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找刑事案件律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效辩护

各位同行：

大家下午好。原定我不参加这次主题发言，只是在自由发言阶段讲几句。既然主持人临时要我分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有效辩护，那我还是结合自己办理的案件谈谈我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1、律师辩护需要遵循有利原则

我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不多，当且仅当对当事人明显有利时，我才会建议接受认罪认罚。因此，那些“认罪即重罪”的案件，或者当事人坚持喊冤的案件，我还是坚持无罪辩护。前年曾办理乐某持刀反抗强拆养猪场的妨碍公务案件，检察院提议做认罪认罚可以建议适用缓刑，法院提出认罪认罚可以“关多久判多久”。乐某的家属都同意妥协，但乐某本人不接受妥协，认为他女儿刚刚知名大学毕业，自己有罪会毁了女儿的前途。我们按照乐某的意见坚持无罪辩护，认为强拆行为属于“三无产品”，无明确法律依据、无强拆主体资质、无规范强拆程序，一审法院做出了九个月的判决。二审发回重审，后来该案以检察院撤回起诉结案。这也说明律师选择认罪认罚需要谨慎，只要当事人有明确的无罪辩护刚性需求且有相应的无罪辩护空间，律师完全可以大胆坚持无罪辩护。

今年年初我办理了河源黄某“打砸”县城酒店案件，我一直坚持无罪辩护，认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廖某去了案发现场不能证明有“打砸”行为，而且视频资料属于“三不知产品”——不知道是谁拍摄的，不知道公安机关如何提取的，不知道是否完整拍摄。检察官提出认罪认罚，量刑一到两年。我的要求是一年以内或者缓刑，检察官表示法官怎么判他们都接受。后来庭审中我几乎是拿着无罪辩护的意见来做轻罪辩护，妥协的结果是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毕竟最终决定权在法院，律师的有效辩护关键是让公诉人无话可说让法官无路可退。庭审中法官都担心我们做无罪辩护，听到我最终提出建议法院判处缓刑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也松了一口气。当然，该案关键在于当事人也承认去了现场，只是以做过开颅手术为由说“记不清了”。

2、律师辩护需要遵循有理原则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有效辩护，不仅要求对当事人明显有利，而且要求律师建议从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刚才周副会长问我是否擅长计算刑期，坦率的说我不太擅长计算刑期，但我能够一眼看出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是否“有理”。对于公诉人量刑建议低于正常规定的，我们律师当然乐见其成。那些量刑建议过高的，我们就需要据理力争甚至拿出“量刑指导意见”跟公诉人谈谈数学计算法。

选择认罪认罚对当事人有理，例如既不属于“认罪即重罪”的案件，也不属于“存在明显无罪辩护空间”的案件，此时律师就需要通过与检察官的协商来争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结果，而且要遵循有理原则。我曾办理了谢某组织卖淫案，同案犯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接受认罪认罚，但我坚持无罪辩护。庭审结束后我向主审法官提交材料时，主审法官认为本案不能判无罪，当事人并非无辜只是侦察机关取证有误。主审法官也不赞同判处缓刑，而是建议判处实刑，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即可。我们提出判处一年左右有期徒刑，结果法官要求我说服被告人做认罪认罚，案件结束。

刚才有同行提出认罪认罚是否必须在审查起诉阶段，其实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制度如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立法目的在于鼓励认罪悔罪。一些律师以为认罪认罚越早越好，我认为要“一分为二”解读。如果认罪认罚能够取保，则越早越好，减少羁押。如果认罪认罚不能结束羁押，甚至存在“无罪辩护争取轻罪判决”的空间，则律师应该不急于建议当事人接受认罪认罚。相应的法律依据，这是律师争取良好辩护效果的基础。

3、律师辩护需要遵循有节原则

律师如果不能把无罪当成辩护目标，那么无罪辩护就只是辩护策略，此时需要见好就收，遵循“有节”原则。我最近办理了某非法采矿案件，一直坚持无罪辩护。后来纪委监察介入调查，说数额巨大的非法采矿必然涉嫌职务犯罪，否则采矿监管部门岂能坐视大量超采？我的无罪辩护则被纪委部门约谈，要求我放弃无罪辩护，劝说当事人接受认罪认罚从宽。

我深知“能战方能言和”，与纪委人员交流时先提出本案存在无罪辩护空间，我的当事人固定收入则与是否超额开采没有必然联系，仅凭口供不能认定。看待纪委人员有些不耐烦了，我提出可以说服当事人认罪认罚，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当事人获利不多没办法按照办案机关的要求退赔，第二是念他是无心之失看能不能建议适用缓刑。纪委人员当时没有表态，说这是检察院的职权范围。一个月后检察官就过来要求办理认罪认罚手续，建议适用缓刑。

对于这些难以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律师也需要“见好就收”，能够帮当事人争取到合法的最大利益就行。如果律师坚持无罪辩护甚至死战不退，本案就有些不可测因素。最近几年我办理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都是因为没办法把无罪辩护进行到底，那么我们的正常选择就是“我认罪你轻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有效辩护，有两个“主战场”。一个在审前辩护，穷尽各种辩护手段质疑检察机关的意见，尽量争取检察机关做出明显有利的量刑建议。另一个则是庭审辩护，通过有效的质证与辩论让法院在量刑建议范围内做出较轻的判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控辩交易或审辩交易，律师不可放弃讨价还价的机会。去年我在惠州办理陈某寻衅滋事案件，检察官主动建议我们放弃无罪辩护，做认罪认罚他们建议量刑适用缓刑。结果当事人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我们没有接受认罪认罚，该案以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告终。

律师不可放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技术辩护，穷尽各种合法手段说服办案机关，争取当事人最有利的结局，这才是一位专业律师对办案机关最高的敬意。

（这是余安平律师12月7日在惠州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有效辩护”业务研讨会上的临时发言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