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0 17:27:09来源：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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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着国际人口迁移。在疫情影响之下，虽然打乱了不少人留学、海外工作、定居海外的计划，但是并没有打消他们的想法，反而让这些有移民需求的人更加理智和多元地考虑移民这件事。
在早些年，大多数国人看待移民是以“移居”为目的，看中的是欧美国家的生活环境、教育系统、医疗体系以及未来的发展机会。但随着中国近年来迅猛发展，和欧美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对于现如今的国人而言，移民对于自身来说，有了更多层次的考虑，移民，不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更好的归来！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现如今中产阶层已然成为了移民主力军，这部分人群移民的首要意图当然是为家庭而考虑，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成长，国人对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重视程度有目共睹，但由于国内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为了能让自己的小孩能赢在起跑线上，日益高涨的教育投入，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不止一位客户曾向我倾诉过这个问题。
随着近几年突发的各种事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大多数高净值人群注意到“海外身份”、“海外资产配置”的必要性。而且通过获得高含金量的他国护照，一步到位解决投资移民、资产配置、移居海外、教育规划、创业上市等切身实际的问题，也已日渐成为中产阶级的选择。
其实大多数移民者更倾向于中国海外两边居住，这意味着如今的高净值人士将移民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移民不再是去外国安度余生，而是尽可能实现居住自由、出行自由，成为“地球公民”。打算长住国内，无法长时间居住海外的人士成为了轻移民的受益者。移民后，他们无需在国外长期居住，却可以享受国外的教育、医疗等福利，有了国外的身份之后差旅也会更方便，部分人实现了曲线融资，同时可以进行海外资产配置。
在海外资产配置上，高净值移民的不动产占比急速上升。此外，为了避税，保险、标准理财产品、基金、债券、信托等投资方式同样涨幅明显。除此之外，由于CRS的启动、汇管力度升级、欧元区经济复苏等因素，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期望多样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组合。而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者简单地认为，全球资产配置就是拿钱到海外买买买。实际上，以单一的身份去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存在很多弊端——包括出行、及税务问题等方面。
一些欧洲国家也可以以房产投资模式为主，让投资移民项目由繁杂归于简单，没有语言学历、经商背景和资金来源的要求，此外，对居住的要求也颇为宽松，门槛较低，又融合了移民、留学、投资的三大要素，因此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可谓理所当然。海外房地产市场成熟，法治健全。而且相对于国内70年的物业产权，海外房产绝大多数都是永久产权，房屋价值增值空间大。
每个家庭都想争取更高品质的生活，都希望享有更先进的医疗、更健全的保障、更怡然的生活。海外多国不仅生活环境好，且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超高福利，让无数人向往。诸如澳大利亚、爱尔兰、日本等国，环境绝佳，食品安全有保障，且医疗技术先进，是养老宜居的不二之选。
对大多数父母而言，成功绝不仅仅是财富积累，更要后继有人。就拿王菲女儿就读的瑞士最为出名，全球排名第二的贵族私立学校——Rosenberg来说，其学费为82万人民币，国内每年有多位富豪将子女送往面试入学。进入这样的学校，除了自身要无比优秀以外，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接受996的课程安排，除了基础课程之外，学生还要选修第二/第三外语、芭蕾、马术、击剑、跆拳道、服装设计、歌剧表演、编程等课程。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开声明：“国家总人口数出现负增长”。过去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一直是断崖式下降。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已经跻身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队列中。 出生率的背面是女性生育意愿的真实写照。距离官方预测的时间，中国人口负增长出现的时间竟提前了6年。
是谁呼唤了负增长的“早产”？
任何现象级问题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渐熵增的过程。
回溯到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的大门被牢牢锁住。优生优育，独生子大潮来临。而这个大门一直延续到2016年才被正式打开。
正如“人口增长的列车刹车在1991年踩下去了，但是列车依然凭惯性向前开了30年。只是如今，当惯性消失，这趟增长的列车开始暂停，甚至向后倒退。”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可能已经错过了窗口期：“2000年到2010年是一个窗口，一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机遇期’，在那时候调整可能最为有效。”
此后，因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中国的出生率曾出现两次回升，但自2017年至2021年，中国净增人口出现五连降，从2018年的530万人一路狂跌至2021年的48万人。
从地域上看，越是经济水平高的地方，生育率越低。人口增长呈现由点及面不断扩散的局面。经济的成长往往虹吸年轻人口的数量。内地大量的年轻人开始向沿海地区转移，这也成为内地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再看今天，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已经超过一半。据统计，已经有16个省份沦陷其中。而我们都知道，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负增长到来
我们的世界会如何变化？
出生人口持续减少，老龄人口数量却日益增加。当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并行交叉之际，人口现象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将破冰而出。
时间流逝，人口增长趋势紧迫。1980年代末，中国总生育率为2.6，2021年却变成了1.15。一直以来，我们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式经济”面临转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也比预期更快到来。
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将持续萎缩，经济发展速度或将放缓。但同时，这也让“内卷式竞争”得到缓解的信号。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但同时，在老龄化的另一端确是养老保险日益增大压力。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就需要赡养20名老年人。而预计到2100年，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就需要赡养120多名老人。此外，政府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养老资金，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
巨大现实压力下
女性为何不愿意再生育了？
当冰峰出现，意味着原本解决的最佳时机已经消失。根据去年官方调查，我国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这一点，在90后，00后一代人身上最为凸显。
为什么不愿生了？
经济负担，无人照料，个人追求三大因素成为了制约障碍。一方面，生育是与金钱、时间、精力画等号的，是一场不成正比的投资。另一方面，女性意识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模式。社会对女性生育养育的包容度不高，不平等对待。因为生育，不被职业接纳的女性，不在少数。
许多女性在求职时，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或许是：“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打算什么时候生育？”因为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孩子谁来带”依旧是个大问题。
目前的中国，女性依旧承担着沉重的养育责任，且难以获得充分的、有效的制度保障。所以，育儿补贴、就业保障、生育补贴等方面需要国家层面来调整把关。
以瑞典为例，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加大力度呼唤和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在最严峻的人口现象到来前，我们都应在当下，做好积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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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的城市排位赛中，不少特大城市、大城市纷纷放松了落户限制。
近日，作为新一线城市、I型大城市、长三角城市的宁波也放松了落户条件，加入了“抢人大战”。值得关注的是，宁波此次在落户政策方面，实行“70年产权房即可落户”，这种“买房即可落户”的做法再次引发了业内关注。
中指研究院宁波公司总经理李嵩指出，宁波新政取消了原先“缴纳社保”的要求，实行“70年产权房即可落户”，租赁落户社保缴纳年限及市区城镇地区租房连续登记时间均放宽为1年，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放开宁波户口迁移政策，吸纳集聚人口。
宁波实行“70年产权房即可落户”
近日，宁波市政府官网发布了《宁波市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并公布了相关解读。在居住（就业）落户方面，新政作了三方面调整，即实行“70年产权房即可落户”，取消原先缴纳社保的要求；租赁落户从城镇地区同一街道（镇）的成套住宅连续租住登记和社保缴纳均满2年放宽至均满1年。
《宁波市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也明确指出，该文件制定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放开宁波户口迁移政策，吸纳集聚人口，按照“十四五”规划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要求，结合近几年出台的落户政策，进一步放宽市区落户条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并探索户籍准入年限累计认同，对2018年出台的户口迁移实施细则重新进行了调整。
此次宁波新政中“买房即可落户”再次引发了行业关注。
事实上，在楼市低迷的情况下，“买房即可落户”的政策并非宁波首创，南京、武汉、苏州、杭州等多个城市都有类似“买房即可落户”的相关政策，但在买房面积、买房区域及买房时间上有不同的限制。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买房即可落户”并不是新鲜事，通过买房甚至租房可以落户，这是新市民在大城市住有所居的体现，可以同步享受到大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配套，也是当下政策趋势所向。
宁波商品住宅成交量连续3个月下跌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楼市仍旧低迷，且库存量攀升。据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宁波新房供应面积约30万平方米，成交面积约18万平方米，库存面积542万平方米，存销比高达18.9个月。
另据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数据，今年9月，宁波市中心六区商品住宅共成交1783套，环比下降27.4%，同比下降66.9%；六区二手住宅共成交2864套，环比下降16.8%，同比上升55.2%。宁波商品住宅成交量已经连续第3个月下跌，且又一次跌破2000套大关。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此次宁波出台新政，可以理解为“购房可落户”，所以对于房地产交易市场有直接的刺激作用，有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对于四季度交易市场的拉动势必有积极的意义。
降低落户门槛，大城市排位赛竞争加剧
此次宁波新政还在人才落户方面做出了调整：一是将B类人才专户落户条件从全日制本科扩大至全日制专科，并取消毕业15年的年限要求；从中级下调至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从技师下调至高级工技能人才。二是取消人才分类目录中工作人员落户的年龄要求。
对此，李宇嘉表示：“目前，各大城市对人才的抢夺战逐步过渡到人口的抢夺战。对于宁波而言，长三角城市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有上海、杭州这样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宁波在城市竞争中需要更为发力，才能吸引人口的流入。”
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披露，2020年，宁波市常住人口940.4万，城区人口360.9万，位居I型大城市之列（即城区人口介于300万到500万之间的城市）。
目前，宁波常住人口已经逼近千万人口量级的城市。从人口数字方面来看，宁波位列浙江省内第三，仅次于省会杭州以及温州。
另据宁波市政府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宁波全市常住人口为954.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为78.4%。截至2021年底，宁波全市拥有户籍人口618.3万人，其中市区311.2万人。
其中，2021年，宁波全市迁入人口76844人，迁出人口24645人，人口净迁入52199人，净迁移率为8.5‰。但是，宁波人口出生率为6.10‰，死亡率为6.97‰，自然增长率为-0.86‰，比上年下降1.61个千分点。
李嵩指出，宁波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进一步放开宁波落户政策有利于宁波户籍人口增长，进一步加入千万级常住人口大市。
“一方面，人口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降低城市公共服务和配套的边际成本；另一方面，城市配套和资源的引入也需要评估人口多少，人口上来了，配套水平也会同步提升，相辅相成的。”李宇嘉如是说。
在2020年5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这也意味着城市资源建设与人口规模挂钩。比如，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中规定，申报地铁建设的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
所以，在此背景下，更多城市降低落户门槛，甚至特大城市也出现了“零门槛”落户。比如，郑州、大连、济南、昆明等特大城市以及福州、石家庄、南昌等I型大城市也已全面放宽落户条件。
新京报记者 徐倩
编辑 武新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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