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6 05:04:46来源：法律常识
“你以为自己能挣1040万吗？”
那是些80来平米的两室一厅，弥漫着淡淡的霉味。
客厅堆满来自全国各地的行李。十多个人，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没有床，熄灯后，身子挨着身子睡在地垫上。
如果不是2012年的夏天第一次走进那样一间屋子，肖双（化名）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将围绕这些屋子及里边的人展开。
过去，他被传销组织“洗脑”而成为其中一员；如今，他是一名致力于对受害者进行“反洗脑”的传销解救师。
“传销怎么会这么有素质呢？”
肖双的微信头像和朋友圈封面是一张电视节目的截图：那是2014年，他在某电视频道进行反传销分享。如今被称为“肖老师”的他，彼时还是志愿者“小肖”。
选用这张图，是为了获取家属的信任。“都上电视了，应该不是骗子吧。”
“信任”二字，在我们的谈话中出现过好几次。 “洗脑”和“反洗脑”的成功，离不开这个。
肖双如今承接家属委托，解救被困的传销人员，他说收入和在外面打工差不多。传销解救师在国内还是一个依然神秘的职业，活跃的从业者仅有四十多人。
把时间往回拉两年。2012年，肖双就读于一所理工院校的自动化专业。他口才好又活跃，在学校的公益组织担任高层，常带着社员天南地北跑活动。
“大学大学，大不了自学。”课业繁重无聊，校外的社团生活又如此丰富，肖双萌生了退学创业的念头。暑假时，高中同桌请他到徐州玩，还给报销车票。盛邀之下，肖同学欣然前往。
火车在徐州停站，与同学一道来接他的，还有两个不认识但很热情的女生。
同学说，他参加了一个网络营销项目，卖一款名为“nobody”的皮包，觉得是个发财的机会，想请肖双帮他参考参考。到了出租屋，项目领导也请他帮同学做决定，“先住下七天，觉得有问题，到时候就带着朋友一起走嘛。”
传销人员的笔记里，密密麻麻写满励志文字，这实际都是上线用来控制新人的罚抄手段。
如今的肖双已经知道，这种“七天考察，不行就走”的套路，是典型的南派传销。
在传销界，北派传销源自东北，操作手法更加粗暴，往往会限制人身自由。而南派则充满人情关怀，全凭洗脑。
早在邀约之前，亲友就会根据你的性格，和经理商量个性化的洗脑计划。
自从了解到肖双做公益的经历，“爱国”、“抵制外货”、“打造民族品牌”就成了经理的口头禅。
这让肖双有了结论，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创业的短平快平台，不仅能赚到钱，还和公益组织有些类似。于是，他交了2900块，正式成为组织的一名“业务员”。
这样的拉人套路，也被肖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变着花样重复使用。
找对象吗？这儿都是女大学生。
找工作吗？我表哥的公司在找人。
穷学生有多少种欲望，就有多少种诱人的广告。凭借着口才与人脉，肖双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拉来了三十多个人。
杨暮（化名）来自云南，来九江和网恋女友见面，结果落入传销陷阱。“他们威胁说我不准走，不然就找我父母的麻烦。”
被拉来的亲朋好友重复着肖双的心路历程。在这个军事化管理的“大学”里，从疑惑走向愉快与信仰，一切只需七天。
一旦住下，熟人和经理就会开始大谈赚钱之道，项目的名头可能不同，但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套路：
“这叫直销，是国家为抵制外货、防止资金外流而设的。既能带动社会经济，还能改变个人命运。”
其中最典型的叫“1040阳光工程”，新人入会缴纳69800元“会费”，之后就要不断发展“业务员”，号称只要干得好，就能最终赚到1040万，走上人生巅峰。
组织成员的笔记和每天安排，充满“家庭”、“爱情”、“梦想”的字样。
当然，在洗脑过程中，谈钱只是最基础的操作。新人并非毫不怀疑组织的性质，但疑惑很快被一一打破。
“国家是正面打击、侧面扶持、暗中支持。”
“媒体的打击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避免行业发展过快。人人都做这个不是乱套了嘛。”
到最后，但凡有新来的人认为这是传销，就会被其他人指责说“你不爱国”。
警方在传销窝点门外排查。
除去严谨的说辞，组织的氛围更是留人的关键。
一个组织两百余人，分住在十余个出租屋里。为防止成员混熟私聊，每隔一段时间便重新安排宿舍。换宿也是在夜里十点后，以防大规模的行动引起邻居怀疑。
一个老人一次只能邀约一个新人，如果同时有两个新人过来，容易“交叉感染”不便洗脑。
而新人一到达寝室，身边就会被信念坚定的老成员围绕 —— 每个人都告诉你这个东西能赚钱，谎言重复了一千遍也就成真了。
在传销窝点的客厅里，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李。
这个“国家扶持”的项目最高级别是老总，往下依次是经理、主任、主管、最后是业务员。成员们互称“老板”，感觉发财近在咫尺。
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当经理。在他们的想象中，那意味着结束砸钱的生活，获得国家提供的保底工资，得到社会认可和家人的肯定。不幸的是，多数传销人士努力一辈子，都只停留在最底层。
其实组织里的生活并不好过。生活成本被严格控制，土豆、白菜、萝卜，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最低可以压到两块钱。
只是在经理梦想的支撑下，很多杂念都放下了。
肖双说，出租屋看上去井井有条，这时人就会出现从众心理，这就是被洗脑的开始。
军事化的管理下，出租屋里井井有条，生活变得“单纯而充实”。
做饭的五点起床，六点半吃饭，吃饭时要讲笑话。接着打牌到九点，然后去串寝，在大课堂听课，或者逛公园。一闲下来就组织打牌，没有思考的时间。
为了获得上级的关注，他们争着去洗碗洗锅煮饭做菜，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今天，你付出了吗？”
肖双因此减轻怀疑，“传销怎么会这么有素质呢？”
“想赚钱只能继续骗下去”
如果把这场经历当做电影回放，肖双可以清楚地记得，传销梦是在哪一帧被戳破的。
那正是他“直销”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年半就拉了三十多人，出色的能力被领导看在眼里。他和手下都盼着他早日“升经理”，带领团队走上巅峰。
听闻合作过的团队因领导被抓而崩盘，他心里一紧。
“虽然不合法，但也不至于违法啊。”他想起种种不太合理的迹象：为什么不能对警察说实话？为什么经理这么神秘？为什么整天东躲西藏？
还有他们的产品，那款“nobody”皮包，只有在会场能看到样品，而且每次展示的还都是同一件，盒子都磨损得不像样了。
为了打消疑虑，他给“合作公司”打了电话，又上网找来律师的电话咨询。尽管前者明确表示并没有他所说的产品，后者也明确告知这就是传销，可肖双仍不愿意相信，万一他是例外呢？
窝点的墙壁上，贴满了女孩子们抄写的“人生鸡汤。”
令他意外的是，谎言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攻自破的。
那天领导把他叫过去，恭喜他成功升经理。这本是期待已久的好事，辛苦拉人为的就这一刻的到来。可领导接着摊了牌，告诉他，这从头到尾都是传销，没有上级给钱，要想赚钱只能继续骗下去。
领导说，他也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心情从天堂掉到地狱，肖双关于未来的设想在那一刻全都崩塌了。他骗了那么多亲朋好友，曾经信誓旦旦地打包票，“我当经理以后，绝不亏待你们的。”
肖双画的五级三节制收入表：上总前肯定得负债，上总后自己的烂摊子都收拾不了，更别说赚钱了。
不能再骗下去了。肖双买了离开的火车票，把实情告诉组织里要好的伙伴，遣散了队伍里的人。没人责备他。
他没回家，而是在曾经就读的大学边租了间房子，一闭关就是两个月。
每天只吃两顿饭，除了放空发呆，便是在反传销QQ群里与人讨论，拿着网上下载的反传销资料一一比对。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但一切都不一样了。同学纷纷毕业就业，他却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他大一时还因为成绩优秀拿了奖学金，如今却只剩下高中学历。
他感到对不起父母。父母那么信任他，连他“退学创业”都同意了。可是这一年多，他非但没赚到钱，还贴进去不少 —— 请新人吃饭，当上寝室长后给手下垫生活费，哪哪都得花钱。
对于被洗脑成功的年轻人，很多时候连家属解救都不管用。秦师傅发现儿子身陷传销后前来寻找，但连续两次行动都没有找到儿子，他失望地走在回酒店的路上。
那两个月时间里，他一直在QQ群给求助家属分享经验。
反传销组织看到后，向他发出了全职志愿者的邀请。2014年，肖双正式加入一个反传销工作室，成为真正的传销解救师。
“反洗脑和洗脑一样，也是靠骗”
解救师的工作主要是排查窝点和“反洗脑”。警方根据来电通常只能定位个大概，比如确定了某个小区，但排查起来人手不足，具体的摸排就得交给解救师。
许多解救师都是像肖双这样，在组织里呆过许久，因此发展出了一套内行的侦查法则。
肖双和同事开车在警方定位的小区内蹲点。
为了不暴露车辆，他们一般都会便衣步行排查窝点。
外出归来，抱着一大堆白菜萝卜的，值得怀疑。学生年纪却在上课时间出现在小区附近，衣着朴素结伴出行的，也值得怀疑。
传销人员一般两三人一起出来，两边是“老人”，夹在中间的是“新人”。营养不足，又缺少户外活动，他们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走过身边，还能闻到衣服晒不干的霉味。
上班时间在楼下不走动也不玩手机的，也得多加留意，很可能是放哨的。
“现在传销组织的反侦查手段越来越厉害了。一但被我们发现窝点，他们就会立即转移到其它地方。”
在门口和阳台上晒的衣服数量，明显超过合理居住人数的房间尤为可疑。
再就是观察屋里的情况。
军事化管理的据点，起睡时间有严格控制。因此，那些早上六点亮灯，晚上十点熄灯的屋子格外值得留心。垃圾箱里的烟头也值得注意，生活成本低，男人都只能抽七块钱以下的便宜香烟，庐山牌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若在白天路过，还能听到里边上课的声音。
肖双的同事站在一间可疑房屋外，听是否有传销人员的讲课声音。
一旦盯准了窝点，端窝点的行动就交给警察。解救师一般不直接露面，而是在行动结束后，跟着求助的家属去给受害者“反洗脑”。否则，受害者就很可能在回家后，又想尽办法逃回传销组织。
某种程度上，反传销用的手法，跟传销如出一辙。按照肖双的说法，“反洗脑和洗脑一样，也是靠骗”。
第一步是取得信任。
“听说你最近在搞一个项目？”见到受害人的时候，肖双的身份会变成“家里某位远方亲戚的朋友的表哥”，到家里拜访，和人唠唠嗑。为避免抵触，他用“生意”、“项目”的字眼代替传销，也不会公开自己的身份。
同“洗脑”一样，“反洗脑”也要对受害人进行全方位的了解：性格，脾气秉性，工作经历，家庭成员，需求等等。
那多是些17到20岁的年轻人，大部分家境不好学历不高，急切地想要出人头地、改变现状。
他感同身受，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描绘项目的光辉前景，控诉家人的不理解。“做的这些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
一个窝点里被传销危害的年轻人。
紧接着，肖双谈起自己的经历，讲内部的生活、闪亮的梦想。“老板”、“上经理”、“上平台”、“上总”等专业术语频繁出现，受害者很快相信他确实是内行。
传销组织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反传销人士是行业失败者，没在传销里赚到钱，反过来说行业不好。
所以对于肖双这样的解救师而言，“升过经理”、“上过总”，成为了他们的杀手锏。因为在受害者的心目中，这就等于完成了他们遥不可及的梦想。
随着他把经理的身份摊开，那些与传销有关的五彩斑斓的泡沫，被戳破了。
今年3月初，他解救了一个名叫宁乐（化名）的女孩。女孩进入传销三年，当上了寝室长，被家人骗回家了好几次，又逃回了组织。
解救行动一周之前，肖双和同事接到了云南男孩宁正（化名）的求助，说他妹妹宁乐，在大年初一那天，在位于江苏的实习企业失联。
求助的几天前，宁正接到了妹妹所谓“报平安”的电话，然后妹妹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肖双将传销的事实告诉女孩，女孩不甘心，她都当上寝室长了，再差一点点就升经理了。
“你能力比我强吗？我一年半就上经理了，我都赚不到钱，你能赚到钱？”
不过，正如“洗脑”可以被“反洗脑”，反传销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任何一点不切实际的赚钱口号，都可能让“经理梦”死灰复燃。
有一次，一位青岛的家属找肖双的团队求助。由于是异地，肖双安排另一位解救师过去，现场反洗脑。
可因为有一名传销同伙在场，不停讲“不要再破坏行业”，姑娘还是相信了组织的判断 —— “反传销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愚民政策，不让没有胆识的人挣大钱。”
传销解救成功后，解救师一般收一万五的费用，包括食宿和车票。这是肖双参加解决行动攒下的火车票。
对于解救师来说，最困难的工作，就是二次“反洗脑”。第一次“反洗脑”还能用远房亲戚的身份包装，一旦失败，第二次就只能以真实身份对人了。
面对受害者对解救师的不理解，肖双也只能好好哄着，打感情牌，希望自己的故事不要在他们身上重复。
可他发现无论劝说了多少人，反传销的委托电话还是时常响起。
刚解救完宁乐，团队又马不停蹄地奔向了宜春，然后是山东，还有广西。
“但我依然希望自己有一天会失业，”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