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5 12:37:21来源：法律常识
胡惟庸党案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
云奇告变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
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1380），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独揽丞相大权，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之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就与刘基有过节。恰恰瓯闽间有一片空地名叫谈洋，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纠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对刘基夺俸，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谁知竟被胡惟庸闻知，忌恨在心，企图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但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可见胡惟庸气量狭窄、心计毒辣。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就在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没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法司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此时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
朱元璋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不成才告变，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同时被杀。
罪名升级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处死后，胡惟庸案远没有结束，对于胡惟庸的罪状一直都在搜集查证。
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佑，不仅是胡惟庸的至亲，还曾经伙同胡惟庸谋逆。胡惟庸虽已被诛，李存义也必须连坐。这可是祸从天降，并且为祸不轻，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对此事并未严惩，还特别下诏，李存义与李佑都免于死罪，只是被贬到崇明岛闲住。可能是因为李善长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旧情，因而特地从轻发落。按理李善长受到如此殊遇，应该上书谢恩，但是李善长对此事全然不予理会，这种态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证一直都在继续着，并且有了新的进展。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谋反案有了进一步的证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捉拿到奸人封绩。封绩本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于明，据说他经常往来于蒙、汉之间，曾经为胡惟庸给元嗣君送过信，胡惟庸在信中称臣，并请元嗣君出兵为外应。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将军蓝玉出塞时，在捕鱼儿海地方就捕获过封绩，但是由于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上奏，就把封绩给放了。直到这次，由于封绩再次被捕入狱，李善长终于也被牵连进来了。
恰在此时，李善长为了娱老，大兴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三百名，以供营建。以营卒为工役，这种事情本是常事。但汤和胆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长，因而表面应允，暗中却向朱元璋报告，这无疑是说李善长私自集结兵力。凑巧，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约有数百人，中间有一个叫丁斌的，为李善长私亲，李善长便替他求免。由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没有答应李善长的请求，反而命令将丁斌拿获。经审讯得知，丁斌偏巧曾经供事胡惟庸家，于是供出不少李、胡两家的往来之事。这样，便认定了李存义、李佑父子伙同谋叛的罪状，立即将他们从崇明岛拘捕进京，重新审理定罪。
接着，朱元璋便颁布严敕说，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门七十馀人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到处侦捕，牵连蔓引，共有三万馀人被诛戮。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昇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刊印多册，发往各地，晓谕臣民，以此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迁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费苦心，兴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废相的借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设有宰相制，宰相都称为丞相，当时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
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的冲突，唯恐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鉴于此，几次设法试图调整，以加强皇权。最早被杀的是中书左丞相杨宪。杨宪于洪武二年九月入为中书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长病休时，便实际操纵中书省大权，升为左丞。他玩弄权术，陷害同僚，“市权要宠”，很快被朱元璋杀死。
接着是右丞相汪广洋被杀。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权力过大，威胁帝权，于是在撤换李善长后，最初选中了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遇事小心谨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剧”而著称。
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广洋以“无所建白”贬为广东参政。但是汪广洋一离相位后，胡惟庸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遥执相权，势力更甚于前。
汪广洋被贬后，当然也不服气，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于洪武九年（1376）与御史大夫陈宁，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
然而汪广洋复相后，整日喝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事事调和，公事“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又把他贬往广南地区。即使这样，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便又追加诏书，下令追到后，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权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权、抓权均无好下场。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稍后，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但势力还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但是据吴晗先生《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据说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胡案刚刚结束，蓝案又兴起。
蓝玉党案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胡惟庸案刚刚告一段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发生了一个案子，叫做蓝玉案。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其家人也全部被杀。当时受株连被杀的，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两伯，两万五千人。为什么蓝玉在刚刚取得平叛胜利时，却因谋反获罪，在入狱第二天就被处死，并且株连如此多的人？这些都成为疑点，而且都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胡惟庸案极为相似，以至于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胡蓝之狱。
《逆臣录》
《明太祖实录》、《明史》均记载，蓝玉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略、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以及蓝玉的部将等密谋，准备趁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二十六年二月，为锦衣卫指挥蒋发现，告蓝玉谋逆。审讯群臣，案情属实，于是蓝玉等伏诛，列侯以下坐蓝玉党灭的不可胜数，详情都列在《逆臣录》中。
《明实录》、《明史》都是以《逆臣录》为依据的，所以《逆臣录》就成为研究蓝玉党案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件。《逆臣录》是在蓝玉案发两个多月后，由朱元璋亲自作序，翰林馆臣编辑的，详细记载了蓝党谋反的主要事实，包括试图谋反的具体时间、参与人物、活动地点，言之凿凿，似乎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以至于人们虽对朱元璋借端株连，兴起大狱，颇有非议，但却认为蓝玉及其党徒谋反确有其事。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遵照了《明太祖实录》、《明史》的说法。
朱元璋定胡惟庸案时，曾将案犯的狱词编为《昭示奸党录》，公布于世，不过它失传了。而《逆臣录》却保存下来，其传抄本藏在北京图书馆。《逆臣录》共五卷，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事情。于是，这位曾经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阴谋造反者。蓝玉谋反了吗？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逆臣录》果真是证实蓝党罪状的依据，还是恰恰说明它正是一桩冤案呢？吕景琳《蓝玉党案考》一文，对目前保存下来的《逆臣录》加以考证，认为《逆臣录》破绽百出，疑窦丛生。
首先，蓝玉并未招供。在这部供词汇编中并没有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表明两名主犯根本没招供。另据郑晓《异姓诸侯传》载，蓝玉被告谋反时，朱元璋曾召集群臣廷议，蓝玉极力辩护，不肯牵连他人。詹徽恐吓蓝玉，逼蓝玉招供，蓝玉于是大声喊道，詹徽就是我的同党，吓得詹徽只好作罢。供词汇编竟然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个狱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
其次，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地区南下川西，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八月二十二日，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以交通胡惟庸罪被处死。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军都督佥事谢熊奉命前往成都，奉旨召取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问：“谢都督，你怎么来的？”谢熊说：“我来取大人回京。”蓝玉说：“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接着，便在四川到处活动，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到武昌，初三到九江，初七到安庆，一路上明目张胆地联络谋反事宜，令人咋舌，但随后的活动，更令人瞠目。
蓝玉大约在次年正月初十前后抵达南京，至二月八日被捕，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据《逆臣录》所载口供，在这一个月当中，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都穿梭来往于凉国公府，畅言谋反。粗略统计，有几千人出入蓝府，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蓝玉谋反的事京城内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蓝玉既然是铤而走险，密谋反叛，他怎么可能在雄猜好杀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张扬？
陈四益在《罗织的证据》一文中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的。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最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渔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
再次，谋反的具体日期露出了马脚。这一场几乎牵连到所有京城驻军和部分外地驻军中高级军官的宫廷政变，决不可能没有周密的策划，详尽的行动方案。而《逆臣录》所收口供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却是相当贫乏。景川侯曹震的儿子曹炳交待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晚上（即蓝玉被逮的前一天晚上），才听他父亲说：“等今年四五月间，我们预备下，伺候作事业，务要成就。”时间说得还很遥远，又没有具体情节。供得最多的是二月十五日皇帝往南郊举行亲耕藉田典礼这一天举事，这个政变的日期只是府军前卫的一些千户提供的，而公、侯、都督这些上层核心人物无一提到政变的策划及具体行动日期。况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二月十五劝农日皇帝去南郊这一天动手，是根本不可能的。皇帝出宫去南郊祭祀先农（神农氏）并亲自把犁耕田这个仪式，对天气的要求非常严格，虽定在仲春二月，但至于哪一天，要临时“择日”而行，需要钦天监预测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才行。为了确保准确，一般是短期预测，不可能过早决定这个日子。并且即使钦天监奏定了祭祀的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一定亲自前往。朱元璋平时警戒严密，诸事慎之又慎，行踪诡秘，所以离宫外出的确切日期，根本不可能提前宣布，因而一般人绝无可能较早知道祭祀的日期，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到底去不去躬耕藉田。照一般情理，这时太子新亡，朱元璋身体虚弱，他不亲自去南郊躬耕倒是可能性更大。这样，蓝玉怎么会在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二月十五这一天皇帝要亲去南郊？不过，蓝玉被杀后，二月十五日这一天朱元璋确实去南郊举行了亲耕藉田的典礼。因此很明显“二月十五日劝农日下手”，是在皇帝亲耕藉田后编造的。这个日期被收录在《逆臣录》中，为《明史》等史籍所引据，孰不知这件最确凿的事实却恰恰成了蓝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证。
况且蓝玉伏诛后，这么多的高级将领全部束手就擒，没有一点儿反抗的馀地。如果他们事先有密谋，串联好的，或者早想造反，怎么可能就这么束手就擒呢？造反是假，要除掉这些悍将是真。可见，《逆臣录》不过是朱元璋罗织的一个幌子。
蓝玉本是朝廷倚重的对象，为什么要把他杀了？为什么朱元璋到了晚年，还要杀掉如此多的公、侯？
一根棘杖
明朝的江山稳固后，朱元璋就视那些功臣为眼中刺，唯恐其威胁到皇权，于是大肆杀戮功臣。胡惟庸案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然而皇权与将权的矛盾又突显出来。
据说朱元璋在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谏言道：“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没有作声。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到跟前，将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露难色。朱元璋说道：“我让你拿棘杖，可是棘杖上有刺，你怕伤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我现在诛戮功臣，是在替你消除隐患。”谁知太子听了父亲的这番理论，大不以为然，反而应对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也就是说，如果父皇是一位贤明的君主，那么臣子自然就会顺服，言外之意就是朱元璋过于残暴。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然而，朱元璋丝毫没有放松“剔刺”。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三十九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死。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他认为燕王朱棣和自己很像，为人阴鸷沉稳，想立他为太子，但遭到大臣的极力反对，认为与古礼不合，对其他皇子也无法交待。为避免继承问题上的矛盾，朱元璋不得已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仍按嫡长子继承制，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为太子朱标第二子，才十六岁，性格很像他的父亲，待人宽厚。因为他的哥哥早逝，得以继嗣为嫡长孙。但年幼的他从未实习过政务，不像太子已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与文武臣僚的感情也不如太子深厚。朱元璋唯恐孙子太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变故，他辛苦创建的大明王朝就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他横下一条心，重开杀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军功显赫的蓝玉被杀也就势不可免了。
蓝玉与朱元璋同乡，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早年曾在常遇春的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很是欣赏，数次在朱元璋面前称赞，于是朱元璋就把蓝玉由管军镇抚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四月，常遇春女册封为皇太子妃，蓝玉也就成为太子朱标的舅父。这桩政治婚姻表明，朱元璋有意通过联姻，拉拢功臣，使功臣集团继续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柱。
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全国许多地区如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仍在元朝统治者手中，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洪武四年蓝玉从傅友德伐蜀，克绵州。五年从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于土剌河。七年帅兵拔兴和，获其国公帖里密赤等五十九人。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三副使，斩获千计。明年，师还，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沐英修建的昆明忠爱坊洪武十四年秋季，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往征云南，诸蛮部一律降服，云南悉平。沐英偕蓝玉与傅友德等会集滇地，联名报捷，并筹办善后事宜。明太祖念沐英功，遂命沐氏世守云南。蓝玉也从此受到明太祖赏识。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召征南师还，沐英留镇云南。
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楚，拥众金山，屡侵辽东，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明军在“金山之役”中取得了成功，降服了元将纳哈楚。但是，北元衰微后，原元朝统治区出现了多个蒙古割据政权，纳哈楚只是其中的一个。纳哈楚降明，只能说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实力的蒙古割据政权，解除了其对明朝的威胁，但不代表蒙古诸部都已降明。这种情况下，明太祖委任蓝玉为大将，征讨下一个主要的目标脱古思帖木尔，他认为“肃清沙漠，在此一举”，因此要求蓝玉勿失时机，必须成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来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这一次战役，抓获脱古思帖木尔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馀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馀，焚甲仗蓄积无数。捕鱼儿海战役是北元贵族遭到的最大的失败，自脱古思帖木儿死，蒙古内部就开始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其间虽然有过几次统一，但对明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威胁。胜利消息传到京师，明太祖大悦，遣使劳军，谕中比蓝玉为卫青、李靖，晋封蓝玉为凉国公。
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地区南下川西建昌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就在帝国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久，将帝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蓝玉为太子朱标的妻舅，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朱棣交恶。燕王朱棣系太祖第四子，既非嫡子，又非长子，按太祖立嫡立长制，是不会得到特殊重视的。但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似朱元璋。早在初封燕王时，即已表现出非凡的才略。时李文忠主持燕王府工事，朱棣与诸王住在凤阳，他在给李文忠的信中说：“所有宫殿，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燕王府是利用元朝旧宫建起的，朱棣这样表示既可在明初工程浩繁之际表现自己撙节，应合太祖心思，又可保留元宫形势，得到皇宫之制，燕王府因此异于诸王府。后来朱棣果然成为诸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并非如太祖所望成为藩屏皇室的得力助手，而是伺机谋取皇权。洪武二十三年，他首次率师北征时，即以武力加怀柔的办法迫使蒙元乃儿不花部投降，大获全胜。太祖闻报欣然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朱棣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干得到太祖赏识。太子朱标健在时，每遇重大事情，必找蓝玉商量，视蓝玉为心腹。蓝玉便力劝太子，燕王有野心，应多加提防。燕王为窃取储君的位置，伪装忠厚老实，赢得父皇的赏识，并伺机除掉异己。蓝玉北征还军后，对太子说：“我看如今的燕王，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听善观望气的人说，燕王有天子气，愿殿下早作预防，一定要审慎呀！”太子道：“燕王对我甚恭敬，决无此事。”蓝玉道：“我因蒙殿下的优待，所以才敢密陈利害，希望我的话不验，不愿我的话不幸言中。”太子默然。随后有人将此事报告了燕王，燕王怀恨在心。
然因太子健在，太祖末年大政大议悉付太子暨太孙参决，朱棣不敢贸然加害蓝玉，以免给太子以口实。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逝，如此良机，燕王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就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应妥善处理。”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在燕王的挑唆和自己的猜疑心驱使下，朱元璋更加坚定了翦除蓝玉的决心。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他的死却不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贪横恣肆与朱元璋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史称蓝玉，“多畜庄奴假子，乘势暴横。霸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逐御史”。并且在征战时，还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这也是一种大逆的行为。北征还，蓝玉回到关里，天晚了，城门已闭。没有谕令，侍卫不能开门。蓝玉便把关门给拆了，擅自进去了。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威焰愈盛，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友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太傅比太师低一等，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了太子太师吗？”他的不满和牢骚，更引起朱元璋的不悦。为何“雄猜好杀”的朱元璋此时不杀蓝玉呢？除当时诸王尚需经验丰富的将领辅佐共同藩边外，蓝玉与太子关系颇为密切，且从政多年的皇太子完全有能力驾御蓝玉。蓝玉虽恃功骄纵，仍要受藩王节制，不能自专。退而言之，即或蓝玉欲造反，太子凭藉诸王之势亦足以制衡蓝玉。因此明太祖对蓝玉等功臣则主要以《铁榜》和敕谕的方式加以警告，如先后颁赐了《武臣大诰》、《武臣敕谕》、《武士训戒录》等，期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将来更好地效命于皇太子。不料太子却英年早逝，太祖企图通过太子控制蓝玉的愿望化为泡影。倘若太子不早逝，蓝玉也不至于被杀戮，然太子一死，太祖惟恐太孙日后难以驾御文武臣僚，为皇权计，在燕王的挑唆之下，决定铲除一些骄横的功臣宿将，蓝玉于是首当其冲。
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威胁，翦除的罗网正在悄悄张开。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桀骜如故，一点也不检点自己，明太祖越加疑忌。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便有锦衣卫蒋，密告蓝玉谋逆，说蓝玉试图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准备在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朱元璋听了，立即命令锦衣卫发兵逮捕，将疑犯一齐捉拿到朝廷。稍作审问，便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杀死。并且罪犯的家人亲属也全牵连进案，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一万五千人，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
兔死狗烹
明太祖至此还不罢休。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功高盖世，为朱元璋册封的九个公爵之一。然而就在蓝玉党案过后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赐死。
宋国公冯胜，在自家府第外筑稻场，把缸埋在下面，在缸上设板，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仇人状告冯胜，家居不轨，私藏兵器，意图谋变。朱元璋召他入朝，赐以酒食，说是决不轻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
定远侯王弼，居家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此话一出，就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至此，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以保全，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党狱之前。沐英因镇守云南，得以偏安无事。汤和则因早早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才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并且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律扣上“胡党”、“蓝党”的帽子。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
正可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