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好不好，刑事律师难做

我有一个案件，当事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整个案情特别让人揪心。受害人是一个00后大学生，当地高考状元，在校园走路时被大车倒车时误撞致死。当事人是一个快递小哥，勤勤奋奋从事快递配送，因下雨导致视线模糊，倒车时没有观察四周撞倒了被害人致其死亡。

作为律师，我对这个案件付出了很多。代表当事人及家属，我尝试多次联系受害人代理人希望达成谅解，却未能成功。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院提交了三次辩护材料，和检察院办案人多次沟通，阐述从轻的辩护意见。得益于不懈沟通，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效果还是不错的，检察机关考虑当事人自首及认罪认罚的态度，只因没有赔偿和谅解，给予当事人量刑建议为一年六个月。

一审开庭时，从整个庭审效果来看，自我感觉效果也非常好，审判长让辩护人和被害人代理人充分发表了意见，尤其最后辩论阶段，双方对于本案定性、量刑多轮辩论。作为辩护人，从情与法多个角度阐述了当事人从轻的情节。可是，过了一个月，宣判刑却远远超过了之前的量刑建议，直接将刑期提升至四年。听到判决的刑期时，我呆了，好长时间没有缓过来，完全没有预期，当事人的家属差点昏厥。

之后，上诉了，二审审理中偏偏赶上了疫情，会见成了最大问题，看守所由线下会见改成了线上，但是名额有限且需要提前三个工作日预约，可谓一号难求。

二审不开庭，书面审理，我对于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很慎重，搜集了大量案例，辩护词删删改改，写了将近二十页，试图说服二审法院。从办案过程来看，二审期间沟通效果还是很好的，每次和二审法官电话联系，法官都耐心倾听。有次电话中沟通辩护意见，电话持续时间长达40分钟，我们在电话中不再局限于本案，甚至开始讨论认罪认罚制度、司法裁判规则以及律师和当事人的心理预期的问题。其实，我知道，本案改判的可能性不大。我甚至理解法官对于本案也是左右为难，既想安抚被害人，又得保障上诉人的权利，我能听出来，这位女法官是位充满悲悯情怀，具有人文关怀的法官。但是，当她告诉我二审结果时，我还是久久不能释怀，不能接受，甚至不愿意接受。

可能是我太年轻了，办案代入感太强了。总感觉付出了，就应该有回报，但是，付出是应该的，回报却不一定。一审判决宣判后，审判长给我打电话，我质疑结果，他说没有受到压力，我不信。当初舆论影响这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受到影响呢？在和二审法官电话联系中，我说希望二审法官不要受到案外压力，她说有些牵制是存在的。我能理解，但是还是不能释怀。

裁判者说司法要做到“罚当其罪”，可是“罚当其罪”永远是存在主观。“罚当其罪”是个自由裁量的过程，是受裁判者主观制约的。二审维持以后，家属问我还能不能“再上诉”，我回答理论上还可以申诉，但是这只是走程序，有效途径基本是穷尽了。这个案件并不复杂，有现场视频和证人，当事人自首且认罪，只是当初曾经舆论发酵，导致案外因素介入改变了量刑建议。我甚至一度怀疑，是否有所谓的“关系”在影响本案，可惜，没有证据只能是怀疑。

律师需要强大的心理修复能力，对负能量要有天然的免疫力，还得不停修复产生的消极情绪。年轻律师优势在于有活力，劣势就容易陷进去。从这个角度看，不是刑事律师的悲哀，是年轻的刑事律师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