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10 02:02:23来源:法律常识
2020年3月9日正式入驻B站至今,罗翔的粉丝数已突破600万。凭借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罗翔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 (资料图/图)
信科宇偶尔还会想起当年师门开读书会的日子。大家的书都是光光的,最多有些勾划,而老师罗翔的书三面都贴满了的便利贴,“有一本贴得花花绿绿的,应该是翻过很多次。”
那时他们常会在校园找间小教室,信科宇第一次参加,读的是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而他在本科阶段看得最多的是《盗墓笔记》和《鬼吹灯》。他形容自己“像是坐在人群里会说话的猴子”。“他们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罗翔注意到了他的窘迫,对他说:“没关系,你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哪里写得好。”
几年后,罗翔在网上另类走红,凭借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在亚文化圈和年轻人中吸引了无数拥趸。
2020年3月9日正式入驻B站至今,罗翔的粉丝数已突破600万。无数弹幕区的留言证明了他的破圈:“医学生报到”“中文系学生报到”“水利工程系学生打卡”“小学生来了”……雪花一样的弹幕填满了整个屏幕。
在二十多年的好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民看来,罗翔是网红和大学教授的“中间点”,也是在这个时代向公众另类普法的方式。
林民觉得罗翔身上最可爱的一面,是他性格里的愤怒和激情。“他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有很强烈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单纯,不像到这个年纪的人应该有的那种油腻或者中庸。这些十几二十来岁的学生,会在这个已经头发稀薄的中年男人身上看到,他既有所谓名大学教授的学养,还有年轻人的激情。”
罗翔曾在随笔集《圆圈正义》中写道:“在现实中,我们用任何仪器都无法画出一个真正完美的圆,但‘圆’这个概念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圆’看成一种关于正义的隐喻,那么每一个画‘圈’的决定都是一种与正义有关的追求。”
4月6日晚上10点,李伊拉上客厅的窗帘,打开投影仪,在沙发上开始她近期最为重要的“学习”——听罗翔的司法考试培训视频。她已经听到第16讲——“紧急避险”。投影仪的光射出,“厚大法考”蓝色的背景板被拉长,身穿西装的罗翔出现在雪白的墙壁上。
他正讲到“邓玉娇案”,用来阐释何为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邓玉娇是一名修脚女工,2009年5月,在湖北巴东县某镇“雄风宾馆梦幻城”工作时,遇到来寻欢作乐的邓贵大等三名国家工作人员。“那邓贵大看到邓玉娇长得年轻貌美,便要胡来。他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邓玉娇说,‘我不是干这个的,我是修脚女工’。邓贵大说,‘你装什么装,老子有的是钱’。据说是拿着钱往邓玉娇头上砸过去,你说多坏,拿钱砸人”,说完这句,罗翔面无表情地低下头,“为什么不砸我呢?”——30秒的片段宛如说相声。李伊情不自禁拿手机录下来,发给了一位湖南籍朋友,“你们弗兰人”。
“80后”李伊是郑州大学考古系的一名讲师。这位热爱郭德纲的年轻女士现在有了一个新爱好——“在B站学刑法”。这台投影仪是学生寄放在家中的,以往用来追剧或看电影,比如日本推理悬疑片《古畑任三郎》,如今却用来学刑法。她手拿笔记本,每听到新的知识点,就按下暂停键,用黑色和红色的中性笔记笔记。方方正正的楷体字已经写满了18页。空白的扉页上,则记下了一句语录:“用良知去驾驭我们之所学,而不要因所学蒙蔽我们的良知——罗翔”。
此前,李伊对法学原本有极深的偏见,唯一的知识储备来自研究生阶段看的美剧《傲骨贤妻》。
3月2日,她的学生张逸将B站上一段名为《为什么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案件最终轻判或不被惩罚》的内容转给李伊。这则2月13日上传的视频,是罗翔有关“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刑法”的一段经典论述,被许多网友称为“入坑作”“梦开始的地方”,目前已累计超过173万次观看,1.1万弹幕。
张逸告诉南方周末,自己算是“最早捧罗的一批非法考学生”。他通常会在吃饭或失眠时打开罗翔的视频。但失眠观看往往产生反作用——春节时第一次在B站刷到罗翔,当晚不眠不休看到深夜。
李伊则下单了罗翔签名版的随笔集《圆圈正义》,并四处向别人推荐罗翔的刑法课程,称“(郭德纲 田亮)×刑法学=罗翔”。
一名经济系学生在接到南方周末的采访邀约后,表示“鉴于我非常喜欢罗翔,喜欢的程度你可能无法想象”,决定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并要求记者根据文章内容提问,第二天便发来一篇洋洋洒洒的千字长文。
对于意外走红的原因,罗翔坦言没有仔细想过,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民众本身对正义是有期待的,对法律知识也是想了解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剧本,我只是配合演好剧本。说不定马上就会过气,马上就会昙花一现,这都很正常。”
今年43岁的罗翔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作为199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罗翔接受过正统的法学学院体系培养:他先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学本科和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如今从事刑事辩护律师工作的信科宇,是中国政法大学2016级毕业的研究生,也是罗翔的学生。他告诉南方周末,在社会上取得广泛关注之前,罗翔在政法大学本就是“明星教师”。2008年以来,罗翔入选过法大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2018年入选法大首届“研究生心目中的优秀导师”。
许多人都会提到罗翔在政法大学校园里课堂的火爆:他给大二学生开放《刑法总则》《刑法分则》两门课程,选课时往往一座难求。礼拜二晚上6:30-9:10的课,“我们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就要去借小板凳,把它放在阶梯教室里面,然后贴上条,写上‘占座’。完了之后,6点不到就去上课。”信科宇说,最夸张的时候,“连窗台上都贴满了条,很多人站着听”。
薛光明是信科宇的师姐,她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北京炎热的夏天,罗翔在“空间极其有限的讲台上”,“迈着他一米九(身高的)大长腿”。同法考培训视频里西装革履的装束不同,在薛光明的记忆里,他总是穿Polo衫,或者简单的衬衫。有时在校园里远远看见罗翔和其他老师,他背着手,有一点驼背,“可能在思考或者谈论一些问题”。
那时他俩常坐在讲台前面,离罗翔最近的位置,“经常会有眼神交流”。他们已经很难回忆起课堂上讲的具体知识。但罗翔有时提问,会微低下头,眼镜滑落到鼻梁下方,目光从镜框上透出,“同学们,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同他在B站视频里经常露出的表情一样。
有时听他讲故事,薛光明会觉得不仅是几个字表述出来的那么简单,因为它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当他提到一些“变态但搞笑的案例”,比如经典的“粪坑案”,台下哄堂大笑,罗翔便会很无奈。
罗翔告诉南方周末,他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最高法每年的《案例汇编》和报刊杂志的社会新闻,“哄堂大笑之后,也要体会故事背后沉甸甸的现实。”
他每年都会重提曾经的典型冤案,比如聂树斌案,“还有一些在大家看来不是很严重的犯罪,他就会说,大家知道这个案子判了多少年吗?死刑立即执行。然后露出一个很遗憾的表情。”学期课程结束,许多同学手拿《刑法一本通》,排队请罗翔签名。他会签下那句著名的“做法治之光”。给薛光明写的是,“爱是永不止息”。
第二学期选课时,信科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惜拿我课表上所有其他课程,去跟同学换一节罗翔老师的刑法课”。初试通过后,信科宇堵在教室门口,罗翔没有直接答应,只说“好好准备复试”。复试结束后,罗翔给信科宇回复了一则很长的邮件,以自己“手里的资源不太好”为由婉拒,最后一句话的大意是:“我不是很适合做导师,请你慎重考虑。”
信科宇坦言,和在学生中受到的欢迎不同,那时罗翔在学院内部并不起眼。他当时还只是副教授,不是博导,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书。
信科宇原以为自己已经被拒绝了,一位师姐却告诉他,“其实罗老师在收学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收到这种短信。”他再次写邮件表达自己的决心,便正式成为了罗翔的研究生。
师门常在法大附近的小馆子聚餐。8点多钟,罗翔便要离开。后来信科宇知道,罗翔一般晚上9点多休息,早上五六点就起来看书了。
临近毕业时,罗翔将信科宇5万字的研究生论文初稿删了一半,并把其中的标点符号和脚注错误一一改了。“他不会骂你,就是默默地给你改了。最多在最后注一句,一定要注意标准引用,不要写错别字。”一位研究生毕业在北京找工作,罗翔推荐她去了一家著名律所。后来询问近况时,她总说挺好的。她觉得万一干得不好,或者过得不开心,罗翔是会自责的那种人。“因为是他推荐我来的,他会下意识觉得有他的原因。”
2020年4月,安徽阜阳一名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正在观看劳动法律知识讲座直播。 (视觉中国/图)
2017年以前,罗翔还不愿意走到聚光灯下。“我就觉得在学校里静静生活,在书斋里畅游,就可以了。”罗翔对南方周末说,“在政法大学教好这些学生,因为他们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
他已经多年不讲司法考试,一位法考培训机构的朋友请他出山,给的理由很动人:每年参加法考培训的几十万名学生中,很多是二三本学生,他们也需要接受优质的法律教育。“这部分群体可能更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这让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林民告诉南方周末,法学院老师出来讲司法考试培训,最初多是出于生计考虑。作为有20年教龄的正教授,林民的月薪是1万3,“在学校还算高了”。罗翔对此表示认同,但也认为有些东西在功利之上:“人一定会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一个正当化的根据,不可避免会寻找其中最神圣最崇高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个体的功利目的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林民告诉南方周末。他们在政法大学里教出的最聪明的学生,最后未必会从事法律工作。“这些愿意花几千,甚至上万块钱来培训的人,他确实就是奔着当律师和法官来的。你如果能在考试之外,在他们的脑子和心里种下一些对的东西,作为法学老师,你的价值就会通过这样一种看似功利的方式,得到很大的扩张。”
每年7-8月的暑假,司法考试培训老师会在成都、南京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到处飞。林民回忆:“它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在一个地方一般讲2-3天课,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讲完课马上去坐飞机,赶往下一站城市。”
他和罗翔偶尔会在陌生的城市碰面,晚上一起喝酒。罗翔有时会苦闷,不乏挫败感——许多学生抱着功利的考试目的而来——“这节课考几个知识点,考哪些怎么考,最好把答案告诉我。”
多位参加过法考培训的学生则告诉南方周末,考试辅导资料能有一米多高,有十几门课需要在短期内消化背诵。很少有人会选择听罗翔的课,“因为他其他东西讲得太多了”。
“但同样有数量不少的学生,是带着对法学的求知欲和对法律职业的认同而来。假如你可以影响到30%的人,而这些人是奔着律师法官这个岗位去的,这就叫意义价值。抛除商业运作和个体的生计目的,这是对转型时代的中国法治的贡献。”林民对南方周末说。
这些年和基层公检法机关打交道时,林民遇见过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会站出来说:“我是你的学生,听过你的课。”
西北地区一位公安局警察参加过法考培训,和罗翔、林民一直保持联系。他专门到北京找两人聊天,提到以前逢年过节,碰见老百姓用毛驴车拉一车土豆,会随便找个法律理由罚款。“但他说,听了这个课之后,就会去反思,一个人掌握权力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处置。”
“曝光于聚光灯下,太容易放纵自己的虚荣了,而且这东西很虚无缥缈。”罗翔告诉南方周末,真正的成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去战胜它而不是回避。“不是说你退到深山老林,拒绝虚荣,你就不虚荣,因为稍有诱惑你还是会虚荣的。”
那时,朋友对他说:“你拥有表达的才华,这些才能不能浪费。”这句话促使他开始积极在公众号和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就“天一案”“天津气枪老太太案”等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法律解读。“因为表达的才华既属于你,又不完全属于你;是训练得来的,又不完全是训练来的。”罗翔对南方周末说。
张逸觉得罗翔最大的魅力是,他能用普通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讲述刑法问题,“而不是干巴巴的法条”。在李伊看来,“有一些话,别人说出来可能不好笑,但是他说出来就分外好笑。”
罗翔的一位研究生在工作后发现,很多律所都有自己的推广策略——让律师在抖音上就社会问题进行解读。罗翔的优势是如此明显,很多律师坐在镜头面前,就已经眼神失去焦点,然后不停地看稿,“罗老师就会随意很多”。
除了罗翔的人格魅力和表达天分,林民认为被广受追捧的“郭德纲式”幽默感,也是法考老师适应培训的一种策略——商业机构通常会把学生拉到昌平等城市郊区,找个偏远度假村封闭学习两个月,“就跟新东方一样”。学生上课从早到晚,接受填鸭式教学,“你如果没有那种‘提神’的东西,上课很枯燥乏味,那个机制很快就会把你淘汰掉。”
包括罗翔本人在内的多名法律界人士都认为,他的课程之所以好听,能吸引到众多网友,也来自刑法本身的魅力。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是刑法研究中重要的领域,它们带来言说的张力和刺激。“法学院里稍微会讲课一点的老师,刑法课都讲得很精彩。”一名法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对南方周末说。
罗翔走红后,研究法理学的林民把视频找来一看,发现他把自己那部分也讲了。“因为刑法是在所有法律关系中,最能展现公权力和私权力关系的一个。它的落脚点是善恶,这涉及道德的问题,也是哲学甚至宗教的问题。他能够把刑法活色生香的一面讲出来,又能往刑法哲学去延伸。”
读研究生时,林民跟罗翔并不熟,对他的印象就是爱喝酒。2000年初,几位法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留校的青年学者,会定期在一起开读书会。现在偶尔朋友们聚在一起,在谈到一些社会问题时,喝过酒的罗翔依然语词激烈,甚至会拍桌子。
罗翔曾写道:当年报考博士,自己的专业课和面试都是第一名。学校教务却通知,当年政策有变,一个导师只能带一个学生,那个名额已经给保送生了。后来导师亲自写了封信给校领导,他才如愿被录取。
在老家湖南耒阳,罗翔很多中学时代关系好的同班同学,还在底层当工人,为生计奔波。“你就会知道,人生的很多成就,都是一些机遇,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罗翔对南方周末说。
在林民看来,罗翔在B站的走红,一方面是由于适应了年轻人的知识期待,“因为他讲的还是很‘重’的东西,不是很‘轻’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商业机构一开始的助推。
曾有法考培训机构提出为林民打造“人设”,但他拒绝了。在这一点上,他佩服罗翔表达的勇气——“这个时代需要出现这样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又需要塑造这么一个人,而他又是符合这样一种气质的。但是他在这个平台上,能把他做的事情扩张开来。其实他做的事情,许多法学院的老师也在做,只是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它放大无数倍。所以他是一个网红和大学教授的中间点。”
这些年的法律工作中,薛光明常常体会到法律与普通人的距离。“法律可能让人觉得很生涩,离生活比较远。但是罗老师能做到让你觉得法律跟生活是非常贴近的。他自己本身很懂,所以可以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讲出来。”
信科宇读书时,罗翔常给他们讲到那个“下跪老人”的故事,用来思考法律人对于普通民众的意义。罗翔在《圆圈正义》中也记录了这个故事,那是他2004年所写的。在人行天桥上,他曾遇见过一个貌似乞丐的老妇人,已经准备好要用几个钢镚打发,不料老人开口却是询问某区的司法援助中心怎么走。
罗翔对南方周末回忆,那时候尽管还没有智能手机,但通过114就可以查到。“我说了后,老太太就下跪了,这就很惊悚了。她问了好多人,都没人搭理她。我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打车带她去。”一路上罗翔没告诉她,其实自己就是学法律的。到了法律援助中心门口,老太太居然说:小伙子,你别跟我去了。“我就很羞愧,她怕给你惹上麻烦。”
罗翔的走红,也引发了外界对“法学娱乐化”的担忧。为了避免被曲解和误读,他现在录东西都会尽量长一点。罗翔承认,这个时代的通病是浅薄,而浅薄的标志就是庸俗化、娱乐化、漫画化。“但既然这是一个趋势,你就要选择以一种艺术性的方法来逆潮流而动,要把更加原汁原味的东西给大家摆出来,这是人类所有严肃的思考。”
“我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是一种理性思考。但大部分人都喜欢简单话语的世界,非黑即白的思考。大部分人都喜欢做刺猬,很难去容忍这种狐狸式的智慧。”
在《圆圈正义》中,罗翔曾写道:“从事文字写作要把自己看成一支铅笔。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为何写作。”
而这支能写作的铅笔,也可以视为一种表达的才能——它既属于自己,也不完全属于自己。罗翔告诉南方周末:“对于铅笔而言,最重要的是笔芯,你要保守你的心。其次,铅笔的笔迹是可以被擦去的,所以你说的东西很有可能会是错的,你要接受你的有限性。最后,铅笔是会用尽的,有一天你的使命完成了,平淡地接受,就可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民、李伊、张逸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