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法，现在美国对中国的那些产品反倾销

沈国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内容提要：显性比较优势是否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本文基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97起涉案产品样本，并引入非涉案395种10分位主要贸易品扩展样本，研究表明：（1）涉案样本统计分析显示，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当年主要集中在中国对美出口具有较强显性比较优势的涉案产品上；虽然遭受到美国反倾销，但中国在35起涉案产品对美出口上仍保持着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不过，中国有27起涉案产品出口在美国市场上已丧失较强的显性优势。（2）扩展样本后两方法都证实各影响因素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概率的影响程度都变小了，避免了样本选择的有偏性。相比来看，美国对中国产品贸易逆差是美国ITC裁决行业损害、签发反倾销指令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直接诱因。而显性比较优势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下滑、美国失业率上升是另外影响因素，并且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JEL codes: F13, F14, P33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已全面参与和融入世界贸易分工链，并在杂项制品、原料制品及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劳动密集型、资源易耗型及技术成熟型工业制造品上发挥出自身的显性比较优势，而美国囿于出口管制政策并没有发挥出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上的显性比较优势，由此加剧了美国对华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沈国兵，2007a）。持续巨额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加上美国低迷的经济增长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引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据WTO统计，1995-2011年美国对中国（大陆，以下同）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07起、实施反倾销措施90起，占同期所有成员方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的12.5%、对中国反倾销措施的14.3%，占美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的23.4%、对外反倾销措施的29.5%。那么，显性比较优势是否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这事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是继续坚守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还是另寻他途。

就现有文献来看，有关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第一，聚焦美国反倾销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Mah (2000)证实，贸易差额对美国反倾销肯定裁决百分比增长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Knetter和Prusa (2003)指出，进口国经济活动的衰退更可能使得国内企业运行绩效变差，易于得出损害性裁定。Irwin (2005)证实，美国反倾销事件年度数量的直接决定因素是失业率、汇率、进口渗透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反倾销法及其管理机构的变化。第二，聚焦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谢建国 (2006)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中国贸易反倾销的主要原因，其中美国国内工业产出波动和对中国贸易逆差显著提高了美国反倾销调查频率，并且中美政治联系恶化将强化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沈国兵（2007b）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归为三大类：一是内生性经济因素如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和失业率；二是外生性经济因素如来自中国贸易压力、美元汇率压力和中国反倾销报复能力；三是制度性因素如美国反倾销法变化和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潜在变化。

具体到显性比较优势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问题研究。克鲁格曼（2001）主张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导致国际分工和贸易。现实中，由于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上的差异，导致各国在同类产品出口上显性比较优势不同，结果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往往以行业损害为由发起反倾销起诉。Jiang和Ellinger (2003)认为，中国出口一直在快速地增长，其低价商品优势明显地影响到进口国欠竞争力的国内企业，这促使美国使用反倾销战略来保护国内行业，防止中国产品占领其市场份额。Bown和McCulloch (2005)认为，与非起诉的行业相比,美国反倾销起诉的行业往往具有更低水平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据此，美国显性比较优势丧失或正在丧失的行业将更可能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起诉。不过，USITC (2007)指出，美国起诉者必须是美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协会或是与进口品相竞争的主体联合体，至少代表该行业的25%份额，并且支持起诉的国内生产者或工人要占到国内同类的50%以上。据此，理论上中国对美出口具有较强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造成的进口挤压易于引发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摩擦。

具体地，本文选取美国对中国反倾销97起涉案产品为例来考察其显性比较优势状况，并引入中国对美出口非涉案的395种10分位主要贸易品扩展样本，探究显性比较优势是否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本文安排如下：第二节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97起涉案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状况，第三和第四节基于线性概率模型、GMM模型，探究显性比较优势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影响，第五节给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涉案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状况：一个考量

在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涉案产品出口在美国市场上的显性比较优势状况时，我们使用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来衡量。理论上，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口RCA指数越大，意味着该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出口竞争力越强，若在该产品上表现出累积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则易于引发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事实情况怎样呢？我们将通过测算中国涉案产品出口在美国市场上RCA指数来阐明。Balassa (1965, 1989)原创性地提出了RCA指数：

活性碳（两起）、六聚偏磷酸钠、圆形焊缝碳钢管、薄壁矩形钢管、电解二氧化锰、圆形焊缝不锈钢加压管、圆形焊缝碳钢线管、柠檬酸盐、石油专用管材（2009年被诉）、混凝土钢绞线、钢格板、窄幅梭织缎带、无缝碳钢线管、钠与钾磷盐。

第四，大多数年份内中国涉案产品出口在美国市场上存在显性劣势但仍遭到美国反倾销的产品有16类。具体是定尺碳钢板、一水肌酸、冷轧碳钢、螺纹钢筋、计数器扫描仪、热轧碳钢、结构钢梁、冷轧钢材、滚球轴承、冷冻罐装暖水虾、皱纹纸、薄绵纸、铜版纸（两起）、PET薄膜、亚硝酸钠。

因此，涉案产品样本统计分析显示，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主要集中在中国对美出口且在美国市场上具有较强显性比较优势的涉案产品上。尽管遭受到美国反倾销，但中国在35起涉案产品对美出口上仍保持着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不过，中国有27起涉案产品出口在美国市场上已丧失较强的显性优势。中国有16起涉案产品对美出口存在显性劣势，但仍被美国反倾销起诉。这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美出口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但已对部分产品对美出口产生了不利的贸易破坏效应。而且，美国对华反倾销并不取决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是否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

三、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与显性比较优势：线性概率模型分析

上述97起涉案产品样本统计分析显示，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主要集中在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市场上具有较强显性比较优势的涉案产品上，那么显性比较优势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吗？显然，尚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97起涉案产品的样本选择存在着有偏性，若引入非涉案产品，将会怎样呢？为此，我们引入中国对美出口未被反倾销的395种10分位主要贸易品，并考虑其他重要影响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考察1996-2010年显性比较优势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影响问题。

（一）模型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因变量:美国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包括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要知道，某种产品j如果不是已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美国也会对其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根据美国反倾销规则，美国每隔5年将对执行中的产品反倾销指令进行日落评议一次，而美国进口商、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并没有积极参与涉及中国产品的日落评议。结果，美国针对中国产品的大多数反倾销措施继续维持。

增加的概率为0.0176，因而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相比来看，扩展样本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广义矩方法估计的结果与上述固定效应截面加权的PCSE方法估计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引入非涉案产品扩展样本后两方法都证实，各影响因素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概率的影响程度都明显变小了，避免了仅仅选择涉案产品存在的样本有偏性。各影响因素相比来看，美国对中国产品j贸易逆差是美国ITC裁决中国产品是否给美国同类造成行业损害、签发反倾销指令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是引发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直接诱因。而中国产品j显性比较优势是引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同期，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下滑、美国失业率上升造成的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压力是引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另外影响因素，并且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97起涉案产品样本，并引入非涉案395种10分位主要贸易品扩展样本，探究了显性比较优势是否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问题。结论及政策建议是：

1．涉案产品样本统计分析显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绝大多数涉案产品在反倾销当年都对美出口且在美国市场上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尽管遭受到美国反倾销，但中国35起涉案产品对美出口仍保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不过，中国有27起涉案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已丧失较强的显性优势。中国有16起涉案产品对美出口存在显性劣势，但仍被美国反倾销起诉。据此，虽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无法根本上改变中国对美出口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但已对部分产品对美出口产生了不利的贸易破坏效应。而且，美国对华反倾销并不取决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是否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据此，中国可采取出口拉动进口、进口促进出口的外贸政策，根据自身行业和产品显性比较优势状况，来调整现有的外贸结构和外贸方向，以拓展和抵补涉案产品在美国消减的市场份额。

2．扩展样本后，动态面板一阶差分GMM估计的结果是与固定效应PCSE方法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的。两方法都证实，扩展样本后各影响因素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概率的影响程度都明显变小了，避免了仅仅选择涉案产品样本存在的有偏性。各因素相比来看，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逆差是美国ITC裁决行业损害、签发反倾销指令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直接诱因。而中国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下滑、美国失业率上升造成的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压力是另外的影响因素，并且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重要影响因素。

据此，中美互补性贸易结构形成的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决定着美中之间反倾销摩擦是正常的、自然的，中国仍将面临大量的反倾销案件。中国商务部门和行业企业需要建立制度化、程序化的反倾销应诉和起诉体系，以应对来自美欧金融危机带来的非常规冲击。中国可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多边磋商等为出口商提供一些救济。明确了显性比较优势并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后，主张未来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仍需要立足于自身的资源、要素禀赋，发挥出更多省份劳动密集型、资源禀赋型和技术成熟型等制造业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分工在国内省份间梯度转移。同时，要融入国际分工，在一些发达省份和城市通过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着力培养和提升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竞争优势，以平衡好内外部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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