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07:56:06来源：法律常识
民警万飞陪伴家暴命案中被害人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和过去39年一样，60岁的王永芬还是没能招架住丈夫突如其来的拳头。
王永芬被打瘫在地，呼吸困难。
暴力是从婚后的第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挨打之后，此后的39年里，丈夫的拳头再没有停止过，怀孕期间也未能幸免。
屋子没打扫干净，饭菜没及时准备以及过多的唠叨都能成为暴力的来源。到婚姻的第39个年头，王永芬身上到处可见因殴打产生的疤痕，它们留在了王永芬的额头上、眉骨上、脸颊上和手腕上……
这次，王永芬选择了报警。不到1小时，她的报警信息就出现在了万飞的微信弹窗里。
作为湖北省监利县反家暴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的负责人，近三年时间里，万飞接触了超过1300例涉家暴的家庭纠纷案。他探索出了“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反家暴工作联动模式，把反家暴工作中的主要责任主体链接起来，合力解决家暴受害者问题。
2016年11月，全国妇联所做的《中国家暴现状》数据显示，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24.7%遭遇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殴打。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在万飞看来，有法可依确实对家暴的发生起到了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观念，家暴仍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家务事，甚至包括受害者在内，大部分人对家暴的零容忍度尚未建立。反家暴作为一项长期工程，道阻且长。
“过去的反家暴更像是关在家门里的事情”
万飞的微信头像极容易辨认：天蓝色的圆形背景上飘浮着一朵白云，白云下方附字“监利蓝天下”。2014年，他在监利县发起“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由县妇联主管，并以此为会标。
与其他公益组织领头人不同的是，今年53岁的万飞，是一名警察。
不到一米七的个头，黑发里可见星点白发。学法律出身的万飞，1989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湖北省监利县公安局工作，成为监利县的首批法制民警。
早上8点上班，但不到6点，身穿POLO衫和黑色西裤的万飞就会出现在监利县公安局。上班前的两个小时都被万飞用来处理与“反家暴”相关的工作。为了留出更多时间用在反家暴上，他在去年辞去了法制大队队长的职务，作为民警仍在法制大队任职。
2014年秋季，全国接连发生多起女大学生遇害、失联案件，这些案件引起了时任监利县法制大队队长万飞的注意。万飞组织公安局同事在全县中小学校开展了多场以“妇女儿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讲座。
因不满足于只做“低效”公益，2014年，万飞提出了创建“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的构想。监利县妇联副主席罗雳回忆，在当时，“蓝天下”计划以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为主，这与县妇联的取向不谋而合。“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妇联起到的主要是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职能方面是很弱的。妇联如想要延伸手臂，这需要更多的组织和职能部门的配合。”
2015年3月，“蓝天下妇女儿童保护协会”在当地民政局注册成立，业务内容包括反家暴、孤儿陪伴、留守儿童关爱和心理援助等公益活动。
但接到的第一起涉家暴求助案就让万飞犯了难。顶着红肿嘴唇的家暴受害者找到万飞，要求帮她结束为期7天的婚姻。但这桩未经民政局登记的婚姻让万飞束手无策，由于家暴案发生在异地，万飞也缺少相应的管辖权。
“民警接到家暴警情案件，警察的职责是制止家庭暴力，进行调查取证，并给出处置措施”，但万飞发现，“受害者的关注点包含更多方面，他（她）需要摆脱家暴、需要离婚、需要情绪发泄……受害者的需求太复杂，一个机构解决不了”。
万飞告诉记者，在缺乏支持系统的情况下，许多孤立无援的家暴受害者都会采取自杀或者以暴制暴的极端措施。
遭受39年家暴的王永芬让万飞印象深刻。“蓝天下”的心理咨询师找到老人时，因丈夫拒不承认家暴行为，警方一时无法处理，心情抑郁的老人一气之下买了3瓶农药想自杀，最终被邻居劝下。
这不是王永芬第一次采取极端行为，过去39年，因愤恨，恐惧，又苦于无人支持，对抗暴力的方式，王永芬想到的是自杀。
11年前遭遇一次严重的家暴后，她找来木梯，想要自缢，绳子刚挂上次卧天花板的铁钩，大儿子闻讯赶来，救下了她。她还不死心，为了不让儿子再跟随，她借口上厕所，打算一头扎进旱厕里那个四四方方的口子。扶着墙壁慢慢走向厕所的时候，姐姐闯了进来，把她拉住。
王永芬在卧室里。新京报记者魏芙蓉 摄
监利县妇联副主席罗雳介绍，此前县妇联应对家暴案件的思路，主要以家庭纠纷调解为主。当出现刑事案件时，会通过报警解决。罗雳说，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缺少部门之间的互动，也没有沟通和联系的桥梁，应对家暴问题也缺少更明朗的决策。“过去的反家暴更像是关在家门里的事情，妇联收不到家暴信息，没法第一时间去处理”。
2016年11月，全国妇联所做的《中国家暴现状》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有15.7万妇女自杀，其中60%因为家庭暴力导致。而在监利县，按照万飞提供的数据，2011年到2018年，因家暴引发的命案占全县命案的29%。
多部门联动的家暴应对思路
“你好，我们是‘监利蓝天下’的反家暴工作者。”
7月25日，时值盛夏，蝉鸣聒噪，位于监利县公安局科技楼二层的办公室里，二级心理咨询师季碧梅一边拿着电话问询，一边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下对方陈述信息。
“7月24日 20：04。受害人58岁，施暴丈夫57岁。已出警。丈夫长期家暴，几十年。丈夫不愿做家里、田里的事而动手。头破血流……”
作为“蓝天下”的全职心理咨询师，电话回访、情况登记并跟踪警方的处理进程是季碧梅的日常工作内容。过去半年，有超300条家暴警情在这里汇总，再由“蓝天下”的三名心理咨询师跟踪案件进展。
7月28日，“蓝天下”记录了如下警情：
“凌晨02:36 毛市镇女子称被老公家暴”
“早上11：08 龚场镇男子称被儿子家暴”
……
这些涉家暴警情由县公安局110接警台的值班人员记载，并上传至名为“监利110家暴群”的微信群里。这个群由万飞建立，包括他及监利县公安局的12名接警员。类似的微信群共有9个，“监利县妇联干部群”，“潜江反家暴群”，“洪湖万家无暴”……县和乡镇妇联、公安局法制大队、县法院民事庭、县法律援助中心、4家律师事务所、县救助管理站相关工作人员和监利蓝天下项目执行人都被纳入群中。
心理咨询师的回访记录。新京报记者魏芙蓉 摄
以“妇联+公安+社会组织+X”联动模式解决家暴受害者系列需求，这是万飞想出的家暴应对思路。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其中规定居委会、村委会、妇联、公安机关、法院都有义务为受害人提供相应的帮助，但却没能明确指出各职能部门的权责和联动问题。
经过前期的实践和调研，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的同期，万飞加入了湖北省妇联的“公益木兰”创投平台，申报“万家无暴”项目，并在项目中首次提出“妇联+公安+社会组织+X”的家暴应对思路。
在万飞设计的联动模式中，发现家暴后，公安民警会在接警后及时出警处理；同时，万飞和心理咨询师们会尽快与受害者取得联系，首先了解当事人的伤情，强调危险情况下的自我保护措施；其次确定警察的出警情况和对施暴者的处置结果，提醒对方及时取证；评估受害人需求，并为其提供包括心理疗愈在内的多项帮扶。
如今，110的接警台成为“蓝天下”获取涉家暴警情的主要来源，万飞回忆，预警系统初建立时，收集到的信息并不多。在2017年年底，“蓝天下”开始对每条由接警员反馈的涉家暴警情予以5元补贴，“蓝天下”收集的家暴警情大量上升，至2018年，他们共接到了419起家暴警情，是2017年的3倍。
因受制于时间和地区，心理咨询师和受害者的对谈更多时候是通过电话进行。45岁的赵红自2017年开始在“蓝天下”从事心理咨询服务，负责对接监利县内出现的家暴警情。电话打得最多的时候，是2018年的情人节那天，一天打了七个。除此之外，每年春节也是团队最忙碌的时候，“春节家人团聚，反而是矛盾的高发期”。
电话那头遭受家庭暴力侵扰的多为女性：遭儿子殴打却坚持把儿子从派出所接回家的母亲；被丈夫家暴，却因害怕“出丑”而噤声的乡村医生；也有的电话拨通时，争吵的余热未消，施暴男人的声音传到话筒里，要求和心理咨询师“聊聊”。
能够开口的男性受害人是少有的，咨询师季碧梅曾经遇到过两例，电话接通后，刚听明白缘由，对方就匆匆挂断电话。
心理咨询师季碧梅与家暴受害者。受访者供图
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
今年冬日的一天，共青团监利县李书记给万飞传来一个视频，一名只着内裤的男孩跪在公路上，遭受着一成年男子的竹条抽打，只听见男孩撕心裂肺的叫声从视频传出。
“这是典型的家暴行为，而且情节严重。”10分钟后，万飞和李书记驾车赶往视频中的地址，同时向当地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报警。
在汪桥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与万飞同时赶到的还有县救助站站长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任，大家通过村书记了解被殴打孩子的家庭情况：受害人与施暴者为父子关系，男人有过四次婚姻，12岁的男孩是男子与第三任妻子所生。男孩此前随爷爷奶奶在武汉生活，如今回到父亲身边仅一个月时间。
掀起男孩上衣，万飞看到他后背有多条伤痕，腹部也出现长条淤青。最终，派出所对男孩父亲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
事后，“蓝天下”对男孩保持着关注，但因为男孩12岁，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后在县妇联的帮助下，由妇联代其向监利县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受害人”，“禁止其忽视、冷遇受害人”。
这是一场联动了团委、社会组织、派出所、妇联、镇政府、县法院和包括县救助站、镇民政办在内的多部门的救援。“蓝天下”的心理咨询师到孩子家中为他做心理创伤的评估并持续进行心理疗愈，为孩子后妈做相应心理疏导，到拘留所为孩子的父亲做心理干预。而村委会则负责监督其父亲是否遵守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反家暴法》中的一项特色措施，由人民法院核发，申请成功后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反家暴法》实施以来，监利县人民法院一共核发了6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其中有两份是监利县妇联和公安局代受害人申请，四份是由受害人自行申请。
在万飞看来，人身安全保护令核发数量低，也与受害人维权意识淡薄有关。
监利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赵斌成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核发是在被害人提交申请后，经法官审查受害人确实面临着家庭暴力威胁后将会在72小时内核发。在“万家无暴”项目的联动模式中，法院会在立案流程上予以便利。
联动模式下，相较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告诫书制度在监利县反家暴的实际操作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根据《反家暴法》，若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在《反家暴法》生效半个月后，2016年3月19日，监利县公安局签发了首份《告诫书》。
2016年7月，当时担任县公安局法制大队队长的万飞制定了《制作规范和样式》，在监利县的各派出所推广实施，该规范样式还在一年后在荆州市公安局得到推广。
相较于拘留和口头批评两种方式，万飞更信赖告诫书制度的有效性，“通过警察获取到的《家庭暴力告诫书》明确载明了家暴行为触犯的法律，以及再犯会有什么后果，对施暴者能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此外，告诫书还能在法院审理涉家庭暴力案件中作为认定家暴事实的证据。
万飞曾遇到过一位家暴受害者，她在遭遇第三次家暴后报警，却又担心警方的处理措施会影响丈夫的升职。在万飞的建议下，她从警方处获取《告诫书》，事后她告诉万飞，以前爱打麻将的丈夫在被告诫之后连着一周没有打牌，还能帮忙分担家务。
截至2019年7月，监利县公安局对家暴加害人刑事拘留15人，行政拘留26人。出示的告诫书超300份，万飞曾经对这些处理方式进行检测，观察其后期的复发率，结果发现，口头处置的复发率大约是15%，而告诫制度的复发率仅为1%。
法医为家暴受害人免费鉴定伤情。受访者供图
难管的“家务事”
事实上，签发《家庭暴力告诫书》（以下简称《告诫书》）并不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在《反家暴法》中关于签发《告诫书》的描述为：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或者”的描述让这项处理措施成为执法过程中的可选项。
在法制大队队长任职期间，执法监督就是万飞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家暴警情一旦出现，万飞会亲自督促派出所签发《告诫书》，他们大多会“卖面子”。如今《告诫书》的取得，多数是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由被害人主动向派出所申请获得。据多位心理咨询师从家暴受害者处得到的反馈，多数家暴案中，办案民警仍更倾向口头警告的处理方式。
7月12日，监利县棋盘乡的家暴受害者杨玲玲被丈夫家暴后头皮血肿，右耳缝了8针。杨玲玲告诉记者，她报警后，警察只是对施暴丈夫进行口头警告，她要求拘留丈夫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她记得警察当时跟她说的话：“家暴三次才形成拘留条件”，“哪有夫妻不闹情绪呢”。而就在警方处理后的第二天，杨玲玲就收到了来自丈夫的“挑衅”：你报什么警，报警有用吗？
7月18日，棋盘乡派出所签发了对杨玲玲丈夫的《告诫书》。该派出所所长吴坚称，这是所里在7月出具的首份《告诫书》。
吴坚说，在《反家暴法》颁布之前，所里应对家暴案主要以劝和为主，而现行法律之下，将会依据家暴案件的标准对施暴者进行治安处罚。对于一周之后才对杨玲玲丈夫签发《告诫书》，吴坚解释为调查取证的必经流程。
但在万飞看来，这件事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家暴在基层执法领域仍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家务事。还有就是观念问题，根据万飞所做的调研，在其近年来接触的1300例家暴案例中，首次被家暴就求助的受害者仅占2%。包括受害者在内，大部分人对家暴的零容忍度尚未建立。
在杨玲玲过去15年的婚姻里，7月12日那天不是她第一次被丈夫殴打，是她在性命受到威胁时，首次选择报警。事后她告诉记者，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丈夫愿意低个头，杨玲玲“还想跟他好好过”。
生活在丈夫的拳脚下39年，王永芬却不止一次地想到离婚，这样的想法在每次提出来的时候，都会遭到父母和哥嫂的反对。他们告诉王永芬，至少在顾念孩子的分儿上，要忍下去。
称自己遭受家暴的王永芬。新京报记者魏芙蓉摄
受害人为什么难以从暴力关系中逃脱，万飞认为“那根绳子不是系在他们脚上，是心上”。这使得在很多涉家暴的家庭纠纷中，不仅离婚成为难题，还导致在部分结束了婚姻关系的家庭中，以孩子为纽带的夫妻双方再次走到一起，暴力仍会延续。
王永芬则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婚姻。此前她报警称遭受丈夫家暴，因丈夫拒不承认，警察最初便以家务事为由未作处理。几天后，王永芬在未通知丈夫的情况下接走了丈夫疼爱的孙子，丈夫报了警。两方再次面对警察的时候，王永芬问警察：“这回家务事你们能管了是吗？”
这场“闹剧”终以丈夫同意离婚收场。
万飞很多时候会感到无奈，“家务事”观念之深，使得一些“本不是办法的办法”反倒成为最有效的维权方式。他下一步的计划是去到各个派出所做宣讲和培训，对于效果他不敢盲目乐观，“改变观念和习惯是最难的”。
（文中王永芬、杨玲玲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魏芙蓉 实习生 郑丹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