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婚姻法律（大陆的婚姻法律有哪些）

连日来，“彩礼”话题又屡屡登上热搜。比较惹人注目的有“女青年签署承诺书不要高价彩礼”“评选‘最美丈母娘’标准之一是女儿婚前未曾索要高价彩礼”“某地彩礼限高，不得超过五万元”“婚事酒席不超过20桌”等等新闻。

不少媒体都将这些现象安上了“拯救生育率”“挽救中国婚姻”等噱头，各地出台政策时也不约而同地写上了“移风易俗”等字眼。但也有舆论质疑：各地出台的这些政策能否收到真正的效果，是否也还有公权力越界的嫌疑。

应当承认的是，“高价彩礼”恐怕并非当今年轻人“不婚不育”的主要原因，“整治高价彩礼”与“保住中国婚姻/生育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链条也值得怀疑。首先，婚姻、生育、恋爱三者在当今社会已有互相脱钩之势（比如“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整治甚至取消高价彩礼仅仅只能对抱持传统“恋爱婚姻家庭”观念的人群生效。

其次，“彩礼执念”也不是女性选择是否婚育的重大动因。最近国内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已升至近10%，这一数字在未来还会继续走高。不难想见，选择“单身无孩”的女性，恐怕没有谁是因为“彩礼”问题。同理，那些选择不婚不育的适龄男性，恐怕也不是因为一笔彩礼就断了生儿育女的念头。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非常之多，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经济实力乃至个人偏好、家庭状况，对适龄男女的婚育观的影响权重都要大过彩礼。

再次，应当看到“天价彩礼”的现象并非全国通则，而是集中产生于“广大农村地区”。不少舆论都指出，男女比例过度失衡才是“天价彩礼”现象的最大成因。在这些地方，女性人口外流至发达地区、一胎化导致的男性比例增加、婚姻成本高企等因素叠加起来，严重“挤压”了未婚男性的婚恋市场空间。天价彩礼正是婚恋市场“配置男女资源”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现象，女方以这种方式发出“价格信号”，发挥婚恋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配置”上的平衡，为此还衍生出“彩礼贷”这种金融产品，堪称金融市场的另类延伸。

公权力的“干预之手”能给婚恋市场带来多大的改变，答案恐怕是有疑问的。有地方政府打出了“不要彩礼要幸福”“最美丈母娘”“承诺书”这种道德呼吁的办法，但恐怕难以解决“彩礼”背后的深厚成因。

事实证明，行政干预往往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往往还会将负担转嫁给每一个市场主体。“整治高价彩礼”第一未必能收到实效，第二恐怕还会将女方的“价格信号”转移到其他标的物上（比如房、车等）。如果承认婚姻的契约性质，这种干预的效果也是值得怀疑的。有网友就指出，与其“整治彩礼”，不如从立法上明确“彩礼”的法律地位（比如“有条件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的定义），给予男女双方更好的法律保障，减少当事人“被坑”的可能。

更深一步想，天价彩礼，主要因男女性别比例过度失衡而起，“整治”的最好办法还是尽量减少这种失衡。

数据显示，自2018年始，中国涉外婚姻中“外娶”的比例（56.4%）已经首次超过“外嫁”（43.6%）的比例，而这一差距在2019年继续扩大（60.6% VS 39.4%）。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尚在扩大，人均GDP也在增长，在“国际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逐年上涨，“外娶”超过“外嫁”不过反映了这一自然趋势而已。根据新冠大流行前的最后一次年度统计（2019），“外娶”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广西，这反映了与邻国山水相连、文化相近甚至语言相通的有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广东、福建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大省”，“外娶”比例也超过了“外嫁”。当然，这些统计仅限于在中国登记的人数。

然而，相较于国内婚姻，中国涉外婚姻的规模仍然微不足道：2020年国内婚姻登记人数是814.3万对，跨国婚姻人数（17191对）与之相比仅占0.21%，十分微弱。作为对照，韩国2019年的跨国婚姻登记数就达24721对，在结婚登记总数（23.9万对）中的占比高达10.3%。哪怕是以“孤岛心态”闻名的日本，2020年也超过了3%。显然，中国涉外婚姻规模仍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对周边低收入国家居民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当对跨国婚姻有新思路。进一步放宽跨国婚姻有助于大大缓解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可部分压制“天价彩礼”问题。可行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放宽尤其是年轻外国人在华居住、就业的限制条件；对跨国婚姻适用亲属团聚移民签证等等。总之，让婚恋市场更少障碍、更多自由是帕累托改善。

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