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6 06:29:09来源：法律常识
近日，
关于民政部的一则消息，
引发全国关注——
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奢侈浪费办婚礼等问题，民政部要求，全面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简约适当的婚俗礼仪。
全面婚俗改革直指婚俗陋习。民政部提出：
——要鼓励和推广传统婚礼，积极倡导和组织举办集体婚礼、纪念婚礼、慈善婚礼等格调高雅、内涵丰富、特色突出、文明节俭的婚礼形式。
——反对利用婚姻敛财，抵制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推进社会风气好转。
——积极推广人性化的颁证服务，用庄严神圣的结婚登记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
近年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深入，婚礼大操大办的现象得到了明显控制。
不过，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婚俗陋习之风仍未收敛，甚至愈演愈烈。
喜事和悲剧，
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
一场婚礼，
有可能导致一个家庭的贫困，
遮蔽年轻人的诗和远方；
（资料图片，图文无关）
一场婚礼，
有可能导致两个家族的怨愤，
反目成仇甚至酿成血案。
“彩礼”引发的人命案
2015年，江苏省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发生血案，一对母女被砍不幸身亡，在场的准女婿服毒身亡。谈婚论嫁时，女方的妈妈向孙某索要15万元彩礼。在县城靠送煤气赚钱的孙某，没有能力拿出这么多钱。但女孩的哥哥正要娶媳妇，对方也要这么多的彩礼，女孩的妈妈只好向孙某索要。
丰县警方证实，服毒男子事前曾写遗书，主要内容就是彩礼过重，生活压力大。在婚姻与现实之间，孙某早已不能承受彩礼之重。
2017年春节前，河南汤阴县的陈老汉为给儿子娶亲，用尽毕生积蓄，还欠下20多万元的债务。没想到，小两口在新婚之夜为11万元的礼金发生激烈争执，新郎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喜事变悲剧，留给两个家庭以及社会的都是伤痛，也是反思。
除了极端案例外，
还有这样的
“彩礼”让不少年轻人误入歧途
2016年10月，武汉市江岸区警方通报了一起案件——面对女友父母提出的巨额彩礼要求，打工男子不惜铤而走险，匿名举报敲诈公司老总200万元。
嫌疑人小虎(化名)30岁，是一家置业公司的销售经理，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友，他内心非常中意，而女方的家长却提出巨额的彩礼要求。看着自己紧巴巴的口袋，小虎想起公司老总平时的责难，动起了歪心思：“何不敲诈勒索老总一把，既解恨又可以解决彩礼问题。”之后，他伙同一同乡，陆续向公司老总发出15封电子邮件，声称公司老总存在经济问题，实施敲诈勒索。
哪知，敲诈不成反而折了自己。
“因婚致贫”现象频频发生
近年来，农村婚嫁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农村家庭拿出几十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还有一些贫困户“不能丢面子，借钱随份子”，导致“因婚致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彩礼变化进行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三四年才能结得起婚。
从2000年开始，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年至7年才负担得起。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那么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年至16年才负担得起。“这还是几年前的推算，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得要20年才付得起。”刘燕舞说。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彩礼的核心应该在‘礼’，而现在却越来越异化成赤裸裸的‘钱’以及可以折算成‘钱’的具体的物。”刘燕舞说。
根据刘燕舞的调查，2000年以后，彩礼问题逐渐失控，越穷的地方，彩礼的绝对金额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绝对比越高。
201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通过调查得出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引发热议。与4年前的“彩礼地图”相比，这份“彩礼地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了结婚标配。
这份地图显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
贵州从2万礼金加电器，涨到8.8万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陕西由3万礼金加“三金”涨到10万礼金加“三金一动（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近些年来，彩礼的总体上涨趋势为：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有些地方的彩礼不降反升：
而在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发展起来的地区，彩礼不升反降。长江流域如重庆、武汉等地区还存在“零礼金”现象。
“红白理事会”是方向
2017年3月8日，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墨墨针对陈规陋习致贫现象提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当年，国务院扶贫办将针对脱贫短板实施“集中攻坚”，其中就包括陈规陋习，重点解决群众因婚丧嫁娶讲排场、搞攀比等导致的致贫返贫问题。墨墨在记者会上就此追问，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攻坚这一问题？
“确实像你说的一样，贫困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因为陈规陋习造成的。”刘永富说，结婚当然是好事，但应该根据家庭承受能力来确定标准，可以办上三桌五桌，每桌三五百元甚至再多一点。然而，有的家庭本来很穷，一家一年的收入只有一两万块钱，办一场婚事动辄十万八万。一些地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风气越来越浓，份子钱越随越多，大家就想把份子钱吃回来，造成了一部分人的致贫或者返贫。
刘永富表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一方面要做思想教育工作，让人们改变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在全国推广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比如成立红白喜事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管两件事，一是管操办红白喜事的人，一是管随份子的钱，都不能超过标准。”
对此，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巡视员杨宗涛也表示，在此次全面婚俗改革中，将利用农村基层组织，把办婚礼这个流程、数额等等，通过村民公约的形式来固定下来，通过农村的红白理事会来给予规范。
对于改革婚俗陋习，一些地方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河南兰考。今年6月，兰考某街道一份“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引起热议，标准规定：订婚彩礼不得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罪论处。该街道负责人表示，这样是为了倡导婚俗新风，是不是“贩卖人口”或“诈骗”，公安机关说了算，“结完婚后，你要给丈母娘一千万，我们也管不了，但彩礼钱就不能超过两万”。
比如宜昌的许家冲村。许家冲是三峡移民村，村里曾经人情风盛行，最高峰时，一年办了88场宴席。村民互相攀比，负担越来越重。于是，村委会在2010年主动成立红白理事会，免费为村民提供场所，菜品烟酒限价，礼金定标准，引导村民破除陋习。如今，节俭环保的新风尚在村里蔚然成风。（楚天都市报2017年2月8日报道）
更有新人主动向陋习开战。2017年，河南省邯郸市曲周县西南端的小乡村，一对新人对农村高价彩礼做法极为反感，两人办了一场“零彩礼”婚礼。这对新人是：新郎贾志新、新娘李晓利。新娘说：“不要彩礼，因为感情是买不到的，婚姻不能靠金钱来维持，幸福生活得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
婚礼陋俗，不但成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绊脚石，而且影响了群众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民政部此次全面婚俗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的考量。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移风易俗，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