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2 17:21:13来源:法律常识
苏轼一生中有很多引路人,他们发掘苏轼、指点苏轼、提携苏轼、爱护苏轼,成功塑造了一位意气风发、豪情旷达、坦诚天真的士大夫、真名士!
他们是苏轼宦海沉浮时的良师、益友,是苏轼文章大成的伯乐、推手,是苏轼历经风雨时的明珠、灯塔,是苏轼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舵手、罗盘,引领苏轼,影响苏轼,成就苏轼。
苏轼一生最好交朋友,且多是官场之人。合了脾性,对了口味,他便一股脑地扎进去,一派天真无邪,一脸赤忱坦诚。正因如此,他交到了一帮无私纯洁的知己、朋友。
他们是苏轼快乐时的分享者,是苏轼抑郁时的倾听者,是苏轼危难时的共担者。有友如此,夫复何求?
苏轼一生中也有几个“损友”,他们喜欢苏轼、懂得苏轼,但又不遗余力地打压、打击苏轼。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成全了苏轼,让后来人看到了与众不同的苏轼。
他们是苏轼多舛人生的推动者和见证者,是好友还是损友,谁能说清呢。
提到苏轼的引路人,最让人熟知的应该是张方平和欧阳修了。
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应天(今河南商丘)人。历任知谏院、知制诰、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滁州、江宁府、杭州、益州等地长官,官拜参知政事(宰相)。
在任职益州期间,苏洵携二子拜访,几人道古今、论政见,不谋而合,相谈甚欢。张方平见二子学识渊博、器宇不凡,不由“赞叹不置,许为‘国士’”,爱才之心遂起,因此倾力推荐,给苏轼搭建了一条“直飞航道”。
张方平是苏轼人生转折中的第一个贵人,他引路的方向和高度,决定了苏轼后来的平台和资源。以中国人的师生情谊论,说苏轼是张方平的门生,也不为过。且张方平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关爱苏轼,这才是最令人感动和感怀的。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张方平的谦逊,张方平的爱护,张方平在苏轼和苏辙最需要的时候给予的支持和援助,早已超越了师生、世旧、亲戚等任何关系了。这对忘年之交,跨越了年龄的鸿沟、地域的阻隔、时间的考验,成就了一段友谊佳话。
而经过张方平认识的欧阳修,则是苏轼走进政治圈和文学圈的推手和伯乐。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累赠太师、楚国公。“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
苏轼以一张张方平赠给的“飞机票(书信)”见到了欧阳修,这是很多人都不敢想象和奢望的。苏轼很幸运,初出茅庐就有机缘接触到政治核心和文坛领袖人物,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欧阳修对新人苏轼非常赏识,有意栽培他,便将他推荐给朝中要员和文坛中坚认识。欧阳修高度称赞苏轼的文学才华并拔高了苏轼的文学形象,其将视为继自己之后扛起文坛大旗的领军人物。
在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中,欧阳修点苏轼为进士第二名,却引来不小的风波,其因是苏轼文风异于以往,由此引发了科考文风的大改变。
欧阳修慧眼识珠,认定苏轼将会是未来诗文新风尚的改革者、倡导者和实践者,于是不计名利、不遗余力地提携和推荐,让苏轼步入了仕途和文学发展的快车道,为其领袖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之所以能快速成长和成名,欧阳修是最重要的伯乐和推手。作为宋代最成功的两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与苏轼亦师亦友,待欧阳修离京回乡后,苏轼还专程去看望了师长,他们喝酒、唱和、论文,不亦快哉。
其实,在宋代,像苏轼这般考中的学子都称之为“天子门生”,不能私下拜在某人的门下。所以,以欧阳修对苏轼的知遇之恩和提携之恩,后世人认为他们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谊,应当还有惺惺相惜和心灵相通的知己之情。
苏轼一生多有师友关怀和帮助,包括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范镇等朝中重臣也对他大加褒奖、处处爱护。
从这点来看,苏轼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乌台诗案”中,受他牵连的人达七十多人,被罚的官员多达二十七人,其中朝廷重臣司马光、张方平等被罚铜三十斤,范镇等其他大臣被罚铜二十斤。
但凡与苏轼交往过密、书信往来频繁或唱和过多的人,朝廷都将他们列入“苏轼朋友圈”,想要追查的话,只需顺藤摸瓜,肯定又快又准,因为有据可查,到处流传着他们的诗词之作。
譬如常与苏轼有书信往来的孙觉,两人虽离得天远地远,但常于书信中互相调侃、发牢骚,朝廷是一逮一个准儿,被罚也是必然了。
现代人看苏轼的朋友圈,对孙觉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很熟悉,若提起几个人的名字,就知道他当时为何能成为苏轼的好友了。孙觉是黄庭坚的岳父、秦观的老师,还是王安石、曾巩的好友。孙觉向来以敢言著称,也是一个不怕事的主儿,与管不住嘴的苏轼在一起,碰撞出火花那是必然的。因此,“乌台诗案”中肯定少不了对他的查处。
还有一位让苏轼觉得很愧疚的朋友,他在“乌台诗案”中受的处罚比苏轼还重。有一阵子苏轼都不敢去信问问他的情况,生怕被抱怨。但人家哪有那么小家子气,尽管“乌台诗案”中被处罚得最重、贬得最远,却没有半分怨气,倒反过来安慰苏轼。这个人就是苏轼一生的好友、宰相之孙王巩,当年携佳人、带美酒浩浩荡荡去徐州看望苏轼的那位风流公子。
苏轼官场中的好友,在“乌台诗案”中被清理了个遍,罚的罚,流放的流放,甚为凄惨。
而在当时,有一个人却出乎意料地为苏轼开脱罪责,也值得说一说。此人便是后来将苏轼一贬再贬至儋州的章惇。王巩在《闻见近录》中记录了章惇如何驳斥王珪而为苏轼开脱的全过程:“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章惇这段为苏轼分辩的慷慨陈词,又狠又准,与其性格和作风倒是相符的。后来,苏轼被贬也是他下手狠、绝、毒的结果。有人这样形容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话对,也不对。其实,只要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相同,官场朋友也可以长长久久。
所以,很多人将章惇视为“奸臣”,将他看作苏轼的损友。而苏轼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元符三年四月,六十三岁的苏轼奉诏从儋州北返,而六十五岁的章惇却被贬到雷州,与儋州隔海相望。苏轼行至洪州时,章惇命子章援送来书信,恳求苏轼原谅并放过他们父子,因有传言此次苏轼会入朝为相。苏轼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并在书信后附药方,以供章惇应对岭南瘴气侵体之用。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苏轼、敬爱苏轼、赞美苏轼,如此处世为人,这就是他的胸襟和情怀吧。
王安石与苏轼,这两位当年朝廷上的政敌,也在元丰七年于江宁会面时一笑泯恩仇。
人与人哪来那么多恩怨啊?其实,很多时候是所执的目标、信念、方向、观念、手段不同罢了,因为各自的理想,走不到一块儿罢了。用最简单的话归纳,就是政见不同而已。
所以,王安石与苏轼虽有矛盾,却私交甚好。两人能坚守自我信仰,惺惺相惜,亦敌亦友,是是非非地走过一生,当算得上是传奇了。
苏轼的长辈朋友中,有一位也备受质疑,此人便是凤翔太守陈希亮。当年苏轼以大理评事的身份担任陕西凤翔府的判官,算是基层锻炼的京官,又是少年得志,心怀豪情,所以难免显得心高气傲了。
有同僚为讨苏轼的欢心,便以“苏贤良”称他,以此突出他在制科中获得贤良方正科“第一名”成绩的殊荣。简单说,就是给苏轼戴了顶“高帽子”,吹捧一下。没想到,传到太守陈希亮耳朵里,他便斥责道:“府判官何贤良耶?”苏轼无端被责,心中非常懊恼和气愤,认为太守是在故意刁难他。而对于苏轼起草的公牍,陈太守也要修修改改,这让自认为文章无可挑剔的苏轼很是难堪。再就是苏轼借故缺席了中元节的官府宴会,又被陈太守抓了一个正着,被罚铜八斤以作惩戒。
以苏轼直言直语的性子,真是气得没处发泄满腔的愤恨。后来终于逮住一个机会。陈太守建了一座亭子,让他写一篇记文,于是,名篇《凌虚台记》就这样诞生了。整篇文明里暗里对陈太守加以讽刺、挖苦,然陈太守故作不知,笑着让人一字不改地将文镌刻在了石碑上,从而让后来人能有幸欣赏到这篇精彩绝伦的千古名篇。太守的做法,体现了宽厚和包容。陈太守通过自己的方式,锻造苏轼、打磨苏轼,让他去掉骄矜自满,学会沉淀藏锋。
写《凌虚台记》时,苏轼二十八岁,等他为逝去的陈希亮写《陈公弼传》时,已人到中年,才明白陈希亮当年的用心良苦。他道:“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年少时的挫折和打击,是人生最好的历练,缺了这一课,则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补回来的,早经历,早懂得。
据说,陈希亮对苏轼的态度,让欧阳修都觉得气愤,后来在其调任时有意刁难,但苏轼这篇传记却是对陈希亮品行最好的说明和解答。
学会在顺境中清醒,学会在逆境中坚守,无论遇到什么人、经历什么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