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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继增

王平将军从普通宣传员干起，直到兵团政委、志愿军政委、大军区政委、总后勤部政委。近70年的戎马生涯里，曾经参与组织指挥了许多有名的战役，创造了有声有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受到毛泽东和军委多次嘉奖。

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

王平原名王惟允，又名王明，1907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镇大湖地村一贫苦家庭。

1926年，鄂东南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岁的王平被推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并成为当地农协负责人。

1930年５月，王平在家人的支持下，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了新的征途。同年9月，王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王平当过宣传队员，还做过文书，因为有文化，常常被战士称之为“师傅”，被视为红军中的“宝贝”。不久，王平被任命为红军2纵队宣传队长，写标语成了宣传队员最基本的功课。他要求每个宣传员每天必须写10条标语，每条标语10个字。泥巴墙、岩壁上，到处写满了标语。红色标语成为当时宣传发动和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

王平参加红军后的首次战斗是岳阳战斗。望着江面上游弋的敌军舰，面对有枪有炮、武器比红军先进得多的敌人，王平与战友们毫不畏惧。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在与敌人奋力拼杀的同时，还不时地鼓动身旁的战友，不忘发挥他宣传员的作用。首次战斗，王平亲手缴获了敌人3支长枪。摆弄着手里的战利品，他激动得一夜也没睡着觉。

以后，王平又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他作战勇猛，又善于在战斗中做政治鼓动工作，1932年冬被任命为红3师流动团政委。自此，他在军中开始担任领导职务，从团政委到师政委、纵队政委、兵团政委、志愿军政委、大军区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为军队的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惧怕红军入川，急忙调集大兵沿长江布防，封锁长江沿岸，同时派他的模范第3旅以9个团的兵力，迅速向中央红军集结的土城进攻。在赤水城以东，红1军团遭到川军堵截，由于敌人投入了多于红军几十倍的兵力，中央决定：迅速折回赤水，二进遵义。朱德总司令命令王平率红11团先行攻打遵义城。

◆王平

部队来到城外，王平与3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边察看着地形，一边指挥着侦察排迅速向城墙边靠拢。城里的守敌此时也发现了红军，机枪朝红军方向不停地狂扫。正在指挥部队前进的邓萍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了，只剩下王平独自指挥部队。他满腔悲愤，组织部队立即攻打遵义城，为战友报仇雪恨。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守城的敌军弃城溃逃，红军迅速占领了遵义城。

没有休息，王平率部队乘胜追击溃逃的敌军。追击途中，遇上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王平果断下令部队采用防御战术，牵制住这股敌人，把他们引到离遵义10公里处，待红军大部队来围而歼之。

于是，在遵义城西南的一个制高点——老鸦山上，红11团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士气，王平亲临最前线指挥战斗，亲自作宣传鼓动。他要求战士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决不能让敌人踏进遵义城半步，要打好这一仗，确保城内中央机关的安全，为中央领导转移争取宝贵时间。突然，一颗子弹“呼”地一声从王平后脑擦过，削掉了他后脑勺上的一块头皮，鲜血直流。4小时后，敌人终于被击溃了，向乌江边逃窜，王平率部一路追击。

1935年3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赶到贵阳亲自督战。3月底，红军一路闯过遵义和仁怀之间的封锁线，渡过了乌江，迅速赶到贵阳东北地域。红军拿出了佯装打贵阳的架势。“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沿路都是。这可吓坏了蒋介石，他立即电令滇军前来贵阳保驾。然而，此时红军大部队却早已穿过滇黔公路，直下云南去了。作为前锋部队，王平率领红11团以一天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向马场疾行。到长顺后没等歇口气，就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电报，要王平率部迅速赶到北盘江白层渡口，控制好渡口船只，确保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渡江。长顺离北盘约90公里路，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对王平和整个部队来说，无疑又是一次艰难的考验。经过长途跋涉后又没有休息的红11团已经很疲劳了，但上级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红11团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北盘江渡口。王平和战士们一起脱掉衣服，把枪顶在头上向江对岸徒涉。登岸后，正往山上爬，突然发现敌人正从山背面往山上爬。王平率领战士们迅速奔跑，到达山顶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被打得连滚带爬往山下逃窜。夜11时，部队迅速控制了渡口。这时中央大部队也赶到，顺利坐船渡过了江，并一举攻下了江对面的贞丰县城。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主力都撤离过河后，团政委王平发现还有几百人在班佑河对岸，没有过来，他毫不迟疑地带领一个营，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去援助他们过河。此时的他，饥饿难忍，有气无力，疲惫得抬不动腿，还得忍受痔疮的折磨，他用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自己。河坡上战友们一个个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他强忍悲痛，逐一仔细察看，结果只有一个小红军尚有气息，其余全部牺牲了！王平抱着小红军回返，小红军却中途断了气——几十年后，王平对记者谈起此事，仍“老泪纵横，哽咽不已”——他当时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深情地说：“他们带走的是伤痛和饥饿，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长征途中，战士们有时甚至连草根都吃不上，因为草根已经被先前经过的部队吃光了。在那艰苦的条件下，能分得一小碗稀饭都成了一种奢望。但是王平却经常将自己的那一份让给身体更瘦弱的战士。长征结束时，许多士兵含着泪花对他说：“首长同士兵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这官兵之情是用鲜血凝聚的啊！”

王平勇猛善战，胆识超人，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和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等战斗中，他领导的先锋团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深受毛泽东喜爱的“王大个子”

在整个长征中，他并不叫王平。“王平”是毛泽东在延安给他改的名。

他参军时叫王惟允，由于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连队点名时，都把“王惟允”念成“王翁翁”。不知是真的念不准音，还是不认识后两个字，反正每次喊“王翁翁”时，王平就知道喊自己，大家也知道喊王平，忍俊不禁，有时甚至哄堂大笑。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改个好念的名字。王平想红军识字都不多，名字不能太复杂，简单的好记又好认，于是便将拗口的“王惟允”改名叫“王明”。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机关进驻保安。1936年6月，王平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时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毛泽东找他和贺晋年（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谈话，说中央军委已决定将红15军团第81师扩编为第27军，拟任命他们为军长和政委，并交代了该军的任务。毛泽东见王平欲言又止，就问他：“有什么困难吗？”王平见主席问自己，就站起来说：“主席，我要改名字。”毛主席听后既风趣又幽默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见毛主席这么开玩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这样，别人老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求改名！”“那好吧，叫王平怎么样？”“行！行！”毛泽东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道：“任命贺晋年为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治委员。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从此，“王明”正式改名为“王平”。王平后来在《王平回忆录》这本书中说：“毛主席的亲笔命令，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在冀东过唐河时，突然遇河水陡涨，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

毛泽东十分了解王平，他作战勇猛，善打硬仗，执行命令从不讲条件。有一次就是王平的及时掩护，才使毛泽东脱离了危险。

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后，中央红军到了河西，以红1军团一部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装逼近长江的样子，把敌军调到赤水河西来。一天急行军时，王平率领红3军团11团想抄近路，但是路走错了，翻过山遇上军委直属队的队伍。这样一插，军委直属队被截断，走不动了。毛泽东拄着拐棍上来问：“这是哪个队伍？”王平赶忙上前报告。毛泽东一见是王平，把拐棍一摔，惊喜地说：“王大个子，你们来得正好，先停住，不要走，我给你们一个任务。据侦察员报告，山沟那边有敌人一个师，马上要侧击中央纵队，我正愁无兵可用，你们立即过去警戒，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红5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是！”王平向毛泽东庄重地敬了个礼，转身正准备走开。“等一下！”毛泽东赶忙叫住王平，补充道，“你们先去执行任务，我负责通知老彭（彭德怀）。”事不宜迟，红11团立即赶到指定地点，刚爬上山顶，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黑压压的敌人就上来了。这是事关党中央安全的艰巨任务，全团指战员拼命抗击，直打到第二天，红5军团才上来接应。王平移交了阵地后，又去追赶红3军团大部队。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驻在甘肃正宁县的红2师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命令红27军去正宁接守防务。从红27军驻地陕西富县到正宁，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走3天，沿途只能买粮吃，而当时全军经费紧缺，一共只有100元，又无粮食可带，怎么行动呢？

红27军政委王平和军长贺晋年给中央发电报，请求拨款。中央回电：财政困难，没有钱。为了部队行动，情急之下，王平只好给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打电话，请求给红27军3000元，没有3000元给2000元也行，最低也得1000元。

毛泽东在电话里说：“我一块钱也没有呀！”“那……怎么办呢？”王平问。毛泽东回答说：“你就动脑筋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出来就两个人想，两个人想不出来就三个人想。还想不出来就睡觉，睡起来以后再想。”

毛泽东有令，王平只好皱眉蹙脸，苦苦思索想点子，最后还真想出了一招。

红27军驻地附近有个联保主任，是个大财主，他家有个土围子，里面囤积了很多粮食。当地的老百姓甚至驻军都向他买粮吃。他有个规定：要买粮先交钱，还不能进土围子，只能在吊桥上交接，谁要硬闯就开枪。

这一天，王平派一位给养员去向这个联保主任买粮。给养员从吊桥上往土围子里走时，土围子里的联保主任竟鸣枪警告。这下被王平抓住了把柄，他严肃地正告这个联保主任：“我们是抗日军队，你开枪打我们就是汉奸行为，该当何罪！”

接着，王平和贺晋年又去质问富县的县长：“红军买粮为抗日，这个联保主任竟开枪打我们，你这个县长管不管？”县长见军长、政委亲自找上门来问罪，吓得直哆嗦，连忙说：“这是他的不对，请二位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富县县长立即派人把联保主任叫来。贺晋年和王平便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贺晋年怒气冲冲地训斥联保主任破坏抗日，说到愤怒处还抡起胳膊要打他的耳光。县长急忙出来打圆场：“军长息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王平便说：“这事本应严办，我想这位联保主任大概也不想当汉奸吧。所以可以考虑从宽处理。”那时抗日统一战线叫得很响，谁也不敢担当“汉奸”名声。

县长忙问联保主任：“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联保主任连连点头：“认罚，认罚！”

最后，由县长作保，罚了联保主任500担粮食，5000块钱。三方签字后，联保主任如数交出了粮和钱。

◆1958年10月29日，毛泽东、朱德接见从朝鲜凯旋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右一）、政委王平（右三）。

王平高兴地给毛泽东打电话报喜：“主席，根据您的指示，办法我们想出来了！”

“噢，什么办法呀？”

王平随即将整个经过向毛泽东汇报了一遍。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不过，钱你们不能全拿走。你原来不是说有1000元也行嘛，剩下的4000元给中央送来吧。说实在的，我这里也没有钱用啊。至于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的也全给中央，我派人来接收，好不好？”

王平一听急了，说：“主席，我们只留1000元不够用啊！”

毛泽东大方地说：“好，那你们就留2000元吧！”就这样，王平把筹到的3000块钱和一部分粮食交给了党中央。王平机智灵活，审时度势地筹粮弄款，不仅满足了自己部队的急需，同时也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对人说，还是王平有办法。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能手

王平将军读书时间不长，学历不高，但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积累了较多的文化知识。那时农村里的读书人寥寥无几，在部队里算得上文化人的也不多。相比之下，王平在部队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他刚入伍，就在部队里负责宣传、文书等工作。由于他宣传鼓动有力，文笔流畅，加上尽职尽责，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很快受到领导的赏识。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都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司令员率晋察冀军区进入华北，王平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指挥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他在晋西和晋中放手发动群众，配合正面战场，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担负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动员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学生宣传抗日，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培养发展党员，很快打开了局面。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支持，敌后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把群众游击队叫抗日义勇军，仅一个多月，他工作范围内各县的“义勇军”就发展到了四千人以上，很快在各地掀起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保家卫国保家乡，儿男英勇上前方”的热潮，在华北敌后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王平能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运用自如，如同顺水飞舟，平川驰马。王平还不失时机开展运动战，积极创造和指导运用地雷战、地道战。日伪军在华北四处碰壁，头破血流，对华北的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十分恐惧，如同惊弓之鸟。许多日本兵气急败坏地叫嚷：“不要轻看土八路！”许多日伪军的高级将领也大呼：“要重新认识华北！”后来，毛泽东称赞王平开展的战法说：“华北的游击战搞得好，如同麻雀满天飞。”

◆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右）和政委王平在朝鲜。

王平在冀中和冀西还大力抓了部队的整训工作，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编制、制度和作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他集中培训政工干部，大力发展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建立了比较配套的部队政治工作制度，对零散的杂色武装进行争取、整编和改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他开展的整套政治思想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聂荣臻司令员专门致电，称赞道：“你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解放战争时期，王平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兼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绥远、晋北、清风店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和平解放了大同。王平同志积极宣传保卫和平民主和胜利果实，动员群众参军入伍，并做好入伍教育和新战士家庭救济、优抚和代耕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王平还组织了部队的整训和巩固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此外，他还充分认识到土改工作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性，积极组建土改工作队，带领土改工作队深入乡镇，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和宣传土地政策，镇压地主恶霸，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土改运动解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入伍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1953年５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杨勇一起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金城反击战。1957年，他第二次入朝，先后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组织志愿军部队撤离朝鲜回国。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共产党人的操守与忠诚

有人曾经写诗赞曰：一生戎马皆刚烈，最是“文革”见英豪。说的是王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身正气，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以刚烈的性格和独有的睿智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斗争，保持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操守与忠诚。

“文革”风起，南京军事学院分成两派：一派为“红司”，一派为“革联”，两派争斗该院政委王平。1967 年4月，王平于南京总医院做胃、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手术未拆线，即被造反派拉出批斗。一次，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召开批斗大会，造反派勒令王平到场。“虎死雄威在”的将军躺行军床、戴氧气罩出现在主席台上。在长达四小时的批斗中，倔强的将军始终以冷眼相对。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调整后的武汉军区是：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上任前，叶剑英和王平谈话时特意交待：“武汉军区很复杂。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王平郑重地表示，一定确保军队不会倒向“文革派”一边！那时，虽有“军队要稳定”的说法，但军队却仍然和地方一样处于运动的洪流之中。作为大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王平既要抓好部队的战备训练，又要在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周旋。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王平办事极有主见，以一个政治家的睿智与成熟巧妙地抵制了江青等人对军队的干扰破坏。

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党内的大儒”，露骨地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江青到处煽风点火，将黑手伸向军队，还在武汉军区第20军直属防化连亲自试点，总结所谓“学习经验”，推向全国。那时江青以“旗手”自居，红极一时，人人趋之若鹜。而王平对眼皮底下的这个很容易“顺杆爬”的机会，却置之不理。某日，王平政委驱车至20军视察，经防化连驻地，军领导指着营房说，这就是防化连。王平闭目佯装未闻，吉普车呼啸而过。次日出车，又经防化连，陪同者提醒说，是否到防化连看看，将军淡淡一笑，无动于衷。又一日，将军车三过防化连，秘书附耳小声说，这是江青同志抓的点，不下车看看恐怕不妥，将军依然不发一言，车又过之。事后，有人状告王平，“三过防化连而不入，与江青唱对台戏。”王平听说后耸耸肩：“小题大作，不予理睬！”

◆周恩来向朝鲜归来的王平敬酒。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的噩耗传来，王平上将心痛欲裂。为了悼念周总理，军区礼堂设置了灵堂，几十万官兵一律带上黑纱为总理志哀。此时北京紧急文件到了武汉，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不准这，不准那，条条清规，层层戒律。王平看过文件后又气又火，和司令员杨得志商量，两个人达成一致的意见：文件精神内部掌握，不下传。灵堂照设，黑纱照戴，悼念活动照搞。只是两位一把手暗自约定，凡公开场合，决不露面。这样，即使上面真有人发难，也抓不到军区的把柄。直到北京周总理追悼会开过之后，有人请示王平：“黑纱戴到什么时候？要不要限定个日子统一摘掉？”将军的答复是：“愿意戴到什么时候就戴到什么时候。”

◆毛泽东与王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国各省、各军区都发唁电，按习惯对江青表示了慰问。武汉军区发的唁电却只字未提江青。报纸发表后，各大军区唯有武汉军区未提江青名。有人建议再给江青补发一电，王平则说：“不提江好。不提，江青还高兴。说明她是党中央领导人，把她放在家属位置也许还不高兴呢。”

江青那时忙于抢班夺权，无暇顾及这些“细节”，所以没有追究。倘若她的阴谋得逞，回头追究起来，武汉军区及王平他们可要倒大霉了。王平的一系列做法，在那个乱云飞渡的特殊时代可谓险象环生！当时没人敢这样做，而王平做起来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不露声色，显示了作为一个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果敢与成熟。王平因而被称为“军队政治家”。

王平生前不顾年事已高，曾两次偕夫人及子女回到家乡湖北阳新县，祭奠革命先烈，看望父老乡亲，了解工农业生产情况，帮助谋划发展蓝图。他题词要求“发展老区教育事业，帮助老区脱贫致富”，多次为受灾群众和希望工程捐款捐物，为家乡的建设项目争取多方支持，时时处处表现了关爱桑梓的赤子情怀。

1998年2月8日，王平将军在北京逝世，走完他91年的传奇人生。家乡人民纷纷以最隆重的民间方式，沉痛悼念这位从老区走出的开国将军。他关心和赞助过的东源中学改名为“王平将军希望学校”。鄂东南的青山绿水中徜徉着一颗眷恋家乡的赤子之心，共和国史册上镌刻着一位我军杰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不朽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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