻者，聊举一二，以为净土之真传，继心灯而弗灭。

千寿本师小传

传后还附有了翁示众语一则及其平日诵习的《净业规式》一篇。从《宗统》的名册来看，这位被“震祖太和尚”“以衣卷付之”的了翁和尚，应该就是震化鉴的弟子了空。《宗统》提到了空时，作“了空律师”，本来是有法名的下一字的，只是留有墨钉待填。由此可见，“了空”是他的字号，而不是法名。雍正重修《辽州志》卷七“仙释·国朝”条对了空有简短但却重要的记载：“智[台+十] 字了空，本州人。云游访道，禅般舟六年，顿悟宗旨，工画佛像，精妙绝伦，刊行于世。圆觉太原府千寿寺中。”（《山西府县志辑》第十八册所收影印本，222页）其籍贯和字号，以及云游参访、修般舟三昧（《辽州志》“禅般舟”的“禅”字应有误）、擅画佛像和圆寂（《辽州志》误刻“寂”为“觉”）千寿的事迹，无一不与《净土要集》里的了翁和尚相合，可见了翁和了空就是同一人。再从这个新建立的等式上推下算，可以更加确定“震祖”或“震祖太和尚”就是震化鉴，而“问翁”就是问山禅。不仅如此，我们从《辽州志》中还进一步知道了空的法名是“智[台+十]”，《宗统》上留下墨钉待补的那个字应该就是这个我不认识的上“台”下“十”组合而成的字。

雍正重修《辽州志》卷七“仙释·国朝”条

前文提到过，在了空的法嗣中，有一个“太谷九圣慧隆福律师”。按照《宗统》的用语习惯，这里的“九圣”应该是慧隆福在太谷所住寺院的名字。我认为，这个慧隆福可能就是《净土要集》的作者普福。理由有三。首先，普福称了翁为本师，可见他是了空的弟子，这与慧隆福是一样的。其次，慧隆福的“福”字，与普福法名的下一字相同。第三，普福自称“谷邑比丘”，这也和慧隆福行化太谷（即谷邑）一事相符。刊记提到的《要集》刊印者“谷邑比丘照辰”，也是来自太谷的僧人，现在还不清楚他与了空和普福之间的关系。

此外，雍正修《辽州志》卷四“寺观”记“石佛寺”曰：“在七里店南山上，松涛万株，幽雅绝俗。晋天福年建。雍正十年，和尚祖瑛重修。”这位重修辽州石佛寺的祖瑛和尚，我觉得应该就是了空的另一个弟子“辽州石佛映宗瑛律师”。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映宗瑛法名的上一字是“祖”。

如前所述，震化鉴的法嗣除了空之外，还有一位韬光秘。此人我想应该就是以千寿寺方丈之位托付了空，被普福称为“法伯”的“韬翁”。“法伯”与“法叔”相对，就是师伯的意思，可见韬光秘是了空的师兄，两人先后做过千寿寺的方丈。在《宗统》一书中，韬光秘也是排在了空之前的。民国重印光绪修《辽州志》卷五下，在上引了空传之后还有一篇韬光秘的传：“韬光武乡人，韩氏子。削发黎城县阳道山圣水寺，法名宝璧。后修行州石佛寺，改璧为秘，别号韬光。心通三昧，意诚六如，日与道友脱尘同堂看藏，金佛传戒，礼忏讲经，远方闻风而来者甚众。州牧倏（案：原书此字不太清晰）闻而奇之，亲临而致敬焉。然以其地景虽盛而境则狭，听经者不能广为容纳，遂欲改作一大丛林，四方助工者以万计。相传工竣后，匠皆削发，人以为众仙托迹云。”（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640页）从这篇传记可以知道，韬光秘曾名宝璧，后来改璧为秘，他的法名上一字是“宝”。如果“问翁”就是问山禅的话，由于问山禅是韬光秘的弟子，那么“问翁”与《要集》的作者普福实为辈分相同的法兄弟。在了空去世之后，问山禅应该担任过千寿寺的方丈。

据普福所述，了空在行脚期间，曾经参访过很多当时的大善知识，其中还有四位给出了具体的名字。前两位是“龙山柏翁”和“达蒲不翁”。这里的“龙山”和“达蒲”，应该不是像“震化”“韬光”“了空”“问山”“映宗”“慧隆”那样的带有抽象意义的字号，而是有如“谷邑比丘”一般表示该僧实际出身或行化之地的地名。龙山和达蒲正是山西的地名，前者在孝义县，后者在平遥县。孝义和平遥二县当时又都属于汾州府。至于“柏翁”和“不翁”，则应是如同“震祖”、“了翁”、“韬翁”和“问翁”那样的取其字号中上一字的敬称。我认为，“龙山柏”应该就是当时山西汾阳龙山华严堂的禅师柏山德楷（1629-1702），他是清初山西最著名的禅师之一，《嘉兴藏·续藏》中还收有其语录五卷，题为《山西柏山楷禅师语录》。有意思的是，在《语录》的第五卷中，还收有一篇“太原千寿寺震化鉴和尚”（这也再次证明了《宗统》提到的山西千寿寺就是太原的千寿寺）的像赞：“这个老滑锥，出世人罕见，入水不动波，挥空不用剑。佛来与魔来，一一开方便，放下兔角杖，拈起犀牛扇。拟问更是谁，蓦面飞闪电。”可见德楷也是知道千寿寺和震化鉴的。根据德楷语录前边所附的一篇《行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虽然在宗派上属于禅宗里的曹洞宗，但是他的禅学反而主要是来自南京灵谷寺的临济宗大德尘仙。至于了空所参的“达蒲不翁”是谁，现在还不能确定。在光绪重修《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一“方外录下”的汾州部分，于柏山德楷及其法弟雪岸德睿（编有《龙山志》）的后边有一篇关于“释不传”的小传：“释不传，俗姓胡，永宁人，康熙中募修金容寺，工竣即坐化殿侧。其徒就肉身塑像，远近传播为异。同治中，有宁乡人来游，见像嗤为伪，指剥其膝验焉。指忽肿痛，不数日竟堕一节。”这个人从名字上来说倒可以算是一位“不翁”，而且在时间（康熙中）和地点上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能，但目前还是没有其他过硬的证据证明他就是了空参访的“达蒲不翁”。

另外两位“柏林妙、独二翁”，都是燕京（北京）柏林寺的僧人。“独翁”应该就是普福在书中引用其语录的“独超和尚”，也就是得到康熙、雍正二帝宠信的独超超方禅师（1643-1710）。据雍正撰《独超方禅师塔铭》，康熙四十一年（1702），还是皇子的雍正分府城东，与柏林寺毗邻而居，当时寺里的住持就是独超，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佛法，甚为投契。可惜不到两年，独超就辞归南还，雍正挽留不成。了空参访独超，应该就是在他住持柏林寺的那几年当中。另一位“妙翁”可能就是在《潭柘山岫云寺志》的洞初律师（1666-1728）传中提到的“柏林妙伟和尚”，而这位妙伟和尚应该就是独超禅师的同门妙伟超俊禅师。妙伟超俊和独超超方都是天笠行珍（1624-1694）的弟子，属于禅宗里的临济宗。《五灯全书》卷一〇一还载有妙伟超俊的公案数则，该卷称他为“莱州福庆妙伟俊禅师（天笠珍嗣）”，莱州的“福庆（寺）”可能是他后来所住寺院的名字。

从柏山德楷的卒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独超超方住持柏林寺的年代（也是康熙四十一年前后），再加上了空从北京回山西后住持千寿寺二十余年，以及他的弟子祖瑛重修辽州石佛寺的时间（雍正十年，1732），还有雍正重修《辽州志》的时间（雍正十一年，1733，当时了空已经去世），我们基本上可以推定了空是康熙雍正时人。作为他的弟子，普福应该是雍正乾隆时的人，《净土要集》的编写也在这个时间段。但是从刻本的字体来看，其实际的刊刻时间似乎是在嘉庆和道光时期。由于刊记中“刷印省城蕴辉阁”这几个字的字体与全书明显不同，显然是在后来拿旧版重新刷印时新刻上去的，可见我手中这本的印刷时间就更晚了。

千寿寺刊行的佛典在国内的一些图书馆中还有零星的收藏，也时不时地会出现在旧书拍卖网站和古籍善本拍卖会上。除了我这次买到的《净土要集》之外，已知千寿寺佛典刊本还有《佛说梵网经》（见月读体重录本，山西太原府瓜厂千寿寺重刊；北京大学图书馆，1997年某古书拍卖会，孔夫子旧书网）、《四分戒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山西太原府千寿寺刻）、《沙弥律仪要略》（云栖袾宏辑，嘉兴市图书馆；山西太原府瓜厂千寿寺重刻）、《重治毗尼事义集要》（藕益智旭汇集，孔夫子旧书网）和《念佛镜》（中贸圣佳2017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北京荣宝2018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缥缃·古籍善本专场）。这些书绝大多数都像《净土要集》一样没有刊刻时间，只有《重治毗尼事义集要》是个例外，其上有明确的刊刻时间：“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中旬吉日板存山西太原府北郭外千寿寺。”

我最早是从《念佛镜》一书知道瓜厂千寿寺的。此书有“山西太原府北十方院千寿寺弘法沙门智[台+十]”所作后序，其中提到“吾友弥陀导首溥公法师，恐妙旨沦胥，微言湮塞，命工雕板，化诸有缘”。这里的“北十方院”是千寿寺的别称，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过一本民国时出版的《山西太原千寿律院即北十方院千华戒坛同戒录》，这个书名就是最好的注解。我们已经知道后序的作者“智[台+十]”就是普福的师父了空（了翁）,他是活动于康熙和雍正时期的人，那么这部由他的友人“命工雕板”的书，肯定不会是像拍卖公司所定的那样是什么有“宋刻遗风”或“元版遗风”的明刻本了。《念佛镜》的募化者是比丘普闻，现在还不清楚他跟了空和普福之间的关系。普福在《要集》里还提到袁宏道（1568-1610）的《西方合论》“有藏本、长干、千寿之三刻”（“藏本”应指《嘉兴藏》本，“长干”可能是指长干寺刻本），可见千寿寺还刻过《西方合论》。这些佛典的内容都是集中在净土和戒律两个方面，这与普福在《要集》短引里说的“（千寿）所刊净、戒群书”也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