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1 13:21:06来源: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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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在外地的空巢老人、单身在异乡的都市白领,生病后到医疗机构就诊,常常因为无人陪伴带来诸多困难和不便。由此,陪诊服务悄然兴起,提供挂号、取号、代取药品、取报告、陪伴就诊等服务,并从一线城市向各城市逐渐扩展。
记者在北京、安徽等地调研发现,新兴的陪诊服务的确满足了一定的现实需求,但由于其准入门槛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机构或人员甚至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妨碍医疗公平。对此,监管和行业规范需同步跟上,在保障供需双方和医院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让陪诊服务更加规范安全,“走得更远”。
花钱请来的“看病帮手”
在北京工作的胡女士亲属都在外地,到医院看病通常是孤身一人,有时强忍着病痛走在医院里让她倍感孤独。数月前,胡女士因胃肠镜检查前往医院就诊,并联系了陪诊服务。
就诊当天,陪诊师王女士提前帮忙取了号,全程陪同就诊,还引导胡女士做检查前的各种准备,并帮忙拿药,直至就诊完成离开医院。
胡女士说,自己不经常到医院看病,很多医院都没去过,甚至就诊的流程都不了解,陪诊师对医院很熟悉,“这次检查还需要打麻药,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有人陪诊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陪诊师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客户许多都是老人和单身的白领,也有外地患者。他们没有家人陪伴,或对医院不熟悉,希望有人带着,心里更踏实。
安徽合肥一家陪诊公司的运营经理王晖表示,如今医疗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群就医时难免会面临一些困难,如果儿女不在身边或工作太忙,就只能找人来陪诊。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以及异地就医的现实需要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都使得陪诊服务需求越来越强烈。
记者了解到,目前提供一对一陪诊服务的主要是一些公司和个人。各地价格不同,基本都在半天200至300元、全天300至500元不等,多为与陪诊师面谈,并没有相应的价格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科研助理宋煜表示,陪诊服务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一些医院也进行了探索,比如专门设置导医台或者通过线上咨询为新入院患者提供引导,通过护工为患者和家属提供陪诊服务,还有部分医院独自或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组织人员在院内为患者和家属提供陪诊导医等服务。
采访中,许多患者表示,即便医院配备有志愿者或护工进行引导,但终究无法和陪诊师这样一对一的服务相比拟。
陪诊服务尚存诸多隐患
记者调研发现,虽然陪诊服务的确满足了部分患者的现实需求,但由于该新兴行业发展迅速,行业规范和监管制度还处于缺位状态,仍然存在一些风险隐患。
——准入门槛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陪诊师高月表示,这个行业的门槛确实不高,各医院的就医流程大同小异,只要熟悉各大医院的布局就行,因此从事这个行业的也是什么人都有。胡女士说,自己曾约过两次陪诊服务,第二次的服务仅仅是提前帮忙取号并带到诊室门口候诊,陪诊师便以还有其他客户在医院就诊为由先行离开,服务差异较大。
——规范和监管缺位,一些名为“陪诊”实为“黄牛”。记者调研发现,一些陪诊服务声称可以帮忙加号,还能提前预约检查,但需要额外加价。曾兼职干过几个月陪诊工作的李枫告诉记者,还有陪诊师故意扣留患者的就诊卡和检查报告,“强行”留住客户。
此外,由于没有相关行业规定和监管,陪诊师和患者双方的权利、责任并不清晰。就诊过程中出现突发情况责任如何认定,费用该如何计算,对陪诊质量不满如何处理等问题都还未明确。
——没有“靠谱”平台,服务“真假”难辨。记者以“陪诊师”为关键词,在多个网络平台搜索,均显示数百条甚至上千条相关内容,广告繁多,让人无法分辨和选择。
陪诊服务需加强规范和监管
受访专家认为,相关部门要及时关注陪诊行业的特点,从服务保障患者就医的层面完善相关行业规范和监管制度。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认为,相关部门可出台指导性文件,规范其准入门槛、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让陪诊师和患者均有章可循。另外,陪诊服务开始前,双方应签订合同,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保护患者隐私,避免患者、陪诊师以及医院之间产生纠纷。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赵红表示,若陪诊师以“插队看病”为卖点,必然影响医疗公平。相关部门要予以监管,避免出现假借陪诊之名,行黄牛、医托之实。
宋煜认为,在陪诊服务过程中出现纠纷,同样会加剧医患矛盾。对此,可发挥医疗服务机构的主体作用,提升自身专业化导医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并对在院内开展陪诊服务的人员加强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个性化的有偿陪诊服务,应当在不影响医疗机构服务过程的情况下,维护好供需双方的权益,加强监督管理,依法依规处理矛盾,避免造成社会问题。(侠克、刘方强)
来源: 新华网
今年8月,一位名叫“迎弟”的女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改名前后的身份证照片,登上热搜。她写道:“一看我的名字就是重男轻女的产物,30岁之前终于改名成功,虽然很难很难,但一切都值得。”10月25日,聚焦“招弟”“迎弟”改名群体的报道《当“招弟”决定改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民法典,对于姓名更改的规定有所变动,成为不少人改名的契机。
有研究者评论说,中国人的名字能反映父母的价值观。随父姓一直是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随母姓的孩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不是母亲家族比较强大,也可能会联想到他的父母大概率是主张性别平等的。
福州,刻在仿青铜器上的百家姓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我在2019年怀孕生子,孩子出生后,医院的出生证明上,他的名字也是随父姓的,那时的我还没有完全的女性主义觉醒,也是随大流让孩子随父姓。
生育之后不久,我开始对孩子随父姓产生不公平感,尤其是我生育遭遇了难产,带娃也是我操心特别多的时候,会质疑为什么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要随父姓,也就是说,我是在生育后女性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也激发了我让孩子随我姓的意图。我的想法很简单,孩子跟我姓我会很高兴,另外,不试一试我永远不知道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反抗”男性传统的边界在哪里。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争取冠姓权的过程。
我想要让儿子随母姓并非因为娘家资源强势,因此可能在有些人眼中是不自洽的。如果说沈洋在《异性恋婚姻与女性主义能兼容吗》一文中,可以看出她和她的先生在婚姻中“势均力敌”的话——女方上海本地人、购买婚房出力、娘家参与育儿、女方收入与男方几乎相等。我的婚姻内部的权力关系恐怕不太一样。首先,我和丈夫都不是苏州本地人,我们的婚房购买在郑州,男方出资远多于我的娘家,我的娘家资助了我研究生项目的留学,到了我婚后,她们对我的小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持,也没有育儿上的支持,我的婆家不亲自参与育儿但是三年来几乎每月支付育儿嫂费用;最后,我的经济收入大概是男方的二分之一。
在沈洋老师那篇文章下面,有评论说:“这是因为女方方方面面都和男方条件相当,那如果经济上女方不如男方呢?性别平等还可能吗?”我的案例可能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争取冠姓权以及争取婚内的男女平等,不是因为双方经济资源上势均力敌,而是出于对“女性主义”价值观的认同。
我的丈夫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他也认同男女平等,在和我丈夫谈恋爱时,他提到他的原生家庭中,他母亲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而他“绝对不会和他父亲一样”,丈夫在赫尔辛基大学读博士期间看到很多男性教授也会带娃去上课、开会等,虽然他没有自称过女性主义者,但他确实接受过北欧性别平等文化的洗礼,在生娃前,他承诺过自己也会平等地负担育儿责任,从方方面面来看,他也是接受了一定的性别平等文化的影响、尊重女性的。
而我的娘家和我的婆家都是传统的男权家庭。在我结婚后,女儿作为“泼出去的水”,我的父母对于我的小家庭的事务几乎不参与,他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关于外孙的姓,他们也是随大流的态度,因为付出少,也就不要求什么。
由于我意愿比较强烈,丈夫最终默许了孩子跟我姓,但是前提是瞒着他的父母,把生米煮成熟饭再告知。我丈夫同意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看到我生孩子的不容易、孩子出生对我职业发展的影响,也是肯定我对孩子养育上的巨大投入,算是一种“补偿”。当然争吵过,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丈夫告诉我:他觉得孩子随我姓让他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我的回复是:如果不跟我姓,我感觉我背叛了我自己的感受。
在生育这件事本身我没有违背自己的意志,我一直想当妈妈,想成为一个“好母亲”;可是,在生育的时机上,我确实受到了男方家庭催生的压力,某种程度上妥协了自我。我丈夫是他爷爷唯一的孙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也被他内化。
有人会说,我的姓也是我父亲的姓,是的没错,可随母姓本身就是代表了对母亲的付出的认同,这并不矛盾。讨论过并得到丈夫的默许后,2022年8月,我们一起去了深圳福田的通新岭派出所给我儿子改姓(改姓必须双方到场签字),可惜到了派出所,我们被当时受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告知,孩子只有一次改名的机会,如果作为父母的我们给他改了,他成年后改名会非常困难,需要提供更多证明(比如证明同学校有重名)。
在冠姓权这件事上,我没有妥协,可是想到我的孩子会失去为自己改名的唯一机会,我退缩了。也就是说,我的母性还是超过了我身体里“女性”的那个部分。
就这样,历时大半年,我虽然尝试了随母姓,但这次没有成功。如果说对有意愿生育的女性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在备孕时就把孩子冠姓的问题谈好,而不是像我一样,在怀孕的时候没想过跟母姓,生下来如果想改就特别麻烦。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很轻松的孩子随母姓的,因为是怀孕阶段就确定好的,也是法律允许的。而我,因为是更改姓名,首先咨询了当时生孩子的医院,被告知出生证明上的名字不能更改,要改只能去派出所,所以我们才去到了我的户口所在地深圳。
在备孕和怀孕中,我确实没有在意过冠姓权的问题,而孩子出生后,经过一系列事件激发了我让孩子随我姓的意图。在可见的未来,在孩子的教育和抚养上,我也仍然是主力(丈夫虽然执行上也很给力,但是认知和统筹基本都是我来),基于这些原因,丈夫主动表示,反正名字都已经取好了,如果政策允许,也不剥夺孩子本人成年后改名的机会,还是愿意让孩子随我的姓,随时可以再和我一起去派出所申请。
虽然这一路很折腾、困难重重,也暂时没有成功,但我并不后悔曾经折腾过,因为如果不经历这个争取的过程,我可能并不知道作为一个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在日常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我试图去敲击过那些边界,有些松动了,有些没有;我接纳敲击过后的状态,破碎过的我,过上了一种也许不是更幸福但是更清醒的生活。
新京报讯(记者杨菲菲)“每个人都是父母,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这是一个成己达人的过程。”志愿者粟树如是说。10月31日,记者从北京市顺义区教委官方微信平台“顺义教育”获悉,该区社区教育中心家校社共育咨询室已正式试点运行,为有需求的家长们提供咨询服务。
该咨询室由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备案,顺义区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提供专家支持。同时,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招募有服务意愿、有专业知识、有实践经验的志愿者入驻家校社共育咨询室,目前首批39名志愿者已就位,粟树即是其中之一。
记者注意到,39名志愿者来自该区中小学幼儿园、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及顺义区教师研究和教师进修中心。志愿者们在正式提供咨询之前会接受专门的培训。粟树表示,家庭咨询结束后,志愿者还会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复盘,总结咨询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梳理,“这个场次有什么问题、下次要如何改善,会专门拿出半小时来复盘,也是一个互相探讨和学习的过程,很鲜活。”
粟树告诉记者,目前,志愿者们每个月面向四所学校的家庭提供咨询服务,“像学前主要是入园适应、孩子的能力培养问题,小学家长主要是入学适应和习惯养成、亲子沟通方面的问题,再稍微大些的孩子面临的可能是手机使用、时间分配、青春期的变化等诸多问题。”在粟树看来,前来咨询的很多家长都认可一些家庭教育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缺少方法的支持,参与家校社共育咨询室的志愿服务活动,对自己而言也是一个成己达人的过程,“在咨询过程中也会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行为和想法。”
根据安排,试点咨询活动分为两个阶段,2022年10月至12月,开展线上“二对一咨询”(一名专家、一名指导师对一个家庭),每个工作日接待2个家庭,10月份已安排木林中心幼儿园等学校的42个家庭参加,问题涵盖入学(园)适应、学段衔接、二胎对待、习惯养成、能力培养、情绪疏导等。
2023年3月至12月,将面向全区家长,每周安排1次线上线下团体咨询、4次个性化咨询和24小时文字答疑活动,全部活动将在微信公众号“顺义家长在线”上实现预约、咨询和反馈。
截至目前,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家校社共育咨询室已运行“满月”。在粟树看来,志愿者在提供家庭咨询时整体的“专业程度”仍有待提高,“咨询也是一门学问,志愿者们也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记者了解到,目前家校社共育咨询室“接单”的咨询多是“一次性”的。“为了提高咨询的效果、建立追踪反馈机制,如果我们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家庭的问题比较严重,或者家长有进一步想要咨询的意愿,我们也会持续提供服务。”粟树表示,未来他们还计划通过专家会诊等方式为家庭提供服务支持。
资料显示,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自2020年以来,多次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师志愿者开展文字答疑、团体咨询和个性化咨询、家长课等咨询活动。其中,文字答疑总计621期,阅读量20万次;开展团体咨询36场,覆盖40个学校;开展二对一个性化咨询160场,家长满意度92%;指导师深入社区讲家长课,46个村居6200余人受益,并前往内蒙古巴林左旗、兴安盟及河北沽源三地开展家庭教育支持服务。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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