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2:28:03来源：法律常识
剑河县法院采取靠前预警把好脉，188人2200余万元木材欠款在诉前得到集中化解。
凯里市人民法院通过探索示范性诉讼，房开商主动清退4331户业主“三通费”1966.9万余元。
雷山县人民法院通过精准委派调解，用活地方风俗，圆满化解侵权纠纷。
……
“你们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我心服口服！”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的那一刻，田某等17人的怨气瞬间消散了。2020年3月起，田某等17人因与某公司的劳资纠纷催要未果，向施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院细心引导下，当事人选择高效便捷的化解矛盾纠纷方法，通过签订调解协议，作出司法确认，使30万元劳务费在诉前一次性获得清偿，高效追回所欠工资，既节约当事人双方诉讼成本，又节约了司法资源，将群体性矛盾消除在源头。
上述案例，以调解的形式化纠纷于无形，矛盾纠纷少了，法官压力小了，群众满意度高了。这是黔东南州强化诉讼源头治理，全力推动矛盾源头化解的生动缩影。
今年以来，黔东南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加强诉源治理的系列决策部署，按照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关于推进为群众办实事为基层解难题“十件实事”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突出法院先导作用，畅通多方参与渠道，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司法推动、法治保障”的诉源治理工作格局。通过前期实践，探索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1129”工作模式：即明确党委和政府第一责任主体、用活“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充分发挥县级综治中心和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个平台，以及综治中心与诉讼服务中心无缝衔接等9项相关机制。
1至11月，黔东南州法院系统新收案件50269件，与2020年同期63345件相比减少13076件，下降20.64%，为全省唯一实现整体收案下降的地区，案件结收比87.05%，排名全省第一。
黔东南州司法局远程调度调解室。
明确“一个主体” 压实各方责任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诉源治理”致力于将治理链条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
但仅凭单一部门或者作为一项孤立工作来抓，收效甚微。
为推动诉源治理落地落实，黔东南州主动将诉源治理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工作体系，让党委坐镇“中军帐”，相关职能部门“车马炮”各司其职，形成诉源治理的整体合力。
强化高位统筹。黔东南州将诉源治理工作作为各级党政“一把手”工程，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是诉源治理工作的主体，也是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扛起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矛盾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
凯里市政府、法院、公安联合联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如凯里市委多次组织召开全市专题会议部署诉源治理工作，为更好地发挥“万人成讼率”的杠杆作用，将其纳入平安凯里建设考核内容。天柱县委、县政府定期听取诉源治理工作汇报，分析诉源治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为诉源治理工作当好坚强后盾。榕江县委高度重视诉源治理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和研究重要工作事项。
强化督查考核。黔东南州委、州政府将诉源治理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纳入全面依法治州和法治政府建设规划，纳入州委督查督办局的督查内容，纳入平安建设、法治建设考核重要内容。
强化经费保障。诉源治理工作启动以来，州级投入6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发展壮大调解组织，包括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的日常办公经费、调解人员的薪酬、调解个案补贴、法治宣传等。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谋全局，才能谋一域。
党委统筹部署，调动各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为推进诉源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落地落实，在城乡社区建成一道道“防火墙”、 一个个“无讼区”，让群众少了怨气，也让法官松了口气。
雷山县成功调解8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
用活“一个法宝” 强化源头预防
前不久，在雷山县永乐镇开屯村，两户村民因耕地界线引发纠纷，多次协商无果，村头巷尾相见总是怒目相对。一方表示，“老死不相往来。”另一方也不甘示弱，“坚决奉陪到底，打官司。”
“走访知道这事后，我当即向网格员和镇综治中心进行报告，两天后，镇综治中心与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及国土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咱们村，当着两家人的面，摆事实、讲法律，这才化解了误会恩怨，两家人握手言和。”开屯村联户长高显德说。
贵州省委政法委自2020年以来在全省推出“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作为一名联户长，高显德不仅要将走访信息记录在案、建立台账，还要定期向上一级的“网格员”、镇综治中心报告，最终，再由镇综治中心将各类信息汇总到县综治中心。这样一来，区县一级就能全面、准确、及时掌握整个区域的群众诉求和矛盾纷争信息，进而统筹决策回应群众。
社区调解室。
按照“1129”工作模式，县级综治中心是县域重大矛盾纠纷和突出问题排查、化解、稳控、处置“四位一体”的集成指挥部，不仅要每月组织进驻各部门对全县（市）矛盾纠纷数量、类别、重点、形势进行研判分析，研究措施，包案化解，还要对同级法院推送过来的非诉纠纷接收后集中分流、统一督办。
据统计，目前，黔东南州共有县级综治中心16个，乡级综治中心217个，联户长96009人。今年以来，全州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7998起，化解14432起，化解率80.19%。
该州群体性事件“零发生”，涉稳问题全部稳控化解，真正实现了“急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
榕江法院干警入户化解矛盾纠纷。
整合“两个平台” 夯实前端化解
前段时间，榕江县人民法院调解员对蒙某康等38位务工人员被拖欠工资一案进行回访，得知杨某广已按约定全部兑现拖欠蒙某康等38人的劳务工资。
“幸好没有对簿公堂，如果打官司，费时费力耗时长，还要花很多费用。”蒙某康感慨地说。
据悉，2020年初，因杨某广承建某项目需要人手，遂陆续召集蒙某康等38位民工前来务工，口头约定由民工到该项目搭建钢架棚。但当施工完成后，杨某广却拒付38人劳动报酬20余万元。多次催讨无果后，蒙某康等38人遂向榕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收到诉状后，该院第一时间启动诉前联动化解纠纷程序，榕江县诉调委联合该县检察院与人社局跟进。同时，法院将38起纠纷分解给3名法官跟踪指导调解，成功化解这起劳务合同纠纷。
法官妥善化解相邻纠纷案件。
这是黔东南州在运行“1129”工作模式中，立足综治中心、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个平台功能，努力推动多方联动，夯实前端化解，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化解在诉前的榕江模式。
据悉，为加强诉源治理，让纠纷止步于诉前，黔东南州对综治中心、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还提出了调解进驻单位及工作职责、平台运行模式、工作运行机制等要求。
榕江案例，就是将县人民法院诉讼窗口前移至县综治中心，选派精干力量坐班。将到法院准备起诉的群众引导到综治中心诉讼服务窗口办理，入驻法官对群众的纠纷进行筛核，将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提交县综治中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进行分流转办，跟踪督促，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调解成功的引导申请司法确认，对需要多个部门共同解决的，由县综治中心召集各部门研究解决。
同时，根据全州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矛盾纠纷突出、治安复杂程度，分类明确县级综治中心调解进驻单位。
三穗法院法官进社区开展法治宣传及物业纠纷调处。
运行“九项机制” 明晰部门权责
去年9月，黔东南州凯里市住建局在工作中发现，涉及到业主和物业纠纷的问题反映尤为突出，便根据“1129”工作模式要求梳理、研判，将预警线索推送凯里市综治中心。
“虽然还未涉及大量案件进入诉讼阶段，但此类问题积压越久，势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凯里市委政法委书记潘勇说，“通过风险评估，我们当即决定由市综治中心牵头组织法院、司法、公安、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研究应对措施，在相关社区成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
据统计，今年以来，凯里市共组织涉房开物业调解314次，帮助3268户成功化解纠纷，涉及金额5600余万元，司法确认案件2644件，诸多潜在诉讼案件在诉讼前端各方领责下，保证了矛盾高效化解。
值得一提的是，凯里市问题楼盘风险预警后，黔东南州综治中心还将问题楼盘潜在风险上报至州委、州政府，推动州委、州政府制定出台了《黔东南州依法处置问题楼盘专项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天柱县政法委组织法院、住建等部门研判楼盘纠纷。
黔东南州通过运行“9项机制”模式，各地因地制宜，你追我赶，构建了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多方联调的系统集成诉讼纠纷源头减控体系，达到去存量、防增量效果。
据介绍，“9项机制”包括，综治中心与诉讼服务中心无缝衔接机制；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预警两横一纵联动机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和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党委和政府统筹突出矛盾纠纷专项治理机制；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少数民族特色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民商事纠纷诉前调解及行政争议诉前协商机制；快审快结快办机制；科学高效诉源治理考评机制。
实践中，黔东南州委政法委还牵头，针对全州案件增幅较快、纠纷集中的11类民事案件，明确各相关牵头单位源头化解责任，一改以往主管部门履职不够，有问题就往综治中心、法院推的局面。
例如，明确借款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由银保监部门牵头化解；明确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纠纷、平等主体市场合同纠纷由司法部门（人民调解委）牵头化解等。其他领域纠纷则按照涉及的部门分别明确牵头单位，各部门清晰自己的权利责任，确保矛盾在第一时间高质高效化解。
剑河某林业投资有限公司拖欠188人2200余万木材款诉前成功调解并兑现，当事人赠送锦旗。
探索“七个一” 严格关口把控
为打好诉源治理攻坚战，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七个一”的工作模式：即提高站位坚持一个指导思想、强化统筹用好一个工作平台、靠前预警转变一个司法理念、多措并举明确一个治理目标、力量前移改变一种工作模式、立体化汇聚一批工作力量、严要求建立一套考核机制。
剑河县某林业公司发生火灾，无法及时兑现林农木材款，林农文某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要木材款，得到法院予以支持的判决。得知文某胜诉，很多林农纷纷仿效，欲到剑河县人民法院立案大厅递交起诉材料。
“排查统计下来，一共涉及188位林农，拖欠木材款高达2200余万元。林农一旦走上诉讼维权路，一方面会费时费钱，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林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这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并当即向县委、县政府及县委政法委进行了专题汇报。”剑河县人民法院院长杨彬介绍。
岑巩县矛调中心研判征地纠纷调解。
为此，剑河县委、县政府及县委政法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讨解决方案，并积极与相关企业沟通协调。2021年5月底，经剑河县人民法院、综治中心、公安局、司法局等多部门联动，组织林业公司与188位林农参与诉前调解，最终达成诉前调解协议，该公司5天内向林农全部兑现了木材欠款。
为确保诉源治理工作实现长效发展，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还推出另外一种模式供各基层法院借鉴参考，即将县人民法院诉讼窗口前移至县综治中心，选派精干力量坐班。
“此种模式下，入驻法官对群众的纠纷进行筛核，将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提交县综治中心进行分流转办，跟踪督促，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调解成功的引导申请司法确认，多次多方调解不成的再引导进入诉讼程序。”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锡南介绍。
据统计，1至11月，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诉前委派调解案件18929件，调解成功8831件，诉中委托调解案件1879件，调解成功1185件，为当事人节约可预估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经济成本4000余万元，加上可能产生的上诉、申请执行、申请再审等经济成本，为当事人节约费用超亿元。
天柱法院法官、“五老”调解员上门调解家事纠纷。
借力“民间高手”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诉源治理实践中，黔东南州在“1129”模式下，将矛盾纠纷精准分解到各地的“民间高手”手中。
吴仕雄就是这样的“民间高手”。
吴仕雄是黎平县水口镇纪信村人，现在担任网格员，有深厚的群众工作经验。因热心肠，喜欢为群众排忧解难，村里的许多矛盾一出现，他在第一时间就出面劝说。他巧用方式方法，就地化解各种矛盾，深受群众信赖。
前段时间，他还成功用《七佰南江侗族民约》调解一起摩托车相撞引发的纠纷。据悉，该镇务孖村与务赧村的两辆摩托车在纪信村相撞，双方因责任赔偿问题发生肢体冲突，各自电话邀约家族兄弟前往讨说法。
得知消息后，吴仕雄立即组织人员将双方带到村里，通过《七佰南江侗族民约》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有效避免一起群殴事件发生。
而像吴仕雄这样“人头熟、有威望、善说理”的民间调解员，黔东南州不胜枚举。
此外，当地还积极发挥人民法庭、法官工作站在诉源治理工作中的“桥头堡”作用，积极整合乡镇干部、网格员、村“两委”、村组“五老”等基层力量，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全力推动“无讼村寨”创建。
台江法院法官指导社区调解员共同化解纠纷。
而这种精准、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在纠纷解决方式上具有“私人定制”式的灵活，弥补了司法在实践中的刚性“短板”，能使更多矛盾在萌芽时被快速就地化解。同时，黔东南州还紧紧把握培育调解组织、培训调解队伍两大抓手。
不止于此，为更好地将基层矛盾精准化解在萌芽状态，黔东南州还进一步深化大数据应用，如凯里市人民法院推动“互联网+司法”，创新在线纠纷调解工作模式，运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贵州移动微法院，进行在线立案、交流、送达、调解等，听取各方意见，及时答疑解惑，促进矛盾化解。2021年以来，在线调解案件2712件。
同时，创新在线普法宣传工作机制，运用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向当事人推送诉讼服务指南、典型案例分析、日常法律知识等内容，为公众提供“零距离”法律服务，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发生。
施秉县人民法院探索“互联网+调解”模式，在用足用好“云间审判系统”“多元化解E平台”等法院智慧化成果的前提下，开拓思维，巧用善用微信和QQ等互联网平台进行远程调解，可随时与群众视频、面对面开展调解工作。
2021年以来，当地共线上调解案件386件，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黔东南州探索诉源治理“1129”模式以来，实现案件数量下降、案件质量提升，节约了司法资源，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为坚决打赢诉源治理攻坚战，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黔东南州将进一步完善提升诉源治理相关制度机制，深入推进平安黔东南、法治黔东南建设，为把黔东南建成全省最平安的市（州）之一砥砺奋进。
诉源治理的黔东南州探索，正蹄疾步稳，初展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